一
任尼娅·柳韦尔斯生在彼尔姆市，长在彼尔姆市。她后来对往事的回忆，如同当年她的小轮船和洋娃娃一样，都沉没在毛茸茸的熊皮里了，而那些熊皮在她家中多得很。她的父亲主管卢尼耶夫矿山的业务，在丘索瓦亚河畔的厂主中间有着一大批客户。
人家赠与的熊皮都是黑褐色的和毛茸茸的。她儿童室里的一头白毛母熊像一朵已凋谢的大菊花。这张熊皮是专门为“小任尼娅房间”买来的，——是在商店里选中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买下来的，并且是让人寄来的。
每年夏天，全家住在卡马河对岸的别墅里。那几年，很早就哄着任尼娅上床睡觉。她看不到莫托维里哈的灯火。有一次安格拉猫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在梦中猛然动了一下，把任尼娅惊醒了。于是她看到了大人们都在阳台上。悬挂在横梁上方的那棵赤杨枝叶茂密，如同墨水一般，闪变着颜色。杯子里的茶水是红色的。袖口和纸牌是黄色的，呢绒桌布是绿色的。这像是梦幻，而这种梦幻有一种连任尼娅也知道的名称：赌钱。
但是怎么也弄不清楚在远远的河对岸发生了什么事：它没有名称，也没有清晰的颜色和明确的轮廓；它是激动的，是可爱而又亲近的，它不是梦幻，不像那种一边在团团烟雾中喃喃细语和辗转反侧，一边把轻飘飘的新阴影投射到走廊的红褐色原木上去的那种东西。任尼娅哭了。父亲走了进来，向她作了解释。英国女教师转身向壁。父亲的解释很简短：
“那是莫托维里哈。不知羞！这么大的姑娘了……睡吧！”
小姑娘一点也没有弄明白，却满意地咽下了滚出来的眼泪。她本来就只有这点要求：了解一下她不明白的那种东西叫什么，——莫托维里哈。这天夜里，这事还说明了一切，因为这天夜里这个名称还具有一种孩子气地安慰人的完整意义。
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开始提问：莫托维里哈到底是什么地方，那里的人夜里在干什么，并得知莫托维里哈是家工厂，国营工厂，那里生产生铁；再用生铁……但她对这事已经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那些被称之为“工厂”的地方是不是一些特别的地方，谁住在那里；不过她并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却不知为什么有意地把它们藏在心里了。
这天早晨她脱离了昨夜她还处于其中的那个幼年时代。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怀疑现象，认为它是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或者是留给自己用的，或者是示人也只拿给下面这种人看的，他们会大喊大叫和惩罚别人，会抽烟和用门闩把门关死。她和这个新的莫托维里哈一样，第一次没有把心里想的事都说出来，她把最重要的、最需要的和最令人不安的事情埋在自己的心中了。
岁月在流逝。孩子们自出生以来就习惯于父亲的外出，他们把这种情况看成是父亲的一种特殊行为：很少与子女共用午餐，而且从来不在一起吃晚饭。在庄严而又空空荡荡的房间里玩耍、戏闹和吃喝的情况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英国家庭女教师冷冰冰的训导代替不了母亲的存在，母亲会像一种亲切的电流似的用她那易怒和顽固的性格使家中充满令人感到既难受又甜蜜的气氛。北方寂静的白天透过窗帘缓缓地流进室内。它没有朝人微笑。橡木碗柜显得苍老。银餐具堆放在一起，显得既沉重又森严。英国女教师的那双用香水洗过的手在桌布上方移来移去，分配饭菜时她不会少分给任何人，她具有极大的耐性；她富有高度的正义感，她的房间和她的书籍也一直处于同样高级别的干净和整齐的状态之中。女佣端上饭菜后便留在餐厅里，只是在去厨房取下一道菜时才离开这个房间。事事方便，处处舒适，就是太无聊了。
由于这个年岁对于女孩子来说是感到疑惑和孤独、感到自己有罪、感到有些情况因无法用基督教来命名而只想用法语的“基督主义”来表示的那个时期，所以有时她会觉得，按她的堕落和不知忏悔的态度而言，现状不可能，也不应该变得更好；真是活该如此。然而，孩子们永远也意识不到，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她们的整个身心都在颤栗和彷徨，完全被双亲在家时对待他们的态度弄糊涂了；那时候父母亲倒不是回家，而是回到屋里来一趟。
父亲偶尔会开开玩笑，可是一般开得都不成功，有时还很不恰当，父亲感觉得到这一点，也感觉得到孩子们明白这一点。他的脸上永远带着某种悲切的尴尬相。当他发脾气时，以及在他丧失自控能力的那一瞬间，他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变成一个十足的陌生人。陌生人不会抚摸孩子。孩子们从来也不会顶撞他。
然而，从某一个时期起，他对儿童室里传出来的和无言地滞留在孩子们眼睛里的批评无动于衷了。他觉察不到批评。这个不会被任何事所刺伤的、有点令人认不出来的、可怜兮兮的父亲是可怕的，与发火的父亲——陌生人相反。他较多地抚摸女儿，较少抚摸儿子。
可是母亲使他们俩都感到难为情。她尽情地抚爱他们，送他们很多礼物，和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共度时间，可偏偏那时他们俩最不希望她这样做；于是这种无功而得的情况会使他们的幼小心灵感到压抑，在母亲出于本能而任性地赐予他们的亲昵外号中，他们认不出自己来了。
当他们心中出现极其舒畅的宁静，以及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的时候，当一切神秘的、像出斑疹前的发烧那样怕暴露出来的东西离开他们的良心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认为母亲是个冷漠的、回避他们的、会无缘无故地发火的人。邮差来了。信按信上所指定的那样交给母亲。她接过来信，不表示谢意。“回自己的房间去！”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他们俩悄悄地低下头来，觉得无趣，便沉湎于长时间的忧闷的茫然之中。
最初，他们往往是哭一场；后来，在一次特别激烈的发作后，他们开始害怕；再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事变成隐藏在他们心中的、根扎得越来越深的反感。
双亲对待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来得不合时宜，是从旁边来的，不是由他们引起的，而是外来的原因所引起的，并像往常一样显得有点疏远，还有点像谜，如同大家都上床睡觉时整夜整夜地在关卡上回荡的呻吟声。
这种环境在培养孩子们的成长。他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大人中间也很少有人知晓和感觉得到那种正在创建、调整和缝合这一环境的东西。生活只让为数极少的人知道它在对他们做什么。生活太喜欢这桩事了，它在工作时只同那些祝愿它成功和喜欢它的工作平台的人交谈。任何人也无权帮助生活，但任何人都能妨碍它。怎样妨碍它呢？很简单。如果让一棵树自顾自地去成长，那么这棵树就会长满树瘤，或者会全部长成根，或者会把精力都花费在一片树叶上，因为它会忘掉它应当仿效的宇宙，并会在用成千上万件东西去制造一件随便什么东西的同时，在成千上万件东西中制造同一件东西。
为了不让心中出现节疤，为了不让心灵的成长停滞下来，为了不让人把自己的愚钝性夹杂进自己的不朽的本质的配置中去，便制定了许许多多规矩，它们会把人的庸俗的好奇心引离生活，因为生活不喜欢在人的面前工作，并在尽力回避人。为此制定了各种名副其实的宗教、各种公共的概念和人们的各种虚文浮礼，其中最显明最开心的就是心理学。
孩子们已经走出了未开化的童年时代。惩罚、报答、奖赏和正义的概念已经以幼稚的方式渗入了他们的灵魂，并且正在把他们的意识引到一旁去，好让生活去对他们做它认为是需要的、有分量的和美好的那种事。
二
Hawthorn[1]小姐绝不会这么做。但有一次，柳韦尔斯太太在无缘无故地对孩子们滥施柔情时却因一件极无聊的事而对英国家庭女教师讲了许多过火的话，从此她就离开了这个家庭。不久，一位憔悴的法国女人就不声不响地取代了她的位子。后来任尼娅只记得那个法国女人像只苍蝇，谁也不喜欢她。她的名字被忘得一干二净，任尼娅甚至说不出在哪些音节和声音中间可以发现她的名字。她只记得法国女人先是大声叱责她，然后拿起剪刀，把熊皮上沾有血斑的地方剪掉。
她甚至觉得，从此以后人家将会一直训斥她，她的头将会经常作疼，而且不会好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理解她心爱的书中的那一页，它会在她面前化作一片模糊的东西，如同午餐后的教科书。
那一天拖的时间太长了。妈妈那一天不在家。任尼娅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她甚至觉得妈妈不在家反而使她感到高兴。
在passé[2]和futur antérieur[3]的形式中，在给风信子浇水的活动中，在沿着西伯利亚街与奥汉斯克街的散步中，那漫长的一天很快就被置之脑后了。它被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她生平中另一个，即第二个漫长的日子，是她直到傍晚前在灯下阅读时才发现和感觉到的，当时那个情节发展缓慢的故事使她产生了千百个最无聊的念头。后来，当她回忆起奥辛街的寓所，即当年她们住过的地方时，她总觉得它一直像她在第二个漫长的一天将逝去时所看到过的样子。那一天确实太长了。春天已经来到了。艰难萌动的、病病恹恹的乌拉尔春天突然大面积地蓬蓬勃勃地冲了进来，大概只消一夜的工夫，然后便蓬蓬勃勃地、大面积地蔓延开来。灯只是把晚间的空气烘托得更加空荡。它们不是在发光，而是像害病的果实，从内部在往外膨胀，因为那污浊又光亮的积水快要把它们浮肿的外皮胀破了。它们并不存在。它们又到处存在，在它们应在的地方，在桌子上，从房间里的有雕塑装饰的天花板上降落下来，小姑娘已经习惯于在房间里见到它们了。其实，灯与房间的关系要比它们与春天的天空的关系少得多，它们好像被移到了后者的紧跟前，如同端到病人的床边的饮料。它们全心全意地待在街上，外面的湿土里回响着仆人絮絮叨叨的讲话声，融雪的越来越少的水滴在外面一夜之间就会结成冰溜。灯就是整晚整晚地在那里消失的。双亲外出了。不过，母亲好像将会在这一天归来。在这漫长的一天或者是最近的几天里归来。是的，大概是的。或许她会于无意中突然闯进门来。那也是有可能的。
任尼娅准备上床，并发现这一天也因此而像那一天一样漫长，于是先想拿起剪子去剪掉衣衫和床单上的这些脏地方，后来又决定从法国家庭女教师那儿弄些扑粉，用白粉将它们涂掉，就在她已经抓住扑粉盒的那一瞬间，法国女人走了起来，并打了她一顿。全部过错都集中在扑粉上。
“她在施粉！岂有此理。”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她早就发现了。
任尼娅因挨打、因受叱责、因感到委屈而放声大哭；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过错，自己并没有犯过法国女人所怀疑她犯有的那种过错，她还知道自己有过那种比后者所怀疑的过错坏得多的过错——这一点她是感觉得到的。应当如此——应该在变迟钝前迫切地感觉到这一点，就连小腿肚子和太阳穴里也有所感觉，——但不知为什么却应当隐瞒这一点，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也要隐瞒住。关节既疼痛，又像混成一片的催眠暗示似的在飘浮。这种令人感到既痛苦又疲惫的暗示是身体的问题，身体把一切事情的意义都瞒着小姑娘，表现得像个罪犯似的迫使她认为这次流血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卑鄙下流的恶行。“Menteuse！”[4]只得加以否认，顽强地把自己封闭在处于可耻的无知和街头的丢人事之间的那种最坏状态里。只得咬紧牙关，颤栗不止，强忍住泪水，紧贴着墙壁。不能投身于卡马河，因为天还冷，河上还漂浮着最后一批流冰。
她也好，法国女人也好，都没有及时听到门铃声。已掀起的混乱状态使她们变得像黑褐色熊皮一样耳聋，等到母亲进来后，就一切都已晚了。她正好看到女儿哭得泪流满面，而法国女人则气得满脸通红。她要求说明情况。法国女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自己说的不是任尼娅，不，而是votre enfant[5]——即她的女儿会给自己扑粉，还说自己早就发现并猜到了这一点。母亲没有让她把话讲完——她的恐惧样子可不是装出来的：女孩子还不满十三岁。“任尼娅——是你干的吗？……天哪，到了什么程度呀！”（母亲在这一瞬间仿佛觉得这个词是有意义的，好像她早已知道女儿在变坏，在堕落，自己只是没有及时处理而已——如今便看到她堕落到了如此低下的地步。）“任尼娅，讲实话，否则会更倒霉！你干吗拿……”柳韦尔斯太太本来大概是想说粉盒子的，结果却说，“拿这个东西。”然后一把抓起“这个东西”，在空中晃了一下。
“妈妈，别信m-lle[6]的话，我从来也没有……”说到这里她就痛哭起来了。
可是母亲在这一哭声里听出了里面其实并不存在的愤恨的调门，于是她觉得自己有过失，并在内心里感到非常害怕；依她之见，必须纠正这一切，即使违背做母亲的本性，也应当“上升到教育的高度和合乎理智的高度”：她决定不屈从于同情心的干扰。她决定等到这些使她深感痛苦的泪水流尽为止。
于是她坐在床上，把平静的空洞的目光射向书架上的书脊。从她身上散发出贵重的香水气味。当女儿恢复镇静时，她又开始向女儿提问。任尼娅把噙着泪水的眼睛转向窗户，抽泣起来。冰在流动，想必也在喧嚣。星星在闪烁。夜空茫茫漆黑一片，它柔韧而冰冷，但没有光泽。任尼娅把目光从窗户上移开。从母亲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不耐烦的威胁口气。法国女人站在墙前，一脸严肃和满腔的育人精神。她的一只手像副官那样放在表链上。任尼娅又望了一眼星星和卡马河。她下定了决心。不顾寒冷，不顾流冰。她投入了战斗。她词序颠三倒四地、神情异常而又痛苦地对母亲讲了这事的经过。母亲之所以让她把话说完，只是因为使她感到惊讶的是孩子在这段讲述中费了多大心思。她从第一句话中就了解了一切。不，不对：是根据女儿开讲时深深地咽下的那一口气就了解了一切。母亲一边听着一边高兴，对这个瘦小的躯体充满疼爱的柔情。她真想扑上去搂住女儿的脖子大哭一场。但是，她想到了教育意义：她离开了床，把被子从床上拽了下来。她把女儿叫到身边，开始慢慢地温柔地抚摸她的头。
“好孩子……”这话急速地从她嘴里冲了出来。她张张扬扬大摇大摆地走到窗前，转过身子，背向她们。
任尼娅看不到法国女人。她眼里只有眼泪，只有母亲——她的身影占据了整个房间。
“谁收拾床铺？”
问得没有意义。女孩子打了一个冷战。她开始可怜格鲁沙了。然后母亲用她所熟悉的法语讲了几句像是用一种陌生语言说出来的话——严厉的话。然后用完全不一样的腔调又对她说：
“小乖乖任尼娅，你先到餐厅去，好孩子，我马上就来，回头我告诉你，我和你爸爸租了一套多么好的别墅供你们……供我们度夏用。”
灯又成了自家人，如同冬天里那样，待在家里，和柳韦尔斯全家在一起——是炽热的、勤恳的、忠诚的。妈妈的貂皮大衣在蓝色的毛纺桌布上挪来挪去。“赢了我将暂留在布拉戈达季山上受难周结束前归如果……”；其余的字认不出来了：电报的一个角折叠着。任尼娅在沙发的边沿上坐了下来，神态既疲倦又幸福。她是端庄而又轻松地坐下来的，如同半年后在叶卡捷琳堡中学走廊里的那张冰凉的黄色条椅的边沿上坐下来一样，那次她考完俄语口试后获得了五分，并得知“可以走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么做，还说这种事并不要紧，不用害怕，这种事还会不止一次地发生。她没有说出任何名字，也没有做任何解释，但补充说，从今以后她将亲自管女儿的这些事，因为她再也不会外出了。
法国女人在家中干了几个月后便因玩忽职守而被解雇了。给她雇来一辆马车，下楼时，她在楼梯平台上遇见了上楼的医生。他非常冷淡地回答了她的问候，却连一句告别话也没有跟她讲；她猜到他已经全都知道了，便皱起眉头，耸了耸肩膀。
打扫房间的女佣站在门口，等候医生过去，因此任尼娅所在的前厅里，比平时更久地回响着嘈杂的脚步声和石板发出的回声。处女成熟的第一次经历就如此铭刻在她的脑海中了：清晨街道上唧唧喳喳的说话声的回声，在楼梯上减慢速度，清晰地传进房屋；法国女人、女佣和医生，即两个有过失的女人和一个通晓内情的人，他们都是被阳光、凉爽空气和梯阶发出的动听的沙沙声洗净和消毒过的。
阳光灿烂的暖烘烘的四月天。“擦擦脚，擦擦脚！”这声音从空荡明亮的走廊的这一头传到那一头。每到夏天就把熊皮收起来。房间变得干净了，改观了，看上去显得既轻松又愉快。整个白天，太阳令人陶醉地不落下去的、时间拖得很长的整个白天，在房间当中和各个角落里，在嵌在墙上的玻璃和镜子中，在盛有水的酒杯里，以及在花园的蓝色空气中，稠李眯缝着眼睛，一边打扮，一边难以遏制自己地狂笑不已，还有金银花被水呛得气喘吁吁地在洗澡。庭院里无聊的交谈声整天整夜地响个不停；它们宣布夜已被打倒，并整天整天地、琐碎地、流着起安眠药水作用的口水，反复地说，永远也不会再有傍晚了，而且它们还不让任何人睡觉。“擦脚，擦脚！”他们浑身发烧，他们从外边醉醺醺地回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听不进别人说的话，急切地想快一点把饭菜吃完嚼烂，以便叮当乱响地挪开椅子后，再跑回去，在这为了晚餐而累折腰的一天里，渐渐干枯的树木正在发出自己短促的响声，蓝天正在刺耳地啾啾叫，肥沃的大地如同被火烧过似的在熠熠闪光。房屋和庭院之间的界限消逝了。抹布洗不完被弄脏的地方。地板上画满干燥和明亮的涂鸦之作，不时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父亲带回来一些糖果和奇妙的东西。家里变得温馥极了。糖块发出滋润的簌簌声，预告自己将从渐渐被染污的卷烟纸里冒出来，当这些软得像气体似的白纸包被一层层剥开时，纸就变得越来越透明。有些糖块像一滴一滴的杏仁奶露，另一些像淡蓝色水彩画的点点水痕，还有一些像固化了的奶酪泪珠。那些是失明的、睡眼惺忪的或是好幻想的，这些则有着活泼的小花点，如同冻住的红瓤甜橙汁。真不想去触动它们。它们在起沫的纸的衬托下显得很好看，就像李子衬托出自己肉囊似的。
父亲对孩子们非常温柔，并且常常送母亲进城。他们一起回来，样子显得很高兴。主要的是他俩都精神镇静、心平气和、和蔼可亲，当母亲偶尔用开玩笑的责备目光打量父亲时，那也好像她是在他那双不大也不漂亮的眼睛里汲取这个世界，然后再用自己那双又大又漂亮的眼睛把它传达给孩子和周围的人。
有一天双亲起床很晚。后来他们不知何故决定到停泊在码头上的一艘轮船上去吃早饭，还带上了孩子们。他们给谢廖沙尝了一口冷啤酒。这一切使他们感到特别高兴，所以后来又到轮船上去吃了一次早饭。孩子们认不出自己的父母了。他们怎么了？女孩子莫名其妙地享着福，并觉得从此将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当他们得知这一年夏天不会带他们去别墅时，他们并没有感到难过。父亲过不久便走了。家里出现了三个带有结实外箍的黄色大旅行箱。
三
火车深夜才开动。一个月以前，柳韦尔斯先走了，他来信说：寓所已经准备停当。几辆马车慢吞吞地沿着下坡路往火车站跑去。根据马路的颜色可以知道火车站已经临近。马路变得发黑，街灯照射在褐色铁轨上。这时，高架桥下展现出了卡马河的景色，一条黑得如同烟炱的深沟轰隆隆地奔流出来到了他们的下方，它整个儿显得既沉重而又惊恐不安。它像箭一般射向前方，在那里，在远远的地方，在那边的尽头，战战兢兢地翻滚和颤抖起来，如同在远方像小珠子般闪烁着的信号灯。
外面在刮风。房屋和栅栏的轮廓渐渐消失，如同从筛子上渐渐消失的圈环，并在漂浮的空气中波动和摇曳。有马铃薯的味道。他们那辆马车从一排在前边颠簸的箩筐和车尾部中挤了出来，开始赶超它们。他们远远地就认出了那辆装着自己行李的平板大车；两辆车走齐了；乌里亚莎从大车上对着小姐大声喊着，可是车轮的隆隆声把她的声音淹没了，她的身子在摇晃，在颠簸，她的声音也在忽高忽低地颠簸。
由于夜间的嘈杂声、漆黑的夜色和清新的空气都是新鲜事儿，所以小姑娘并不感到悲伤。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种黑乎乎的东西显得有点儿神秘。码头的棚房后边闪烁着摇曳的灯光，城市从河边和船上把灯光浸泡在水中洗刷。后来灯光就变得很多了，它们像失明的虫子一般成群结队地、密密麻麻地涌现出来。柳比莫夫码头上清晰地呈现出淡蓝色的烟囱、仓库屋顶和甲板。驳船浮在水面上，仰望着星星。任尼娅心想：“这儿黑得像是老鼠窝。”身穿白色服装的搬运工人们把他们围了起来。谢廖沙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他回头看了一眼，非常惊讶地发现那辆装着他们的行李的大车也已经到了这里，——马昂起了头，头颈上的套具竖了起来，像只好斗的公鸡，紧顶住大车的尾部，并开始倒退。可是他一路上关心的是那几辆马车会落后于他们多远。
男孩子站在那儿，身穿白色制服，陶醉于即将来临的旅行。这次旅行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件新鲜事，但他已经知道并爱上了这样一些词：车厢，火车头，备用线，直达车，他还觉得“等级”的语音组合好像有点酸甜味道。妹妹对这一切也都很感兴趣，不过是按自己的方式，没有男孩子的那种系统性，它使哥哥的爱好与她的爱好不一样。
母亲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她下令把孩子们送到小吃部去。她仪表端庄地从那里经过人群，直接走向“站长”，这是第一次大声地、令人恐怖地叫出声来的职称，后来在不同的地方，在各种拥挤场合，用不同的声音提到过这个职称。
他们渐渐感到无聊了。他们坐在一扇窗户前，这些窗户如此陈旧、如此古板和如此巨大，以至于看上去就好像是用深绿色玻璃盖起来的某些机关，待在这里是不能戴帽子的。女孩看到：窗外不是街道，同样也是一个房间，它只不过比这个有深绿色玻璃的房间更严肃和更阴沉，火车头慢慢地开进那个房间，然后停下来，带来一片黑暗；等到火车头开走，把房间腾空以后，却发现这原来不是一个房间，因为那里有天空，在柱子的后面，在那边还有一座小山岗及一些木头房子，有人向那儿走去，越走越远；说不定那里现在还有公鸡打鸣，前不久运水工人曾来到那儿，把道路弄得泥泞不堪……
这是一座省城的火车站，没有首都火车站的熙熙攘攘和灯火辉煌的景象，即将离开这座夜间城市的出行者都预先集中到这里，长时间地等待着；这里静悄悄，旅客们躺在地板上，在猎犬、箱子、用粗席包装的机器和没有包装的自行车中间睡觉。
孩子们在上层卧铺上安顿下来。男孩子一下子便睡着了。火车还停着未动。天徐徐亮了，女孩渐渐看清车厢是蓝色的，里面既干净又凉爽，她还慢慢地弄清了……她也睡着了。
这是一位非常胖的人。他一边看报一边摇晃身子。看他一眼就会明白，那种摇晃就像阳光一样渗透和充满了整个车厢。任尼娅从上面懒洋洋地细心打量着他，会怀着这种懒洋洋的认真劲思考和观察随便什么事物的是那种已经彻底睡够的、头脑清醒的人，这种人继续躺着，只是为了等待起床的决定会像他的其他想法一样，无须他的帮助就会既明确又自然地自动得出来的。她一边观察他一边在想，他是怎么进入她们车厢的，他是在什么时候来得及穿衣和洗脸的。她不知道一天的准确的时间。她刚刚醒过来，那就应当是早晨。她在观察他，而他却看不见她：吊床是倾斜地装进墙壁里面的。他之所以看不见她，还因为他只是偶然地隔着报纸往上看看，斜眼看看，往旁边看看，当他抬起眼睛看她的床铺时，他们的目光并不会相遇；他要么只看见褥垫，要么就……但她赶紧把两条腿收在身下，并拉上已松弛的长袜子。“妈妈就坐在这个角落里；她已经收拾完毕，正在看书，”任尼娅一边研究胖子的目光，一边像条件反射般地断定。“可是谢廖沙并没有在下铺。他到底在哪里呢？”她甜甜地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太热了，”这时她才明白过来，并从乘客们的头上朝落下一半的窗户看了一眼。“地面到底在哪儿呢？”她心里暗叹了一声。
她所见到的一切是无法形容的。他们所乘坐的火车像蛇一般钻进一片喧闹的榛树林，榛树林变成了大海，变成了世界，变成了一切。它色彩鲜艳，低声絮语，宽阔地沿着缓坡蔓延下去，渐渐变小、变密、变暗，然后突然中断，变成一片漆黑的。而高耸在悬崖对面的那个东西，像是一朵巨大的黄绿色的雷雨云，它长有一头卷发，全身挂满小环，在沉思发愣。任尼娅屏住了呼吸，立刻感受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陷入沉思的空气流动得很快，并马上就明白了，那片雷雨云是一个区域，是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响亮的山名，这个名字滚向四面八方，并挟裹着石块和沙粒被抛入下面的峡谷；榛树林只知道悄悄地、悄悄地提及这个名字；到处都是它的地盘，就在那……那边；只有它的名字。
“这是乌拉尔山吗？”她探出身来问全车厢的人。
全部剩余的路程她一直是站在走廊窗旁度过的。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窗前，频频探头外望。她贪婪地观望着外面的风景。她发现向后看要比向前看舒服。相识的雄伟景物，模糊起来，向远方隐退。在和它们短时间分离的期间，伴随着垂直而降的隆隆声，在隆隆作响的山脉上，在脑后袭来一股冷气的同时，会有一种新的奇观被端到你面前，然后你又会搜寻它们。山岳的全景向左右伸展，越来越开阔。有的变黑了，有的变得鲜亮了，有的已经变暗，有的正在变暗。它们一会儿重叠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一会儿在下降，一会儿又在上升。这一切都是按照某种缓慢的圆周运动的方式在进行的，如同星辰的运行，有着庞然大物的小心谨慎，离出惨祸只有一丝之距，关心着大地的完整性。支配这些复杂的运行的是一种均匀的大轰鸣声，它是人类的耳朵所听不到的，却又是能明察秋毫的。它既是哑巴，又是瞎子，却会用苍鹰的眼睛环视它们，并用它进行检查。乌拉尔山就是如此不断地形成和改变的。
她走进车厢，呆了一会，由于光线强烈而眯缝起眼睛。妈妈正和那位陌生先生聊天，她还在笑。谢廖沙拉着墙上的一条吊带，在殷红的长毛绒毯上辗转反侧。妈妈把最后一粒橘核吐到手心里，抖掉落在衣裳上的碎屑，灵活而又快速地弯下身，把所有的垃圾都扔进长椅下。出乎意料的是，那位胖子的嗓音是嘶哑和发颤的。看样子他患有气喘症。母亲向他介绍了任尼娅，然后递给她一个小橘子。他样子可笑，大概心地善良，交谈时不断地把胖乎乎的手举到嘴边上。他的话越来越多，常常因突然被气憋住而中断。原来他是叶卡捷琳堡人，纵横游遍了乌拉尔山，很熟悉当地情况，当他从坎肩的衣兜里掏出金表，把它捧到鼻子跟前，然后开始把它塞回去的时候，任尼娅发现他的手指非常温柔。正像胖子的本性那样，他是以施舍者的动作取胜的，他的手一直在蠕动，如同伸出来让人亲吻，他的手轻微地在跳动，好像在地上拍皮球。
“现在快到了，”他斜着眼睛，朝男孩子一旁曼声说了一句，其实正是说给他听的，然后撅出了嘴唇。
“你知道嘛，他们说，在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上有一个界标，上边写的是：‘亚洲’。”谢廖沙一口气地说道，然后从长沙发上爬下来，跑到走廊里去了。
任尼娅一点也不明白，当那位胖子给她作了解释之后，她也跑到那一边去等着看界标了，生怕自己已经把它错过了。“亚洲边界”在她那着了魔的头脑里是以一种光怪陆离的界线形式出现的，像那些长方形铁块，它们把观众与关着美洲狮的笼子之间的那条地带定为可怕的、像夜一般漆黑的、臭烘烘的危险区域。她盼着要看这座界碑，如同盼着要看地理悲剧第一幕的启幕，有关这种悲剧的故事她从见到过的那些人嘴里已听够了，如今她之所以感到既兴奋又激动，那是因为她自己也有了机会，很快就要亲眼见到这种场面了。
与此同时，先前迫使她回到车厢里的大人们身边去的那种情况还在单调地继续着：半个小时以前就沿着铁路伸展开去的那片灰色榛树林仍然看不到尽头，自然风光不愿意很快就让人看到它。枯燥无趣的尘土飞扬的欧洲使任尼娅感到泄气，奇迹的来临却一拖再拖。当一件类似于墓碑的东西像是呼应谢廖沙的一声狂叫似的，从窗外一闪而过，侧面朝着他们，并向远处驰去，还随身把那个期待已久的神奇名称从一片追逐他们的赤杨树丛带到另一片赤杨树丛中的时候，她简直呆住了！在这一瞬间很多人头像商量好了似的从各种等级的车厢窗口伸了出去，火车也活跃了起来，飞速地驰下坡去，掀起一片尘埃。在亚洲境内早已驰过不止十个驿站了，可是头巾还在飞驰的人头上飘扬，人们在互使眼色，既有脸刮得光光的人，也有长满胡须的人，大家都在飞驰，在一团团旋卷的沙尘中，飞呀飞呀，从那些仍然是尘埃扑扑的、前不久还是欧洲的、现在早已是亚洲的赤杨树丛旁边飞驰而过。
四
生活按新的方式开始了。牛奶不是由送奶女工送到家里、送进厨房的，而是每天早晨由乌里亚莎送来的，是热气腾腾的；她送来的白面包也很特别，不是彼尔姆生产的那种样子，而是另一种样子的。这儿的人行道不知是用大理石铺砌的，还是用建筑石膏铺砌的，起伏不平，还有白色光泽。石板在阴暗处也令人目眩，像冰冷的太阳光似的贪婪地吞噬盛装树木的铺满一地的树影，并在树影上消散和变稀。这里的人上街也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大街宽阔亮堂，还种有花草树木。
“好像是在巴黎，”任尼娅重复着父亲的话。
他们第一天来到这里时，他就是这么说的。感觉是既舒畅又自在。父亲在去火车站之前已吃过一点东西，所以没有和大家一起共进午餐。他的餐具既干净又明亮，如同叶卡捷琳堡一样，他只是展开了餐巾，侧身坐着，在讲什么事。他解开坎肩的扣子，醒目和神气地露出了他的胸衣。他说这是一座漂亮的欧洲城市，需要收掉餐具或是再需要上一点菜时，他就摇摇铃，一边摇铃一边说话。一个一身白装的侍女，一声不响地从一些还不熟悉的房间里，沿着一些不熟悉的通道走进来，她长得黑黑的，穿着一套浆硬的有褶裙的衣服，跟她说话时用“您”这个称呼，她是个新来的侍女，却会对太太和孩子们像对熟悉人似的微笑。她得到一些关于乌里亚莎的命令，乌里亚莎现在正呆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大概是在很暗很暗的厨房里，那里可能有一扇窗，隔窗可以看见一点新景色：或是一座钟楼，或是一条街，或是一些鸟。乌里亚莎现在大概正在一边盘问这位小姐，一边穿上稍差一点的衣服，以便接下来去把东西分别安放好；一边问，一边熟悉情况，一边看炉子位于哪个角落，是像在彼尔姆那样位于那个老地方，还是在其它地方。
男孩子从父亲那里得知，走路上学不远，很近，——他们乘车路过时应当看得到该校。父亲喝矿泉水，喝下一口后，接着说道：
“难道我没有指给你看过？但是从这里是看不到它的，从厨房里……”（他想了一下，）“或许是看得见的，不过也只能看见它的屋顶。”
他又喝了一口矿泉水，然后摇了摇铃。
厨房是干净的、亮堂的，就像小姑娘过了一会儿所觉得的那样，即像她事先在餐厅里所猜测和想象到的样子，——炉灶的表面砌着瓷砖，闪着浅蓝色的光泽，有两扇窗户，并且是以她所预料到的那种次序排列着的；乌里亚莎往裸露的手臂上盖了一件什么东西，房间里一片孩子们说话的声音，有人在学校的屋顶上走动，还露出了脚手架的顶梢。
“是啊，它正在修理之中，”父亲说道。这时候他们已经吵吵嚷嚷和推推搡搡地沿着那条已经知悉的、但还不太熟悉的走廊按次序走进了餐厅，明天还要到这条走廊里来一趟，她将要摆好本子，把自己的盥洗用的手套挂到吊钩上去，总之要干完这一大堆事。
“这黄油可真好吃，”母亲坐下来时说。
他们走进学习室。一到达此地时，他们还来不及摘下帽子，就去看过那个房间了。
“凭什么说这儿就是亚洲呢？”她大声地说出了心里想到的话。
可是谢廖沙不知为什么没弄明白他在平时肯定弄得明白的那种道理：在这之前，他们兄妹两人总是住在一起的。他雄赳赳地走到挂着的地图前，顺着乌拉尔山脉用手从上往下地划了一下，并看了她一眼，他觉得她被下面这个理由折服了：
“人们约定了要划出一条天然界限，这就是全部理由。”
她却回忆起了今天的这一个晌午，它已经离去很久了。她不相信，容纳了这一切的一天，——就是此刻在叶卡捷琳堡里的这一天，而且这里指的还不是一整天，竟然还没有结束。一想到这一切已经保持着自己的死板次序地退回到了它们该去的那个远方的时候，她就有精神极度疲惫的感觉，如同劳动一天之后，身体在傍晚时感到疲劳一样。仿佛她本人也参与了挤开和搬挪那些重型美景的工作，并累坏了。也不知为什么，她深信她的乌拉尔就在那边，她转过身，穿过餐厅向厨房里跑去，餐厅里碗盘已经少了一些，可是那放在蒙有水汽的枫叶上的伴有冰块的香喷喷的奶油还留在那儿，还有冒着泡沫的矿泉水。
学校正在进行修缮，疾飞的雨燕划破空气，如同女裁缝用牙撕开白棉布，下面——她探过头去看了一眼——在敞开的板棚门口停着一辆闪闪发光的轻便马车，磨刀石砂轮火花四溅，有一股所有被吃过的东西的气味，比它们被端上来时的气味更好闻和更吸引人，这气味令人感到忧愁，而且持续时间很久，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她忘记自己为什么跑进厨房来，并且没有发现叶卡捷琳堡城里没有她的乌拉尔山，但是她发现，天色正在叶卡捷琳堡城里渐渐地、挨家挨户地黑下来，还听到下面，即他们的下面，有人正在边干活边唱歌，活儿大概很轻松：大概已经拖干净了地板，正在用火热的双手铺展粗席，——还有人在泼洗碗碟的大盆里的水，虽然是在下边泼的水，可是周围却多么安静啊！那儿有一只水龙头在咕噜咕噜作响，还有……“小姐，您看……”她对新的女侍还有些陌生，不想听她讲话，“……还有，”她要想完自己的心事，“他们下面的人知道，大概正在说：‘瞧，二号房间的主人今天来了。’”
乌里亚莎走进厨房。
这是第一夜，孩子们睡得很沉，他们醒了：谢廖沙在叶卡捷琳堡，任尼娅在亚洲，她心里又是多么开阔和多么奇妙地想到了。天花板上的层状石膏闪烁着明亮的光泽。
这事是从夏季开始的。有人告诉她，她将去中学上课。这事只能让人高兴。不过，这事是别人告诉她的。她没有叫辅导老师进她的学习室，阳光的色彩紧紧地粘附在学习室的用水胶涂料粉刷过的墙壁上，所以傍晚只能带血地把不肯离去的白昼撕下来。当他在母亲的陪同下走到这里来和“他未来的女学生”见面时，她也没有叫他一声。她没有给他起过那么荒谬的姓——“季吉赫”[7]。难道她是希望从今以后士兵一直都在中午上课，他们性格专横、喘着粗气、流着大汗，如同水管破裂时痉挛的红色水龙头，希望紫色的雷雨云挤坏他们的皮靴，它对大炮和车轮熟悉得要比对他们的白衬衫、白帐篷和白而又白的军官们熟悉得多得多？难道她要求过，从今以后一直要有两件东西：脸盆和餐巾，它们相互配合，如同弧光灯中的木炭，会产生第三种瞬间即逝的物质：死亡的想法，如同理发匠的那块招牌，这种情况第一次是在哪儿发生在她身上的？“禁止停留”的红色拒马成了一些不许停留的城市秘密的地方，而中国人成了一种令个人感到可怕的事情，一种任尼娅私人的可怕的事情，这难道得到过她的同意吗？当然也并非事事都这么沉重地压在心头上的。很多事也让她高兴，如近期准备入学。但这事也和其他事一样，是别人告诉她的。生活不再是富有诗意的小事，既然它是以凶险的魔鬼故事为形式出现的，所以它已变成散文，变成了事实。日常生活的诸因素隐隐作痛地和阴郁地，如同处于永远清醒的状态之中似的，渐渐落进被束缚住的心灵里。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硬邦邦的和冰冷冷的，如同死气沉沉的锡匙似的降落在心灵的底层。在那里，即在心灵的底层，这种锡开始熔化，熔合成块，变成点点滴滴的固执的念头。
五
几位比利时人常到他们家来喝茶作客。他们这样称呼自己。他们的父亲也这样称呼他们，说：“今天要来几位比利时人。”他们一共是四个人。那位没有髭须的不常来，也不太爱说话。有时他会独自一个人在一个非假日里，选一个下雨的坏时辰，偶然地来了。另外三个人是形影不离。他们的脸长得像一块块刚从包装纸里拆出来的、尚未动用过的、香喷喷和冷冰冰的新肥皂。其中的一个人蓄着浓密而又蓬松的胡子，还有一头蓬松的栗色头发。他们总是在开完会后才出现在父亲的交际场所的。全家人都喜欢他们。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是往台布上倒水：热热闹闹，清清新新，有时话题会一下子转向，转到谁也没有料到的别的问题上去，他们的戏语和笑话一直都是为孩子们所能理解的，一直都是能解渴的和很清纯的，它们留下的痕迹很久才会干透。
周围响起一阵嘈杂声，糖罐、镍制的咖啡壶、洁净坚实的牙齿、厚实的台布在闪闪发光。他们殷勤地和彬彬有礼地同母亲开着玩笑。作为父亲的同事，他们具有一种能及时克制住他的很高明的本事：这时候父亲为了答复他们急速地暗示和提及这张餐桌上只有他们这些行家才知道的一些人事问题，便会开始吃力地用极不纯正的法语结结巴巴地大谈特谈有关契约的事，有关références approuvées，以及有关férocités，也就是bestialités，ce que veut dire en russe[8]——勃拉戈达吉盗窃事件。
没有髭须的那个人，从某一时候起专心学习俄语了，经常想在这一新领域上露一手，但他的本领还欠火头。嘲笑父亲的法语圆周句的做法是笨拙的，所以他的 férocités使大家都感到不大舒服；但是情况本身使那片把涅加拉特的企图掩盖住的哈哈大笑变得神圣化了。
他叫涅加拉特。他是比利时弗拉芒地区的瓦龙人。有人把季吉赫介绍给他。他用俄文记下他的地址，一笔一笔地可笑地写出一些复杂的字母，如ю、я、ъ。它们被他写成双重的、分开的和四棱八叉的。孩子们竟然敢跪在沙发椅的皮垫上，并把双肘搁在桌子上——一切都是许可的，一切都混淆在一起了——字母ю不像ю，而像10；周围的人在大嚷大叫和哈哈大笑，埃凡斯[9]用一只拳头敲打桌子，并用另一只手擦去眼泪；父亲满脸通红，浑身颤抖，一边在室内来回踱步，一边反复地说：“不行，我受不了了，”——并把手帕揉成一团。
“Faites de nouveau，”埃凡斯火上加油地说，“Commencez”[10]。
涅加拉特微微张开嘴，像个口吃的人，不慌不忙地在考虑该怎样读出这个像刚果国中的殖民地一样捉摸不定的俄语的“尔”音。
“Dites[11]：‘唉，不上算’，”父亲压低了嗓音，用湿润而沙哑的声音建议道。
“哎，补赏蒜。”
“Entends-tu[12]？哎，补赏蒜——哎，补赏蒜。Oui，oui，—chose inou?e，charmant[13]！”几个比利时人大笑不止。
夏天过去了。考试已顺利通过，而且有几门功课考得非常好。走廊里回荡着如同从泉眼里流出来似的冷冰冰的清脆的吵闹声。这里彼此都相识。花园里的叶子泛黄了，变成了一片金色。在它的摇曳不停的明亮反光中，教室的玻璃感到疲惫不堪。玻璃的一半是磨砂的，它们的下部变得模糊和起伏不平了。气窗在打着冷战。槭树的青铜色树枝使它们冰冷的明亮表面布满了纵横交叉的纹路。
她并不知道，她的各种焦躁将会变成这么一种开心的笑话。请把这个俄尺和俄寸的数字除以七！值得专门去学多利亚[14]、佐洛特尼克[15]、洛特[16]、俄磅[17]和俄担[18]吗？还有克冷[19]、打兰[20]、斯克鲁普尔[21]和盎司[22]呢，她总觉得它们好像是蝎子的四个年龄段。为什么“полезный”[23]一词里写的是字母“е”，而不是“ъ”？她之所以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因为她的全部想象力都集中起来去想象那些不利的理由，根据这些理由，世界上才能出现“полъзный”这个外形长得如此毛茸茸的古怪单词。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尽管她已被录取，为什么结果还是被送到学校里去，当时已经在给她剪裁咖啡色的校服，后来又用别针别住它，既小气又烦人地让她试穿了几小时；而且她的房间里已为她置备好了诸如书包、铅笔盒、一只盛早饭的小篮筐和一块极其讨人厌的橡皮这样一些东西。
注释：
[1]英文，霍桑，是任尼娅家的英国女教师。
[2]法文，过去时。
[3]法文，先将来时。
[4]法文，“撒谎的女人！”——原注
[5]法文，您的孩子。——原注
[6]法文，小姐。
[7]俄文有“野人”的意思。
[8]法文，（有关）已被赞同的建议（以及有关）残忍的行径……用俄文讲，（也就是）兽行。——原注
[9]即涅加拉特的名字。
[10]法文，“您再说一遍”……“开始吧。”——原注
[11]法文，请您说一句。——原注
[12]法文，听见了吗。——原注
[13]法文，“是啊，是啊——真是闻所未闻，太妙了”。——原注
[14]都是俄国旧时期的重量单位。
[15]都是俄国旧时期的重量单位。
[16]都是俄国旧时期的重量单位。
[17]都是俄国旧时期的重量单位。
[18]都是俄国旧时期的重量单位。
[19]俄国采用公制前通用的药剂重量单位。
[20]俄国采用公制前通用的药剂重量单位。
[21]俄国采用公制前通用的药剂重量单位。
[22]俄国采用公制前通用的药剂重量单位。
[23]俄文“有益”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