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认为，倘若汤姆·金[2]和那个法国人没有使七街日晷永垂不朽的话，七街日晷自身也会永垂不朽。七街日晷！歌曲和诗歌之地——它最先抒发感情而又吐露了杀人凶手的临终话语，它因卡特纳克和皮茨[3]的名字受人崇拜——要等到廉价的杂志取代了大量廉价歌曲而且没有死刑的时候，这些名字才会同叫卖小贩和手摇风琴纠缠在一块。
瞧这儿的市街布局。戈耳狄俄斯之结[4]一切还是老样子；当时的汉普顿宫[5]里的迷宫也好，如今的比尤拉游乐胜地[6]的迷宫也好，也都是老样子；那些白色硬领饰上的领结也是老样子——要把它套上脖子极为困难，而且套上后显然同样无法再把它脱下来。可是就错综复杂而言，又有什么能与七街日晷相比呢？在哪儿有像它那样迷宫似的大街小巷和庭院小径？哪里找得到像伦敦这个乱糟糟的地区里的如此道地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大混杂？我们大胆地断言，我们怀疑自己提到过的那个传说的真实性。我们能够设想一个人贸然随便到一所还有人住的房子里去找一个汤姆生先生，他必然会亲眼在任何中等面积的房屋里找到至少两三个姓汤姆生的人。不过要是想找一个法国人——在七街日晷竟然有法国人！呸！他可是个爱尔兰人呀。原来汤姆·金在幼年时代忽略了教育，由于那个人说的话他有一半听不懂，他就认为这人是讲法语了。
那个陌生人这还是初次进入“日晷”，他像贝尔佐尼[7]那样，站在七个阴暗的街口，决不定该走哪条路，他想把周围一切看个饱，以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新奇和清醒之感。街道和短巷从他身陷其中的那个不整齐的方形广场朝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终于消失在悬在屋顶上空的不卫生的烟雾之中，从而使这一片污秽的景色显得既模糊又有局限性。在所有的街道拐角上闲荡的是一群群人，他们像是来到那儿要吸几口钻头觅缝地飘到那儿的新鲜空气似的，不过那股空气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没法强迫自己进入附近狭窄的小巷了。那一群群人的外貌和住处会使地道的伦敦人之外的任何人感到惊讶。
在一边，有一小群人围着两三个女人，她们整个上午喝了各种盛着三分之一杯的杜松子酒和苦酒[8]，终于在安排家务的一个问题上发生分歧。眼看就要诉诸武力来圆满地解决这场口角了，住在同宅子里和隔壁的其他妇女对此大感兴趣，而且她们全都不是偏袒这一方，就是偏袒那一方。
“你干吗不给她一点颜色看看，萨拉？”一个半裸着身子的妇女在一旁怂恿着，大声嚷道。“你干吗不干呀？换着是我的丈夫，昨晚瞒着我请她喝酒，那我可要把她那双宝贝眼睛抠下来——这只雌老虎！”
“什么事情呀，太太？”另一个老婆子方才匆匆赶到现场，问道。
“事情！”头一个发言者回答说，她其实是对这个讨厌的好斗者说的，“事情！这是可怜的沙利文太太，她生了五个有福气的孩子，想在下午出去玩一下也不行，可是来了个狐狸精，把她的男人勾引了去，到明年复活节后的头一个星期一，她已经嫁给他整整十二年了，就在上星期三我同他喝茶的时候看到她的结婚证书的。当时我不在意，随口对她说：‘沙利文太太呀，’我说——”
“你说狐狸精是什么意思？”对方的一名斗士插进来责问，她始终极力想找岔儿打架来报私仇（“好哇，”一个啤酒馆的伙计突然插进去喊道。“玛丽，把那一篮裸麦朝她扔去！”），“你说狐狸精是什么意思？”那个斗士又问。
“没关系，”对方富有意味地答道，“没关系；你回家去吧，等到自己酒醒了以后再去补袜子。”
这种带有几分人身攻击味道的暗示，不仅针对那个妇女纵酒的习惯，也涉及她的穿着状况，使她勃然大怒，即刻遵从旁观者“同她拼命”的催促。于是双方混战起来，其结局大可用剧场节目单上的用语来描绘：“警察赶到，警察局内景和令人感动的结局。”
除了一群群在杜松子酒馆附近荡来荡去以及在马路当中争吵的人以外，空地上所有的柱子旁都有人，他们懒洋洋地靠在柱子上，一连几个小时。真怪！在伦敦竟然有某个阶层的人似乎除了靠在柱子上便别无其他乐趣。我们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砌砖工除了打架以外还有任何其他娱乐。我们平日在傍晚时分途经圣贾尔斯街的时候，看见他们靠在柱子上，身穿粗斜纹布衣服，上面沾满从砖头上掉下来的粉屑和白石灰水的污迹。星期日早上我们走过七街日晷的时候，还是看见他们在那儿靠在柱子上，身穿褐色或淡色灯心绒裤子，布吕歇尔半高统靴[9]，蓝色上衣和宽大的黄色背心。想想看，一个穿着节日服装的人竟然在一根柱子上靠上一整天！
这些街道的特征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相像的外表，丝毫不会减少一个无意中路过“七街日晷者”陷入的迷惑，他穿过满眼是肮脏零乱的房屋的街道，不时又会突然碰上一个院子，里面的房屋同那些在陋室里打滚的、半裸体的孩子们同样畸形丑陋。到处都有小小的、黑黝黝的杂货店，门后挂着一个铃，用来通报顾客的到来，也靠它来报告哪个对店铺钱柜动情得过早的年轻先生的到场。其他一些商店傍着的是侵占了一家又矮又脏的酒馆的地盘上的一幢漂亮高楼，它们仿佛要靠它来支撑似的。还有一长排一长排破裂和经过补缀的窗户，透过这些窗户可以看见一些草木，栽在同“日晷”本身一样肮脏的器皿里，它们在建造这些“日晷”的时候说不定还很茂盛哩。还有收购破布、肉骨头、废铁和厨房下脚的店铺，它们同卖小鸟和兔子的商人比赛整洁，要不是你坚信任何准它飞出笼子的鸟，只要它精神正常，是决不会再飞回来的，你可能还会认为那是些方舟[10]哩。在那些似乎是由仁人君子为了供贫穷的大亨们作权宜之计而设的旧货店里，点缀着形形式式的布告，计有走读学校的、便宜小剧院的、替人写上诉状的、轧布机的、为舞会或盛大宴会奏乐的乐队的。像这样，有关这一题材的“静物描写”就告完成。它是由下列内容来作陪衬的：邋遢的男人、肮脏的女人、满身污垢的孩子、飞来飞去的羽毛球、喧闹的板羽球球戏、发臭气的烟斗、坏水果、多半坏了的牡蛎、衰弱的猫、抑郁的狗以及像骸骨似的家禽。
如果说看了那些房屋的外表或者朝里面的住户扫上一眼并不吸引你的注意的话，那么对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更进一步的了解也不太可能改变你的最初印象。每个房间有各自的房客，每个房客都按同一神秘的天命，普遍成为一个庞大家庭的家长，而这个天命则使地方上的教区牧师极其不可思议地成倍增加。
店铺里的那个男人可能是干烤“羊头肉”那一行，或者是卖柴火和衬炉石，或者是任何其他要求有十八便士或相当此数的流动资金的行业。他同他的一家人住在店铺和店铺后面那间小起居室里。还有一个爱尔兰工人同他的一家人住在后厨房里。一个打散工的男人——拍打地毯工等等——同他的一家人住在前厨房里。在二楼前房住着另一个男人同他的妻儿。二楼后房有“一个年轻妇女在家里承接绷架绣花活儿，穿着颇为时髦”，她谈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还说“对于任何低级的东西都无法容忍”。三楼前房里的同其余的房客完全是楼下那些房客的翻版，只有住在后顶楼的一个穷要面子的男人例外，每天早上他到隔壁第二家的咖啡馆里喝半品脱咖啡。那爿咖啡店把又小又脏的前房间夸作咖啡室，室里有一个壁炉，在壁炉上方题写着几个字，很有礼貌地请求顾客们：“货到付款”，以“免出差错”。这穷要面子的人是个神秘人物，不过由于他过的是退隐生活，除了半品脱咖啡、一便士面包和半便士的墨水之外，他的同居者只见他偶尔还买一支钢笔，因而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他是一个作家。于是在“日晷”散布着一个谣言，说他为沃伦先生写诗哩。[11]
任何人在炎热的夏夜经过“日晷”，瞧见那幢房屋里的女人们在石阶上闲谈，很可能以为她们相处得很融洽，认为不可能设想还有比土生土长的日晷居民更纯朴的人了。可是，哎呀！住在店铺里的那个男人却虐待他的家人；那个拍打地毯工则把他的业务活动扩展到他妻子的身上；二楼前房同三楼前房之间有着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在二楼前房全家就寝的时候，三楼前房里的人坚持要在他们的头顶上方跳舞；三楼后房里的人一定要干涉前厨房的孩子；那个爱尔兰人每隔一晚都醉醺醺地回来，见人就打；而二楼后房里的女人遇上任何事都要尖声叫嚷。楼房里一层与另一层之间结了仇；就是那位住在地下室里的人也不让步。A太太因为B太太的孩子“做鬼脸”，啪的一声给他一巴掌。B太太立即朝A太太的孩子泼冷水，说他骂人。丈夫们也卷入了争吵之中——于是到处一片争吵声——于是殴打了起来，结果是来了警官。
注释：
[1] 七街日晷（Seven Dials），伦敦的一处贫民区，有七条陋巷集中于该地区。
[2] 英国剧作家威廉·托马斯·蒙克里夫（W.T.Moncrieff，1794—1857）的笑剧《汤森先生》中的人物。他自称“快活人”，因一再求见一位汤普森先生而把在七街日晷的一个法国理发师英布卢先生折磨得心烦意乱。
[3] 卡特纳克（Catnach）和皮茨（Pitts），民谣、歌曲、抨击文章以及杀人凶手的《临终之言》的出版者，他们的印刷所都设在七街日晷附近。
[4] 戈耳狄俄斯之结（Gordian knot），希腊神话述及古代佛律癸亚国王戈耳狄俄斯（Gordius）打了一个结，神谕能解开该结者可为亚细亚国王，后亚历山大大帝试解未成，便用剑斩开。作者借此喻这一带迷宫似的大街小巷。
[5] 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现一部分为落魄贵族所居，一部分则开放供人游览。
[6] 比尤拉游乐胜地（Beulah Spa），曾一度是上流社会人士在北诺伍德的矿泉疗养地。
[7] 贝尔佐尼（Belzoni，1778—1823），意大利探险家及考古学家。
[8] 苦酒，掺入龙胆、苦树、苦艾和橘皮等的汁液的含酒精或其他酒类的饮料。
[9] 一种因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Gebhard von Blücher，1742—1819）而得名的半高统靴。布吕歇尔在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10] 《圣经》中记载，挪亚为避洪水而造的方形大船，船上载有成对的各类动物。
[11] 当时的广告文字多采用流行歌曲歌词、或用诗句写的。沃伦先生以撰写这种简单韵律的诗句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