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让佐立去把舵，自己则闷闷不乐地走进船舱。突然，那孩子叫了起来：“主人，主人，有一艘帆船！”原来这可怜的孩子吓昏了头，还以为是他原来的主人派船来追我们了。我却很清楚，我们已经驶得很远，他们是不可能追到的。我跳出船舱一看，原来是一艘葡萄牙船，是到几内亚海岸贩卖黑奴的。可是，再看它的行驶方向，便知它要去另一个方向，并没有靠近海岸的意思。于是我拼命把船往海里开，决心尽可能地同他们搭上话。
虽然我扯满帆死命往前赶，但我根本无法横插到他们的航线上去，还不等我发信号，他们就会开过去的。正当我拼命追赶，要绝望的时候，他们似乎用望远镜看见了我，并且看出我的船是一只欧式小艇，料定它是属于某一艘失事船只的，因此便落了帆，等我们靠近。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船上本来有我原主人的旗帜，我拿出来向他们摇了摇，作为求救信号，同时我又鸣了一枪。这两个信号他们都看见了。因为他们后来告诉我，他们虽然没有听见枪声，却看见了硝烟。由于看到信号，他们便停了船等我们。又过了大约三小时，我们才靠上他们的船。
他们分别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问我是什么人，但是我却一概不懂。最后船上有一个苏格兰水手走近我，我便告诉他我是英格兰人，刚刚从萨累的摩尔人手里逃出来。于是他们便好心地收留了我们，让我们上了船，并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到了大船上。
我竟能绝处逢生，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立刻把我所有的东西献给船长，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然而他却慷慨地对我说，他什么都不要我的，等到了巴西，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我。他解释说：“我救你的命，不过是希望将来也有人救我的命。谁能保证我将来不遇到同样的命运哩。再说，我把你带到巴西之后，你远离家乡，如果我要了你的东西，你一定会挨饿的，那不等于我救了你的命又送了你的命吗？不，不，英国先生，我把你带到巴西，完全是出于慈善目的，你的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在那里过活，并可以做你回家的路费。”
他不仅善良地提出了这种建议，而且一丝不苟地履行了他的诺言。他下令给船员们，任何人不准动我的东西。后来他索性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归他自己保管，并开了一张清单给我，以便我日后提取，甚至连我的三只瓦罐都不例外。
他看见我的小艇不错，便对我说，他很想买下它，放在船上用，问我要多少钱。我说，他对我这么慷慨，各方面又照顾备至，我怎么好开价呢，随他的便好了。于是他对我说，他手头有一张八十西班牙金币的期票，先给我，到巴西后可兑换现金。如果到了巴西，有人出更高的价，他愿意照数补足。他又出六十西班牙金币要买我的佐立，可是我很不情愿。我并不是不愿意把他卖给这位船长，而是因为他曾对我忠心耿耿，帮我获得自由，现在我实在不愿再出卖他的自由。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了他，他觉得有道理，并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同那孩子订一个契约，如果他信了基督教，十年以后就还他自由。听他这么说，同时又见佐立本人也愿意跟他，我就同意了。
我们一路顺利地向巴西驶去，大约走了二十二天便抵达了群圣湾。现在，我已经从最苦难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后该怎么办，得好好考虑了。
那船长对我的慷慨真让我终身难忘。他不但不要我的船费，还用二十块威尼斯金币买了我的豹皮，用四十块威尼斯金币买了我的狮皮，又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如数交还给我。而且，凡是我愿意出售的东西，诸如酒箱、枪支和蜜蜡之类，他都一一买去。总之，我的货物一共变卖了二百二十块西班牙金币。带着这笔钱，我在巴西上了岸。
刚到巴西，船长便介绍我住到一个和他同样正直的人家里。这个人有一片甘蔗种植园和一个制糖作坊。我跟他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也知道了一些种甘蔗和制糖的方法。看见那些种植园主都生活得很不错，发财也很快，我便打定主意，只要能弄到一张居留证，我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我又决定把我在伦敦的存款想办法汇来。为此，我弄到了一张居民证，又倾尽所有买了一些没有开垦过的土地，并且根据我在伦敦的钱数拟订了一个种植和居住的计划。
我有一个邻居，名叫威尔斯，他是里斯本人，但父母却是英国人，他的家境跟我差不多。我叫他邻居是因为他的种植园紧挨着我的，并且我们也经常来往。我们两个人的资本都不多，所以头两年我们只种了些粮食。可是不久我们便开始发展起来，走上了正轨。第三年，我们又种了些烟叶，同时每人又预备了一大块空地准备来年种甘蔗。可是我们俩都没有帮手，这时我才真正觉得不该把佐立让给别人。
不过，唉，对我来说，把好好的事情办砸，已不足为奇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对付下去。我现在从事的行业与我的天性很不相符，并且完全违背我喜欢的生活方式。为了过上我喜欢的生活，我曾经不听父亲的规劝离家出走。而我现在所过的生活，恰好是父亲以前向我极力推荐的那种中等阶层的生活，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生活，可是，如果我有意过这种生活，我为什么不留在家里，却要辛辛苦苦地走遍世界呢？因而我时常对自己说，像这样的事，在英国，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不是同样可以干吗？又何必跑到五千英里之外这人生地不熟、荒无人烟的地方来干呢？
每次想到现在的情形，我总是非常懊悔。除了偶尔跟那位邻居谈谈之外，我简直没有什么可交谈的人，简直像被丢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当人们不满现状，而用一个更糟的状况与之相比的时候，上天就会替他们换位，让他们从自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以前的生活是何等幸福，这真是一件报应不爽、值得深思的事。如果我继续过当时那种生活，我本可成为一个大富翁的，然而我却很不公正地把它比做一种孤岛上的生活，难怪后来我注定要饱尝荒岛生活的滋味了。
正当我经营种植园的计划开始有些眉目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就是那位把我从海上救起来的船长，又回来了。他的船这时正停在这里装货待发。这趟水路来回要走三个月。我把我在伦敦有一点点资本的事告诉了他。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友好而诚恳的建议。“英国先生，”他说，他总是这样叫我，“如果你给我一封信，再给我一份正式的委托书，让伦敦那位替你保存钱款的人把你的钱汇到里斯本，交给我指定的人办一些这里用得着的货物，我回来的时候，如果上帝保佑，就可以替你带来了。可是世上的事是变幻无常、祸福难料的，我劝你最好先支一百镑——也就是一半资金——冒一下险。如果事情顺利，再用同样的办法支取另一半。万一失了事，你还有剩下的一半来接济自己。”
我觉得这个建议确实是稳当的良策，并且他又是出于友谊，简直再没有这么好的办法了。于是我便按他说的，给那位替我保管钱的太太写了一封信，又写了一份委托书，交给这位葡萄牙船长。
在写给那位寡妇的信里，我把我的冒险经历原原本本写了一遍：我怎么被俘，怎么逃走，怎么在海上遇到船长，他待我如何好，我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同时我又把汇款的办法告诉她。这位正直的船长回到里斯本以后，就通过一个英国商号把我的信和我的情况转给一位伦敦商人，由那位商人转交给她。她接到信之后，不仅如数将钱给了他，而且还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送给船长，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那位伦敦商人依照船长信上的指示，用我的一百英镑买了一些英国货运到里斯本交给船长，船长就把这些货全部平平安安地替我带到巴西，虽然我并没告诉他们替我买什么（因为我这时刚开始干种植业，一切事情都不在行），他替我带了各种用具、铁器，这些都是种植园里需要的，对我大有用处。
这批货物运到的时候，我大喜过望，简直以为自己已经发财了。同时我那位能干的管家——那位船长，又用我朋友送给他的五英镑替我弄来一个仆人，说明为我服务六年，在服务期间，除了我种的烟叶，其它什么都不要我的。
不仅如此，又由于我所有的货物都是英国的工业品，诸如布、绒、粗呢和其它在本地视为特别贵重和需要的东西，我想法子卖了个很好的价钱，得到了四倍的利润。现在我种植园的发展状况，已经远远超过了我那可怜的邻居。因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自己购买了一个黑奴和一个欧洲仆人（船长替我从里斯本带来的那个还不包括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