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巧合的是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李鸿章也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面对积重难返的腐朽王朝，李鸿章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不囿于形式，有着独特的想法，无怪乎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赞叹地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
1865年，李鸿章四十二岁，时任两江总督。此时的李鸿章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大清国撑起一片天空。
此时的清国已经被时代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清醒所带来的孤独。
当时，在朝廷的保守势力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李鸿章所处的环境，以及其行为的艰难：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他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假如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另一个是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大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最适合毕生去研究生僻学问，可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把持着朝政，掌握着舆论。
改革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既有利益的侵犯。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在舆论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李鸿章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洋务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曾国藩，也主张适可而止，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左宗棠与曾国藩的观点如出一辙，左宗棠对于清廷购买外国军舰也不以为然。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也在讨论中说：假如机器盛行的话，那么大批人将会失业，假如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
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竟然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仅仅是被动的坚守，而且，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去积极地应对这种改变。
李鸿章的孤独，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权者人为制造的因素。而李鸿章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阻挠和攻击。
李鸿章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内心却始终提防。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除了利用满人制衡李鸿章，慈禧还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将领的行动。利用“海防”、“塞防”之争，分化湘、淮军旧将，制造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矛盾，使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孤立。
尽管手握重权，却游走在核心权力之外；虽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内政上从来未被给予枢密大权，一直处于“外臣”地位。被自己所忠心的人怀疑，是李鸿章最大的不幸。
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局，李鸿章早就明白，他早就提出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就说明了他对改革所面临的随时可能身败名裂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人越卓越，就必定越孤独，而一个忍受不了孤独的人，注定不会卓越。在朝廷的顽固派那里，李鸿章是孤独的；即便在洋务派内部，李鸿章也是孤独的，左宗棠曾经批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李鸿章有一颗勇敢的心，因此，他才能孤独地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打击和非议，毫不退缩，坚强地独立中流而不倒。
6.苦心孤诣，成就晚清政坛的中流砥柱
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方法。
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的人，最终达到的目标似是而非，甚至会在中途停滞下来；只有遇到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并坚定地向目标前进的人，才能最终实现理想。
前一种做法聪明，但没有成效；后一种做法需要负重前行，甚至有点傻，但一定会推动着事情向前。
李鸿章几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有过人的能力，也有远大的抱负。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以及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时的中国土匪横行、盗抢频频、饿殍遍野，李鸿章立志改变。他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国外的情况，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匪患猖獗，原因在于“患贫”，因而，他提倡“自强”“求富”。他出任直隶总督后又提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
李鸿章做洋务，从全局着眼，系统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意识到清朝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早在1865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就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这些工厂都成为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首先视察了天津机器局，他发现这里人员涣散、环境脏乱，所造枪弹，质量糙劣。几日后，他就派人接管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正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反映出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认识。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开启了“官督商办”的序幕。其后，李鸿章又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企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李鸿章所实施的政策，令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大为不满，他们的弹劾也使皇上产生动摇。面对清廷内部重重阻挠，李鸿章毫不退让：举办洋务是富国、强国的必由之路。李鸿章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策略，为中国的富国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空间。
李鸿章面前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缺乏科学；尤其是朝廷大员身居要职，却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遭逢西方机器文明，以卵击石。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除了面对顽固派的攻击和阻挠之外，最大的阻碍就是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人才匮乏，李鸿章认识到，要办好洋务，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李鸿章解决人才瓶颈的办法就是开办新式学堂和派留学生出洋。在当时，李鸿章几乎是孤身作战、单骑突进。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李鸿章主持下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是洋务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也是这场运动影响最深远的举措。
派留学生，是容闳建议的。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耶鲁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宏闳向李鸿章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李鸿章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容闳主持此项工作，与留学生一起赴美，担任留学生副总监督一职。
李鸿章高瞻远瞩的计划，并没有受到欢迎，相反地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去美国。首批学生，只好由那些热衷洋务的干将安排了自己的子弟。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容闳本人甚至在美国娶了一个白人女子为妻，这在清国的官员看来，无疑是妖逆之举了。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纷纷支持召回留学生。李鸿章虽多次据理力争，但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留学生还是回到了国内。
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举措，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三十多人，包括六名工程师、三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二十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苦心孤诣办洋务的目的是实现清朝的中兴，从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剿灭，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有三十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个王朝看上去还能维持，甚至在一些地区和某些领域还有些新气象。这自然归功于中流砥柱李鸿章，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虽然1895年李鸿章的“中兴梦”“强国魂”，在黄海之战中灰飞烟灭；但李鸿章通过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启蒙，以及对后世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都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面对所有的困难，他努力地想办法，创造机会，创造空间，苦心经营，试图让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坚强与良苦用心虽不足以支撑整个民族的自立，但让他在晚清政坛上立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