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招商证券在筹备基金管理公司上虽有一些简单准备工作，但并无实质进展。直到成保良空降，专职负责推动这项工作，进程才得以加速。此后，成保良领衔招商基金近九载，直至2011年中期离开。在多数合资基金公司两年换一次总经理的时代，他可谓一位拓荒者和坚守者。
纵观招商局整个资产管理业务的布局，也是有在内地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诉求的。
当时，招商局旗下“老基金”半岛基金管理公司已清盘；于香港上市的招商局中国基金业绩不错，但无法扩募，也无法投资二级市场；招商局科技基金主打的是PE、VC（风险投资）。可以说，虽然招商局集团的基金管理业务已成体系，但在内地公募基金管理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按当时政策要求，基金公司的发起人只能是证券或信托公司。招商银行出于分业经营限制，无法参股基金公司，招商局旗下又无信托公司，因此，招商证券当仁不让地被选作招商基金的主发起人。
40分钟闪婚
筹建初期，招商局和招商证券构思的是设立一家内资基金管理公司。
由于“切出”背景，招商证券的11家股东基本上是招商银行的老股东。2001年12月，招商证券董事长宫少林上任不久即开始具体主持基金公司股东的构建。对于设立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动议，当时招商证券并列第二大股东中国远洋（持股8%）首先产生了兴趣，提出拟通过子公司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入股。
于是，筹备组趁热打铁，找到了国内另两家规模靠前的财务公司——华能集团旗下的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结果一拍即合。
由此，招商证券联合国内三家规模最大的财务公司组建基金公司的框架初定。2001年，在内资股东第一次发起人大会上，各方对持股比例和申报程序做了一些约定。初步意向是，主发起人招商证券持股40%，其余三家财务公司各持股20%。
2001年在中国基金史上，本是归于平淡的一年。但这年年末的一纸协议，却让未来近10年中国金融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次年诞生的招商基金的血统。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放宽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已是必然趋势。
早在中国“入世”谈判期间，招商基金筹备组人员就在密切关注合资公司方面的政策信息。是时，外资尚不允许进入中国基金行业。但一旦政策放开，必然势不可当。筹备组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大胆的猜想：能否筹建一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那时已经预计到了（合资公司）这一点，也在考虑可行性，总体的方向是往合资引，所以在发起人协议里为合资留下了一个口子。”成保良回忆。
成保良所说的“口子”，即是在发起人协议中设置“选择性条款”，如未来有合适的合资伙伴，几家中资股东通过缩股，为外资股东腾挪一定入股空间，力争成立一家合资基金公司。
这是一个刺激且令人兴奋的预设。三家股东一致同意。
“我当时就提议，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先按内资的方式来组建。但一旦政策明晰，就要能够把它转化为合资公司。”成保良并非“媚外派”，但曾在监管部门就职的他深深意识到，中国在基金管理行业经验是不足的。如此创设，引进外资既符合当时的政策趋向，也符合股东方把公司做大、做强的一个初始的想法。
不过，外资股东的引入并不如引入中资股东般一帆风顺。当时的大背景是，国内尚无一家合资基金公司，更无参考模式。
广撒英雄帖后，五六家外资机构伸出了橄榄枝。这些全球顶级综合投资集团，包括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加拿大鲍尔集团、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美国先锋基金等。
2001年4月，以牛冠新、成保良及时任招商银行副行长的万建华领衔的筹备组，开始对这几家潜在合作伙伴做实地考察和高层接洽。
他们首先来到了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的美国纽约总部，与创始人家族的长子和邓普顿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会谈；继而赶往加拿大，会晤鲍尔集团高层。
一轮接洽下来，虽有了不少收获，但最佳拍档还未出现。时间又过了快两个月，一切似乎回到原点。
就在此时，ING出现了。
在筹备组搜集的信息中，一个同样“相亲”数次未果的外资公司跃入眼帘——荷兰国际集团。
ING是1991年由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和荷兰邮政银行集团合并组成的综合性财政金融集团。截至1999年年底总资产4900多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企业评比中名列第28位。
招商基金筹备组得知，ING也有在中国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意愿，曾接触过近10家内地机构，但皆无果而返。成保良心中一阵欣喜，随即去电ING保险中国区首席代表杨丽君，约她见一面：“听说你们在找合作伙伴，我们也在找合资伙伴成立基金公司，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见一面？”
“可以啊！”杨丽君爽快答应。
于是二人各自拉上老板，如上文一幕，相会于北京希尔顿酒店。现在回想起那次6月闪电密会，成保良还能嗅到当晚湿润空气中那股紧张的味道。
“据我所知，你们谈了10家，和国内很多机构都谈过。我们也谈了有七八家了，接触的面也比较广。合作伙伴有什么诉求，各自心里都很清楚。我们现在要争取时间，把主要几个大的条款谈清楚，基本上就可以展开下一步工作了。”谈判桌上，招商基金董事长牛冠兴和成保良直接摊牌。
40分钟后，双方各自提出了对新公司持股比例、经营权、审理流程等核心问题的基本要求。
第一张合资牌照
谈判过了三天，杨丽君电话拍板后，双方合作启动。首先是中资股东缩股“放口子”。
起初约定的大致内容是，一旦有机会成立中外合资基金公司，三家财务公司就要各自转出10%股份，共30%给外资股东。
由此，招商基金的股权结构由招商证券40%，三家财务公司各20%顺利划分为招商证券40%，ING30%，三家财务公司各10%。ING的入股实体，为旗下全资子公司荷兰投资。“事实证明此举没有耽误合资进程，反而成为合资的有效载体。”在招商基金开业典礼上，牛冠兴曾以“事半功倍”公开评价这一设计。
不过在外界看来，未与三家财务公司同比例缩股的招商证券，显得颇为强势。筹备组内部人士事后解释，一来招商证券是发起人股东和主导者，一开始便将“预设条款”作为中资股东入股的条件之一，“那时一大把股东想进来，我们还是有挑选余地的”；其二，三家财务公司只将此作为财务投资，10%和20%对他们来说差别并不很大。
给ING腾出口子后，接下来的任务是拿到成立合资公司的监管批文。
2002年8月，招商证券与荷兰国际集团正式签约，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成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文件。
当时，内地一大批公司正暗中争抢“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鼻祖地位，十分热闹。
若以合资基金公司获批筹建的时间排序，招商基金是第三家，在国联安基金和华宝兴业之后。此外，后来者虎视眈眈——海富通基金的设立申请当时已获正式受理，光大保德信基金、申万巴黎基金也已经或准备向证监会提交申请。跑在最前面的国联安基金管理公司，于2002年10月16日获准筹建，比招商证券早了一个多月。
不过，招商证券最终拔得头筹，成为首家获准成立和正式揭牌开业的中外合资基金公司。证监会最新基金管理公司名录显示，国联安基金成立的时间为2003年3月，华宝兴业为2003年2月，均晚于招商基金的2002年12月。
如何做到后来居上？
“也没其他秘诀，我们只不过准备得更早。”牛冠兴曾在公司开业时分析，除了前述预留机制设计外，招商基金的架构设立、基金品种研究、人力资源构成等实质性的先期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各股东背景强大，且中外双方都很重视有效融合，使磨合成本最低，这也是公司能率先成立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最大的难题来自股东的资本金。
证监会要求外资股东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但出于隔离投资风险需求，跨国集团多以注册资本较小的SPV（特殊目的机构）作为直接投资主体。包括招商基金在内的不少机构，就遇到了这样“不达标”的难题。
此后ING全球主席访华拜会证监会高层时，向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提出了这个难题。
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高西庆，曾在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数年，深谙西方法律。他认为，注册资本金小在西方国家十分普遍，问题可以理解。随后，招商基金、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等多家公司均获特批。
2002年12月27日，招商基金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深圳。
造洋“伞”
“第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招牌，如同一把锋利的钻头，凿开了通往理想、开放之路的最后一块巨石。阳光洒了进来，市场沸腾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了。
招商基金开业的消息，占满了大小媒体的财经版头条。
据深圳媒体报道，时任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参加了开业庆典。他在现场讲话中说，首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揭牌开业，标志着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又迈出重要一步，在中国证券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首先体现在人员架构上。招商基金成立之初就充分展示了中外股东相互制衡、共同决策的“中西合璧”特色。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中外股东轮流提名，重大事项实行双签制。公司经营管理层由中外方推荐、董事会聘任形成，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3名，其中ING推荐1名常务副总经理、1名主管投资的副总经理及1名总经理助理兼基金经理。
招商基金董事长由招商证券总裁牛冠兴担任，ING北亚地区主管黎俊仁（ChrisJohnRyan）担任副董事长。招商证券基金管理部总经理成保良出任总经理，ING负责基金业务的中国区经理战龙出任常务副总经理。
外脑深度渗透的管理阵营之下，被中资股东、市场寄予厚望的，是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公募基金业带来的资产管理头脑风暴。
“引入外资股东的经验、理念、技术，避免了自我摸索走弯路。”一位招商基金管理层认为，投资方面，最主要的是投资理念和投资体系的引进。
国内基金业在合资公司出现前，主要遵循操作性理念，追涨杀跌、资金坐庄、重组拉升……这些一度盛行的投资理念，与当时中国整个证券市场取决于国家政策，与股票基本面的关系被弱化的环境息息相关。
2003年起，基金业第一股外来潮冲击了整个投资界，合资基金公司和QFII带来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渐渐占据主流。
以招商基金为例，从表面上看部门设置与中资公司并无二致，但内部投资决策机制却有不少讲究。
首先是投研一体化。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基金公司都有研究、投资两大部门严重割裂的问题，研究人员提出来的研究建议，投资部门不采纳，经常是投研不搭甚至打架。基金经理操作上更多是看盘面，随意性很强。
成保良感叹，公司内部很早就开始做投研一体化，即以研究驱动投资，“比如，我们有一套对公司的评估系统，还有很多数量化模型。用评估系统把研究和投资做更密切紧密的链接，同时用数量化模型筛选出投资决策的参考。”
这些投资技术多引自外方股东ING，招商基金的第一任投资总监即为ING派出。“当时，我们的模型是最多的，在业界也比较早，这是一大特色。”成保良说。
让招商基金在国内基金行业声名鹊起的，不仅是以PFG数量化筛选模型、SRS股票分析系统为代表的“数量投资”的特色，还有其在伞形基金设计与货币市场基金策划上的拓荒。
招商基金开业典礼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董事长牛冠兴的发言让同业和市场为之一振：招商基金拟推出的第一只基金为伞形开放式基金，名为招商安泰证券投资基金。该基金将于2003年上半年发行。
这不仅是招商基金的第一只基金，也是国内市场的首只伞形基金。实际上，早在2002年8月公司筹备期间，招商基金就开始了深入研究和准备。
所谓伞形基金（UmbrellaFunds），即在一个母基金下再设立若干个子基金，各子基金独立进行投资决策的基金运作模式。
2003年4月28日，国内第一只伞形基金“招商安泰”系列基金问世，旗下包括三只子基金——股票型基金“安泰股票”、平衡型基金“安泰平衡”和债券型基金“安泰债券”，三者成立时的规模分别为1029190762.51份、898978656.28份和2585539264.09份，可自由组合，满足投资者的不同需求。“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基金首募规模就达到了惊人的45.13亿份，在当年可谓惊艳。
货币基金之殇
在伞形基金上初尝甜头后，招商基金意识到了自由选择和基金产品线的丰富对投资者的强大吸引力。由此，渐进式创新再度起步，丰富产品线乃当务之急。
当时，市场上几乎全部是股票型基金，风险大，不少投资者难以接受。而与资本市场有差异的另一大形态——货币市场——却被忽视了。
2004年1月，招商基金推出了首只货币市场基金——招商现金增值基金。虽然这一时间晚于国内首只货币市场基金——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近一个月，但回忆推出的艰辛历程，一位招商基金管理层感叹，招商基金当时承担了国内货币市场基金拓荒的重要角色，策划和推动功不可没。
20世纪70年代初就在美国出现的货币市场基金，为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短期（一年以内）有价证券的一种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如短期国债、债券回购、央行票据等安全性极高的金融品种。
作为银行储蓄的升级产品，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与储蓄相当，但收益率更高，对存款起到了替代作用，直接冲击了银行体系的利率，“存款搬家”效应为央行所担忧。
国内基金业发展之初，监管部门均认为基金公司的主导产品应是股票投资，而货币市场是银行方面的业务。因此，推出货币市场基金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让主管部门充分认识到其价值。
招商基金为此专门筹备了一次“威海会议”，借助此前在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工作经历和资源，成保良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三部委的主要领导。会上，招商证券邀请美国专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货币市场基金，及其在中国市场推出的可行性。
2003年12月10日，是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当日，三只货币市场基金——招商现金增值基金、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博时现金收益基金——经历艰难险阻，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