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希衡
布封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向享有崇高的国际地位。他曾打倒神学的世界观，科学地解释了宇宙发展过程；他反对雕虫小技、言之无物的文学，曾建立以义理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并且以大自然的描写扩大了文学范畴[1]。他在科学上是拉马克、达尔文的前驱[2]，在文学上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并驾。像这样一个“兼有思想天才与文笔天才”[3]的大作家，中国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介绍过，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今年（1957）是他诞生的第二百五十周年，我们特选译他的一些散文，辑成这个小册子，使中国读者对他的进步思想和他的优美文笔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布封（Buffon），更正确地说，德·布封（De Buffon），原名乔治·路易·勒克来克（Georges-Louis Leclerc），1707年9月7日生于法国东部布尔高尼省（Bourgogne）的孟巴尔城（Montbard）。父亲是律师，曾充布尔高尼省法院推事。母亲是一个法院书记官的女儿。父亲曾以继承关系获得贵族的布封采地，这个采地于1732年又转到乔治·路易手里，自此乔治·路易就改姓德·布封，世称德·布封先生。到了他的晚年，国王路易十五为着表扬他在学术上的功绩，把他在孟巴尔的全部产业赐封为伯爵采地，所以后人又称他为德·布封伯爵。现在一般都简称布封。
布封家庭里的宗教气氛是十分浓厚的。他的两弟两妹都出家修道，他自己幼年进的也是天主教耶稣会办的中小学。他这样的家庭出身，后来居然能摆脱掉神学的束缚，我们更觉其难能可贵。
他在中小学时代很用功，特别爱好科学，在打球的时候衣袋里还带着一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中学毕业后，他先到本省省城狄庸（Dijon）大学学法律，1728年法律本科毕业，又到法国西部昂热尔城（Angers）去学医。这时期他很好玩耍，他到昂热尔是为了换个新鲜地方。在昂热尔学了两年，因为决斗伤人，不得已逃到西部的南特城（Nantes）。这是1730年的事。就在这年下半年，他在南特遇见了一位英国青年，金斯敦公爵（Duc de Kingston），这位公爵是由保傅辛克曼（Hinkmann）陪着到法国南方来游历的。布封和金斯敦两人都年轻，都好玩，所以一见就交上了朋友，相约一同游历。本年他们到了日内瓦，布封在那里遇到了几何学家克拉梅（Cramer）。据他自己说，他在数学上最早的、最踏实的知识是从克拉梅那里得来的。他们又去游意大利，先在法国南部游览，走一程，停一程，直到1732年初才到罗马。但是到罗马才三个星期，布封就因母丧奔回狄庸。
布封和金斯敦相处不过一年半光景，但是他所受到的影响却很大，他研究科学的志愿可能就是在这时期确定的。特别是金斯敦的那位保傅辛克曼，他是个德国学者，“爱博物学和爱烟斗一样”，顷刻不能离开，这也许就引起了布封对博物学的兴趣。布封虽和金斯敦、辛克曼二人匆匆分手，却并没有断绝联系。1736年金斯敦曾到巴黎与布封相见，自此布封不断地寄昆虫标本给辛克曼。1738年布封又到伦敦去看他的朋友，在英国住了一年，由金斯敦介绍，与英国贵族往还，同时直接吸取着英国的科学和文学。他崇拜牛顿（Newton），爱读弥尔顿（Milton）的诗和理查孙（Richardson）的小说，爱读后者的小说是因为后者具有“伟大的真实性，并且因为他对描写的一切事物都曾仔细观察”[4]。布封终身讲究仪表，文笔要求庄严、高贵，观察事物入微，可能都是或多或少地受了英国文化的熏陶。
1732年布封奔丧回狄庸后，不到几个月就到巴黎定居。他和当时的许多名流接触，交际繁忙，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放松研究工作。“有时他赴宴会直到下半夜两点钟才回家，一到五点钟就有个萨伏亚[5]人来拖他的脚，直把他拖到地板上，并且预先约好，如果他发脾气，那萨伏亚人尽可以对他使用武力。他这样起床后一直工作到晚六时[6]。由于他这样苦学，再加上人缘关系，1734年，他才满二十六岁，就进了法兰西科学院，在力学系当助理研究员。
在科学院期间，他陆续在他的孟巴尔苗圃里做了许多实验，发表了一些有关森林学的报告；1735年，他将英国植物学家赫尔斯（Hales）著的《植物生理与空气分析》译成法文出版，1740年，他又出版了牛顿的《微积分术》法译本，两部书前面都有一篇很有价值的序文。
在这前一年，即1739年，他已经转到科学院的植物学系当副研究员了。同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法王御花园与御书房总管”[7]。这是决定他终身事业的一件大事。
他经营御花园，除了物质方面的扩建外，还请政府设置了“法国御花园及博物研究室通讯员”的组织，借此网罗着国内外许许多多著名的旅行家、医师和有关博物学的专家、学者，使全世界的动物、植物、矿物的样品、标本和记录都源源而来。他又充实了博物学讲座，担任这些讲座的都是当代的第一流学者。这些大科学家有许多都是布封的后辈，经布封培植出来的，如拉马克（Lamarck，1744—1829）、拉色拜德（Lacépéde，1756—1825），都是布封学说的继承人；拉马克曾创生物自生论和种族变化论，直接启发了达尔文；拉色拜德整理了布封遗著，续成了他的《自然史》。
法国御花园既有了这样丰富的研究资料和这样多的研究人才，自然是名闻世界了，外邦君主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俄国的卡德琳女皇都曾自动地赞助这博物学的权威机构，赠送许多样品和标本。美国独立战争时，美方俘获英国船舶，没收一切货物，唯独寄给法国御花园的动物标本、贵重皮毛和珍奇矿石都原封不动，送还给“布封先生”。布封当时的声望可以想见。
但是就布封个人来说，御花园的经营正好为他的另一工作准备条件：他是决心写一部完整的《自然史》[8]的。御花园的庋藏都是他的研究资料，御花园的人才都是他的合作者或助手。同时，他在孟巴尔还有他私人的苗圃、熔炉和铁厂，可以供他做种种实验，还有一批学者如孟拜拉（Guéneau de Montbellard,1720—1785）等，可以替他帮忙起草稿。所以他每年只住巴黎四个月，主持园务，其余时间都住在孟巴尔私宅里埋头著述。他每天五点钟起床，六点钟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一两点钟，然后吃午饭，睡午觉；五点到七点还是写作；晚上，叫人家读他的作品，他听了，或加解释，或加欣赏，或者准备修改；别人替他起草的也在这时读给他听，他改得很多。这样的生活，四十年如一日[9]。
1748年，他在《学者日报》（Journal des Savants）上发表了他的《自然史》计划，预计全书为四开本十五册：动物九册，植物三册，矿物三册。但是这范围实在太广了，他后来没有时间写贝类、鱼类、昆虫和微生物。就是经过这样的紧缩，全书还包含三十六巨册，超出原定计划一倍以上。
次年，《自然史》的头三册出版了。第一册是“自然史方法论”和“地球形成概论”，第二册包括“动物通史”和“人类史”，第三册包括“人种演变史”。这三本书一出版就轰动了全欧洲的学术界，很快地各国都有了翻译本。不但科学界注意，连文学界也注意，因为《自然史》的艺术性更高；特别是哲学界，因为“地球形成概论”等于一部科学的“创世记”，当时作为神学堡垒的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教授们很愤激，认为这部书“离经叛道”，要求制裁。布封当然不会忘记一百年前伽利略的故事。伽利略因为发表了地动说被宗教裁判所逼着公开认罪，但是一出裁判所大门就叫道：“然而地球究竟是动的呀！”布封也和伽利略一样，坚持着真理，不过他比伽利略做得更聪明些。他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信给神学院诸公，申明他“无意反驳《圣经》”，并且保证将来出版《自然史》第四册时把这封申明书刊在卷首。神学院诸公的怒气平息了，他依然静悄悄地写他的那部反神学的大著。
布封到四十五岁才结婚。妻是一个年轻的孤儿，性情非常和婉，毕生只知道崇拜丈夫的天才，照顾他的生活。这对于布封的学术研究也间接帮忙不少。
结婚的第二年，即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院士，这也是他平生的一件大事。
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的称号是法国文学家的最高荣誉。院士额定四十人，都是终身职，死一个，补一个，由现存的三十九名院士票选。历来惯例，候选人先要提出申请书，然后一个个地拜访各院士，请求支持。这一年死的院士是桑思总主教（Archevêque de Sens），竞选最烈同时也最有希望的是一位风流自赏的诗人皮隆（Piron，1689—1773）。不料国王路易十五嫌皮隆轻薄，表示不满。学院便临时决定选布封补缺，并且破例地免除他提申请书、拉选举票等手续，这对于布封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光荣。学院还有一个规矩，凡是新院士入院都要做一篇演说，演说内容通常都是歌颂创办研究院的“圣君贤相”和当朝的君主，并且赞美他所补缺的那位已故院士。布封觉得这种俗套太无谓了，尤其是他所递补的那位总主教是一个迂腐的宗教作家，他又怎么能以科学家的身份加以赞扬呢？因而他临时决定赋予他这篇入院演说以一个崭新的内容：他借着研究院的讲坛，堂皇地提出他对于写作方法的主张，大声疾呼地反对当时文坛上一种“绮丽不足珍”的风尚，连在座的许多老资格的院士如孟德斯鸠、玛利佛都受到了指责，新进作家如狄德罗也受到了警告。他说得义正辞严，所以任何人都无法辩驳，在他说话的过程中，有三四次被掌声间断了，这在研究院也很少先例。自此，布封在文学理论上的权威完全确立了。
布封当选院士后。曾于1760年至1761年和1775年两度主持研究院院务，送往迎来，不免费掉他若干时间，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自然史》撰写工作。1769年他的妻死了，1771年自己卧病，工作中断了两次，但是时间都不长。所以，一般说来，《自然史》的撰写进度是很规则的。
自1749年至1767年，《自然史》共出了十五册，除前三册内容已见上述外，其余都是写胎生兽类的；自1770年至1783年又出了九册，是鸟类史；自1783年至1788年又出了五册，是矿物史。此外，自1774年至1789年还出了七册补编，其中第二册是他的思想结晶“大自然的各时代”，第七册是他死后由拉色拜德替他整理出版的。
他的著作陆续不断地出版，光荣也陆续不断地增高。各国名流学者都希望一见他的风采，各国君主都以有他的塑像为荣。1777年，法国政府和人民替他在御花园里建起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道：“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正如法国人所说，布封已经“生入不朽之宫”了。1778年，当他的“大自然的各时代”出版的时候，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大师们看见他变本加厉地“离经叛道”，个个都咬牙切齿，群起而攻；但是他们也知道蚍蜉撼树是无用的，所以都不谈宗教制裁了。
布封1788年4月16日卒于巴黎，活了八十一岁。临死之前还叫人扶着他在御花园里走了一趟，向他那五十年来心血的结晶告别。
布封对于现代学术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赶了出去。在人们还用“创世记”解释宇宙起源的时代，他“第一个搜罗并解释无数的事实，拿自己的假定补充着事实的不足；第一个把宇宙的历史正确地、详细地、科学地给我们描绘出来”[10]。他把人也放到自然里去研究，他说：“从切实考察大自然而来的第一个真理，也许是要使人难为情的，这真理就是他应该把自己放到其他动物一块，他的整个物质方面都像其他动物，也许动物的本能比人的理智还要准确些哩，动物的技巧比人的艺术还要可佩些哩。”[11]他不拉扯任何科学外的影响来解释自然，“首先，没有宗教影响：上帝在他的著作里是不存在的；他不需要上帝[12]。”这并不是说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上帝”字样。相反地，为着掩蔽神学家的耳目，他不断地提到造物主。“我老是把造物主的名字抬出来，但是，你只要把这名字换掉，摆上自然力就成了”，他曾这样对人说[13]。
惟其如此，所以他才有许多科学的创见。他指出地球、各行星与太阳的许多相似点，说地球和行星都是冷却的小太阳，这一点，长久没有人否认过。他追求地面变迁的根源，分析地层，拿解释现今地面现象的原因去解释地球初期的现象，这就开了地质学的先河。他研究大地，研究山脉、火山、海流、河川，把观察和解释都建筑在地质学的许多事实上面，从这一点看，现代地理学者也可以把他列为开山祖师之一。
特别在物种起源方面，他“是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14]。他曾经看出物种是变动的，古代物种没有现代多；他曾经看出弱者被强者淘汰，而生存的物种又由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逐渐改良；或者变质，或者变形；他曾经看出有新的物种来代替旧的物种。总之，在那“不断的消灭和更新的永恒过程中”，他已经隐约地猜到了“物竞天择”的许多规律，只待拉马克、达尔文诸人来进一步研究，加以发扬。同时他还认为人类之高出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他有智慧，有理性；各种人尽可以有形体肤色上的细微差别，文化程度上的不同，然而却都是人类，凡是人类，都应该发挥理性，改良自己，致力于和平建设，改造自然，不应该互相残杀，自取灭亡；所以他反对战争，反对侵略，反对殖民主义。
现代科学的进步是一日千里的。布封在科学上的创见早已被后人超过了。他现在之所以还这样活跃在人们的心里，主要是凭着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
首先是那篇论文笔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当时曾起“振衰起敝”的作用，现在还是法国文艺理论方面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我们现在读着这篇演说，不免感到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比方，他说文笔只是层次和气势，而全篇内容却只谈层次，很少谈到气势；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把层次和气势二者合而为一。我们知道，层次是理智的事，气势是情感的事，而布封则认为层次、气势乃至文笔的自然、明畅、热力，都应该从义理里发出来，这就把文学的其他要素如情感、想象力等等都完全忽视了。我们追求这种忽视的原因，应该说，布封是思想文学的作家，平生不写诗[15]和小说，而启蒙运动时代也是以思想文学为主流。“这个世纪需要极度的明畅有过于需要爱情，因为只有文笔明畅才能使真理成为大众都能通晓的东西，而向全世界传播真理，正是18世纪所自动负起来的使命”[16]，布封的文艺理论正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惟其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所以也就受到了时代的限制。然而，尽管有这种限制，布封给作家的许多忠告还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比方他说，作文要言之有物，要自己深信才能使人深信；又说，作文要先订计划，讲层次，讲气势；要鞭辟入里，平易近人，等等；这一切都是不勘之论。所以福罗拜尔说：“我曾经很惊讶，我在布封先生‘论文笔’的箴言里发现了我们的不折不扣的艺术理论。”可见这位写实派大师对这篇演说的推崇。
其次是《自然史》里的许多动物肖像。布封研究每一个动物都分两部分：现状的描写与史的叙述。描写又分外形的与解剖的两种；史的叙述就是种类的发展和演变，包括生殖、教育、习惯、本能以及“我们所能获得的用处与便利”；为了避免单调，他经常变换描写的方式与叙述的线索。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有生物类……作家不仅要给它们造成静态的肖像，还要造成活动的画图”。他这些活动的画图都是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透过人生写出来的，往往借物讽世，滋味愈为隽永，所以读者不觉其为科学，只觉得是绝妙的美文。他自己又说：文章里所含的知识、事实与发现“都是身外物，文笔却是人的本身。……如果它是高超的，典雅的，壮丽的，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将被赞美”。布封的动物肖像之永远被人赞美，就是因为他有那支高超的、典雅的、壮丽的笔。
再次就是那本《大自然的各时代》。布封对这本书想了五十年，写了十八次，可见这是他的精心结构之作。法国文学批评家法盖（Emile Faguet，1847—1916）说布封和卢梭是18世纪的两个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史家朗松更认为，“在某一意义上，他比卢梭更伟大，更崇高。……别人能描写大自然的一些外表……只有布封才赋予自然感以其应有的全部深度；他把自然感变为一种哲学的感动，在这种哲学的感动里，人们一面由外表获得印象，一面还引起一种直觉，觉得有一种不可见的、永恒的力量在大自然中依不变的法则表现着，在这种哲学感动里，人们看着眼前景象就不免凄然地回想到往古，回想到那些辽远时代里许多模糊而惊心动魄的场面，而我们的生存条件只是那些伟大场面寂灭后的残余。大自然的描写在过去只是提供一些绘画的主题，经过布封，就可以变成抒情诗的主题了”[17]。法盖和朗松的批评主要都是针对着《大自然的各时代》而言的。我们很同意他们的看法。不过我们觉得布封给我们提供的抒情诗的主题不仅在于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的描写，而还在于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那些辉煌的叙述，不仅在于使我们缅怀往昔，而还在于使我们憧憬将来，我们劳动人民在这书里感受到的倒是乐观的情绪多而悲观的情绪少。
我们这本小册子是把布封作为文学家来介绍的，因此把他的文章分为三类，希望每一类都能对中国读者有些实际的帮助。
第一类是文艺理论，包含《论文笔》和《写作艺术》两篇。解放以来中国文坛固然已经有了一些炫赫的成就，但是伟大的时代还要求更伟大的作品，这两篇文字可以帮助更伟大的作品的产生。
第二类是动物肖像，我们每篇都是节译最美妙而又最平易的部分。最近中国报纸上已经有不少的动物肖像发表出来，可见读者很需要这一类文字。布封的这些短文不但可以供大众欣赏，还可以给这一类文章的作者以及一般从事科学普及工作者树立楷模。
第三类是科学论文，我们选译的目的在开拓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眼界。《论自然史研究法》两篇不仅对科学工作者指示着创造的门径，也是告诉文艺工作者怎样避开前人窠臼，怎样去观察和想象，怎样去扩大胸襟。“洪荒时代”以下各篇就是布封观察和想象的实例。至于最后“人类真正的光荣是科学，真正的幸福是和平”和“人力胜天工”两篇，布封把研究宇宙万物的心得归结到社会人生上来，以充分的科学理由，热烈的救人怀抱，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在我们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更有其特殊价值。
我们没有找到布封全集，手边只有两个选本[18]和《论文笔》两个单行本[19]。这二十一篇文章都是从这四本书里选来的，大部分注解也都是参照这四本书的注解而加以比较增损的。我们根据的范围既狭，个人的学力又有限，挂漏谬误在所难免，尚待读者和专家指正。
1957年3月，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