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为朋友徇私舞弊的，称之为不抛弃朋友；把公家财产分给别人的，称之为有仁心；看不起官职俸禄而看重自己的名声的，称之为君子；违背法律而庇护亲人的，称之为有品德；抛弃官位包庇朋友的，称之为侠义；避世隐居的称之为高洁；互相争斗，违抗命令的，称之为刚烈；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称之为德人。所谓不抛弃朋友的官吏，一定有私心；所谓有仁心的，是损害了公家的财物；所谓的君子，国家难以使用他；所谓的有品德，会破坏法制；所谓的侠义，会使官位出现空缺；所谓的高洁，就是使人别干事；所谓的刚烈，会使法令无法执行；所谓德人，会使君王孤立。这几种称誉实际上是个人的私誉，是对君王利益的破坏。”
为君者如果不清楚国家利害之所在，盲目追求个人的私誉，不能够把握适度的爱人、爱臣之法，想使国家不陷入混乱，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清楚。世俗的好恶往往与事情的正理相反。人们能把握的惟有时刻不忘：过度的爱不是爱！
十七、观其行知其心
要了解一个人不能看他说什么。或者别人如何评价他，而要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任何行为都会留下痕迹，是无法掩饰的。
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并查验他办事的迹象，就会使他的善恶无法隐藏。即使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掩饰。《中论》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不能说话，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的。因为它的本质就附在它自身上面。所以假如我们的诚信本质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们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们的行为，我们却又埋怨别人，真是不够明理。要知道，行为有根本，做事有痕迹，只要仔细观察，谁也无法掩饰真相。”对于行为的根本，孔子解释说：“立身处世有准则，以孝为本；丧葬有礼仪，以哀为本；战阵有排列方式，以勇为本。”
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劳作，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为臣为民的行为根本。那么如何通过事情的细枝末节的迹象，去发现某个人的行为本质呢？请看下例：
例1：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得到开垦，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一带因此很安定。这是因为你没有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对你的赞扬。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大治。
例2：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什么人呢？”元帝说：“君王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奸佞之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奸佞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没有察觉他们的奸佞反而认为他们贤德，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贤德。”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因为他们当权时，社会混乱，君王的地位受到威胁。”
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一天比一天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不当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明鉴过去预知将来啊。”京房说：“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一样啊。”
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所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根本。政治清明或混乱，人是有正才还是有奸才等等，也都有迹象。如果能把持住根本，并以此作为办事的规范准则，那么就像冰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本质就会一目了然了。
十八、要宽以待人
衡量一个人的过错要看具体的情况，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才干、品德各不相同，所以行事方法也不会相同。
汉代的孙会宗曾对杨辉不满，杨辉在写给孙会宗的信中说：“努力追求仁义，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财富，常怕求不到那是老百姓的事。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
这就是说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的言行一定要和一个非凡的人的言行相同，也就是说对人的要求不要太过分了。
孔子说：“人的错误各种各样，什么样的人犯什么样的错误。考察某人的过错，就知道什么是仁爱了。”
司马迁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侯的会盟，匡正天下，可孔子还是小看他，说：“管仲的器量很小啊！”因为桓公既然有才能，而不乘周室衰微的时机，去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却只成就了霸业。
菱、龙、稷、契，这是王者的辅佐，狐偃、舅犯是霸者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这是因为孔子认为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流人来看的，才批评他的过错。
虞卿对魏王说：“楚国很强大，天下无敌。他即将攻打燕国。”魏王说：“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这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假如有人说马很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假如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的重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千钧之重，不是马能驮得动的。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和燕国开战，那是楚国能做到的吗？”
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这并不是诡辩，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说的。
所谓的宽以待人是要具体的人职具体安排，具体的事情具体对待。因为终究小人做不出君子的行为，那不是小人的过错，所以应该宽恕他而不必责备他。
十九、时势造人
人的品质和行为并不都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时势造就的，是社会风气造成的。而能够左右社会风气的只有为君者和为臣为将者。
天下大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迁，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亡。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君子小人还是贤臣惠将，甚至是圣人也没办法。由此可知，时势的变化，不取决于人的智力。
天下有君子，也有小人，有礼让，也有妄为。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也未必是他要那样做，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
尹文子说：“人们富裕时才会谦让，不足时便会争斗。谦让产生礼义，争斗就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止。”
管子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有荣辱的观念。”这是说有余裕就会谦让。
《汉书》记载：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举为官。待到他到汉中投奔刘邦，刘邦疑其为人不好，不打算用他时，萧何推荐说：“韩信是难得的人才，天下无双。因为他家境寒微，衣食不足，才会有些行为不端啊！”
所以傅玄说：“假如给伯夷、叔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微小的俸禄，成家前是父母挨饿，成家后是老婆孩子吃不上饱饭，他们还矢志不移地为国尽忠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淮南子》有论：正在游泳的人不能拯教溺水者，因为其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也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柴草的，在湖上没有卖鱼的，因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太平盛世，小人也会守法，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君子也会干坏事，刑罚也禁止不住他。
慎到说：“夏桀、商纣为天子的时候，天下混乱。关龙逢、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帝尧、虞舜为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然丹朱、商均作乱，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因为守法的人多啊。”
所以《庄子》总论：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穷困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全是形势使然。而《新语》亦有论：靠近河边的土地是湿的，靠近山边的树木，总是长得很高，那是同类互相影响的结果。长江、黄河、淮河、济水都是向东流入大海的，所以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这是小河仿效大河，水少的追随水多的缘故啊。
因此不难推论，世上的小人，未必生来就是小人；世上的君子，也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生于盛世还是乱世。
匡衡说：“君王恭敬谦让，百姓也就不会互相争斗了；君王好仁德礼乐，下民也就不会凶暴；君王推崇道义节操，百姓也会按道义行事；君王宽厚慈爱，百姓也会互相关心爱护。这四点，是明君不靠严刑峻法就能化导天下的原因。”由此说来，君子是明主教化引导的结果。《尚书》载：殷商以严刑峻法治国，然而社会风气却极坏，盗贼成群，朝廷内外，大夫互相勾结，没有法度，刑罚也治不了。这是说商朝的末世，大夫们都干非法的事，这也是君王不贤明的结果。由此亦可知，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
《左传》里说：“晋国的范宣子好礼让，大夫们也都好礼让。栾厌虽然横暴，也不敢违背这种风气，因而晋国安定，几代人都仰仗这种风气，这是榜样好啊。”在周朝开始兴盛的时候，诗中说：“以文王为榜样，天下都讲诚信。”这就是榜样好的缘故。待到周朝衰落时，诗中又说：“大夫不公平，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这是在抱怨没有谦让了。由此说来，栾厌那样的谦让，是时势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谦让，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
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谦让也好，都是时势造就的。这是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政论》说的好：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作为天下人的普遍标准。君子、小人本来也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大多数都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时势造人是无须怀疑的。
二十、何妨屈己成人之美名
大庭广众之下，若有人充满敌意地对人示以傲慢，而对方更能谦恭的话，就正可以显示出对方人格的高尚和胸怀的大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