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的标题或许要命名为《为浪漫的爱情辩护》，因为我现在发现，爱情是闲暇娱乐，也是一出悲剧；而我则是以一种浪漫的天真无邪投身于爱情。人类似乎渴求美，渴求那种无惧、不需负责、让人焕然一新而且具有启发性的爱情。在一场表演之后，我穿着希腊式舞衣，头上戴着玫瑰花冠，是多么可爱啊！为什么不好好欣赏这种美丽呢？以前那种喝着热牛奶，读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我似乎更能自在享受啜着香槟、听着迷人男士称赞我的美丽的日子。神圣的浪漫的肉体，激情的双唇，拥抱着情人的双臂，靠在爱人肩上香甜的睡眠。对我而言，这些是既纯洁又愉快的喜悦。有些人可能对此大为愤慨，但是我真不懂他们为何如此，如果与生俱来的身体注定要受一些苦痛，像是长牙、拔牙、补牙，不管多么有德行，都免不了要生病、感冒等等。既然如此，那么为何不及时行乐，让这个同时得受苦的身体得到最多欢愉呢？一个整天思索，有时受严重的问题与焦虑所扰的人，为何他不该躺在美丽的手臂之中，借此纾解他的痛苦，并且享受几个小时忘却忧虑的美丽时光呢？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安慰之人，能像我一样，以愉快的心情记住这些时刻。我没有时间在自传中一一写他们，也没有时间在一本书里写尽所有我在森林或田野度过的美好时光，写尽我听莫扎特或贝多芬的交响曲时的喜悦感觉，或者是伊沙耶[伊沙耶（1858—1931），比利时小提琴家。]、华德·鲁曼尔[鲁曼尔，德国钢琴家。]、亨利·史凯利与其他艺术家带给我的极为有意义的时刻。
“是的，”我继续喊着，“让我自由享受尘世爱恋，让我做异端吧！”不过，或许我一直只是个有自由思想的清教徒，或者是个有清教徒思想的自由之人。
我永远无法忘记我回到巴黎的事。我将学生们留在凡尔赛，托保姆看顾。当我一打开门的时候，我的小儿子跑到我跟前来，他的金色卷发绕在可爱的脸蛋旁。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个摇篮中的小娃娃。
1908年，我买下位于纳利的葛维克工作室，里面有一间音乐室，很像小教堂，我就带着孩子们住在那儿。我常常整天在这间工作室工作，有时是整夜。当时与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好友亨利·史凯利，他是个天才钢琴师，而且工作时有用不完的精力。我们常常一早开始工作，由于我在工作室四周挂上蓝色布幕，用弧光灯照明，因此我们对时间的流逝毫无知觉。有时我说：“你不觉得饿吗？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于是我们看看时钟，才发现已经是次日清晨4点！我们如此专心致志于工作，进入印度人所谓的“清静无为境界”。
我在花园里为我的孩子们、保姆与看护设了一个房间，以免音乐干扰到他们。花园很漂亮，春天与夏天的时候，我们打开工作室的门，在花园跳舞。
我们在工作室工作，也在里面娱乐。洛翰葛林开心地在里面举办舞会与宴会，宽广的工作室常常摇身一变成为热带花园或是西班牙皇宫，座上客都是巴黎的艺术家与知名人士。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瑟席·梭雷、邓南遮与我即席演出一出哑剧，邓南遮在剧里充分展露了表演天分。
许多年来，我一直对他有成见，因为我赞赏杜丝，而我认为他对杜丝很不好，因此我拒绝见他。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我能不能带邓南遮来看你？”我回答：“不，别带来，假如我见到他的话，我会对他非常无礼。”尽管我不想看到邓南遮，但是有一天他还是把邓南遮带来了。
虽然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但是当我看到这位神采奕奕、充满吸引力的人时，我只能说：“欢迎您，您真是迷人极了！”
1912年邓南遮见到我时，便决定要征服我。这倒不是恭维自己，因为邓南遮想与世界上所有知名女士谈情说爱，然后将她们绑在腰间，就像印第安人系着敌人带发的头皮一样。不过我出于对杜丝的赞赏而抵御他。我认为自己将是世界上第一位未对他俯首称臣的女子。那真是一种英雄似的冲动。
邓南遮想把一个女人搞到手的时候，他会每天清晨送她一首小诗，而且还附上一朵小花，表达诗的意境。每天早晨8点，我收到这朵小花，不过我依然继续充当英雄！
有一天晚上（当时我在拜伦饭店附近的街上有一间工作室），邓南遮以一种特殊腔调对我说：“我半夜时到你这里来。”
我与一个朋友布置了一整天。我们在整个工作室摆满白花，还有就是葬礼时所用的那些白色百合，我们还点上许多蜡烛。邓南遮到了工作室看到这个情景，不禁目瞪口呆：工作室看起来像哥特式教堂。他走进来，我们领他坐在长沙发椅上。我先为他跳舞，然后在他身上撒满鲜花，并且在他周围摆满蜡烛，慢慢地配合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轻盈地起舞。渐渐地，我将蜡烛一一吹熄，只剩他头上与脚边的蜡烛。他静静地躺着，好像被我催眠了一样。我仍然和着音乐翩翩起舞，然后我吹熄他脚边的蜡烛。但是当我神情肃穆，朝着他头上的蜡烛前进时，他用力跳了起来，因为恐惧而大叫着，从工作室冲了出去。这时我与那位钢琴师忍不住哈哈大笑，倒成一团。
第二次拒绝邓南遮是在凡尔赛的时候。我邀请他到小特里安龙宫饭店吃晚餐。这大概是两年后的事。我们搭我的车去那家饭店。
“你不想在吃饭之前到森林里散散步吗？”“啊，当然好，那真是太棒了。”
我们开车到了马利森林，然后走进树林里。邓南遮高兴极了。
我们散步了一会儿，然后我提议：“现在我们回去吃午餐吧。”
但是我们却找不到我的汽车，只好试着走到小特里安龙宫饭店用餐。我们走呀走，但是就是找不到出口！最后，邓南遮开始像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我要吃午餐！我要吃午餐！我有脑子，我必须喂饱我的脑子，我饿着肚子就什么也做不了。”
我尽力安慰他，我们终于找到出口，回到了饭店，邓南遮饱餐了一顿。
第三次拒绝邓南遮是在几年之后的欧战时期。我到了罗马，下榻在女王饭店。说来蹊跷，邓南遮刚好住在我隔壁房间。他每晚都与卡萨蒂侯爵夫人共进晚餐。有一天晚上，侯爵夫人邀我一起吃饭。我到了宫里，走进接待室。房间采用希腊式布置风格，我坐在那儿等待侯爵夫人。突然，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冲我而来。我往四周一瞧，看见一只绿鹦鹉。我发现它没被关住，于是我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我坐在那儿等侯爵夫人，又听到一阵汪汪的噪音，我看见一只拳狮狗，它也没上绑，因此我又跳起来，走到下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铺着白熊毛地毯，墙上还挂着熊皮，我坐在那儿等侯爵夫人。突然，我听到嘶嘶声，我往地上一瞧，看见笼子里关着一条眼镜蛇。我又跳了起来，走到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地上铺满了虎皮，房间里还有一只大猩猩对我龇牙咧嘴。我冲到另一个房间，也就是餐厅，我看到了侯爵夫人的秘书，侯爵夫人终于下来吃饭了。她穿着金色透明的睡衣，我对她说：“我猜你很喜欢动物。”“啊，是啊，我很喜爱动物——特别是猴子。”她一边回答，一边看着她的秘书。
奇怪的是，在这刺激的开场戏之后，晚餐却极其隆重。
饭后，我们回到那间有猩猩的房间，侯爵夫人请她的女算命师来。她头上戴着一顶尖尖的高帽，还披着巫婆的披风，开始用扑克牌为我们算命。
这时候，邓南遮穿得怪模怪样地走进来。邓南遮相当迷信，而且相信一切算命占卜之流。这位算命师告诉他一个很不寻常的故事。她说：“你将在空中飞，做出一些惊人业绩。你将会跌落到死亡关前，而且你将经历死亡，但免于一死，然后享受富贵荣华。”
然后，算命师对我说：“你将唤醒世人，带领他们接受一个新的宗教，而且在世界各地建立伟大的神庙。你将受到保护，一有灾难，天使将会保护你。你将会相当长寿，长生不老。”
之后我们回到饭店。邓南遮对我说：“我将于每晚半夜12点去你的房间。我已征服所有的女人，但是我尚未征服伊莎多拉。”
他真的每晚12点来我的房间。
我对自己说：“我就要成为世界上唯一拒绝邓南遮的女子。”
他给我讲述有关他生命、青春与艺术中最美好的事情。
“伊莎多拉，我受不了了！接受我吧！接受我吧！”
此时他的天才已让我心烦意乱，我真的不知所措，因此我常温柔地带他走出我的房间，回到他的房间。这个情形大约持续三个星期，最后我非常恼火，干脆冲到火车站搭头班火车离开了。
他常常用法语问我：“为什么你不能爱我呢？”我回道：“因为杜丝的缘故。”
小特里安龙宫饭店里有一条邓南遮珍爱的金鱼，它被养在一个漂亮的水晶鱼缸里，邓南遮常常喂它，还对它说话。金鱼会拍打着鱼鳍，嘴巴一开一闭，好像在回他话似的。
我还住在小特里安龙宫饭店的时候，有一天我问饭店经理：“邓南遮的金鱼在哪儿？”
“啊，女士，这说起来真叫人伤心！邓南遮去意大利了，他让我们好好照顾它。他是这么说的，‘那条金鱼是我的心肝宝贝儿，是我所有快乐的象征！’他还不断拍来电报问：‘可爱的阿多佛斯近来如何？’有一天，阿多佛斯在鱼缸里游得有点缓慢，像是要见邓南遮。后来它死了，我把它拿出来，丢到窗外。但是邓南遮的电报又传过来了：‘我觉得阿多佛斯有病了。’我回电说：‘阿多佛斯已经死了。昨晚死的。’邓南遮先生又回电说：‘将它安葬在花园，立一个墓。’于是我抓了一条沙丁鱼，用锡箔纸包好，葬在花园里，我还立了个十字架，上面写着：‘阿多佛斯长眠于此！’邓南遮回来马上问我：‘我的阿多佛斯埋葬在哪儿？’我带他到花园的坟墓前，他带了好多花给它，久久地站在墓前，啜泣不已。”
但是有一次宴会，却以悲剧收场。我将工作室布置成热带花园的样子，还在浓密的厚叶片与稀有植物之间摆着多张双人桌。这时候我几乎已经学会了巴黎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我安排一些想坐在一起的人坐在一起，不过这让当妻子的伤心流泪。客人们穿着波斯服装随着吉卜赛管弦音乐起舞。客人中的亨利·巴塔耶与他知名的翻译柏斯·贝蒂是我多年的好友。
如上所述，我的工作室就像个教堂，四周挂满15米高的布幕，在高高的看台上还有一个小房间，经由普瓦雷的巧妙装饰，简直像是女妖塞尔西的居处。墙上的金色镜子映着暗褐色的天鹅绒布幕，还有一张黑色地毯和一条长沙发，上面摆满东方色彩的垫子，这些就是这个房间的装饰。窗户是密封的，而门更怪，看起来像是伊特鲁里亚人[位于今日意大利西部的一个古国。]的墓穴。普瓦雷在房间完工后说：“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更能让我们做不凡的事，谈论不凡的话题。”
确实如此。这个小房间很美、很迷人，不过同时也很危险。谁知道每件家具有没有特性呢？或许床有道德操守，沙发容易犯罪，椅子值得敬重，而躺椅则非常邪恶？但是普瓦雷说得对，进入那个小房间之后，大家的感觉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待在那个像教堂的工作室。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晚上，就像洛翰葛林平时举办宴会时一样，大家尽兴享用一杯又一杯的香槟。凌晨2点，我发现自己和亨利·巴塔耶一同坐在普瓦雷设计的房间里的躺椅上。尽管他一向对我像兄弟一样，不过今晚他受了这个地方的迷惑，言行都与平日不同。然后，洛翰葛林刚好出现。当他看见我和亨利·巴塔耶在镜中一同坐在躺椅上的倒影时，立刻冲到工作室，对着宾客把我大骂一通，还说他要离开，永远不会再回来。
宾客觉得有点扫兴，我的心情也从快乐转为悲伤。
“快一点，”我对史凯利说，“演奏《伊索尔达之死》，要不这个晚上就糟蹋了。”
我迅速换下有刺绣装饰的图尼克，穿上一件白色长礼服。史凯利演奏得比平时更好，我则舞到清晨。
但是那个晚上注定会引来不幸。尽管我与亨利·巴塔耶是清白的，但是洛翰葛林一直不相信，他还发誓永远不想再见到我。我辩解、恳求都没有用。亨利·巴塔耶也被这件事深深困扰，他甚至还写了一封信给洛翰葛林，但是无济于事。
洛翰葛林后来让步，只愿意在汽车上见我。他诅咒我的声音就像是恶魔空洞的铃声，叮当乱响。突然之间，他停止诅咒，开了车门，将我推到车外的夜幕之中。我一个人恍恍惚惚，独自在街上徘徊了好几个小时。一些陌生的男人对我做鬼脸，嘴里还喃喃地发出暧昧的邀请。转眼之间，世界仿佛变成淫秽可憎的地狱。
两天之后，有朋友告诉我，洛翰葛林已经去埃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