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槿在每个花园盛开着，整个布兰卡到处可见黑白种族的人在谈情说爱。在城里的风化区，黑人、白人与黄种人妓女懒洋洋地倚在窗边，她们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些大城市妓女那么憔悴或鬼鬼祟祟。
我们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学生夜总会。那家夜总会与一般的夜总会差不多，照例是天花板很低、房间很长、烟味很重，里面挤满了跳探戈舞的年轻黑人和浅黑色皮肤的女孩子，我从来没跳过探戈，不过我们的年轻的阿根廷青年导游，一直极力怂恿我一试。我刚怯生生地跳了几步，就觉得我的脉搏呼应着这种性感舞蹈的诱人与慵懒的旋律，有如长长的爱抚那般甜美，有如南方天空下的爱情那般令人陶醉，有如热带森林的诱惑那般残忍与危险。当这位有着黑色眼眸的青年紧紧搂着我带舞，还不时大胆地望着我的眼睛时，我心里的感受即是如此。
突然有学生认出我，他们围在我的身边，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们正在庆祝阿根廷获得自由，于是邀请我用舞蹈表演他们的国歌。由于我很喜欢让学生们开心，于是就答应了。我听完翻译的国歌内容之后，用阿根廷国旗包裹着身体，试着为他们表演以前受奴役的殖民时期，阿根廷所受到的苦难以及推翻暴君获得自由的欢乐。我的表演相当成功。那些学生们以前从来没看过这种舞蹈，他们要求我一再重复舞蹈，他们则唱歌歌颂阿根廷。
我得意地回到饭店，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相当满意。但是，哎呀！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我的舞台经理看到报上刊登的我的演出的煽情报道时大为震怒，他通知我，根据法律，他认为我已经违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上流家庭纷纷取消订票，一致抵制我的演出。因此，前一晚让我如此开心的舞蹈表演，却毁了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巡回表演。
生命中的混乱和不和谐，艺术都赋之以和谐形式。一部好的小说铺陈得宜，故事一直进展到高潮，而且没有令人扫兴的结尾。艺术中的爱情与伊索尔达的故事一样，有凄美的结局，但是生命当中却充满令人扫兴的结尾，就像在一段乐曲之中出现不协调的嘈杂刺耳声。而且，真实生活中的风流韵事一旦达到高潮之后，往往只能在财务纠纷与法庭诉讼之中悲惨收场。
我当初踏上这趟巡回表演旅程，乃是希望能在战争期间为我的学校赚取足够的资金，因此，读者应该可以想象，当我收到瑞士来的电报，由于战争禁令，我寄去的钱已全数被没收时，我是多么错愕。我当时将孩子们留在一间寄宿学校，但是学校的女校长在没有收到费用的情形之下，无法继续收留这些学生，因此，她们有被撵出去的危险。我就像平常一样冲动，坚持奥古斯丁一定得立刻前往日内瓦，带着必需的钱去接济我的学生们——但是我却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就没钱付饭店的房租了。而且，那位气冲冲的舞台经理已经带着喜剧歌剧团前往智利演出，因此我与钢琴师杜莫斯尼尔就被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观众冷淡又沉闷，没有欣赏力。事实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一场成功的表演，就是那一晚在夜总会跳着礼赞自由的舞蹈的那场表演。我们不得不将行李留在饭店，继续前往蒙得维的亚[乌拉圭首都。]表演。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舞衣对饭店老板没有什么价值！
在蒙得维的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的观众与阿根廷观众完全相反——他们疯狂又热情——因此，我们得以继续前往里约热内卢表演。我们抵达里约热内卢时身无分文，也没有行李，然而市立剧院的总监非常友善，立即为演出售票。而且，我发现这里的观众相当有艺术鉴赏力，反应很快，能与台上共鸣，这种态度能让在他们面前表演的所有艺术家呈现出最好的一面。
我在里约热内卢遇见诗人里欧，他深受里约热内卢年轻人的喜爱，因为这里的每一位青年都是诗人。当我们走在一起时，身后总是跟着这些年轻人，高喊着：“里欧万岁！伊莎多拉万岁！”
杜莫斯尼尔在里约热内卢大受欢迎，因此他决定留在那里，我则回到纽约。这一趟旅程我觉得既伤心又孤单，因为我为学校发愁。上次同船的拳击手又坐上这艘船，成为船上的服务人员，因为他们此行的表演失败，没有赚到一毛钱。
同船的乘客之中有一位美国人，他整日喝得醉醺醺的，每天吃晚餐时都对侍者说：“将这瓶1911年的好酒送到伊莎多拉·邓肯的餐桌上。”大家听了都大为惊讶。
当我们抵达纽约的时候，因为战时无法传送我的越洋电报，所以没有人来码头接我。我偶然打电话给一位伟大的朋友阿诺·杰瑟。他不仅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位魔术般的人物。他舍绘画从摄影，但是他的摄影风格古怪得很。他的确将相机对准人，拍下他们的照片，照片印出来后却并非被照者本人，而是他想象的这些人被催眠的样子。他为我拍了许多照片，但是这些照片并非呈现出我的身体，而是我的心灵状态的写照，其中一张照片的确呈现出我真实的灵魂。
他一直是我的好友，因此当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在码头时，我决定打电话给他。令我吃惊的是，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不过，接电话的人并不是阿诺而是洛翰葛林。巧得很，他那天早晨碰巧去拜访杰瑟。当我告诉他我独自一人在码头，既无钱又无友时，他立刻表示赶来接我。
几分钟后他就来了。当我再度看见他高大威严的身躯时，我产生一种又信任又安全的奇怪感觉，我很高兴见到他，他看见我也相当开心。
附带说一句，读者或许能从这本自传看出，我对每个情人都相当忠诚。而且事实上，假如他们也对我一样忠诚的话，我或许绝对不会离开任何一人。因为只要我爱过他们，我将会一直爱着他们，直到永远。如果说我与这么多位情人先后分手，那只能怪男人的见异思迁以及命运的残酷无情。
因此，在这些悲惨的旅程之后，我很开心我的洛翰葛林再度拯救了我。他以一贯的威严气派，很快就帮我从海关领回行李，然后我们前往杰瑟的工作室。我们三个人一起到河滨大道上的餐馆吃午饭，那个地方正好可以俯瞰葛兰特墓园。
我们很开心能再次相聚，每个人都喝了许多香槟，我觉得回到纽约是好兆头。洛翰葛林当时的心情很好，而且极为慷慨大方。饭后，他马上赶去订下大都会歌剧院，而且从下午到晚上忙着送出邀请函给每一位艺术家，请他们来欣赏一场免费的表演。这场表演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纽约很多的艺术家、演员与音乐家都出席了这场盛会，而我很高兴能够在完全没有票房压力的情况下尽情舞蹈。当然，按照我在战时的表演惯例，在接近尾声时，我以《马赛曲》作结，结果观众热烈地为法国与协约国鼓掌喝彩。
我告诉洛翰葛林我已经让奥古斯丁前往日内瓦，还告诉他我很担心学生们的情形。他当然非常慷慨大方，马上电汇一笔钱，让学生们能够来纽约。可惜晚了，这笔钱来得太迟了，所有年纪比较小的学生已经被家长领回家了。我多年辛苦努力建立的学校就这样被拆散，真叫我痛心。不过，当奥古斯丁不久后带着6位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们抵达纽约时，我多少得到点安慰。
洛翰葛林一如既往地慷慨大方，他让孩子们和我享受最好的环境。他在麦迪逊花园广场边租了一间大工作室，我们每天下午就在那儿练舞。每天早晨，他会开车载我们沿着哈得逊河欣赏风景。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送了礼物。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金钱的魔力果真让生命变得多彩多姿。
但是纽约的寒冬到了，我的健康每况愈下，于是洛翰葛林建议我去古巴旅行，由他的秘书陪同。
我对古巴有许多愉快的回忆。洛翰葛林的秘书是个年轻的苏格兰诗人。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无法作任何表演。于是，我们便在哈瓦那开车到海岸兜风，欣赏如诗如画的美景，一共玩了三个星期。我记得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
离哈瓦那大约2公里远的地方有一间古老的麻风病院，病院周围筑有高墙。不过其实围墙并不算太高，因此有时还可以看见可怕的面孔从墙上往外窥视。古巴政府明白这个地方与旁边的冬季度假胜地格格不入，因此决定将麻风病院迁至别处。但是麻风病人拒绝搬迁，他们紧抓着门或墙壁不放，有些人还爬上屋顶，不肯下来；甚至有人谣传，有些麻风病人已经逃到哈瓦那藏匿。麻风病院的搬迁一事，总是让我联想到梅特林克[梅特林克（1862—1947），比利时剧作家，也写散文及诗。]所写的诡异又神秘的戏剧作品。
我还去参观了另一栋房子，住在那栋房子的女士是以前很喜欢猴子与猩猩的一些古老家族中一个家族的后裔。那栋老房子的庭院里摆满了笼子，里面装着这位女士的这些宝贝。她的房子吸引许多人前来参观，她总是肩上坐着一只猴子，手里牵着一只猩猩，热情地招待客人。这些在她身边的动物最为听话，不过有些动物并不那么温驯。因此，当我们经过它们的笼子时，它们会摇撼着笼子的铁栏杆，发出号叫，还做鬼脸。我问她这些动物是否有危险性，她漫不经心地回答，除了偶尔跑出笼子杀死园丁之外，它们其实还算蛮安全的。她的话让我提心吊胆，因此得知我们可以离开的时候，我很高兴地松了一口气。
这个故事奇怪的部分在于，这位女士非常美丽，双眼明亮有神，她饱读诗书，聪慧异常，而且她家里摆满了文学与艺术世界最优秀的作品。那么，她对猩猩的热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她告诉我，她在遗嘱里写着，要把所有的猴子捐给巴斯德研究中心，让研究人员进行与癌症及肺结核相关的解剖实验，这真是一种表现遗爱的罕见方式。
我在哈瓦那还有另一次奇遇。在某一个节庆之夜，所有的夜总会与咖啡馆都挤满了人，我们像往常一样，先开车绕着海滩兜风，经过南美洲彭巴草原，然后来到一家典型的哈瓦那咖啡馆，当时大约是凌晨3点。我们在咖啡馆看见形形色色吸食吗啡、可卡因及鸦片的人，还有酒鬼以及其他一些生活渣滓。这间昏暗的低矮房间里乌烟瘴气，我们选了一张小桌子坐着，我注意到一位脸色苍白，看起来精神有些恍惚的人，他的双颊凹陷，目露凶光。他修长的手指弹着钢琴，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开始弹起肖邦的前奏曲，他的演奏真是出神入化。我聆听了一会儿，走到他跟前，但是他只能说着断断续续的几个字。我的动作吸引了咖啡馆里所有人的注意，我意识到这儿没人能认出我，于是我突然很想为这群奇怪的观众跳舞。我将披肩包裹在身上，指挥着钢琴家，并随着前奏曲的音乐跳着舞。渐渐地，在小咖啡馆里的饮客们鸦雀无声；而且，当我的舞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时，许多人还开始低声啜泣。钢琴师也从吸食吗啡的恍惚状态醒了过来，好像灵感大发似的继续弹奏下去。
我一直跳到天明。当我准备离开咖啡馆的时候，他们都过来拥抱我。这场表演比在任何剧院的表演更令我觉得骄傲，因为这次表演没有任何剧院经理的帮助或是表演前的宣传，这更证明了我的才气。
此后不久，我和我的诗人朋友搭船前往佛罗里达，在棕榈湾上岸。我在那儿传了一封电报给洛翰葛林，于是他来饭店与我们会合。
人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并不是在悲剧刚开始的时候。起先哀恸让人震惊不已，令人到了几乎麻痹的地步。很久之后，人们会说：“啊，她已经撑过来了。”或者会说：“她现在很好，已经度过了难关。”但或许在大家都极为欢乐的晚宴时刻，悲痛冰冷的手却可能抓住我的心，或是以另一只灼热的爪子紧抓着我的喉咙。冰与火，地狱与绝望压倒一切。然后，我举起一杯香槟，试着以遗忘克服这种悲惨——不管可能还是不可能。
这就是我当时的心境。我所有的朋友都说：“她已经遗忘，她活过来了。”但是，一看见别人的小孩突然走进房间叫“妈妈”，我便心如刀割，整个身心都在绞痛，我的思绪只能呼喊着，让我掉入地狱的遗忘河，不管以什么方式，让我忘却这一切吧。我忍受着这种煎熬，很渴望能创造新的生活、新的艺术。啊！我真羡慕那些看破红尘的修女，她们双唇苍白，在陌生人的棺木前整晚念念有词。她们毫无所求，让艺术家好生羡慕，这些艺术家只会反抗地喊着：“我要爱，要爱；我要创造欢乐，欢乐。”人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洛翰葛林带了美国诗人麦凯与他一同前来棕榈湾。有一天，我们一起坐在庭院，洛翰葛林开始规划一所照着我的理念而建的学校，并说他已经买下麦迪逊花园广场作为建校用地。
虽然大体上我对这个计划也很热衷，但是我并不想在战时就开始进行这么大的计划。洛翰葛林气坏了，甚至在我们回纽约之时就将麦迪逊花园广场卖了，就像他当初买下那块地一样冲动。
在那之前的一年，麦凯在此地见过孩子们跳舞的情景之后，作了一首诗。
炸弹击中圣母院，
德国人焚烧了另一座比利时城，
俄国人败局已定，英国忧虑不安，
我闭目冥思，放下报纸。
黯淡的蓝色大海边，
有着灰色岩石与黯淡的光；
孩子宛如精灵发出悦耳笑声，
甜美有如蜜蜂嗡嗡，
在寂寥的海岸快乐歌唱。
这些小家伙穿着，
与大海中的岩石一样的蓝灰罩衫。
在黑暗的银色边缘舞着——
他们手舞足蹈，闪耀光芒，
向着即将西沉的落日，
欢乐祈祷，
她们是谁？
看啊！现在她们停止舞动，
好像倦鸟归巢，
她们既优雅又天真无邪，
簇拥在她们的女主人身旁，
准备对她道晚安。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
成为这个神圣艺术家庭的一分子。
她们是谁？
她们是基督与柏拉图曾经有过的梦想。
她们快乐的身影分开，可爱无比！
亲爱的上帝！这一切多么美妙，
直到我眼前再度
出现残忍屠杀，
一万名敌军。
然后是笑声！从古老大海传来的笑声，
在波浪中歌唱：雅典！加利利！
灯光熄灭，小淘气喊着：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