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经常入不敷出，但我们的心灵却是安详宁静的。然而雷蒙受不了这份宁静，到巴黎去了。到了春天时，他不断地打电报央求我们到巴黎去。于是，母亲和我便收拾好行囊，搭船横渡英伦海峡。
告别了伦敦的大雾，我们在一个春日的早晨抵达瑟堡。我们眼中的法国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园，从瑟堡到巴黎的路上，我们一直从三等车厢的窗户探头望外看着。雷蒙在车站等我们，那时他已将头发蓄长到耳际，穿着翻领衬衫，打着领带。他的转变多少让人吃惊，但他解释这只是他住的地方——拉丁区的一贯装束。他领我们到他的住处时，碰见一个女店员正慌张地下楼。进房后，他请我喝红酒，还说这瓶酒值法郎30分。喝完酒后我们就动身去找工作室。雷蒙懂两个法国词“Chercher atelier”，我们就沿路问着。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法文的atelier并不单指工作室，而是泛指任何一种店铺。最后在黄昏时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有庭院、备有家具的工作室，以50法郎一个月的超低价格租下。我们喜出望外，实在无法想象为什么租金会这么便宜，马上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但当晚就真相大白了。当我们正准备要好好休息时，突然发生了可怕的震动，整间屋子仿佛飞上天去，又直挺挺地摔了下来。这种震动重复了一遍又一遍。雷蒙于是下楼查看，发现我们是栖身在夜间开工的印刷厂的楼上。原来这就是租金便宜的原因。我们多少感到扫兴，可是，50法郎当时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大数目，因此我就说把这声音当作海浪的声音，就像我们住在海边。这里提供每客法郎25分的午餐和1法郎一份的晚餐，还供应酒。看门人常常端来一碗沙拉，礼貌地笑着说：“记得要搅拌沙拉，先生，小姐，记得要搅拌沙拉。”
我来后，雷蒙就放弃了对那位女店员的追求。巴黎是这么令人兴奋，我们往往清晨5点钟就起床，然后在卢森堡公园区的花园里跳舞，接着到处逛巴黎，再到卢浮宫待上好几个钟头。雷蒙已经弄到一本有所有希腊瓶绘的作品集，当时我们待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的时间，长到让警卫起了疑心，是我用手势告诉他我到卢浮宫只是为了要跳舞，他判定我们的疯狂行径无伤大雅后，才让我俩留在那里。记得当时我们花了无数个钟头，或坐在上了蜡的地板上，看着较低的橱柜里的展示物；或踮着脚尖说，“看哪！酒神狄奥尼索斯在这儿呢！”“快过来！快来看美狄亚[美狄亚，希腊神话中的一名女巫，曾帮助阿尔戈英雄的领袖杰森取得金羊皮。后来，杰森抛弃美狄亚，与科林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相爱。为了报复，美狄亚杀死克瑞翁国王父女以及她和杰森生的两个儿子。]杀了自己的亲生子！”
我们日复一日地去卢浮宫，总在闭馆时才不情愿地离去。在巴黎，我们没有钱，没有朋友，但是我们别无所求，卢浮宫就是我们的天堂。那时，我常穿白色外套并戴着自由帽[自由帽是一种无檐的锥形软帽，原为被释放的古罗马奴隶所戴，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用作自由的标志。]。雷蒙则头戴大黑帽，敞开领口、打着领带——看过我们的人都说我们是傻瓜，如此年轻就那么沉醉在希腊瓶绘中。闭馆后，我们在暮霭中走回家时，还会流连于杜乐丽区花园的雕像前，回家吃完白豆、沙拉，喝完红酒后，快乐得无可比拟。
雷蒙作画的速度相当快，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临摹了卢浮宫里所有的希腊瓶。但后来出版的轮廓像，并不是希腊瓶的素描，而是雷蒙描画我裸体跳舞时的剪影。
除了卢浮宫，我们还参观了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的其他博物馆。我尤其醉心于法国歌剧院之前的卡尔波群雕[指法国雕刻家卡尔波（1827—1875）的一组原置于巴黎歌剧院正门的群雕，这个石雕名为“舞蹈”，其洛可可式的鲜明活泼与剧院建筑式样的华丽相得益彰。目前此组群雕被收藏于奥塞美术馆。]，还有凯旋门上吕德的作品[指的是吕德（1784—1855），法国艺术家。]。我们在每一个不朽作品前伫立观赏，这些梦寐以求的法国文化不断激荡着我们年轻的美国人的心灵。
春去夏来，1900年的万国博览会开幕了！一天早晨，哈莱竟出现在我们位于欢乐街上的工作室门口，让我十分高兴，却让雷蒙恼怒万分。此后我就成了来参观此次博览会的哈莱的良伴，我也无法再找到比他更迷人、更聪明的向导了。我们整天在建筑物间穿梭来往，傍晚就在埃菲尔铁塔那边用餐。他很细腻体贴，当我累时，他会让我坐到摇椅上。事实上我时常觉得疲倦，因为博览会对我来说根本无法同卢浮宫相提并论。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快乐，因为我爱巴黎，也爱哈莱。
每逢星期日，我们会坐火车到巴黎近郊，漫游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杰曼森林，我在林中为他舞蹈，他则为我素描。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当然，我可怜的母亲和雷蒙就没有那么快乐了。
1900年的万国博览会中的一幕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日本伟大的悲剧舞蹈家佐贺洋子的舞蹈。接连几夜，哈莱与我为这位伟大的悲剧舞者美妙的艺术所倾倒。
此外，另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印象是“罗丹馆”，这是这位令人赞叹的伟大雕刻家第一次完整展示其作品。我一进入这个展馆，站在大师的作品前，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那时我并不认识罗丹，只是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每次来访听到有些粗鄙的观众在说：“他的头在哪里？”或“她怎么没有手臂？”我就会感到气愤，我常转身对那些无知的观众大加斥责：“你们难道不知道，”我通常会说，“这并不代表人体本身，而是一种象征，一种生命典型的概念。”
秋天来临了，在博览会展期的最后几天，哈莱必须回伦敦，但他在回去之前，介绍了他的侄子夏尔·努夫拉和我认识。“我把伊莎多拉留下来给你照顾了。”他临行前这么说。努夫拉是一位年约25岁的年轻人，有些玩世不恭；但他却被受托照顾的美国姑娘的纯真烂漫倾倒。他开始为我补法国艺术教育的课，告诉我许多哥特式风格的特色，并使我第一次学会欣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及十六时代的文艺价值。
我们搬离原来的住所，用仅有的一点积蓄租了一间大的工作室。雷蒙把我们的工作室布置得很古朴。他将锡箔纸卷起来，接在瓦斯喷气口，让火焰从中喷发出来，看起来像古罗马使用的火炬；但这样增加了我们许多煤气费。
在这间工作室里，我的母亲重新弹奏她的音乐，就像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一样，她会接连几小时弹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曲子。我们的工作室里没有卧室和浴室。雷蒙在各面墙上画了希腊式圆柱，我们把褥垫放在几个雕花木箱里，到了晚上，就把褥垫拿出来铺着睡在上面。这时，雷蒙发明了他有名的便鞋，因为他觉得所有的鞋子都令人不舒适。他有一种发明的癖好，几乎每晚都敲敲打打地忙于他的发明，而我和可怜的母亲则只能凑合着在箱子上睡觉。
努夫拉成了我家的常客，有一天，他带两个同伴来我家，一个是名叫雅克·博尼的漂亮小伙子，一个是名叫安德烈·波尼尔的青年文人。努夫拉对我赞誉有加，并且把我当作珍贵的美国之宝介绍给他的朋友。我为他们献舞。我那时正在研究肖邦的前奏曲、华尔兹以及玛祖卡舞。我的母亲弹得好极了，她为我伴奏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博尼想出一个主意，要让她的母亲圣马索夫人（其丈夫为著名雕塑家）请我在某个晚上为她的朋友们献舞。
圣马索夫人在巴黎有一间最具艺术气息、最别致的沙龙，她把预演的地点安排在她丈夫的工作室。坐在钢琴前的是一位很引人注目的男子，他有一双魔术师般的巧手，而我的表演立即吸引住了他。
“真令人陶醉啊！”他大声说，“多么迷人！多么可爱的孩子！”并且将我搂进他的怀里，以法国式的作风亲吻我两边的脸颊。他就是伟大的作曲家梅萨杰。
我初次公演的夜晚到了。我在一群善良、热情的观众面前跳舞，风靡全场。他们几乎不等到我的舞蹈结束，就大叫着：“太好了，太好了，她真是个讨人喜欢、与众不同的孩子。”而当第一支舞曲结束时，一位身材高大、目光锐利的男子站过来拥抱我。
“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伊莎多拉。”我回答。
“小名呢？”
“小时候他们叫我多丽塔。”
“噢！多丽塔，”他叫着我的小名，亲吻我的眼睛、脸颊和嘴唇，“你真迷人。”接着，圣马索夫人牵着我的手说：“这是伟大的萨杜[萨杜（1831—1908），法国剧作家。]。”
事实上，那个房间内集合了巴黎的上等人物。我被花束和赞美包围，我的3名护花使者努夫拉、博尼及波尼尔感到荣幸与满足，开心地护送我回家，因为他们的美国小女孩表演得相当成功。
他们三人中成为我最好的朋友的，不是高大、风趣的努夫拉或英俊的博尼，而是个子相当矮小、脸色苍白的安德烈。他很有智慧，我一直是个重视心智的人。也许大家不信，但就我而言，与这些有智慧的人相恋（我有好几段这种恋情），就像与一些人热情相爱一样有趣。当时安德烈正在写他的两本书《彼德拉克》和《西蒙德》，他每天都来看我，经由他的介绍，我了解了所有最好的法国文学作品。
此时，我学会了流利阅读法文和用法语交谈，而安德烈常常会在我的工作室里利用下午及晚上的时间为我大声朗读。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富有韵律感，极为甜美动听。他为我朗读莫里哀、福楼拜、戈蒂耶和莫泊桑的作品，而梅特林克的剧作《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也是他首先读给我听的，此外还有许多流行的当代法国作品。
每个下午，我的工作室门外便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安德烈会把一本新书或杂志夹在腋下来到这里。我的母亲无法理解我对这个男人的热情，他并不是我母亲心目中理想的情人，因为他长得又矮又胖，眼睛细小；只有重视心智的人，才能了解他眼中闪耀着的机智与聪慧。当他为我朗读了两三个小时后，我们常会搭乘沿塞纳河的公车前往西提岛，在月光下凝视着巴黎圣母院。他对这个建筑物外观的每座雕像知之甚多，能够讲述那里每块石头的故事。然后我们便走路回家，这时我会感觉到安德烈的手指胆怯地碰着我的手臂。星期天我们也常乘坐火车前往马尔利。安德烈曾在书中描述我们漫步林间——我如何习惯在他前面的小路上为他跳舞，像个快乐的仙女或森林女神般笑着向他招手。
他向我吐露他心中的文学构思以及他想写的文学题材，虽然他从来不会去写什么畅销书，但我相信安德烈·波尼尔的名字将会流传下去，成为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有一天早晨，他脸色苍白地出现在我面前。他不愿告诉我心情不佳的原因，始终保持沉默，表情悲伤，眼神呆滞。他意味深长地亲吻我的额头，向我告别。我有预感他将结束生命，并为他担忧，心里痛苦极了。直到三天后，他神采飞扬地找到我，告诉我他去参加了一场决斗，并打败了对手。我始终不知道这场决斗发生的原因，事实上，我也从不了解他的私生活。他通常在每天傍晚五六点出现，然后视天气或我们的心情，决定是为我朗读还是带我去散步。有一天我们坐在一处十字路口的空地上，他把右手边的路称为“命运”，左边的路称为“平静”，把我们前面的直路称为“永恒”。“我们坐着的这条路呢？”我问。“爱情。”他用低沉的嗓音回答。“那么我宁愿一直坐在这里。”我愉快地回答。但他却说：“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接着便起身，快步地朝前面的那条路走去。
我非常失望而且不解，快步跟在他后面，大声说：“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但是在整个回家的路上，他没有再说话，并突然把我留在我住处的门口就走了。
这段奇妙而热情的友情维持了一年多，在我纯真的内心里，梦想着将这段友情化为爱情。一天晚上，我安排母亲和雷蒙去欣赏歌剧，只留下自己在家。那天下午，我偷偷买了一瓶香槟。到了晚上，我摆了一张小桌子，在桌上摆了一束鲜花、一瓶香槟和两个杯子，还穿了一件透明的希腊式短袖及膝上衣，在头发上缠绕了玫瑰花圈，就像是泰绮思[泰绮思是历史上的名妓。]一样，等待着安德烈到来。他来了，看上去非常惊异和不安，几乎不敢喝一口香槟。我为他跳舞，但他似乎很拘谨，最后他说晚上有重要的东西要写完，便匆匆告辞。当晚，只有玫瑰花和香槟伴随着我，我孤单一人，伤心地啜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