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广州的那趟特快列车缓缓驰进丰台站以后，竟然停了下来。车上的旅客纷纷议论起来。因为按列车行程表，这趟特快不停丰台，而且历来都不停丰台。“出啥事了？”“可能车上有人犯急病，要送医院。”“八成是抓着逃犯了。你们看，有人给带下去了。”尤其是硬卧车厢的旅客，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是经常乘坐这趟车往来京广的，既熟悉车次运行情况，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便纷纷拥到车窗跟前来看个究竟。
这时，透过车窗，他们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列车长和乘警的陪同下，走下了车。丰台站台上有一辆红旗车在等着。列车长和乘警把那个中年男子交给红旗车上的两个不像是警察的工作人员以后，列车马上就开走了。看来，列车突然在丰台站停靠就是为了让这个中年男子在丰台站下车，并把他交给那辆红旗车上的工作人员的。
在那个年代，红旗车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列车专门为他在丰台站停靠。站台上专门有红旗车来迎接他。这小子真牛。他是谁？
他就是唐惠年。
广东驻京办的同志在相关公安部门的帮助下，在丰台站“截获”了唐惠年，立即派车将他和那份调查报告一起送往京西宾馆。钟灵在认真阅读了唐惠年的调查报告后，立即把这份报告批给了省委全体常委，要求常委据此来反思广东多年来的工作得失，认真落实省委和中央关于“全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的伟大战略决策。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那天在叶帅西山住处确定下来的一些想法形成文字，报到谷牧那儿。谷牧在这份报告上附上他的意见后，又很快把它呈送到了邓小平处。第二天，他又亲自打电话到邓小平处，再一次转告了广东省的同志请求“先行一步”的想法。
小平同志的秘书在接了谷牧的电话后，立即把电话内容告诉了邓小平：“刚才谷牧同志来电话，再一次申述了广东省委的那个想法。”
邓小平拿起桌上放的几份简报，问：“他们的想法，是不是就是会议简报上反映的那一些？”
秘书答道：“大体的意思就是那一些。”
邓小平说道：“你告诉谷牧同志，我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提法。这和打仗一样，大部队行动，总应该有人先走一步探探路嘛。广东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等地方先搞一点试验，我看可以。”
秘书又说：“谷牧同志说，这里有一个难题，广东的同志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怎么称呼这几个试验区？有的同志主张叫‘自由贸易区’，有的同志主张叫‘出口加工区’，有的同志主张叫‘贸易出口区’，还有主张叫‘贸易合作区’的……”
邓小平笑了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就叫‘特区’嘛！当年的陕甘宁就是特区嘛！”
秘书再问：“如果办试验区，广东的同志还希望中央能给一点钱，哪怕象征性地给一点启动资金也行。”
邓小平立即很坚决地回答道：“这一点要跟谷牧说清楚，中央没有钱，让广东的同志自己去搞钱。改革，试验，就是要解放思想，敢闯，敢想，就是要杀出条血路嘛！”
当天晚上，吃罢晚饭，在中南海办公的谷牧正在海子边上散步，不远处，看到邓小平在警卫和家人的陪同下，也缓缓地散着步走来。他不想在这时候打扰邓小平，刚想回避，却不料被邓小平叫住了。“谷牧，我今天白天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划出来做试验的地方，就叫‘特区’。延安和我们的陕甘宁边区那个时候就是个特区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叫‘特区’好。我记住了。我马上去转告广东的同志。”谷牧答道。
“建立特区，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告诉广东的同志，告诉将来去特区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杀出条血路的思想准备和勇气。”
谷牧回到办公室，立即吩咐秘书马上替他接通钟灵的电话。他把刚才在中南海海子边上邓小平和他讲的话，重点地、简要地给钟灵复述了一遍。
钟灵听着谷牧的复述，一边在自己那个本子上记录着，一边应道：“叫‘特区’，好啊。”但这个“好”字刚叫出口，稍稍想了想，放下笔，又有些担心，便谨慎地问道：“叫特区……那，它们是不是就直属中央，不归省里管了？”
谷牧笑了：“根据我的理解，小平同志没这个意思，其他中央领导也没表示过同样的意思。一直以来的指导思想，不管这几个试验地叫什么，它们还归你们省里管。就是叫‘特区’，也还归你们省里管。刚才小平同志又特别强调了白天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让我务必转告你们，尤其是将来去特区工作的同志，办特区，中央没有钱，要由你们自己去搞。一定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由于当年长安街上的车流量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多，再加上，这辆红旗牌轿车是驻京办的同志通过关系，特地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的一种挂有特殊牌号的车，所以，一路驰来，几乎没有遇到红灯，很顺利地进了京西宾馆的大门，驰到主楼门前停了下来。只是在进了主楼大门，他们才稍稍遇到了一点“麻烦”。他们刚要进电梯，却看到有两个人匆匆走过来拦住了唐惠年。唐惠年仔细一看，是新华社内参组的那位白组长，还带着一位年轻的助手。
白组长上前叫住唐惠年后，向他索要那份调查报告。
唐惠年绝对没有想到，内参组的消息也能如此的灵通，自己刚被“截”回北京，他们已经得到消息，在这儿等着他了。一时间他不知道白组长索要这份调查报告的用意何在。一路上，他变着法地向去车站“截”他的这两位同志打听“让返回北京的内情”，但这两位同志对他的追问，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彬彬有礼地守口如瓶，什么内情也不透露，搞得他反而有点紧张兮兮的。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该不该在这时候把这份调查报告的副本交给新华社搞内参的同志。
这时，省驻京办的同志上前拦住白组长：“对不起，我们省委的主要领导正等着唐记者，你们的事，能不能等一会儿再说？”
白组长忙解释：“我们只要两分钟时间。”
唐惠年也帮着介绍道：“他们是新华社内参组的。”
听是新华社内参组的，驻京办同志的态度马上和善许多，本能地就让开了道，没再拦阻白组长了。
白组长立即把唐惠年叫到一旁低声说道：“你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带在身边了吗？”
唐惠年点点头：“带着哩。怎么了？”
白组长又问：“那些照片呢？”
唐惠年应道：“也带着哩。”
白组长说：“统统都给我。”
唐惠年一愣，问：“干什么？”
白组长：“我们刚得到通知，一定要赶在明天上午前，把你这份调查报告的内参，送到每一位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手里。”
唐惠年更是有点犯傻了，怵怵地问：“怎么回事，想拿去做反面材料？”
白组长：“别瞎捉摸……”
唐惠年：“可是昨天您还在告诫我……”
白组长笑笑：“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嘛。”
唐惠年迟疑着：“这……”
白组长低声地：“别犹豫了。只要你本人还同意我们发你的这篇调查报告，就请赶快把报告稿交给我们。”
唐惠年还在犹豫：“不会有啥事吧？”
白组长：“你看你看，上边重视了，你自己反倒又哆嗦起来了。”
唐惠年：“可是……”
白组长说：“当然，如果你本人不同意发，我们也不勉强。”
唐惠年马上说道：“我要是不想发，干吗还带着它千难万险地从广州跑北京来？我有病？”
白组长笑道：“那你还犹豫啥？果断点，我们还要回去编稿子哩。”
几分钟后，那位内参组的白组长拿着唐惠年交给他的那个牛皮纸大信封，已经在回新华社的路上了，他的神情显得尤其的严肃，就好像是亲自去揭开一个历史大谜团，或者是要向世人宣布一项新的科学成就似的。
那个年轻的助手轻轻地说道：“我看那位唐记者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蒙了。”
白组长若有所悟地叹道：“那是。谁遇到这样的变化都会发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又地下……刚才还是‘牛鬼蛇神’，这会儿又成了圣贤仁者，谁能不蒙？”
那位助手若有所思地：“也许，我们刚才适当地跟这位唐记者透露一点背景情况，告诉他是最高层有新的精神下来了，催我们赶紧印发他的这个调查报告，他可能会踏实得多……”
白组长的神情马上又变得严肃了：“这怎么能说？来自最高层的情况，任何一点都属于内部严格掌控的。没有得到特别的允许，绝对不能随便扩散。这是宣传纪律，也是政治纪律。一定要严格遵守。在我们这个岗位上，犯任何一点自由主义错误，都会酿成大错。”
年轻助手立刻不作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