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经营其实都离不开利益两个字。人只关心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是有价值或者是有利益的事情。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人生的目的在于摆脱痛苦和寻求快乐，求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最大利益。所以，商人应以“利”字为衡量一切活动的总原则。
关心对自己有利的事，不是提倡惟利是图，而是认为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才能回馈社会；先做企业家，才有资格成为慈善家。
有人这样总结：“温州的一切只需一个解释：实用或者叫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是温州思想的精髓。与全国许多地方相比，温州人是个讲实际、重功利的群体。他们天生有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朴素的自然哲学意识。
温州人做事情从功利出发，而且毫不掩饰。有一次，曾先生在挤火车时跟一位长者发生口角，上车后他发现长者很健谈并且似乎很有身份，于是他就主动与长者搭话，主动道歉，并表达了倾慕之情，然后还邀请长者共进午餐，最后，长者被感动，相互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有人问：“你怎么能想到请他吃饭，他刚刚用歧视性语言伤害过你。”曾先生笑笑回答：“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当时我在×市没有熟人，多个朋友多条路。事实证明，如果开始他不帮我，我的生意不会做得这么好，并且我们的朋友关系现在已经维持了12年。”温州人就这样很“务实”地化干戈为玉帛了。
温州人深得厚黑之道，他们“脸皮厚如城墙”，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温州商人刘先生在海外创业时，挨家挨户推销产品，因为语言不通，当地人又抱着敌视的心理，他曾经连续73次被人赶出家门。但是他毫不气馁，坚持挂着笑脸敲响了第74个陌生的门，凭着“厚脸皮”，他终于在海外站稳了脚跟。
20世纪70年代，务实的温州人不关心政治，因为政治不能带来任何财富。在外界长期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他们只相信“民以食为天”，只相信搞“资本主义尾巴”可以使饭桌上多一盘菜。于是，他们觉得怎样能生存，怎样能富裕、幸福，就怎样去干。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为姓“资”还是姓“社”没完没了的争论的时候，他们排除一切干扰，埋头办企业，大胆跑营销，像追求真理一样，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20世纪90年代，在讲求实际的温州人看来，政治是一种可以为自己所用的资源，他们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曾有机构对温州市260名政府部门的干部、职工进行调查，93%的人认为“致富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调查显示，54%的温州人“不要乌纱要铜板”。
温州人不空谈，不幻想，也不怨天尤人，他们敢于实践，“想到就做，看准了就干”。1980年夏天，温州一个姓周的兽医出差到上海，发现街上许多人或拎着、或抱着大捆大捆的文件夹、账务册。他走进文化用品商店，方知上海正在全面开展企业整顿，原有表格、账册全面更新。他顿时产生一个念头，如果能印制出适合的表格、账册，利润岂不滚滚而来。说干就干，他立即买下不同格式的表册和一本《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回家后，他精心设计印制一套包括财务、设备、档案、物资等14类企业管理的表格，然后发动家人和朋友，按照《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上提供的地址，发出8700封征订信，结果收到1000多份订单，两个月内净赚6万元。以此为资本，周医生买来了印刷机、切纸机、装订机等设备，成立了一家文教用品店，如今他已拥有一家固定资产500万元、年销售额数百万元的印刷厂。曾国藩说：“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温州人认为：就是黄金掉在地上，也要你弯下腰去捡起来才行。赚钱靠行动，百想不如一做。
温州人把公司或项目仅仅看做赚钱的工具，这个工具用旧了，他们就毫不留恋地丢掉，不管自己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感情。上海亚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张文荣的口头禅是：“赚钱不要赚尽。”曾经有一个酒店要出售给他，评估价1.6亿元，卖给他的开价只有7000万元，以这个评估价，他可以向银行贷款1亿元，等于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拥有这家酒店，但是他放弃了这个看似诱人的项目。他说：“我做了一些调查，觉得酒店以后的租金收益率可能比不过银行的利息。这件事在有些人看来，倒一下手就是无本万利的事，但是我做生意要对我下面所有的员工负责，对我的家人负责。”诗人泰戈尔说：“当鸟翼系上了黄金时，就飞不远了。”温州人敢于放弃，以退为进、以攻为守，为终极的财富目标而努力。
企业咨询顾问和培训专家商振一针见血地指出：讲信任，讲价值，讲尊重，讲合作，其实都离不开利益两个字。人只关心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是有价值或者是有利益的事情。在温州人眼里，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挣钱。他们做生意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发财。由于赚钱的目的单一、方向一致，在行动中就少了一些盲目与动摇，多了些动力与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