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我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坚定不移的决策。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特殊政策，并在五十年内不予改变。“中国关于”一国两制“和平收回香港的方针，得到英国政府的赞同。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两个阶段共22轮的谈判，终于在1984年9月18日全部达成协议。
9月26日上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上午10时，草签仪式举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和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代表团前任团长姚广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新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大使查德·伊文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主要有：中国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香港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等等。这些基本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联合声明还规定，自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到1997年6月30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英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在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以求联合声明得以有效执行。联合声明有三个附件：附件一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说明；附件二就中英两国成立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联络小组事宜作了规定；附件三就中英两国将成立土地委员会处理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作了规定。联合声明是”一国两制“思想的具体体现，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
12月18日，应邀前来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达北京。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厅隆重举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家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正式签署的《联合声明》对草签文本未作任何更动。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了《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联合声明》从此生效。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不仅是中英两国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友好地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和重视。香港各界热烈拥护这个声明。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包玉刚等表示，对声明感到满意，对香港有了信心。香港舆论认为，联合声明是”中英关系史上闪光的一页，可以看到如何洗涤140多年的玷污在’东方明珠‘上面的尘垢，使她更加灿烂辉煌“。香港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中国政府解决澳门、台湾问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历史将证明这一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
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收入邓小平同志1982年十二大至1984年11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22篇。内容涉及经济政策、外交方针、祖国统一、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许多方面。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中指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综观该书全文，基本上是围绕这三大任务、四件工作展开的。
关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邓小平这一时期关注的中心内容。他在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提出了衡量各项工作的标准：”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后来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雏形。他重申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近期目标是”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此，从内部来说，要继续进行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学、教育等其他行业；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实际上从理论上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具体经济建设的策略方针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问题上，他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还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还要开发海南岛，等等。农业翻番要靠多种经营，最直接的措施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要重视智力开发，合理使用科技人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仅如此，还要利用外国的智力，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邓小平的上述一系列指示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实际上已经是”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另一次会见中，邓小平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的通的。“香港的顺利回归证实了这位伟人的预言。
在对外政策上，邓小平也有明确的态度，”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他还重申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为我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了基本的立场和未来发展趋势。
在其他方面，邓小平也有精辟的论述。在教育问题上，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整党问题上强调不要走过场；思想战线上特别是理论和文艺战线方面，不要搞精神污染，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等等。邓小平的这些见解必将成为我们的长期指导方针。
本书收入的邓小平的讲话和谈话篇幅都比较短，但这些简短、朴实的语言所包含的理论政策的深刻性、所具有的极大的影响力却是世人皆知的。唯其简短、朴实，才明白、晓畅，有说服力，且易于贯彻，可操作性强。由此我们在指出这一系列讲话和谈话的重要价值之时，也不得不佩服邓小平那高超的语言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