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0日，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议决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立果分任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副院长。10月19日，国民政府提请任命了行政院各部部长，以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长，薛笃弼为卫生部长。
至此，国民党的五院制政府宣告成立。
中央银行的创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统一全国的货币金融，决定筹设中央银行。1927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央银行条例》。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经营，并由国民政府授予货币发行、铸造硬币、经理国库、募集公债四项特权。条例颁布之后，在上海筹建中央银行的准备工作即已次第展开。
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黄浦滩路华俄道胜银行旧址正式开业，资本总额二千万元，以金融短期公债拨给抵充。财政部长宋子文负责中央银行的筹建，并兼任第一任总裁。总行设于上海，各地设分行、支行。
中央银行在组织上实行立法、监察、行政三者分立。理事会掌立法权，由9人组成，其中代表实业界、商界、银行界者各一人，总裁为理事会主席。凡业务方针、发行数量、预算决算的审定、资本的增加，分支行的设废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均由理事会决定。监理会行监察之责，由国民政府特派7人组成，负责检查帐目和准备金，审核预算决算等。总裁、副总裁由国民政府从常务理事中选定，负责全行行政事务。
中央银行刚成立时，力量远不及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28年以后，中央银行利用其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特权，逐步开展业务，增强实力。同时，国民政府进行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改革也使中央银行的地位得以巩固。1933年4月，国民政府发布"废两改元令"，废止银两流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负责兑换中央造币厂统一铸造的银币。随后，国民政府对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进行增资改组，将中央银行资本增为一亿元，规定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资本额4000万元，官商各半，交通银行定为实业银行，资本额增为2000万元，官六商四。通过三行增资改造，中国、交通两行遭到控制，中央银行的实力则得到加强。1935年8月，中央银行拨款一千万元设立中央信托局，主要办理信托、储蓄、保险、收购出口物资、采购军火等业务。中央信托局的成立，进一步增强了中央银行的实力。1946年，中信局成为独立单位，但仍受中央银行控制。
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制，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钞票为法币，其他各行一律停止发行钞票，已发钞票及准备金交由财政部指定的银行接收。法币改革，不仅有利于货币的统一，也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力量。中央银行发展迅速，至1936年底，其发行额已从1928年的1100万元增加到34000余万元。资产从1541万元增加到64000万元。
抗战爆发后，中央银行总行迁往重庆。国民政府为加强战时金融统制，遂组织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以作全国的金融中心。1942年5月，四行联合办事处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颁布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并随后颁布了《统一发行实施办法》。根据这两项办法，中央银行成为发行法币的唯一银行，其主要业务为：集中法币发行，统筹外汇收付，代理国库，集中各银行之存款准备金，办理票据交换及调剂金融市场等。由于独揽了多种特权，中央银行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至抗战末期，在其库存准备金中，拥有8亿多元美钞外汇和600多万两黄金，成为国内实力最厚的银行。
日本投降后，中央银行接收了日伪大批资产，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央银行根据蒋介石内战的需要，奉行无限制通货膨胀政策，大量发行法币。法币信用丧失，法币制度已近崩溃。为挽救财政危机，1948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随着金圆券的无限发行，其贬值程度较法币更为猛烈。国民党政府的金融、经济陷于全面崩溃。
初，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央银行奉蒋介石密令将所存金银与外汇约5亿美元运抵台湾，之后转至台湾营业。
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是指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由悬挂北洋政府的三色旗改为悬挂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作为特定的历史概念，并不是简单的旗帜改换，而是意味着奉系军阀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标志着北洋军阀在中国统治的终结。
2月，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新上台。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发起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战争打响后，北伐军节节胜利，一个月内，战线从长江流域一下子推进到京津地区。张作霖迫于战争形势，于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决定放弃北京，退守关外。6月3日，张作霖偕其部下仓促由京返奉，不意于4日晨途经沈阳郊外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6月20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被东北军政人士拥戴，就任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奉天军务督办。不久，张学良又被推举为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
张学良继承父业，成为东北新的当权人物。然而，其时的张学良，处境并不轻松。当时东北矛盾错综复杂，围绕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打"还是"和"的问题，斗争异常激烈。当时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与南京政府抗争到底，也就是与南京政府将战争继续下去。第二条路是与南京政府言和，但和的结果，是张作霖的原有设想，退出关外，"保境安民"，使东北能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这一方案也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竭力主张的。第三条路也是与南京政府言和，但和的结果是改旗换帜，归顺南京政府。
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和东北的严重局势，毅然采取第三条路。7月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表示愿以和平手段统一全国。电报称："至国难所在，学良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缩军事；一面以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碍统一之意。"其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鉴于济南惨案的教训，也一致同意对东北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随后，双方互派代表开始东北易帜问题的谈判。
月上旬，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等人代表东北方面到达北京与南京政府代表举行了首次谈判。这次谈判历时一月，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奉天同意揭扬青天白日旗；（2）热河归东北管辖，南京政府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3）7月21日实现易帜。
对于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恼火。为此，日本政府田中义一内阁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东北的方针和政策，并于7月中旬电令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干涉东北易帜。林久治郎接到电令后，即访张学良，转告日本政府干涉易帜之意，声称"东三省若轻与南方妥协时，因其结果所生之影响，日本不能不关注此点"。林久治郎在"警告"张学良时并加以种种威胁。对日本的威胁，张学良鉴于当时东北特殊的局势，只得以沉默来对付。7月2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谓"日本干涉易帜，不克立时践约"。
东三省的易帜虽因日本的干涉未能于原定的7月21日实现，但张学良并未终止易帜活动。7月26日张学良致电在北京的奉方谈判代表王树翰、邢士廉，望转告蒋介石，"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7月3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张作霖丧事办完后，"必对国府有所表示"。
日本政府见林久治郎的"警告"未能终止张学良的易帜活动，又特派日本原驻华公使，且与奉系又有密切关系的林权助赴东北，假凭吊张作霖之名，劝阻张学良易帜。8月4日林权助到达奉天后，与张学良前后会晤4次，每次会晤都威胁张学良，劝其不要与南京政府妥协。特别是8月9日的会晤中，林权助竟公然表示，"日本政府具有反对东北易帜的决心，即使指为干涉内政，亦所不辞"。
在林权助来奉对张学良施加压力的同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还亲自出马，劝诱张学良停止与南京政府的谈判。1928年11月，日本昭和天皇举行加冕庆典，张学良派莫德惠、王家桢专程赴东京庆贺。田中在东京多次会见莫、王二人。劝阻东北方面与南京的统一。田中要莫、王二人转告张学良，应"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一番事业"。并要求莫、王二人全力支持张学良的事业，"当一个开国元勋"，而不要"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田中还许愿，只要张学良不实行易帜，便可得到六千万元借款。
对于日本的威逼利诱，张学良始终不失民族气节。如在与林权助的交涉中，他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易帜与否，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是我们的内争。他郑重向林权助申明："余为中国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余当服从人民的意旨，力求东三省之安全，东三省不能因余而亡。"月14日，张学良召集东北军政要员开会，讨论易帜问题。邢士廉在会上汇报了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全部过程，与会者表示满意，一致决定12月29日东北全境始挂青天白日旗。
12月29日，张学良偕东北军政要员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北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东北境内各省公署、各机关、学校、商店，悬挂青天白日旗。易帜后，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
张学良宣布易帜后，南京政府即日电复张学良，对其易帜表示嘉慰。12月31日，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同时任命了东北各省省政府主席。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国民党改组派形成
国民党改组派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谭延闽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被排挤出中央党政机构。汪系人物陈公博、顾孟余等不甘在政治角逐中落败，在上海以拥汪为旗帜，从事反蒋活动。他们先后主办《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揭露南京国民党中央独裁、腐败，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改组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陈公博还在上海创办"大陆大学"，吸纳失业、失学的知识青年及退伍士兵、逃兵为学生，以此招兵买马，训练队伍，为改组派成立作组织方面的准备。
冬，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王法勤、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中的汪派骨干分子，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云超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陈公博、顾孟余负责。总部设在上海，奉汪精卫为领袖，暂以陈公博为总部负责人。改组派成立后，发展迅速。至1929年上半年已在20多个省市建立了支部，各级国民党部内几乎都有改组派成员，成份十分复杂。改组派在其最盛时期全国成员达到一万余人。改组派的政治纲领主要反映在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言论中。总的口号是"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1）"奉行孙总理遗给我们的革命的整个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主张"提高党的威信，实行党的专政"，"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实现"以党治国，以党建国"。（2）坚持反共立场，主张对共产党"应努力扫除之"。"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其主义与政策尽量指责与批评"；"对其分子，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自新，使其脱离共产党之组织"。对其它党派，如第三党、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等，也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3）标榜自己"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主张"恢复农工政策"，"继续消灭劣绅土豪的势力"，"进行农村的自治，确定下层民主制度"，"继续执行百分二十五的减租"；"建立工会"，"促进工人的红利制"，"厉行工人强迫保险法"；"统一商会组织"，"奖励商人的投资"，"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以此来"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4）主张"努力铲除一切新旧军阀"，认为新军阀已"形成帝国主义的新工具"，是"领导着一切反动势力，破坏中国革命，颠覆中国国民党、障碍三民主义之实行"的罪魁，必须"肃清割据军阀"，实现"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革命才能成功。（5）声称"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反对第三国际。认为"帝国主义为保障殖民地之故，决然妨害中国国民革命；第三国际为利用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之故，也决然妨害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要继续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坚强纲领"，同时暴露第三国际"破坏中国国民革命之罪恶"，建立"东方国际"或"第四国际"，使三民主义扩大为"国际主义"。
改组派成立后，一时间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斗争的主要势力。1929年3月，改组派发表宣言，反对蒋介石包办国民党三大，同蒋介石争夺党权。同年10月，改组派联合张发奎、李宗仁、唐生智等地方军阀，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实行军事倒蒋；并参加了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反蒋的"北平扩大会议派"的活动，结果均告失败。1930年起，改组派逐渐衰落。在蒋介石的严厉镇压下，许多改组派分子被捕，改组派的刊物《革命评论》、《前进》、《民意》、《中华晚报》等先后遭查封。1930年2月，改组派负责人王乐平在上海被暗杀，改组派总部陷于瓦解。3月初，阎锡山以反对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大为名，电邀国民党内反蒋各派首领云集北平（今北京），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8月7日，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但喧闹一时的"扩大会议"，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军事反蒋的失败而告终。儿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名发表通电，宣告下野。汪精卫去香港，其他改组派上层分子逃往上海和天津租界，至此，改组派名存实亡。1931年1月1日，汪精卫在香港发出解散"改组同志会"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