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成都的刘禅得知诸葛亮病重的消息后，赶忙派遣使者李福前往五丈原探望。
“你见到丞相后，一定要向他咨询朝政得失，回来后详细转告于我。”算起来，刘禅和诸葛亮阔别已整整七年。在刘禅心里，诸葛亮的形象早就模糊不清，他只是知道，在遥远的北方，有个老人一直在为自己打仗。如今，他有种强烈的预感，自己再无缘见到这个老人了。
李福见到诸葛亮后事无巨细地讨教，并把每一句都记在纸上方才告辞离去。可他回程的路上总觉得心里不安稳，想了又想，他终于记起漏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没问。旋即，他掉转马头又折回五丈原。
“我猜到你会回来……”
李福刚要说话，却被诸葛亮打断了。
“我明白，你是来跟我诀别的，而且你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诸葛亮顿了顿，“你要问的这个人是蒋琬。”
李福愕然：“丞相，我还没说话，您怎么就知道啦？”他想问的正是诸葛亮死后，该由谁来接掌蜀汉政权。
“蒋琬为政崇尚无为而治，以安民为本，绝不会做出劳民伤财的事。他是最合适的后继人选。”七年来，物是人非，很多事都发生了改变。连年北伐的确转移了国内矛盾，荆州人不再整天嚷嚷着要夺回荆州，益州人也懒得再抱怨被荆州人压制。可是，一个新的国内矛盾渐渐升起，即巴蜀臣民的反战情绪和北伐大战略的冲突。
此刻，诸葛亮也意识到自己在北伐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决意把权力移交给反战派重臣蒋琬，借此扭转局面。
李福认真做了笔记，又问道：“那么，蒋琬之后由谁继任？”
“费祎。他擅长协调同僚，和吴国关系又好……”诸葛亮知道，费祎也是最反对北伐的人。
“容我再问，那费祎之后呢？”李福继续追问。
“费祎之后，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
蒋琬和费祎，这两个和诸葛亮政治理念截然不同的人被诸葛亮选为执掌政权的后继者，他晚年纠结的心态尽显无遗。
诸葛亮躺了好久，总算积攒下一丝残存的气力。“叫费祎、杨仪、姜维过来。”费祎和杨仪都是荆州人，姜维则出身雍州天水郡豪族，原是雍州小官吏，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归降蜀国，他在历次北伐中出力颇多。
三人进了大帐，静听吩咐。
“我死后，你们三个协调各军撤回成都，让魏延殿后，如果魏延不服从军令，你们就自己回成都去，不要管他。”魏延自刘备时代便担任汉中都督，他是汉中防御体系的最初创建者，也是蜀国屈指可数的实力派名将，同时，在北伐这个问题上，他的热情度比诸葛亮还高，属于极少数鹰派将领。诸葛亮绝不能把军权交给魏延，否则北伐战争势必会延续下去。出于这番考虑，他才把军权交给杨仪，只盼蜀军能平安回国。不过，魏延与杨仪私交极差，可谓水火不容。如果魏延不听杨仪的军令，可以让他独自留守汉中。诸葛亮确信，魏延的忠心不容置疑，不管出什么事，他都不会叛变到魏国去。
接下来，诸葛亮给刘禅上了最后一封奏疏：“臣禀性拙笨，出师北伐未获全功，无奈命在旦夕。愿陛下能清心寡欲，爱护百姓，尊崇孝道，施以仁政，纳贤良，远奸佞。臣在成都城外还有八百棵桑树和十五顷薄田，这已足够臣的后代生活。这些年臣一直在汉中，没什么特别花销，日常衣食也仰赖朝廷供应，臣不喜欢经营产业，也不想死后留有余财，辜负陛下的信任……”
公元234年10月8日，蜀汉丞相诸葛亮停止了呼吸，享年五十四岁。朝廷追谥他为“忠武侯”。遵循其遗愿，诸葛亮的遗体并没有送回成都，而是直接埋葬在汉中定军山，继续守护着蜀汉。
自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掌蜀汉政权整整十二年，这十二年来，朝廷从未进行过改元和大赦。改元大多只为图个吉利，以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改元之后意味着重新开始。改元会对国民的生计平添诸多麻烦，劳民伤财。再有，改元通常会伴随大赦，在押犯人无论犯过什么罪全部赦免，这是一种非常不利于法治建设的政策。
早在东汉末年，流亡中的刘备曾拜访过陈纪（陈群的爸爸）请教治政之道。陈纪谈到大赦时说：“大赦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罪魁祸首。”刘备谨记，最终将这一理念传给了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