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城沦陷；汪精卫叛国投敌；名校南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建；梁漱溟、周扬、徐懋庸来到延安
1938年，抗日战争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及广州等要地相继沦陷，长沙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在这严峻时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
中国人民备受煎熬。但是，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消耗着日本侵略者的军力和国力，使持久战的战略布局得以基本完成。
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也是文化的对决。国民政府深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与守卫家园同等重要。这一年，国民政府于支撑抗战而十分拮据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专款，帮助中国各大院校向远离战火的西南地区迁移，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教育史上最为悲壮、浩大的迁移景观。
随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移迁的，是全国著名的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沈从文、郭沫若、周培源、闻一多、朱自清、老舍、冯友兰、华罗庚、张恨水、梁漱溟、钱锺书、钱穆、吴宓、吴大猷、邓稼先、李政道、吴祖光等，云集云南、四川等地。
连天的炮火，压不住莘莘学子的琅琅读书声，只要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不死，这个伟大的民族就会与日月同辉。
这一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胡适“决心受命”，就任驻美大使。“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在美国宣传抗日，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支持，与银行家陈光甫合力促成中美“桐油借款”，筹得二千五百万美元。这对元气大伤的中国，实在是雪中送炭。
梁漱溟访问陕甘宁边区，目睹并感受到边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呈现的一派红红火火的抗日救亡运动景象。在延安，他与毛泽东八次深入长谈。毛泽东领袖的热诚坦荡、雄才大略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同时对毛泽东直率地说出“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也埋下若干年后，二人在政协会议上争论的伏笔。
陈寅恪从清华大学辗转前往西南联大途中，其珍贵的藏书和手稿几乎遗失殆尽。被困香港期间，陈寅恪宁死不效力汪伪、倭督，表现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周扬、徐懋庸到延安。毛泽东与徐懋庸谈话，让其不白之冤得到昭雪。冯雪峰与博古发生矛盾，一气之下回到故乡义乌，未到延安汇报上海的工作，故中央未对受到鲁迅斥责的周扬作组织结论。从此，周扬、冯雪峰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就任中国驻美大使首战告捷
1938年1月到9月，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在美国和欧洲作抗日宣传演说，得到国际道义的同情与经济援助。
1938年2月5日，胡适结束一次演说，准备到他处演说，匆匆走下楼梯。这时，迎面一位美国人微笑着将他拦住，是位身着杂役制服的美国人。胡适也微笑着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杂役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币，说：“胡先生，听了您的演说，知道中国抗战太艰苦了，这三块银币捐给贵国吧。”胡适听罢，眼睛湿润了。远在中国万里之遥的国度，一个毫不相干的美国工人，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援中国抗日，让胡适感动莫名，久久难以忘怀。
7月20日，在法国进行抗日宣传的胡适，得到蒋介石要他出任驻美大使的电报。巴黎炎热的夜风，让他难以入眠，他在日记中称“此电使我十分为难”。五天后，他刚到伦敦，又接到国民政府电，催请允任驻美大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电报是动了些脑筋的，他说驻美大使王正廷因“母亲多病，亟思归国”，政府不得不进行“调整”，电报还说：
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务望体念国难严重，俯允电复为幸。
孔祥熙的电报虽很殷切，并未打动决心一生做自由人而不入仕的胡适。胡适以一介书生疏懒经年，难以胜任为由，推辞不受。他推荐了施植之（施肇基）为人选，接替王正廷之职，还答应“以私人助其疏导舆论”。
27日，正在踌躇的胡适，又接到蒋介石的催请电报，终被人家三顾茅庐之诚打动，“觉得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只有同意”（《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遂复电蒋介石，答应担任驻美大使之职，电文曰：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其实，胡适并不知道，在他百般纠结、犹豫推辞之际，国民党高层不少人并不同意任命这个长期批评国民党的狂妄文人胡适，暗中杯葛。蒋介石并未理睬这些人的聒噪，对陈布雷说：“适之先生，我决心借用。”后来，胡适从钱端升给他的信中，佐证了此事。
8月4日，犹豫是否接受驻美大使一职的胡适，忙得心力交瘁，但没有忘记孤零零躲在北平八道湾“苦雨斋”的周作人。大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北平文化人，相继随各大学迁到西南，或三两结伴漂泊他乡。除受家庭困难所累确实无法离开北平的钱玄同外，北平古城里没剩下几位新文学运动的风云人物了。周作人乃清高文士，胡适不便把话说得过于露骨，于是给他写了一首诗，婉劝其早早离开北平南下，诗名“寄给在北平的一位朋友”：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
周作人答诗称谢，以拉家带口，难以走脱为借口，继续在北平的酷暑中，品茗孤坐，望着院中的枣子由青变红。
8月21日，胡适在伦敦中华协会作了演说《英美法苏和我们的抗战》，强调中国的抗战固然急需国际的援助与支持，但我们自己必须咬牙苦撑，不断壮大抗日的力量。胡适这一必须靠自力更生抗战救国之论，振聋发聩，提出也最早。
8月26日，胡适好友徐新六从香港搭飞机飞往重庆，途中“被日本驱逐机五架击落，被机关枪扫射，乘客十二人都死了”，徐新六遇难。十天之后，胡适在瑞士收到徐新六在遇难前一天给他写的信。胡适心情极为悲痛，作《追哭徐新六》诗，后又作《抄新六遗书三篇题此诗》（《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寄托哀思：
三书不厌十回读，今日重抄泪满巾。
眼力最高心最细，如今何处有斯人！
国民政府于9月17日宣布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舆论大多持欢迎态度。《大公报》特发表主笔张季鸾写的社论，文中说：
胡适是位清新俊逸的大学教授，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平日以教书为业，从来不想做官。他的使命在文化学术，性格理智和平，不轻易感情冲动，因此美国人应当相信他是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与外交官。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中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完成更加增进中美两国友谊的崇高使命。
美国舆论也欢迎美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国精英荣膺驻美大使。《纽约时报》主笔撰文声称，胡适是位无畏敢言的言论家，曾提“新文学革命”，使中国更向“文化的民主”迈进。张忠栋在《胡适五论》中说：
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消息，传到日本，立刻震惊东瀛。前面讲过，在日本人眼中，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认为他故意诬蔑日本侵略成性。胡适任驻美大使，让日本政界、军界如临大敌，颇为紧张。代表日本官方观点的东京《日本评论》甚至为政府出谋划策，对付胡适的外交影响：“日本需要派出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适。”甚至推荐了最佳人选——文人鹤见祐辅，研究经济的石井菊次郎和雄辩政客松冈洋右。由此亦可见胡适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在一片赞扬和支持声中，就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并没有高兴，他在9月17日的日记中称：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接到驻美大使的任命，来不及归国，离开欧洲便匆匆赴美莅任。9月22日，得知胡适到美履职，孔祥熙终于松了口气，致电胡适的言辞也显得轻松：
启程莅任，至深欣慰。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9月24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妻子江冬秀，告之国难当头，自己已答应出山，为国效力：
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个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胡适给妻子的信，没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高调，他是在复杂的心态下，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接受国家的“调兵”共赴国难的。胡适虽留洋多年，受西方哲学影响，但他保存了中国儒家的传统，具有儒家注重践履、不尚空谈的特点。胡适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有道义担当，他们如鲁迅所说，在民族需要时，是“中国人的脊梁”。
胡适在登船赴美前一日，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9月28日，香港《申报》以“伦敦二十七日电”的形式，刊登了胡适的访谈：
蒋委员长命予为驻美大使，此为吾生之一转捩。吾为省思，八日始决。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吾对于外交无经验可言，最近在巴黎曾询问美国驻法大使布列特，吾为何事，渠答称，单纯以诚实可矣。吾甚喜美人了解，该语将为吾之箴言。
胡适乘坐“玛丽皇后”号邮轮，经历漫长的旅途，于10月3日抵达纽约港，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两天后，胡适到华盛顿莅职。美国人热情地接待了祖国正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大使。胡适以文质彬彬、儒雅睿智的人格魅力，博得了美国官员的好感。次日，胡适到中国大使馆视事，受到同僚爱戴。欢聚之后，胡适被安排住进“双橡园”的大使官邸。那夜，他睡得很沉。醒来之后，在同僚的引导下，胡适拜谒了美国国务卿。
10月21日，胡适得到广州已沦陷的消息。四天后，又传来武汉失守的电讯，中国抗战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大使馆里弥漫着沮丧的气息。10月23日，胡适勉励同僚“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我们。”
武汉失守那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战事开始至今，凡十五个月零十几天。我多年的噩梦，今日都一一实现，而我十二个月的好梦，至今还没有一点影子！”胡适的好梦，是美国从道义，到政治、军事、经济上公开支持中国抗战。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0月27日，胡适从容自然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了国书，正式开展官方的外交活动。
10月31日，胡适和大使馆同僚一起，收到统帅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书》，表示坚决抗战到底。胡适自然欣喜万分，中华民族的抗战救亡出现了新希望。就在这天，胡适作诗《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后抄录时写有后记云：“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全民抗战开始，胡适这个“过河卒子”，表达了“只能拼命向前”的决心，其铮铮爱国深情实在感人。
11月2日，胡适晋见罗斯福总统，向他激情诵读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书》。读着读着，胡适的脸上滚下两行热泪。罗斯福也深受感动。罗斯福在10月27日见到胡适时，便印象极好，称赞道：
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美国对于中国，亦随时准备与之合作。（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
罗斯福虽对胡适表示好感，但对中国的抗战，并未做出任何承诺。10月8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要求他转达罗斯福，“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罗斯福于10月19日回复蒋介石的建议，冷淡地表示，“本人期望基于真正平等标准以转移冲突之因素使趋向和平。本人谨保证，一俟适当时机来临，自当尽力以赴”。
外交搁浅，胡适只好将工作重心转向宣传与借款两件大事上。
12月4日，胡适来到纽约律师俱乐部，发表《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演说，呼吁美国不要忘记独立战争时世界人民的声援，由己及人，也应伸出手支援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日战争。演讲时，胡适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用心太切，故演讲之后，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抢救。胡适在医院住了七十七天，住院期间依然努力工作，与陈光甫通力合作，促成“桐油借款”这一大事。
在医院，让胡适异常感动的是，12月17日，继中美“桐油借款”协议签字之喜，再获佳音。西南联大的原北京大学同人及学生十九人，联名致信，为四十七岁的胡适祝寿，信中说：
在滇的同人们都愿你发挥无碍的辩才，申展折冲樽俎的身手，做一番旋转乾坤的伟业，寿国寿民兼以自寿……最后，我们希望你在转移国运之后，功成身退，同我们一起再回到咱们老家去。
看着从遥远的祖国寄来的洋溢着乐观主义和深厚情谊的文字，胡适摘下眼镜，老泪纵横……
当夜，胡适写下充满豪情的《四十七岁生日》一诗：
卖药游方廿二年，人间浪说小神仙。
于今回向人间去，洗净蓬莱再上天。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借款，对支撑中国的抗战，极为重要。胡适艰难地促成了“桐油借款”，令国内一片欢腾。提到“桐油借款”，有一个人必须提到，就是胡适诗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中的陈光甫。在胡适任驻美大使之前，陈光甫就以原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总经理并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级顾问的身份，与美国财政部谈判“桐油借款”事宜，现在又以“复兴商业公司”身份在美商洽借款事宜。由于胡适和陈光甫心系抗战，积极协作，终于在武汉失守那天，二人被美国财政部部长接见，在他的寓所听到他宣布美国政府同意“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1938年12月15日，双方正式签字。
为什么借款要扯上“桐油”二字？这里尚有一段周折。当时，美国受“中立法”限制，不允许政治性借款。中美双方商定，“复兴商业公司”在中国收购桐油，进口美国，售给美国组织的“世界贸易公司”，该公司再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支付购买桐油款项。以商业借款的形式，给付从中国购买桐油之款，没有触碰“中立法”限制。
这笔借款，在当时乃一笔巨款，对元气大伤的中国实在是雪中送炭，振奋人心。蒋介石更是喜出望外，即刻贺电表彰胡适，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1938年年底，汪精卫潜离陪都重庆，抗日战争出现更复杂的局面。
“中国的甘地”梁漱溟赴延安访毛泽东
1938年1月，一位戴呢礼帽，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满面惊喜地来到延安。他就是被冯友兰誉为“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的哲学家梁漱溟先生。马歇尔、司徒雷登见其常年为国事奔走呼吁，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梁漱溟在引领下走进杨家岭的毛泽东驻地，身着肥大棉服的毛泽东微笑着站在那里迎候。只见他热情地伸出手，握住梁的手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院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毛泽东，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一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二十年过去，毛泽东已成为中共的领袖，这真让梁漱溟感慨万千。
在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有八次深入的交谈。每次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两次谈兴极浓，竟至通宵达旦。主旨皆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等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此番会晤，毛泽东的热诚坦荡、雄才大略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漱溟后来回忆时说：
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泽东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谈。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其实，梁漱溟此次到延安，是有其政治背景的。1937年8月11日，由于抗战形势的迫切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决定，以此会议作为全国国防的最高决策机关。此机关下设“国防参议会”，作为其咨询机构。梁漱溟、张君劢、胡适、沈钧儒、黄炎培、毛泽东等二十五人被聘为首批参议员。8月1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并未参加。
步入如此高层的政治机构，梁漱溟表现积极、认真。不久，他与黄炎培等人有一次面晤蒋介石的机会。梁漱溟建言多关心农村，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组成乡村工作团，进行宣传，发动农村抗战工作。没想到，蒋介石完全赞同，并令他早日拟出详细计划。但因战局发生巨变，国民党军退出上海，梁的计划也付诸东流。
1938年1月，国防参议会下达给各参议员任务。梁漱溟自请视察陕豫，其真实目的是到延安，“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交换”。到了延安地区，他先考察了那里的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他看到生活的贫苦，“举目所见，荒凉凄惨”，同时看到农民的精神气象，“确是活跃”，艰苦中有一种乐观态度。一切劳苦都由梁漱溟在考察中发现，延安更有爱开会、爱唱歌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
让他更惊喜的是，这里的政权很“民主”，各级政权“都是选举出来的”。这对多年一直从事农村研究的梁漱溟来说，实在兴奋。另外，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虽捐弃前嫌，达成共同抗战的协议，但令梁焦虑的是，在后方参政时，他已感到“党派问题是一切事情的总障碍”，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屡屡发生摩擦，“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在这一焦虑之下，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梁漱溟考察的结论，用他的话说，即是：
他们的转变（即与国民党联合抗战——引者）不是假的……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
梁漱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想听听他对延安的意见。梁以“这里生气勃勃”作答，毛泽东说，不行，这是客套话。梁漱溟沉思片刻，对毛泽东说了后来在各界广为流传的话：
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听罢，点头微笑，热情相约再会。梁漱溟结束了这次延安之行。
梁漱溟一生狷介耿直，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梁漱溟在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向其介绍“狷介”之气。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狷狂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其实，这也是梁氏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精神的表白，他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我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在告别延安时，对毛泽东说的那番话，足以表现他耿直的个性。但这种书生意气，有时并不合时宜。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想起梁漱溟，特邀他从重庆抵京一晤。梁到京后，毛泽东派车接送，在家接待这位老相识。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请梁参加新政府。梁当时并不相信长江以南还在国民党手里的新政权会稳定下来，当即明确表示保持中立，留在政府之外。二人深入交换意见，至深夜子时。工作人员向毛泽东请示是否可以开饭，梁漱溟特意说，自己已素食多年，加上一二种素菜即可。毛泽东说：“不，全都要素菜，今晚是统一战线。”晚饭草草用过，主客话已不多。告辞时，毛泽东坚持将客人送到门外。
该夜晤谈已无在延安时促膝而谈的欢愉，但毛泽东还是将寄住友人家的梁漱溟，安排到颐和园内一处雅致小院。
解放军横渡长江，取得南京大捷，毛泽东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梁漱溟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还引用《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追”之论加以佐证“追穷寇”之谬误。迂阔也是梁漱溟性格的一部分。
1953年9月11日，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列席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梁漱溟重谈一生念念不忘的农民问题。他说：“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还说，中共是依靠农民取得政权的，“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转天，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要求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随后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梁漱溟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自己却把自己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毛泽东最后说：“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书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气头上的话惊呆了，书生意气又犯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与毛泽东发生了激辩，要求毛泽东要有“雅量”，最后被轰下了台。
自此，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情走到了尽头。对此，后人众说纷纭。但梁漱溟的耿介不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有他的声音，他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副统帅”，“批林批孔”只指林彪，不批孔子……
梁漱溟一生重“慎独”，认为此道是儒学的精髓：“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
1938年3月，抗战异常惨烈。为集思广益，动员、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在各党派、各团体及各界名流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立即成立国民参政会的决议。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梁漱溟、沈钧儒、董必武等二十四人当选为驻会委员会委员。身感责任重大的梁漱溟，执着地再次围绕战时农民问题，提出新的建议案和询问案，并“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以解农村交通运输不通畅、行政机关不健全、农民负担过重、农民生活贫困等问题。结果是再次没有下文，令梁漱溟大失所望。
心系农村苍生的梁漱溟，在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又提交了一份《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旨在为抗战输送足够多合格的兵源，减轻农民负担。与前两次一样，梁漱溟望穿秋水。
梁漱溟亲自指导和挂帅的乡村运动，始于1931年6月，结束于七七事变之时。他倡导的乡村运动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改良主义味道，但曾得到全国的关注，掀起过一股浪潮。全国从事农村工作的团体有六百余个，各种试验区超过一千处。为实现改革中国社会的计划，梁漱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说：“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1937年6月13日，梁漱溟应邀到四川成都，作了一次题为“我们如何抗敌”的演说。他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的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强其抗敌能力的。”
在梁漱溟心中，“乡建”与“抗战”是密不可分的。更确切地说，梁漱溟是把“乡建”运动，视为抗日救国般天大的事来做的。
由于屡次提案都没有下文，1939年2月，梁漱溟以“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及其“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为由，请求到华北和华东各战区去视察。是年春，梁漱溟与随行秘书和军事参谋王靖波，自四川大后方出发，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足迹踏遍川、皖、苏、冀、豫、晋、鲁七省，共五十多个县市。途中常昼伏夜行，历尽艰难险阻。他给他儿子的信中说：“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八个月之后，梁漱溟由鲁南返抵洛阳，在豫同学闻讯，纷纷赶到洛阳拜望，并于9月18日合影留念。谈及此行体会，梁漱溟说，“老百姓真苦”，“中国老百姓太好”，“为了抗战，他们受尽苦难，却没有怨恨国家”，“对于游击队的随时筹措给养、对于我们这样的过路军政人员的沿途提供招待，他们均主动负担，且承认是完全应该的”。而更让他扼腕的是，以当时的战争形势看，他一直不忍割舍的“开展乡村建设”的宏愿，不得不忍痛放弃了。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矛盾：讨厌哲学，却成了哲学家；从未读过大学，结果在大学任教授；生于燕京古城，偏偏一生致力于乡村工作；疏离政治，又热衷于政治。对此，他自我评价道：
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漱溟不是个书生，而是个有思想且本着自身思想而行动的人，是一个新儒。
梁漱溟一直看不上蒋介石，这是他的政治态度。梁致力于乡村建设，颇有成就。抗战之初，蒋介石让朱经农告诉梁漱溟，希望他到武汉一叙。梁漱溟闻之，未予理会，曰：“我不能因为他派人传达这么一句话，我就自己去呀？我不去。”
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参政会，派成舍我、李师曾等请梁漱溟参加，梁一一辞谢。没办法，国民党搬出杜月笙说项。杜恭恭敬敬请梁到茶楼品茗，恭维一番后，才进入正题：“我们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漱溟并未给他面子，让政客杜月笙碰了钉子。
梁漱溟在重庆办学，发表反国民党之论。特务头子沈醉奉蒋介石之命前去查办。梁漱溟见之，凛然曰：“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沈醉只能悻悻而去。
1941年年初，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两党的冲突达到顶点。早在1939年秋，梁漱溟考察华北和华东之时，就已发现两党军队频频发生摩擦。他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责任感，以“第三者”身份找蒋介石和中共代表，为双方进行调解。是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人向秘书处提交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意见。国民党方面予以拒绝。梁漱溟又站出来，积极奔走两党之间，并代表“第三者”起草四条意见，其核心是建议成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特种委员会，检查并监督对抗战建国纲领执行的情况，但未被接受。
是年3月19日，国民参政会会议刚刚落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梁漱溟当选为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1941年5月20日，梁漱溟奉命赴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因萨空了全家在港，开销大，每月薪水为二百元。梁漱溟在港独住，挑费小，自定月薪一百元。实际上，他每月只支五十元用于生活，剩下五十元支援萨空了。四个月后，《光明报》正式出版，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据说，在日寇飞机轮番扔下如雨炸弹，硝烟四起、弹片乱飞之时，梁漱溟安然闭目打坐，如高僧穆然参佛。人问其故，笑答：“吾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耳！”在港文化人乘船撤离香港，天上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暗设，满船的人惴惴不安，食无味，夜难眠。独梁漱溟安然入睡，鼾声如雷。众人皆问：“你为何不惧？”梁答：“怕有何用？我岂能死？我死，中国将怎么办？”
梁漱溟等人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返回桂林的。周恩来托人带信，希望梁漱溟到苏北或其他中共根据地，帮助他建立他奋斗半生的乡村建设的据点，完成他的夙愿。梁漱溟为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拒绝了。他的解释是：
我内心上觉得我不能靠近那一边。靠近那一边，我就失去或者削减我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适合的。（《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现实生活中充满巧合。就在梁漱溟婉拒周恩来的邀请同时，国民党也派人来邀他参加筹办“宪政实施协进会”，同样遭到梁漱溟的断然拒绝。他在《答国民政府召见书》中，有些愤慨地说：
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则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于笔口……政府诚有敢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办！
如果说梁漱溟婉拒共产党邀请到中共根据地工作，是为了以自由独立之身更好地协调国共两党，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的话，那么，他的《答国民政府召见书》则是对国民党“对党外之压制”的专制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两相比较，他的心是亲近共产党的。
梁漱溟曾到华西大学拜访在那里任教的钱穆。钱正出门去上课，故返室取自己的《政学私言》一册给梁，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日，钱穆回访梁漱溟。二人谈到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梁拟创办文化研究所之事。梁漱溟说：“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钱穆说：“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
对钱穆此论，梁漱溟大为不悦，站起身道：“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
钱穆也立刻反驳：“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
梁漱溟怫然道：“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二人沉默不语。
梁氏一直想消弭国共矛盾，团结一致，取得抗日胜利，胜利后共同建国。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翌日，梁漱溟再乘车由沪返南京。一下火车，便从报纸上见到国民党军队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这才顿悟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对采访的记者叹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历史是按着自己的规律和法则运转前行的，有很多人，自然包括梁漱溟，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扮演着各自的历史角色。这位光头，常年为国事奔走的梁漱溟，被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称为“中国的甘地”，或是对的。
“为全节概而免祸累”——陈寅恪在香港宁死不事倭督和汪伪
1938年，陈寅恪从香港取道越南，到达昆明。
1937年7月28日，陈寅恪送清华大学的教授集体南下，亲眼看到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被迫撤离后，才充满眷恋地离开水木清华，混进难民的长队，回到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自家的寓所。
陈寅恪只身逃离清华，珍藏的大量书籍和多年写作的手稿，收藏在清华园的书房里。视书如命的陈寅恪为此坐卧不安。他的侄子陈封雄自告奋勇，要为叔叔把藏书弄回来。后据陈封雄回忆，取书充满了惊险。陈封雄设法租了一辆出租汽车，开进冷冷清清的清华，“把他书桌内外一些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胡乱地装满一车”。汽车刚要出清华大学西门，正赶上一辆日寇坦克隆隆开进。日兵检查时，见是书，摆手放行。自此，大批日军开进清华校园，昔日洋溢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变成了弥漫肃杀之气的日军兵营。校园里的藏书，包括陈寅恪花两千大洋所购《大藏经》，不翼而飞。
让陈寅恪最为悲痛的，是父亲的慷慨赴死。其父陈三立（伯严）先生，闻世人散布中国必亡论，绝食五日，最后痛骂散布亡国者“中国人难道连狗彘都不如”后，忧愤至极，以身殉国。
陈三立为著名的“清末四公子”之一，另三位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陈三立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他襄助父亲擘画新政，博得朝野一致好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居文苑，“袖手神州”，以诗文丹青自娱。其诗画奇诡雄浑，卓然大家，为后人所景仰。梁启超、钱基博对其评价甚高。陈三立于年过八旬、白发飘飞时迁居北平，置姚家胡同三号宅第。
9月23日，吴宓到陈寅恪家，祭悼陈三立先生。吴宓在日记中记叙了此日下午两点祭悼之事：
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伯严（三立）先生，行三鞠躬礼。先见登恪，后见寅恪。寅恪述病及所感。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迳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
从吴宓这则日记中，我们分明读出陈寅恪、吴宓两位读书人在日寇入侵后表现出的“为全节概而免祸累”的民族气节。
陈寅恪不愧为“义宁陈氏”家族的传人，该家族四代书香流传，满门贤杰忠烈，或以功名显，或以文章著，或以德孝昭。而每当历史重要关头，都一脉相承地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
若查《辞海》，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陈家三代人四位赫然入选“陈”字条内。有此殊荣者，唯陈寅恪一家。
陈宝箴在清末的宦海生涯中，堪称奇特，其领导的“湖南新政”，真正赋予戊戌变法实际行动。湖南的维新运动风生水起。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自缢而亡，巡抚松寿令取其喉骨，奏报慈禧。陈宝箴入京会试时，正逢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陈宝箴毅然放弃科举，投身军旅，以图报国。
陈寅恪之父忧国绝食而逝。长兄陈衡恪为现代画坛之翘楚，与鲁迅为至交，命运多蹇，却显清流本色、文人操守。但天妒其才，陈衡恪英年早逝。清清白白一生的陈寅恪背负国恨家仇，“为全节概而免祸累”，践行陈家的爱国传统。
陈寅恪在父亲陈三立辞世后，于1937年11月1日悄然离开北平，开始流亡生涯：先从前门车站乘火车到天津，再坐船靠青岛，改乘火车经济南、徐州、郑州，过汉口。途中，“几乎挤散”，一家人挤不上车，只能由窗口爬进车厢。经十七天舟车劳顿，终于于20日抵达长沙。
到了长沙，陈寅恪未洗旅尘，便到长沙临时大学给学生上课。王永兴在《陈门问学丛稿·序》中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从陈寅恪先生受业的开始，也是我的学术生命的开始。当时，我对寅恪先生之学完全不懂，但他的讲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听课的友人徐高阮也与我同感。课后，我们立即向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提出：我从中文系，高阮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
一介书生，国难当头，用教育支撑抗战，与持枪向敌人开火何异？
不久，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陈寅恪只得将患病的妻子和幼女辗转送到香港，独自奔往昆明。疲惫不堪的陈寅恪，抵御不了瘴气的侵袭，病倒了。他有一首诗，反映了他当时忧国忧民却不悲观的心绪：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他每次讲课，总是在黑板上工整地写满要讲的内容要点，然后坐在讲台，闭着眼睛，滔滔不绝地讲课。学生几次要求代他板书，被他拒绝。他经常告诫学生：“有一分史料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他以身作则，总是在提出充分的史料之后，才能讲课，这也是他多年的习惯”，“他的高度的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地感动并教育了我们。”（《陈门问学丛稿·序》）
许澜冲也曾听过陈寅恪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据他回忆，陈寅恪讲课时，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需系铃人。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步行去校途中，或在课堂上闭目讲课之时，常有日机飞来轰炸。为避免伤亡，学校、住家皆在院子里挖防空洞，躲避飞弹。防空洞多是用木板盖洞，上堆黄土，警报一响，人们就避入洞内。陈寅恪特为此景作一副对联，苦中取乐：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一日，空袭警报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四散躲避。刘文典跑到半路，突然想起身体羸弱且有眼疾的陈寅恪，忙带学生搀扶陈往城外跑。并大声对学生高喊：“保护国粹要紧！”学生格外细心地搀扶陈寅恪，躲到防空洞里。
刘文典自诩当代庄子，平素自视甚高，从不把一般的教授、学者放在眼里，唯对比他小一岁的陈寅恪尊崇有加。甚至公开宣称，自己的学问不及陈先生之万一，还多次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十二万分敬佩”陈寅恪。
陈寅恪作为学者，非常注意史料的收集。他一生购书成癖，视书如命，藏书巨富。但初到西南联大时，无书可查，不得不到处去借。他在给劳幹等人的信中，就表达了“研究所无书”的苦恼：
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
陈寅恪手头无书，如若战场将士之无武器。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悲愤自可理解，他的“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的慨叹，是一个爱国者的忧悒。
其实，他收藏的大量图书散失，便是一曲国难的悲歌。对他而言，乃是“藏书世守事尤难”的悲痛经历。他逃离清华园时，遗失了许多珍贵藏书；离北平之前，他又把姚家胡同三号的很多善本典籍装入多个大袋子交邮局寄运长沙。但悲剧又一次发生，“我到长沙书尚未到”，等他离开长沙时，书虽运到，堆在亲戚家中，一场大火，付之一炬。噩运似未完结，1938年，他由长沙到香港，将最珍爱的藏书和手稿装入特地购买的结实皮箱内，交火车站托运。猖獗的窃贼误以为皮箱内装的是金银细软，顺手牵走。这皮箱中的有关佛学史、蒙古史以及古代东方史等书籍，原本就珍贵，而且这些书早就被陈寅恪密密麻麻地写了批注，应视为研究者已完成著述的草本。如《〈五代史〉记注》《〈高僧传〉笺证》《〈世说新语〉笺证》等不知所终，令陈寅恪“几乎得了神经病”（夫人唐筼语）。
还有一次图书遭劫难。陈寅恪到达成都后，曾对学生王钟翰痛惜地说：
我刚从国外回国，专心致志于元史，用力最勤。我的《元史》一书，并不是一部很好版本的书。我读过好几遍，每有一点心得，就批于书眉，蝇头细楷，密密麻麻，丹铅殆遍……托运至重庆附近时，竟毁于兵荒马乱、炮火空炸之中。我今老矣，无暇重温旧业，只好期诸后贤了。
多年后，1954年，陈寅恪在战火中被盗的图书，如他批注的两本《新五代史》，竟然出现在越南西贡。设法购回，未能如愿。两年后，也毁于越南内战战火。陈寅恪闻之，仰天长叹。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员称号。同时，牛津大学也聘请陈寅恪为该大学汉学教授，望他尽快到牛津讲学。其实，该校曾两度请陈寅恪去讲学，陈寅恪难以分身，未能就聘。此次正逢陈寅恪患眼疾，拟去英就医，故答应牛津之延请。消息传出，欧美的汉学家云集牛津，等待牛津第一位中国汉学家陈寅恪的到来。
陈衡哲对此事有一段论述，值得一读：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天不遂人愿。陈寅恪从西南联大几经周折到了香港，准备偕夫人、孩子到英国讲学和治眼疾之时，日本偷袭珍珠港，陈寅恪被困在了香港。
病中的傅斯年设法营救，陈寅恪被列为重庆政府抢救的滞留香港的政府要员和著名文化界人士名单之中。然而，1941年12月18日，陈寅恪一家人赶到香港机场时，重庆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已被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及其一家人捷足先登，还派保镖将何香凝、郭沫若、蔡元培、茅盾、陈寅恪等人拦在登机口。众人只能看着飞机呼啸远去。
12月24日，昆明《朝报》就此发表文章，揭露重庆政府丑行：“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联大师生见到报纸文章，以为陈寅恪在香港遇难，有人发表悼念文章，说“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课堂上愤然道：“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引者），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
联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他们举着绘有孔祥熙脖子上套着铜钱的漫画的床单，高喊“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一路上，又有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校师生陆续加入游行行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贯反对学生游行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两位，他们骑着自行车，在游行队伍的最后做保护者，一直到学生安全返校。
之后，联大为陈寅恪举行了追悼活动。傅斯年得知此消息，虽觉陈寅恪之死难辨真伪，仍向社会各界发出“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的呼吁。后来接到陈寅恪的信，傅斯年才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那信充满了无奈，曰：
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
日本占领香港之后，这座孤城便陷入困难境地，即便像陈寅恪这样的人家，也不得果腹，孩子们常以红薯充饥。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的按语中感慨道：“如非日本人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如果”本不存在，每人都有其命运。事实是陈寅恪一家羁困香港，还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何用！
日寇已将香港变成了地狱，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陈寅恪隔壁一家已发生五个女孩全被日兵奸淫的惨剧，唐筼将已上中学的女儿陈流求的一头飘逸长发剪去，以陈寅恪的衬衫衣之。怕女扮男装也难避不测，陈寅恪又将女儿送到表弟俞大纲家中。惶恐中，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周峻家遭日兵抢劫的消息。陈寅恪前去慰问，蔡家已四壁空空。
接着，日军又闯入陈家，欲将陈寅恪租住的楼房改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尽快搬出。陈寅恪不顾个人安危，和房东一起与日军交涉。后因这支日军突然奉命调动，才幸免流落街头。
在香港，生活十分艰苦，常有人送来米面接济陈寅恪一家。但陈寅恪从不收来历不明的接济，来人若强将米面留下，陈家也只好将米面分给共患难的邻居。
1942年春节刚过，有一西装男子到陈家拜访，自称陈的留日学生，云奉命请老师到沦陷的广州、上海、北平去任教。陈寅恪听罢，面带愠色，即下逐客令。再来，则卧床称病，拒不接见。从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可读出他宁可饿死，也不效力于汪伪的气节：
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合港币四十万——引者），托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
陈寅恪并非因富足而不事汪伪和倭督，他恰恰需要钱来养家糊口、治病、做学问。他在这一年8月30日给老友傅斯年的信中，表白得很清楚：
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陈寅恪的表白有些幽默，却很真实。真实得让人看到他那清澈和坦荡的灵魂。
是年年底，在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以皮鞋、衣物作抵押，借得几百元港币。另一说，是由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和西南联大等有关单位为他筹得三万元路费。一家人冒着巨大风险，逃离香港。夜色如墨，风急浪高，陈寅恪在小舟上竟吟出“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一介弱不经风的书生，胸中竟喷薄出如此豪迈的爱国激情。
1944年12月12日，日子虽吉祥，陈寅恪却在这日两眼突然一片漆黑——双目失明了。陈寅恪一度心灰意懒。他请父执林山腴集写李商隐等古人句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林山腴怒责曰：“君自有千秋之业，何言‘此生休’矣？”陈寅恪心绪仍如枯井，不为师长劝慰所动，另请人将“今日不知明日事”集句重写，悬于家中。经唐筼及朋友劝勉，陈寅恪逐渐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再集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从此继续授课，著书立说。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即赴英就医，两次手术失败后，又将诊断书寄给在美的友人胡适。胡适托友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咨询，其结论令胡适“很觉悲哀”。胡适寄了一千美元给陈寅恪，以示关怀。陈寅恪是在赴美的邮轮上，收到胡适的电讯的，邮轮到港，陈寅恪并不上岸，即返回内战即将爆发的祖国。
周扬、冯雪峰、徐懋庸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1938年5月23日下午，在延安凤凰山麓窑洞，徐懋庸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重要谈话，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抗战文艺“两个口号”争论的是非功过问题。笔者的《民国清流》第二卷，提及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批评了徐懋庸及“四条汉子”。徐懋庸感到十分委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后，5月中旬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
徐懋庸向毛泽东详细地陈述有关情况之后，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徐懋庸在《徐懋庸回忆录》一书中，归纳为六点：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三、这个争论是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六、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徐懋庸对毛泽东谈话的记录梳理，是否准确，难以求证。但从大局观和辩证地、切中要害地看问题来看，似有毛泽东的谈话风格。徐懋庸听罢，彻底放下包袱了。
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争论时，遭到鲁迅痛斥的“四条汉子”之一周扬，比徐懋庸解脱得更早。
周扬是1937年9月，奉命与艾思奇、李梨初等一行，从上海奔赴延安的。
周扬后来回忆：“当时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些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我在那里工作很难做，我是负责的嘛！”
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周扬对鲁迅对他的批评是有怨气的。等他们一行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跋涉，看到延安宝塔山和蜿蜒的延河水时，已是初冬了。从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到山沟沟里的小镇，从亭子间到排排土窑洞，周扬颇为兴奋。更让他兴奋的是，他已听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及“两个口号”争论对他的有利的定评。
是年5月，延安的“中国文艺协会”的成员召开两次座谈会，讨论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及“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会议是由丁玲主持的，最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作了结论性的发言。这个发言于1938年7月，以“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为题，载于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的《西北特区特写》一书。该发言说，对“两个口号”的争论，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志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其实两个口号并无根本的冲突。至于“国防文学”只是文艺家联合的标志的那种理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它犯了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的错误。文艺家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在创作上却不以“国防文学”为范围，那是不对的。我们喊着这个口号，必须按照这个口号所规定的工作努力。
吴亮平的结论性发言，实际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抗日救亡下的文艺思想。吴亮平住的窑洞，离毛泽东住处很近，两次座谈会他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一直很关心当时文艺发展的毛泽东，认真听取汇报之后，对吴亮平等人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抗日救亡，党的文艺家和党影响下的文艺家要善于团结一切有意抗日的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各种流派的文艺家，共同抗日救亡；无论是资产阶级文艺家、地主阶级文艺家，只要愿意抗日，就要团结共同抗日。
周扬了解这些情况之后，一直因受到鲁迅公开批评而焦灼不安的心情，终于得到彻底解脱。五十年后，1982年岁末，周扬在他的文集中，在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三篇文章后面，附上一篇《作者附记》，说：
“两个口号”论争是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的斗争策略发生巨大变化，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展开的争论，在大转变的时候，认识不一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双方在坚持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方面是没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什么口号更合适、更科学，对抗日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等方面，意见又是有分歧的……在论争中，由于当时我对鲁迅的伟大缺乏认识，对他的有些意见尊重不够，又多少带有宗派主义情绪，我作为临时文委的负责人，在这方面，是有责任的。
这里不谈周扬关于“两个口号”论争时自我批评是否深刻，因为迄今尚未看到周扬有过刻骨铭心、真心实意又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笔者更关心的是，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当年在延安，毛泽东对他的教诲影响是何等深远。
周扬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委任他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
周扬是个勤勉尽职的人，在教育厅厅长任上，将群众的文化生活搞得热热闹闹、生动活泼，让前来访问的国际、国内友人，大为惊叹。1938年6月，教育厅编印了《社会教育概论》一书，阐述了陕甘宁边区配合抗日宣传，开展社会教育的三项内容：一曰文字教育，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二为政治教育，提高群众政治水平，教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救国知识，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三是娱乐工作，给群众以正当健康的娱乐，消除疲劳，在娱乐中施以文字、政治教育。此外，还建立开展文化活动的基层组织俱乐部等。
周扬在教育厅的工作，展现了其才干和负责精神。毛泽东身边的两个秘书，在1939年编了《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1月22日，毛泽东致信周扬，委托他全权负责修正此书：
此稿李六如（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引者）、和培元（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引者）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毛泽东书信选集》）
周扬如期漂亮地完成任务，《陕甘宁边区实录》按原计划出版，毛泽东甚为高兴。
1939年11月，周扬将油印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得很细，在十一页油印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几十处批注和批改。几天后，11月7日，给周扬回了信（见《毛泽东文艺论集》）：
周扬同志：
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有当，还请斟酌。
作文当遵命办。
有暇请来谈。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周扬是有幸的。他有幸不断得到毛泽东的“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而且是以文化人之间友善、亲切、平等、切磋的关系，恳切地教导，使他在思想、学问上大有长进。
周扬又是勤奋而有才干的。他读到毛泽东这封信时，即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不久又任院长，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已成为延安文化教育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当时，在延安兴起的蓬蓬勃勃的新秧歌运动，形成了当时边区颇为红火亮丽的一道文化风景。来延安的中外客人，无不被无处不在的新秧歌吸引，为之振奋。他们真正感受到在极艰苦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人民群众那种昂扬的精神状态。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周扬的积极倡导和指导不无关系。新秧歌最早出现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是“培养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组织各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学校”。周扬入主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在周扬的指导下，鲁迅艺术学院学员改造边区传统的“社火”，弃糟粕，取精华，将其改造成具有民族气质、地方风情的新的艺术秧歌。新秧歌一出现，即为老百姓所乐见，风靡边区，盛况空前。延安领导层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经常在宝塔山下、延河水畔与群众载歌载舞。
新秧歌运动开展一年之际，周扬写《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将新秧歌艺术形式提高到表现时代和民族精神的高度。
毛泽东再次站出来，肯定新秧歌，肯定周扬。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向与会者推荐了周扬的这篇文章：
《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
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扬无疑是延安文化界的优秀代表。
杜甫的《杜鹃行》一诗中，有“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一句，颇具辩证法的味道。周扬在延安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周扬到延安后，党组织并未对周扬在上海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功过下过正式的结论。据说，党中央原想等冯雪峰回延安后，把争论的各方意见汇集研究后再下结论。
1936年7月26日，在保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上海工作”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对冯雪峰站在鲁迅一边，抵制“四条汉子”推行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是一致肯定的。毛泽东在会上说：“上海工作是有进步的。”周恩来说：“要建立上海各地党的基础，必须要多派如允生（冯雪峰化名）同样的人去。”
9月，刘少奇化名莫文华，写《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肯定鲁迅、茅盾在与“四条汉子”争论中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吕克玉（冯雪峰笔名）的观点，指出反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必要的。
1937年1月，是上海文艺界两派论争最激烈的时候，冯雪峰应召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在上海的工作。中央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是肯定的。接着，冯雪峰奉命从上海等地输送大批文艺干部到延安，其中就有周扬、胡乔木等。
中央听到周扬及一批由上海调往延安的文艺干部的一面之词，让冯雪峰在延安的形象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毛泽东还是等待冯雪峰回到延安，说明情况。
偏偏这个时候，冯雪峰犯了一个知识分子任性、自以为是的错误，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或许是宿命。
1937年7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抵达上海，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等待时机与国民党谈判。作为代表之一的博古，也来到上海，准备与冯雪峰一起去南京。冯雪峰与博古早在江西苏区工作时就相识。他对博古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早就不满。尤其让冯雪峰耿耿于怀的是，博古曾对瞿秋白不予以营救。此次到上海，博古又向冯雪峰兜售“不仅是改变红军名称，而且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提出“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王明《救中国人的关键》）。冯雪峰出身农民，取消苏维埃政权、改变红军的性质，对血气方刚的年轻共产党员冯雪峰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博古后来写《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文，冯雪峰与他发生激烈的争吵。事发后，冯雪峰到了胡愈之家。据胡愈之写的《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说：
他（冯雪峰）气色很不好，赌气似的说：“我到南京去了，现在不去了。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
八一三事变前夕，冯雪峰与茅盾一起，参加了由邹韬奋、胡愈之约集的一个会议。
会议针对日军攻打上海、扩大侵略这迫在眉睫的形势，提出文化人也应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当前要做的是办文艺性期刊、综合性报纸，宣传动员民众奋起抗战。
1937年8月14日下午，冯雪峰同茅盾又到巴金家，商讨办小型期刊事宜，巴金表示支持说：“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三人都意识到资金筹措困难。冯雪峰建议：“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和《译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8月中旬，上海抗战中，中国军队开始反击，占领江山码头，包围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下旬又开始罗店之战。战争呈胶着状态。冯雪峰安排其妻何爱玉携子女回老家浙江义乌，他就住在许广平家里，撰写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
10月15日，冯雪峰在《宇宙风》半月刊发表了《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介绍鲁迅晚年想写而未完成的《母爱》《穷》《中国文学史》以及反映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
10月19日，冯雪峰又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题为“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的演说：
他击退数千年来一直毒害着中国人的灵魂的、中国腐烂的和僵死的文化，却将中国文化中的优良的要素和战斗的传统，将那在野蛮的封建的黑暗的压榨下人类所仅能艰难地产生的中国民族文化的真正人类的、世界的精神的传统，和新兴的无产者大众联结起来，而使中国民族文化有着人类的、世界的出路，同时也就使新兴的无产者大众接受着自己民族的这一份遗产。
鲁迅先生将世界的文化、世界革命的文学引导给中国的大众，使中国民族和世界的文化接近，并且也将中国民族的大众的战斗文学送给了世界文学。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中国战斗的知识青年和文艺青年的马首……
在冯雪峰的眼中，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正是自冯雪峰始，开拓了鲁迅研究的新领域——从文学领域扩大到思想领域和社会革命领域。
10月23日，张闻天致电上海的冯雪峰：
中央即欲讨论如何发展全国文化运动问题，并总结年来的上海文化运动。同时上海来人对于你在上海文化上的领导均不满意。中央当然不能听一面之词。因此兄之来延安开会实际必要。如果兄对于现任工作不满意，亦可由中央重新分配适当工作。
张闻天与冯雪峰是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他们在上海、瑞金和长征途中，同生死，共患难，而且一起写过文章。他听到从上海来的同志的一些反映，便告诉冯雪峰希望听到他的汇报。
两天后，上海发来回电，却是署名潘汉年、刘晓发给毛泽东和张闻天的：
李先生（冯雪峰）已不告而行，（行）前给我留一信，大意：一、身体不好，要求到乡下去休息二三个月，要我转向你们申请；二、将来患难来时仍挺身而出；三、请党对他这类分子不当作干部看，所以他离开工作没有关系；四、对组织有些意见，不愿再说，以保存他自己的清白和整个大局。
冯雪峰生前并未对此回电作说明，是否是其原意，无从考查。
读潘汉年给毛泽东、张闻天的回电，关于“不告而行”，似不准确，行前“给我留一信”不是告之而后行吗？
事实是冯雪峰直到12月20日，上海即将沦陷之时才离开许广平家，回到义乌老家的，比潘汉年发给延安所谓“不告而行”电报的时间10月23日，整整晚了两个月。另外，冯雪峰回义乌前，已向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请假，请假的理由是利用两三个月，创作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小说，而潘汉年隐去了请假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冯、潘二人关系一直紧张。冯与博古大吵，胡愈之曾劝作为主任的潘去向冯了解情况，进行规劝，但潘在不予了解的情况下对冯大加斥责。因与博古发生争吵，冯雪峰不再担任领导工作，成为听上级发落的一个多余的人。
当然，冯雪峰性格倔强、感情偏执、情绪愤激，因个人意气失去理智，与博古、潘汉年闹翻而拂袖而去，未能见到中央的召唤，人生发生重大转折，后果必须由他自己承担。
因为冯雪峰的不理智，中央没有对周扬在上海工作的功过做出相应的结论，周扬此后平步青云。这不禁使人想起《红楼梦》第九十一回的“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而不赞同俗谓“鸦鸣凶，鹊鸣吉”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