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许多强大的国家发生过战争，与日本也刚刚发生过全面战争。但在所有的对手中，日本人的脾性最为古怪、最令人捉摸不透。这个强敌不论是行为还是思维习惯都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是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从未有过，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对此保持高度的重视。我们和1905年的沙俄政府[1]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的作战对手来自于同一个民族，这个对手的文化体系不属于西方传统文化，但全民皆兵，整个民族都经过充分的武装训练。一些在西方国家早已成为共识的出于人道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来说，则几乎毫无意义。这样一来，太平洋战争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它不仅仅是进行一系列的岛屿登陆作战，或是克服艰苦卓绝的后勤工作，对“敌性”的熟悉更是当务之急，因为要想与之抗衡，就必须要对他们的行为习惯了然于心。
很明显，这项任务困难重重、异常艰巨。之前日本一直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打开国门的历史也仅仅有短短的75年，人们对日本的描述，也往往使用一些很荒谬的、让人困惑的词语，比如“然而……却又……”此类，在描述世界其他民族时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相信任何一位严谨的人类学专家在谈论其他民族时，都不会先说他们温文尔雅、知书达理，随后再赶紧补上一句“然而，他们的性格又蛮横又倔强”。也不会说“他们非常顽固”，却又说“但是，他们对暴力革命充满极强的适应力”；或者说他们性格温顺，却又对上级的约束和管教不会轻易服从；一边说他们本性勇敢，一边又说他们十分怯懦；说他们爱面子，但做事时会考虑别人的想法，善于换位思考；说他们忠诚厚道，又说他们“内心充满了怨恨和叛逆”；说他们善良真诚，对西方文化充满了渴慕，但又说他们墨守成规，是顽固的艺术家，如何钟爱于菊花的栽培，而后再写一本书来补充说明这个民族如何崇尚武力和刀剑，如何对武士道精神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但是，当谈论日本时，上述所有这些纵横交错的几乎呈现出两极的矛盾都会出现，并且，让人无力应对的是，这些矛盾都真实存在。菊与刀的矛盾，看似充满不和谐，却又是一幅画面的两个组成部分，不可分割。日本人既争强好胜但又非常温柔；他们推崇武力却又酷爱美丽；执迷不悟却又狡黠善变；自负桀骜却又温文尔雅；忠心不二却又极易叛变；勇敢却又软弱；性情既温顺却又不甘当提线木偶；墨守成规却又渴望新潮。他们非常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是，如果他们干的那些坏事，或者有什么劣迹不被别人知道，他们就会很容易被罪恶所征服，继续不断地犯罪。在日本的军队里，那些士兵虽然已被训得服服帖帖，但仍有很强的反抗性，时常会发生攻击上司的事件。
美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了解日本，所以上面提到的这些矛盾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还有那让人纠结和心烦意乱的问题，也都不能视而不见。接二连三的危机一再出现。下一步日本人会打算做什么呢？他们又会采取什么策略呢？我们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让他们缴械投降呢？我们是否应该对日本皇宫进行轰炸？日军的俘虏，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帮助呢？在对日本军队及民众宣传时，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既拯救美国人的性命，同时又能削弱日本人那种负隅顽抗的决心呢？在熟悉日本国情的专家眼中，这些问题存在着异议。如果实现了和平，为了维持秩序的稳定，就要对日本实施永久性的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与那些顽抗到底的激进分子准备进入日本深山老林的每一个要塞展开激战呢？日本会不会在世界和平到来之前，发生一场变革呢？就像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一般呢？那又由谁来领导这场革命呢？还是日本只能走上灭亡的道路呢？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了种种推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开始对日本进行研究。为了弄清日本民族的根源，对这个民族能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一切可以利用的研究手段我都会拿来使用。1944年初夏，我们对日本刚刚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很多美国人估计，对日本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持续三年，也可能是十年，甚至更久。但在日本，他们则认为，这次战争将是一次百年大战。日本人说，虽然在某些方面美军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那只是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从那到日本本岛最少还有数千英里呢。并且日本的报纸、杂志对于日本海军的失败也是予以否认的，他们的国民仍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是胜利者呢。
然而，这样的局势在六月开始发生转变。随着盟军的第二战场在欧洲开辟，这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从未改变，这些策略已显成效，对德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并且在太平洋战场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也就预示着这场大规模的战役必定以日军的战败而结束。在此之后，我们的士兵频繁地与日军兵戎相见。另外，通过瓜达尔卡纳尔、新几内亚、阿图、缅甸、比亚克、塔拉瓦等战役，我们已经明白我们陷入的战争是何等的残酷，而面对的敌人又是何等的让人恐惧。
所以，在1944年6月，我们关于日本的许多疑问亟须得到答案，这一切已变得迫在眉睫。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仅关乎军事上的、外交上的和最高决策的，同时也是为了在前线对日军散发传单的需要，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能够做出准确的回答，并适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全面战争，我们不仅要知道东京决策者的动机和目标，或是日本的漫漫长史，也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统计数字，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民众对他们的政府到底抱有什么期望。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人的情感习俗和思维特征，甚至连这些习俗和特征所形成的生活模式都要了解到。我们还要弄明白，对这些行为和观念有哪些因素可以制约它。所以我们需要把美国人的行动前提暂时抛在一边，并且尽量不要轻下定论，说不定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能想到做的事，日本人也会那样做。
我知道自己的任务十分艰巨。敌我双方正在交战。在战争中，想把一切错失都归咎于敌方，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想弄清楚敌人的人生观，想要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那就变得异常困难了。但是，这个问题却是非解决不可。但关键是，我的任务是弄清楚日本人将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处在同样境况下的我们要如何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所有行为都努力整合在一起，利用这些有用的资料尝试着来了解他们，我不能把这些当作不利的条件，而要把它们当作有利的条件来供自己使用。我还必须对他们打仗的方式认真观察，并且还不能把它们看作军事问题，而要当作文化问题来思考。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争中，日本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在对待战争事务时，表现出了哪些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他们的长官用什么方法来鼓舞士气，消除疑惑和惶恐？在战场上他们又是如何调兵遣将？那些他们表现出来的自以为能够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必须对战争中的每个细节仔细研究，以此来观察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展露出他们自己的。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对我的研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不利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我不能去日本，亲自到日本人的家中，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做实地考察，然后来辨别哪些因素是无关紧要的，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对他们在做决定时那种复杂的情绪我也没办法亲自观察，更观察不到他们培养下一代的方式，而他们的孩子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如何成长的。约翰·安布雷撰写的《须惠村》，是唯一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著作，它就是人类学家在日本实地考察后撰写出来的，这本书中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对于在1944年我们遭遇的关于日本的诸多问题，却只字未提。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却始终坚信，还是有某些研究方法和条件能够加以利用。至少，我可以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依赖这文化人类学家最基本的研究手段。在美国，有许多在日本出生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提问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并弄清楚他们对那些事是如何理解和判断的，他们的描述可以填补我们在知识上的许多空白。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这些知识对我们了解任何文化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具有根本上的意义。通常，一些从事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主要就是利用图书文献，来对历史事件加以分析，或者统计资料，并且从日本的书面或口头宣传品中，寻找其演变的轨迹。我坚信，在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之中都能找到他们所寻求的许多答案，所以，通过研究这些真正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日本人，才能得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虽说研究这些日本人，但并不意味着我不查阅书籍文献，或者不向那些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请教。有关日本的书籍数不胜数，当然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人也是不胜枚举，这些东西对我都会有极大的帮助。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到新几内亚高原或亚马孙河发源地，去研究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和他们相比我现在的条件要优越多了。他们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从未用文笔来展现自己，西方人关于他们的相关论述也是浅尝辄止、凤毛麟角。对于他们的历史基本无人知晓，一些学者们在没有任何先驱的帮助下，去进行实地考察，去探索那些部落的社会阶层构成、经济生活状况，以及宗教信仰，等等。而我要研究日本的时候，却有一大堆优秀学者的丰硕成果可以借鉴。在嗜古者的文献资料中，详细地记载了日本人生活的细枝末节，不仅很多欧美人士记载了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不少传奇性的自传。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有一种很强烈的表现自我的冲动，他们所撰写的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关于全球的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白率直令人不得不佩服。当然，他们也不会傻傻地把所有的计划和盘托出，不管是谁都不会那么做的。但是日本人在描述自己的时候，时常会把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忽略掉，因为他们对那些东西实在太熟悉了，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早已成了习惯。当然美国人在撰写美国的时候也是如此。即便这样，日本人仍喜欢展现自我。
在阅读这些文献时，我模仿了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时所用的阅读方法，对那些让人困惑的事情会特别留意。我需要对日本国会演说中那些罗列的观念有些怎样的了解呢？日本人会对一些无可厚非的议案做出强烈的声讨，却对某些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置之不理，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些什么呢？我一边读，一边询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引起这样的情形呢？”为了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我到底需要了解些什么呢？
我看了不少由日本人编写、拍摄录制的电影——有历史片、宣传片，还有描写当代东京和农村生活的纪录片。之后，我会再找一些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来一起商讨。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基本上他们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都与我截然不同，他们在以普通日本人的心理经验来看待影片，并且在我对一些影片情节困惑不已的时候，而他们却是清清楚楚，心如明镜。另外，他们在看待故事情节和动机的时候也与我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方式上来理解的。我来阅读他们的小说，也和那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观看同一部电影一样，对影片的理解彼此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对日本的一切都充满了厌恶之情，而有些却会为日本的习俗进行辩解，到底哪一类人会让我收获更多呢？这真的很难说清。那在日本，人们的生活规范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这点，不论他们是接受这种规范还是对此深恶痛绝地排斥，但他们所描绘的景象却是基本一致的。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收集研究对象的资料来寻找答案，那么这件事那些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都已做过了。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作用仅限于此，对研究日本想要有新的贡献那就是痴人说梦了，或许他还不如以往那些外国居住者更有价值。但是，想要成为文化人类学家，必须要受过特殊的训练，同时还要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那么就只要多花费一些精力，就能在拥有观察员和众多学者的领域里，做出新的贡献，所以说，即便要耗费一些精力，这也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对大洋洲和亚洲的多种文化类型都要有所了解。在日本，甚至有许多社会生活习惯和习俗，都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族，如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相似。当然，对这些相似性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根据这些可以推测出在古代是否有过接触或迁移，这些问题其实还是蛮有趣的。但是，了解这些相似的文化，并不是想要弄明白它们之间彼此可能存在怎样的历史关联，对我来说，靠着这些相似或差异，能够了解在文化中这些风俗习惯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从而启发我对日本的生活方式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对亚洲大陆的中国、缅甸和暹罗（今泰国）文化多少也都有些了解，这些国家都是亚洲重要的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可以用它们来和日本民族进行对比。在研究原始部族时人类学家已多次证明，这种文化比较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与邻近的部落的相似度高达90%，但是在细节上再经过修改，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价值理念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修改中，可能会对一些基本习俗发生排斥的现象，即便这些细节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也有可能把这个民族带到某个独特的方向继续发展。大多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对人类学研究者来说，探讨这些具有共性的种族之间的差异，是大有裨益的。
人类学家为了让自己最大限度地去适应自身的文化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们就必须要不断琢磨研究的手段和技术。他们根据自身的经验可以知道，在遇到某些情况时，不同文化的民族和种族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也是不同的，就连他们对某些事件的含义的判断也是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在一些热带沙漠和某些北极村落，人类学家发现一些部落有“财物交换制”或“血缘责任制”的习俗，它们的独特性不是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能杜撰的。所以，对此，人类学家需要进行一番研究，不仅要知道他们交换关系的细节或弄清楚血缘关系，还要弄明白这些习俗在部落行为中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以及如何使每一代人从幼年起就受这种习俗的制约，继而代代相传，和他们的先祖曾经做的一样。
这些研究差异、制约性及其后果的方法，运用在研究日本上都是可行的。现在，无人不知美日之间在文化上那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传闻：不管我们做什么，日本人是一定会跟我们对着干的。如果一个研究者轻信了这种简单的说法，认为两国之间的差异太过离奇，想要了解那样的民族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就太危险了。人类学家靠着自身的经验得知，就算再离奇怪异的行为，对想要研究和了解它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人类学家不会把这些差异看作一种令人沮丧的劣势，而是把它作为优势资料并加以利用。这一点是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制度或者种族之间的差异越大、越离奇，他们就越能对这些差异加大关注的力度。人类学家对研究部落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认为理所应当，这就使他们不仅对个别事例加以关注，重要的是对整体的关注。在对西方国家的各民族进行研究时，如果研究者没有经过比较文化学的训练，往往就会把某些习俗的整体性忽视掉。他们会认为那是想当然的，所以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就会忽略掉，同时也不会对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公认裁决和说法加以印证。但是，在展现一个民族的大银幕上，将会把这些习惯或裁决大面积地投射放映，它将对这个民族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相比那些外交官签订的条约，它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因为在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里，那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的是截然不同。所以人类学家必须要有完善的技术手段，才能对日常琐事进行研究。当他想对某一部落中认为极端恶毒的事件进行了解，或者是对另一部落中极端胆怯的行为了解时，或者试图了解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们将会如何感受如何行动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都离不开细致的观察和对细节的关注。但是在文明国家里，人们对这些观察方法常常不太在意。而人类学家却笃信，对琐事的关注是十分重要的，并且他们也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激发出他们这特殊的技术。
在对日本的研究上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只有对这个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加以关注，这样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假设，因为这些琐事都有着强烈的民族特色：不管是在哪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最发达的文明国度中，人类行为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积累起来的。不论一个人的行为或想法再怎么怪异，他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总是和日常经验紧密相连的。这个假设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我越是迷惑日本人的某些行为，就越觉得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导致这种怪异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如果能更深入地研究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那对我的研究就更有帮助了。人们不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慢慢成长的吗？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坚信还有这样的假设：即便是那些最孤立的行为细节，它们之间也必定有着某种关联。我曾经对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纳入一些整体模式当中的实验，认真地研究过。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为自己做出一些规划，如果这种面对某些情况而采取的处理方式或某种评价方式的规划被人们所支持，那么人们就会把这些方式看成是全部行为的基础理论。不管面对什么困难，他们都能把这些方式整合在一起。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他们的生活就会按照这套价值观念去进行，所以他们在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时候就不会按照另外一套相反的价值体系进行，要不然他们的生活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他们努力追求获取更多的和谐一致，为自己准备各种通用的动机和理由。某种程度的和谐一致性是必不可少的，否则那将威胁到整个体系的完整。
这样一来，家庭行为、经济活动、政治目标以及宗教仪式就像一个个的齿轮紧密地咬合在一起。当某个领域发生急剧变化时，势必对其他领域造成巨大的压力，而这种连带的压力就出于对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无文字的部落中，他们对权势的统治展开热烈的追逐，这种权力意识不仅显示在经济交往及部落交流中，就连宗教活动也参与其中。在文明国家必定拥有那些古老悠久的文字著作，教会对以往年代的文献也必然会有所保留，但这在没有文字的部落却是没办法做到的。然而，在某些领域，人们对经济和政治权利越来越认可，这就与教会的陈规所不容，往往教会便会放弃自己的权势，虽然仍保留了习语词句，但内容已经变了。经济活动、政治行为和宗教教义，并非是完全隔离开的，它们总能从假想的边界溢出，互相融合，甚至不可避免地掺杂在一起。事实绝对如此，研究者越是把观察点涉及宗教、经济、性生活以及培养下一代等领域，就越能弄明白在社会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越能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有效的假设，并能找到有价值的证据资料，从而作为观察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虽然这些要求的提出是用经济、政治或者道德的方法，但这些都是从社会经验的实践中得到的，所以它们对人们的表现习惯和思维方式都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专门探讨日本经济生活、政治、宗教和家庭的，而是对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各种假定观点来进行考察。不管当时的活动是怎样的，这本书只是描述这些假定观点的自我表露。本书主要就是探究致使日本民族成为日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20世纪我们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对一些观念仍然是模糊不清、片面的。不仅是在探究日本民族为何成为日本的时候是这样，并且在探讨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俄罗斯民族等亦是如此。对这方面的认知在各国之间都是匮乏的，所以彼此间便有了矛盾。有时，甚至是微乎其微的小麻烦，我们也会担心是无法调解的纠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经验，所以在行动方针和思想上各民族间都会存在差异，而我们却妄想与他们达成共同的目标。可是我们却没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对他们的价值观习惯有所了解。如果真的去了解了，说不定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某些行动方针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也未必都是邪恶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某个民族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习惯所给出的说法。每个民族的作家尽管都在努力讲述他们自己，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民族对生活的观察都是不同的。在对事物进行判断时，人们很难意识到这是透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对于这个民族来说，他们所接受的焦距和焦点，好像就是上帝安排的全部景色。就像我们不能抱希望于通过戴眼镜的人来了解镜片的度数，就不能奢望通过某个国家去分析它看待世界的方法。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眼睛有所了解，只能去寻找一位眼科大夫，他会告诉我们眼睛的准确度数，继而配制出于我们合适的镜片。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如同一名眼科大夫，负责对各个民族来进行分析。
从事这项工作既要有某种程度的硬心肠，必要时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善良大度。有时，这种硬心肠会被那些善良的人所责备，“世界大同”的宣传者们坚信，“西方”和“东方”，黑人和白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这些只是表面的不同，事实上，所有人类的内心都是相似的，没有太大差别。有时人们就把这种观点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难以理解，难道相信了宣传者的观点，美国人就不能有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也没有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吗？有时，这些善良大度的人就会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没办法建立国际亲善的良好目标。然而，如果作为尊重各民族的前提条件，而来强求他们接受这种单一性，那就像强求自己的妻儿都要跟自己如出一辙，这就有点神经质了。而那些“硬心肠”的人则认为，存在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尊重这种差异性，并试图建立一个和谐的能够容纳这存在差异的世界。法国可以是地道的法兰西，美国也可以彻头彻尾都是美利坚，但只要不威胁世界和平，日本等其他任何国家都是可以存在的。这种差异就像是悬在世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对研究者来说，如果他们对这些不相信，妄想用外部压力来干预人生态度的成熟，那就太荒谬了。他也不必担心，一旦坚持这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凝固不变。其实，对文化上的差异坦诚相待，也并不意味着就会使世界停止前进。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接着有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并没有因为她们的变化而把英国的特性丧失掉。英国人始终都是英国人，他们不会变成别人，他们对不同的时代都能够去慢慢适应，在这些时代的更替中，民族心态和变化的标准证明了他们始终是以英国的方式生活着。
对各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的研究，既需要有某种程度上的宽容，同时也需要有某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只有坚持自己的信仰，人们才能对那些差异有着不同寻常的宽容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宗教的比较研究。那些研究者可能是阿拉伯学者或者基督徒或是唯物主义者，但绝不会是极端分子。对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对自己熟悉和习惯的生活方式一味地维护，并且相信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能解决这类事件，那么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这类人只沉浸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他们绝不会知道，对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和学习会使他们更加热爱自身的文化。他们一味地封闭自己，以至于只会对其他民族提出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如果是美国人，他们就会强求其他民族接受自己的喜好。然而，其他民族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很难接受的，就像我们无法学会使用十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来进行计算，或者学会东非某些土著人一样单脚站着的休息方式。
这本书主要阐述的就是日本人的心理预期和公认的习惯。它研究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比如说，他在什么时候想得到别人的赞赏，在什么时候不想；在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等。本书所讨论到的问题，最理想的依据就是大街小巷中的普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置身于书中所提到的每一个特殊的情境，而代表着在那些情况下他们愿意承认会那样做。这样的研究，就是想把埋藏在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态度和想法一一描述出来。或许达不到上面所说的要求，但却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研究者很快就发现，在这项研究中，就算不再额外增加调查的材料，也能获得更多的证据。例如，一个人在某一时刻某个地方对某个人行了礼，这就没必要对所有的日本人都进行统计调查。像这种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习惯性行为，随便哪一个日本人都可以证明，没必要再去调查为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而来印证同样的结论。
研究者如果想弄明白日本以怎样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他的任务就要比统计证实困难得多。我们会要求他做出解释，这些被认为是观察人生的焦点他们是如何判断的。研究者必须尽量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让美国人对日本人观察生活的焦点也能清楚明了。在这项分析工作中，“田中先生”并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法官，也就是最普通的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对自己的观点也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并且在他看来，为美国人费时费力写的那些东西，很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
在对社会的研究过程中，美国人往往会忽略掉那些在建立文明民族之初的各种前提。很多研究者都一致认为，这些前提一目了然，没必要再去研究和证明。多数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意念和行为”的分布都十分关注，他们通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统计。这就只需要收集大量的调查问卷、调查资料、心理测试、访谈记录等材料，然后再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以求从中找出某些事实因素之间的依赖性和独立性。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之后再对民意进行测试。这种方法在美国已经达到接近完美的程度。用这种方法，可以了解到对于某项政策或某一公职候选人，支持和反对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还可以按照城市或乡村、高薪阶层或低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等类型对这些支持者或反对者分类。在一个注重选民投票的国家里，将由民众代表制定并实施法律程序，所以，这种调查结果的实践性意义便不容忽视。
美国人可以通过民众投票来知民意，对调查的结果也是能够理解的。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很明显却被大家忽视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十分熟悉，并且认为这样的事是理所应当的。民意调查的结果不过是在已知的事情上又多了一些了解而已。要想对一个国家进行研究，就必须先研究那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他们对待事物的观点，这之后民意调查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通过研究抽样调查取得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政府有多少人是持支持的态度，而又有多少人是反对的。可是，如果事先连民众对国家的态度都不了解，那抽样调查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只有了解了他们对国家的态度，才能对我们搞清楚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争论的内容有所帮助。相比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更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的意义。在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政府是邪恶的，因为它对个人的自由进行了限制。对美国人来说，可能除了在战争年代，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应该还没有私企的任职者高。这种观念与日本人几乎是截然相反的，甚至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我们必须对他们的这类观念有所了解，这些观念在民族历史神话、风俗习惯，以及民族节日的活动中都有所体现。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间接的表现进行研究，但研究必须是系统性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观点，当然对这个民族来说，这些方法和观点都是适合的。就如我们看待选举一样，对赞成票和反对票各占的比例都十分关心，我们也应该对某个民族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观点，以及他们认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认真详细的研究。而日本就是这样的民族，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基本观念和行为习惯都详加研究和探讨。我发现，只要弄清了西方人与他们价值观不同的地方，对他们经常运用的方法和符号详细掌握，那么在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部分，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慢慢地，我开始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某些犹豫不决的行为作为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其实这与他们的体制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我可以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了，当我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时，最初我对他们使用的概念和习语都感到困惑不已，但渐渐地我发现，那些让我困惑的习语和概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其中还包含着浓厚的情感。这些和西方人所了解的善恶观和伦理观有着巨大的差异，它是一套独一无二的体系，既不属于儒教，也不属于佛教，而是地道的日本式的——包含着本国的优点和缺点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