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社会地位的千差万别，开始出现以社会地位或生活习惯区分的群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阶层或小圈子。
古代社会等级体系非常森严，王公贵族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蹚来蹚去，升斗小民只能蹲在墙脚聊天磨牙：“今天您啃了几个窝头？”唐人刘禹锡在名作《陋室铭》（一说作者是崔沔）中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白丁想挤进鸿儒圈子，只有一个可能：端茶送水。
当然这种等级森严的小圈子从来只对社会地位，不针对具体的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升斗小民草鸡变了凤凰，就有资格挤进精英堆里，谈笑风生。而如果王公贵族不幸落了难，或者子孙后代沦为草根，对不住，这里不是您待的地方，哪儿凉快上哪去。
落魄贵人或其子孙，即使头上戴着龙子龙孙的大帽子，照样没人买你的账，最典型的就是三国刘备。刘备是扛着“大汉孝景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的镀金招牌，大摇大摆登上历史舞台的，可刘备得到他想要的了吗？
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刘备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二十一代孙，罗贯中还煞有介事地捏造了一份世系表，按辈分汉献帝刘协还要叫刘备一声族叔。实际上刘协是刘邦的第十七代孙，也就是说刘协足足比刘备高了四辈！估计罗贯中在造假之前忘记按史书的记载算辈分了。
虽然后世有许多人对刘备自称是汉朝宗室表示怀疑，比如裴松之说刘备“世数悠远，昭穆难明”。司马光认为刘备“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不过刘邦建国以来四百年，宗室派系极为庞杂，龙子龙孙成千上万，刘备是刘邦的后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和刘备恩怨极深的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都自称是“汉孝景皇帝玄孙”，鲁恭王刘余后人，却没见有多少史家质疑刘表和刘璋的宗室身份。最不可思议的是，孙权还是兵圣孙武子的后人，从孙武子到孙权隔了多少年？六百年！基本上很难听到对孙权身份的质疑。
先不说孙权对刘备来说是个外人，同宗刘表、刘璋同样“昭穆难明”，可他们却稳做一方诸侯，当时的荆州和益州冠盖如云，士林清流挤满了大街。为什么刘备却不招人待见？四处被人撵着要饭，当时名流多数都对刘备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刘备。
为什么刘表和刘璋对士林清流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而刘备没有？其实道理很简单，二刘之所以有票房号召力，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的出身如何“高贵”，而是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和士林渊源非常深，这点是刘备无法相比的。
刘表就不用说了，当年的“八顾”之一，本身就出自士林。刘表文化素质很高，加之待人谦和，又有钱有势，自然受人尊重。刘璋是前益州牧刘焉的儿子，刘焉也是士林出身，“精学教授”，在官场上地位显赫，人脉很广，所以被刘焉父子吸引到益州的名士有很多。
刘备有什么？不过是个卖草鞋的，名义上是宗室，实际上是标准的底层草根，难怪豪门清流嫌憎刘备的出身。曹操虽然是“太监”的干孙子，但曹操是个富家子弟，加上本人文才飞扬，和名流打得火热。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哥哥孙策都是一路诸侯，社会地位高，更不用说袁绍和袁术四世五公了。
刘备集团其实是由底层文士和武人组成的，不算许靖这些花瓶，除了诸葛亮和庞统可以称为清流名士，马超是贵胄子弟，其他人出身都非常低。这样的流浪军事集团，对清流名士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嫌弃还来不及呢，哪敢上刘备的破船？
世家名流之所以不接受刘备，人嫌贫爱富的本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现实的世界中，谁不想攀高枝？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就是从东汉开始，上流社会开始有明显的士族化倾向，士族和庶族的社会等级逐渐明晰，门第观念基本形成。
对于士族和庶族这两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自从曹魏初年，陈群提出了“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而被曹丕采纳之后，直到隋朝建立这三百多年里，士族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将庶族排斥在统治核心层之外。
中国迄先秦以来，至清亡为止，这两千多年来的政治体制一直反复循环。先秦之前是贵族世袭政治，西汉中后期以及东汉中前期是士大夫政治，钱穆先生称之为“士人政府”。而东汉中后期以降，士阀制度大行其道，又回到了贵族世袭政治的旧窠。
当然士族地位在魏晋南北朝中因为历史大环境中，每个时代都有会升有降，士族在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是东晋，东晋十一帝几乎全是傀儡皇帝，掌握最高权力的是高级士阀集团。
除了东晋，其他几个朝代，如魏、（西）晋、南北朝和隋唐，士族们都没有获得最高权力，但他们的经济、文化地位却处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隋唐开始实行了比“九品中正制”更为合理、公平的科举制度，但士阀的影响还非常大，比如唐朝几个有影响的豪门大院如京兆韦氏、闻喜裴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京兆杜氏，都是从魏晋时代就发达的老牌士族。真正废除这种“贵族政治”的是宋朝，宋朝的“士大夫政治”最终获得了统治地位，从根子上也铲除了士阀制度生存的土壤。
士族门阀制度从一开始就公开地维护豪门大院的各种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各家士阀们几乎瓜分了重要职务，堵塞了贤路，将大量庶族出身的人才排斥在统治核心之外。
西晋左仆射刘毅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而同时代的大诗人左思更是激烈地批判士阀制度：“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
在“九品中正制”正式推行之前，也就是公元220年以前，社会等级虽然还没有魏晋那般森严，滴水不进，但也已经出现了“士”、庶分野的苗头。可以把高级门阀制度的兴起衰亡用太阳升落的时间坐标来比喻：
东汉——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三国——上午10点钟至11点钟的太阳
两晋——中午12点钟至下午两点钟的太阳
南北朝——下午3点钟至4点钟的太阳
隋唐——下午4点钟以后至太阳落山
也就是说，高级士阀制度萌发于东汉，形成于魏，极盛于两晋，享余威于南北朝，残存于隋唐。
我们经常提到“士族”这个名词，士族有时也称为世族、势族、甲族，但“士族”的使用率比较高。“士族”的出现，和“士”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实际上“士族”主要就是从“士”这个阶层衍变发展过来的。
“士”是先秦史上的重要社会阶层，虽然在先秦诸侯国中，“士”只是统治集团的最底层，一等为卿、二等为大夫、三等为士。在古代，阶级的划分就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这个社会资源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士”作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当然也可以享受到这些特权。
这三种社会资源都对“士”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其中以文化资源对“士”的影响最大。古代统治阶级为了保障自己江山的千秋万代，都实行文化愚民政策，即限制底层百姓（奴隶）读书的权利。让老百姓变得愚蠢无比，大字不识，这样统治者才能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先秦时代，“士”已经衍生出了许多种定义，比如勇士、巧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我们这里所说的“士”，是特指通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那些人。
“士”作为兵头将尾，被高层统治者视为“自己人”，“士”在经济上有一定特权，有了钱自然就可以读书，“士”逐渐成为社会文化层面的主导者。先秦时代我们熟悉的“诸子”，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于“士”，比如管仲、孔子、孟子、老子、荀子。还有一些出身于贵族，但他们的社会身份已经变成了“士”，比如商鞅。
“士”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社会身份逐渐由统治阶级的末端转化为读书人阶层，即“学士”。这一转变始于先秦，成于西汉。西汉是由平民集团建立的，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世袭，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和选举推荐，也可以进入统治核心。
比如公孙弘，他家贫无业，却精读《春秋》，最终封侯拜相。公孙弘的飞黄腾达让天下士子欢欣鼓舞，“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从此之后，西汉讲学之风盛行，直接影响了东汉的学风。
东汉是“士史”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东汉的士重名尚节，以清流自许，蔑视权贵。当然除这部分狂士外，还有相当多的士进入了统治体系，成为清流派官僚。钱穆先生将东汉的士称为“书生贵族”，并认为自东汉末年起，“门第世家已露头角，世代书生变成了世代官宦”。
晋朝以来那些高级士阀的祖上，大多数都在东汉做过清流官僚。比如琅琊王氏的祖上王仁任东汉青州刺史，陈郡何氏的祖上何夔在东汉安帝时任车骑将军，闻喜裴氏的祖上裴茂是东汉献帝的尚书令（亲曹派），太原王氏的祖上王柔仕东汉为匈奴中郎将，泰山羊氏的祖上羊续是东汉南阳太守，京兆杜氏的祖上杜畿也是清流官僚之后，等等。
不说晋后，只说晋前，三国时代著名的清流名门个个家世显赫。颍川荀彧是战国大思想家荀子的后人，东汉大儒荀淑的孙子；颍川钟繇的祖父是大儒钟皓；颍川陈群的祖父是东汉超大号的名流陈寔；弘农杨修的父亲是汉太尉杨彪，祖上是“关西孔子”杨震；山阳王粲的曾祖父王龚和祖父畅都位至三公；零陵刘巴的父亲刘祥是江夏太守；吴郡顾雍的曾祖父是颍川太守顾奉；鲁郡孔融的祖上是孔子，等等。
东汉“书生贵族”的世袭化已经非常明显，这对日后高级士阀集团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寅恪先生也说过：“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民于其他诸姓。”魏晋以降的高级士阀集团之所以对庶族寒人拥有巨大的优越感，主要还是源于世家传承的家学基础，也就是文化上的优越感。
除了少数清流名门之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家境一般，但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挤进了名流行列。这些清流名士不论是家世显赫的，还是家世衰微的，只要读了书，就属于士林中人。
而在东汉时代，士林无论再清高尚谈，他们都不可能和官府划分界限，实际上士林就是朝廷清流官僚的预备队。两者之间这种极深的渊源就决定了清流不可能脱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思维范畴。
读书人穷困的时候才想到独善其身，要出仕，当有机会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人是不愿意错过的。士林要想“奉时以骋绩”，需要的就是机会，谁能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就和谁合作。
当这些士林名流看到袁绍、曹操、孙策（孙权）能够给他们提供兼济天下的机会，自然一窝蜂地都跑来了。至于刘表和刘璋虽然才具平庸，不足成大事，但他们治下的荆州和益州在战乱时代受到冲击较小，加上二人本属士林集团，也能拉来不少清流。
刘备之所以在早期混得一团漆黑，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政治起点太低太寒酸，他无法给清流们提供实现梦想的舞台，清流们自然就看不上刘备。刘备身边在早期几乎就没有清流，简雍、孙乾和糜竺都不能划进士林，糜竺还是个做生意的，更和士林扯不上关系。
刘备真正开始对士林具有吸引力，还是在刘备占领荆州之后。刘备有了钱袋子和枪杆子，自然不比过去穷酸落魄的时候，这时才断断续续有清流愿意和刘备合作，比如庞统、马良、殷观等人。到了刘备拿下益州后，生产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了。
当然，话说回来，有些人之所以愿意和刘备穿一条裤子，并不是仰慕刘备，而是身不由己，被逼出来的。比如刘备得蜀后，得到了两大名士许靖和刘巴。
许靖本是中原名士，后因避战乱来到了益州。虽然刘备围困成都的时候，许靖想缒城投降刘备，但许靖也是无奈之下的二选一。如果让许靖在曹操和刘备之间选择，许靖毫无疑问会选择曹操，刘备对名士的吸引力远远不及曹操。
刘巴更有意思，刘巴和刘备简直就是上辈子注定的孽缘。也许是出身士林，清高的刘巴特别鄙视刘备这个“老兵”，当初刘备在荆州南下的时候，许多人都跟着刘备逃难，只有刘巴单独北上投降曹操。
后来刘巴回到江南，但随后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连取三郡，刘巴回归曹操的路被刘备给堵上了，只好继续南下跑到了交州，辗转又到了益州。刘备做了西川王后，刘巴就落到了刘备的手上，不过刘备虽然得到了刘巴的人，却一直没有得到刘巴的心，刘巴和刘备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
刘备的三弟张飞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突然闯到刘巴的家里，要和刘巴同床共寝，遭到了刘巴的拒绝。后来诸葛亮责怪刘巴太不给张飞面子，刘巴就说了一句话：“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不可与兵子共语。”刘备听说了这事，又羞又恼，他知道刘巴瞧不起自己。
在刘巴的潜意识里，只有曹操这样的才算是“四海英雄”，刘备之流的草根只能算是兵头子。虽然刘巴也参加了蜀汉统治集团，但主要还是身不由己。如果刘备同意刘巴离开，刘巴早就跑得没影了。
刘巴拒绝和张飞同床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孙权的耳朵里，后来孙权对张昭谈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张昭认为张飞是当世名将，又是刘备心腹手足，刘巴做得有些太绝情了，应该给刘备留一点面子。
张昭本是士林出身，却有些不理解刘巴的举动，但孙权却能站在士大夫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孙权告诉张昭，刘巴要是顺着刘备的杆子往上爬，低眉顺眼地做刘备的奴才，和张飞这等兵子与友，那刘巴就没有资格再做名士了。
刘巴这件事很好地说明士林清流对刘备这样的低层武人集团是一种骨子里的鄙视，瞧不起刘备，羞辱刘备，才算没给士林抹黑，可见当时的士庶之分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自东汉分裂以来，天下士林主要分为几个大集团：袁绍的河北士林集团、曹操的中原士林集团、刘表的荆州士林集团、孙策（孙权）的江东士林集团、刘璋的益州士林集团，另外还有一些名士散落于陇西（如侯瑾）、辽东（如管宁）、交趾（如刘熙、薛综）等地。
这五大士林集团的政治领袖，要么是家世显赫，比如袁绍、刘璋；要么才华横溢，比如曹操；要么出身名将世家，比如孙策（孙权），要么直接就是士林出身，比如刘表。
五大士林集团的著名士林人物粗略计列如下：
袁绍：田丰、审配、沮授、王修、崔琰、陈琳……
曹操：荀彧、荀攸、孔融、钟繇、袁涣、华歆、杨修、司马朗、阮瑀……
刘表：王粲、韩嵩、宋忠、傅巽、蒯越、刘先、裴潜、潘濬……
孙权：张昭、张纮、顾雍、诸葛瑾、严畯、虞翻……
刘璋：樊敏、高颐（见全后汉文卷105）、许靖、刘巴、法正、秦宓、杜琼、许慈……
再看刘备旗下：白板
士林要出来做事，一般会要求买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家世好；二是有自己的地盘；三是与士林有渊源。以上五人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士林趋之若鹜。而早期的刘备，这三个条件完全不具备。
士林中人很少有人愿意跟这样一个流浪的低层武人集团，因为这会自降身价。大家都是在士林中玩的，跟什么样的老大混江湖，事关自己的体面和前程，半点马虎不得。
至于诸葛亮选择刘备的时候，刘备也只是寄居刘表门下，前途非常的不明朗。诸葛亮是响当当的士林出身，他跟着落魄的刘备，不怕掉身价吗？这个话题随后会专门进行讲解。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就是高级士阀享尽威福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过两个由底层武人和寒人联合组成的政权。一个是刘备建立的蜀汉，另一个是陈霸先建立的陈朝，巧合的是，这两个政权正好处在魏晋南北朝的一头一尾。
蜀汉的出现标准高级士阀制度开始成型，之后三百多年，无论各朝皇帝出身有多低寒，其政权主流还是士阀集团，特别是南朝中前期。梁朝末年，侯景发动叛乱，导致南朝统治彻底崩溃。
侯景几乎杀尽了以王谢为首的高级士阀集团，南朝士族势力一蹶不振，以陈霸先为代表的庶族寒人势力成为了南朝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士族对中国中古时代的统治，从某种角度来说，始于蜀汉，终于南陈。
至于隋唐的士阀，自隋文帝杨坚创建科举制度以来，隋唐的政治体制开始了由“贵族政治”向“士大夫政治”第二次转变。虽然这种转变起初不是很明显，豪门大族还是比庶族寒人更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但终唐一朝，时间越往后，士大夫政治的迹象越明显，直到宋朝最终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