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是个拼命生孩子的时代。随着矿工的陆续到来，以及矿工家属的到来，孩子的数量也骤然增加，一年添一个孩子的人家大有人在。什么五朵金花，什么九个葫芦的、四个和尚的。孩子多了，名字也不那么认真起了。老大、老二、老三依次排列，大妞、二妞、三妞，秩序不乱。还有叫大孬、二孬、三孬的，大狗、二狗、三狗的。东北人喜欢把最小的孩子叫老闺女，可是没多久，又一个孩子出生了，还是叫老闺女，只加一个大小来区分，叫大老闺女，小老闺女。有的家里，两个挨得近的，平常又一起帮父母干活，晚上睡一个被窝，父母叫他们就一起叫，如“俩孬”“俩妞”“俩狗”“俩蛋”。两个孩子合并成一个名字，叫一个两个一块来。
孩子多，衣服根本供不上，好多男孩子八九岁了，还光着屁股走来走去，就是女孩子看见了也没有什么感觉。
到处是小孩，接生婆还没出这家的门，那家就在一旁等着了。多数就在家里生孩子，叫上接生婆，只有干部的家属娇贵一些，要到医院去生。
小学校早有了，建矿时就办起来了，那地方最早是一处荒坟，传说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进攻延安，和共产党军队在延安以南的秦州谷地展开激战，死伤无数，尸体被就地掩埋。由于没人敢到那里去，几年间便荒草萋萋，荆棘丛生。
建学校的时候，烧草平坟，仍见有许多无名白骨。可学校建起来后，书声琅琅，笑语喧喧，昔日战争的痕迹和惨烈被抹得一干二净。
要建中学了。又找了一处地方，当然要稍远些了。不过，离家属区也就是个二三里路之地，背山依河，山是玉华山，河是漆水河，也还不错。
需要大量教师，仅靠国家分配满足不了，于是，工人中有些有文化的被挑出来到学校以工代干，也有些身份复杂的人隐瞒了身份，由于能写会算也混到了学校。
赵忠孝也混进来了。
赵忠孝为自己不再下井暗自庆幸，这本来就是他喜欢做的工作。他被抽到新学校教初中。
可是，以工代干的人因为体力减轻了，定量的口粮也减少了，只有三十五斤。拖家带口本来就不够，于是有些人居然放弃了以工代干，情愿下井多吃粮。
赵忠孝没有，他宁可少吃粮也要当教师。不能说他有多热爱教学，只是他再也不想当矿工了。
可袁秀英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饭量也比以前大了。口粮顿然锐减，一时无法适应。
“我要上班。”这时，袁秀英对愁眉不展的赵忠孝说。
随着矿井开采规模的扩大，围绕煤矿生产的相关产业也相伴而生。矿上在矿山周围建了石灰窑、坑木厂、砖瓦厂、石渣厂，还有红矸山。这些工作大都由矿工的家属来做，她们为这些厂子提供了最丰富又最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也可以对她们的家庭收入给以补充。
袁秀英早就想上班去了，因为怀孕，赵忠孝没让她去。现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了，更不能去了。那些活件件辛苦，并不比下井差多少，哪一样本来都应当是男人干的。就说那坑木厂，是为矿井提供坑木的，先要到山上去伐木，伐了再运，运回来再锯规整，哪个环节都离不了要把那大木料抬来扛去。砖瓦厂是烧砖的，石渣厂是开料石、砸料石的。石灰窑，石灰弥漫，对胎儿又不好，就是不太清楚红矸山是干什么的。
“那就到红矸山吧。”袁秀英说。
赵忠孝没能说服袁秀英。袁秀英找到老黄婆，老黄婆又领着她找到居委会主任周招娣。周招娣让去矿上开证明，老黄婆又领着袁秀英开了家属证明。这样袁秀英挺着大肚子就上班了。
所谓红矸石，即从井下开采出来的煤不纯净，要经过选煤楼筛选，再运出去，大煤块按块煤走，碎沫子按沫子煤走，含煤量极少的煤矸石另选出来堆在山上。讲得稍微专业一点，煤矸石即煤伴生废石，由于煤矸石自燃后会发红，所以也叫红矸石。
红矸石也是有用的，粉碎后用来做建筑材料。红矸石堆在选煤楼后面的西山上，袁秀英住在东山坡，到红矸山去上班，要先从东山坡走到矿上，走一段煤车道，绕过选煤楼，再翻过山。前后要走十几里，比赵忠孝下井还要远。
老黄婆也在红矸山上班，每天天刚亮，不是她来叫袁秀英，就是袁秀英去叫她。像赵忠孝一样，不管刮风下雨，袁秀英都不肯误一个班。每月十八块钱，是赵忠孝工资的一半，她很满足。
路远中午不回家，袁秀英从家里带上干馍，埋到矸石堆里烤焦了就吃，也没有菜。红矸石堆里还可以热剩饭，就是把鸡蛋埋进去，过一会儿也能烤熟。
矸石山是个大炉子，脚下的矸石每天都在悄悄自燃，远远望去烟雾缭绕，还会飘过来一股硫黄味，因为含矿物质多，还弥散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山很高，烟够着了云，云舔着烟，不论阴晴，总是烟云不断。特别是雨天，别的山在雨中一片宁静，而这座又远又高的山依然烟云袅袅，再配合着雨雾，越发气象万千。云遮雾罩，琼楼玉宇一般，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那是仙山，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住的地方。
寒冬，在矸石山上干活，身子虽然很冷，脚底板总是热乎乎的，倒也怪舒服的。不用说，最难熬的是矸石山的夏天，空气如火炉般炎热，却又要脚踩火炉。
袁秀英和老黄婆等一群家属们戴着披肩帽，头被帽子包起来，帽檐披散在肩膀上，鼻子嘴巴上另捂着一个尖嘴口罩，那口罩很像备战备荒防美帝苏修原子弹爆炸时消防队员戴的那种，只有两个眼睛露在外面，可回到家里一吐痰，痰是红的，擤鼻涕，鼻涕是红的。毛巾擦了身子擦了脸，再去摆毛巾，立刻一盆子稠糊涂红水。
她抬大筐，在矸石山坡上，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幸亏老黄婆和她做搭档，从不把筐绳往她这边移。
她终于吃不消，羊水破了，顺着裤腿流。她被放倒在矸石上，裤子被撕开，又被拽下来，下身全裸。
“快送医院，快送医院！”妇女们围上来，七嘴八舌。
“来不及了，露头了。”
“谁会接生？快点来啊。”
一位上年纪的妇女挤到跟前，她让众人让开点，蹲下身，分开袁秀英的双腿。
“去拽住她的手。”她大喊。两个妇女绕到袁秀英头部跟前，一人拉住一只胳膊，又有两个妇女敏捷地抬起袁秀英的两条腿，她被整了个“四脚朝天”。
“用劲，用劲。”上年纪的女人两手伸进她的腿间，抓住了胎儿。
正是夏天，太阳光火辣辣的直射下来，四个拽胳膊拽腿的女人大汗淋漓。
一声尖细的啼哭，小孩出来了。
“拿剪子来。”
上哪找剪子？这么远的山上。上年纪的女人不再说什么，把自己的头拱到袁秀英两腿间，咬住脐带。她龇牙咧嘴，头使劲地摆，脐带断了。
袁秀英一声不吭，脸色惨白地躺在石矸上，身下一摊血。
“她死了！”妇女们又围上前。
“她没死……她太虚了。”上年纪的女人又回头，“谁身上穿的衣服干净？”
这些劳苦的女人，都是没本事的矿工家属，谁能穿多好的衣服。
“这个白背心，不知行不行？”女人撩起一身尘灰的工作服，让看里面的衣服。
“行，赶紧脱了。”
女人脱了，上身赤裸。上年纪的女人“嚓嚓”撕破小背心，扯成几块长条，一块长条塞住了袁秀英的下身，其他几块又在周围胡乱擦了几遍。腾出手，用脚刨了个坑，把胎盘和秽物一起埋了。
老黄婆把孩子兜在她的大褂里。孩子已经不哭了，像一团肉一般，很小，很红，比猪下的娃还小。是个早产儿，只有七个月。
“活的死的？”袁秀英还在矸石上躺着。
“七成八不成，这孩子会活的。”一个女人说。
“是个女孩。”
“她生在红矸山，就叫她小红吧。”
“哎……”另一个女人不以为然，她发出了一个带拐弯的长音节，“她生在夏天，应当叫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