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初，清廷派出英亲王阿济格到大同布置防务，生性猜疑心甚重的大同总兵官姜瓖坐卧不安，引起极度的心理恐慌。姜瓖怀疑清朝皇帝过河拆桥，意欲诛杀自己，于是率兵起而造反。农历十二月初八（1649年1月20日），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奏：
十二月初三日，大同总督、司道、饷司、知府各官出城验草，大同总兵官姜瓖闭门叛，其收验粮草之钟鼓等俱被陷，总督奔入阳和。臣遂统兵星夜前往，于初四日围其城，请发红衣大炮以为攻城之用。
据《清世祖实录》卷41第13页记载，大同兵变发生，清廷接到英亲王阿济格的奏报两天之后，顺治皇帝传谕姜瓖道：
前因有事北方蒙古，故命英王至大同，与尔等全无干涉。若尔等有罪，安用此诡计为？为天下主，倘举动如此，其谁信之？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等，今尔等如悔罪归诚，仍宥其过愆，照旧恩养。
清廷想用恩威并济手法劝服姜瓖。此时，姜瓖已成骑虎难下、开弓无回之势，只好硬着头皮督促部将领兵攻陷朔州、岢岚，转攻代州。未几，姜瓖部将刘迁取代州、繁峙、静乐，山西巡抚祝世昌领本标人马北上驰援，协同爱松古夹击姜瓖部将刘迁的一万叛军。同时，祝世昌急请朝廷发京师八旗禁卫军入晋。顺治帝命敬谨亲王尼堪带领一路京兵人马来太原助剿。十二月十三，清廷为笼络人心，诏免大同蝗灾本年的定额赋税。
雁北阳和、高山卫的守备梁化凤，骁勇善战，闻姜瓖举兵反清后，主动请缨平叛。不久，奉英亲王阿济格之令，勇猛进击叛军，夺回阳和城，生擒叛将郭二用，以功升都司。但很快传报，浑源县、大同左卫又相继陷于叛军之手。形势对清军并不有利。各地反清之变纷起：
如偏关守将万铄响应姜瓖之举，纠合部将孙庭、苏绳武率领1450多名兵士造反，拿捕参将张国缨和西粮厅忻州州同马维熙，抢夺官署印信，斩杀厅官。
又如保德州叛将牛化麟领兵围攻州城，赶杀衙役士兵，打死知州徐效奇，抢夺衙署仓库。学正和巡检等官逃往别处避难。
其时，省内各处响应姜瓖，清廷刚占领不久的潞安府的平顺、黎城、长治、长子、屯留、壶关、襄垣、潞城等八县相继失陷。姜瓖部下猛将刘迁连破晋中汾州、文水、清源、徐沟、太谷、灵石数县，晋南平阳府一带石楼、永和、赵城、曲沃、临汾、霍州、绛州等地也接连失守。叛将李瀛杰等肆行杀戮，不可一世。浮山知县吓得逃往外省，任由叛军践踏民间。清廷山西当局惊恐万分，声称省城太原成了一座孤城，大有朝不保夕、孤城难守之忧，一再吁请清廷速增京城八旗劲旅来援。清廷先后以平西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尼堪、博洛，以及悍将鳌拜统兵入援，摄政王多尔衮两次来山西雁北亲自督师。
十二月十七（1649年1月29日），清廷命固山额真巴颜等率官兵载红衣大炮赴和硕亲王军前同讨姜瓖。一周以后的二十五日，又增派梅勒章京俄罗塞臣统领八旗官兵，赶赴大同英亲王军前协剿姜瓖叛军。同一天，清廷革除原宣大总督职务，下三法司议罪，罪其在姜瓖大同举兵反叛时事先失察，事发后又逃奔阳和之故。另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内阁前三朝题本》之刑部尚书巴哈纳题本可知，就在撤免原宣大总督两天之后，清廷任命原山东沂州总兵官佟养量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
顺治六年（1649）正月初八（2月18日），姜瓖部将刘迁、刘豹攻陷晋北重镇宁武关、偏头关。晋北局势再度危急。四天后，另一部将姚举进击平原驿，杀死清朝冀宁道运饷道员王昌龄，乘势攻打忻州城。知州刘德炎慑于叛军声威，开门迎降。京兵固山额真库鲁、达尔汉、阿赖等军在石岭关，与姚举之军展开大战，姚军失败，退保忻州城。官兵进逼，双方又在城下展开一场恶战，清兵斩首2000余级，获甲胄、马匹甚众。姚举率残部弃城逃遁。清兵追至上阳武，因路险而止。忻州克复后，大同镇都司梁化凤率领另一路官兵，直趋叛军大本营大同城，擒获姜瓖部将李义、张豹、王平等，攻破北羔沟、浑源城。不久，又与禇库的清兵配合，击败姜瓖名将杨振威之军，稳固了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