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10月16日，《未来报》创刊号出版。
1832年8月15日，教皇通谕谴责拉默内的论点。
1830年有时被视为一场戏法，为了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喧哗不断，死伤无数。改变朝代，变换旗帜，钦赐的《宪章》被投票通过的《宪章》取代（但几乎没有什么改动），这一切均有利于最终战胜龟缩在自己土地上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简而言之，这是绍塞-昂坦街（la Chausée-d'Antin）对圣日耳曼区（le Faubourg Saint-Germain）【37】的胜利，它并未搞乱居民的生活。事实上，“光荣三日”是种种学说、虔诚的乌托邦以及社会运动非同寻常地泛滥的信号，这些学说、乌托邦、社会运动的影响将持续整个19世纪。在法国之外，自由和民族的观念从七月革命那里获得一种推进力，这种推进力使欧洲一些古老的君主政体感到不安，动摇了梅特涅体系：比利时人将获得独立，波兰人反抗，意大利人谴责奥地利的统治……
在法国，路易-菲利普的登基丝毫没有终止政治动乱和民众请愿。书报审查的正式废除促使报纸迅速增加，俱乐部和思想协会使革命火种得到维持。多种因素有利于这种革命的激昂：政府奉行的被认为对民族主义运动过于畏首畏尾的外交政策；对包括波利尼亚克在内的查理十世旧臣的诉讼——他们最终被判入狱，而不是要为七月革命的烈士报仇的人们所要求的死刑。由《法兰西报》和《日报》宣布的宗教活动，于1831年2月14日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奥克塞洛尔教堂聚集了前来纪念贝里公爵被害的查理十世的忠实追随者。在纪念仪式过后，来自各方的人组成的人群，在没有保安部队任何干预的情况下，突然闯入教堂。路易·勃朗写道：“如此热衷于保护小店铺的国民自卫军，任由一大群人畅行无阻地破坏教堂……可耻的纵情狂欢，在此显露出道德上的混乱，而这种道德上的混乱是不信神与伪善在15年的时间里长期斗争造成的。推倒祭坛，砸碎讲道台，把栏杆与告解室弄成碎块，破坏供奉的圣像，撕碎祭台画，践踏贵重的帷幔，这一切均是一时冲动的结果。人们狂笑着，叫喊着，彼此以厚颜无耻的大胆进行挑逗。”[143]对教堂的洗劫是在洗劫本堂神甫住宅后进行的。翌日，带头闹事者带着重新被动员起来的人群来到总主教府，结果，总主教府在笑声和欢呼声中被砸得一塌糊涂。接下去轮到圣母院受威胁了，幸亏有了国民自卫军第12团团长弗朗索瓦·阿拉戈才免遭被破坏的厄运。在整座城市中，人们指责教堂、百合花旗、圣徒像……自1793年以来，巴黎从未突然爆发过像这样反对十字架和王室旗帜的举动。
查理十世统治时期王位与祭坛的结盟，圣会的活动（司汤达在七月革命后没几个月出版的《红与黑》以自己的方式对此做了描述），耶稣会士（耶稣会在1814年恢复）的权力，凡此种种，皆使人将已被推翻的波旁王朝的制度与天主教联系在一起。与波旁王朝斗争，就是以同样的劲头与复辟后的王位所依赖的天主教会权力进行斗争；做一名自由派人士，往往就得像库里埃或贝朗瑞那样，是个反教权主义者。当“光荣三日”出现时，天主教崇拜的象征物已经成为骚乱的中心内容；教堂与宗教建筑物已遭到攻击。在七月革命和洗劫圣日耳曼-奥古塞洛瓦教堂之间的几个月里，报刊与戏剧表达反天主教情感的内容在增加。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帝与自由是否相容？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拉默内[144]教士和友人创办了日报《未来报》。该报的报头题词是“上帝与自由”，创刊号出版于1830年10月16日。拉默内写道：“在过去的毁灭中，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未来，因为对我们来说，未来才是我们将要为之努力的。”
拉默内已经是个名人，但他并非因其自由派的活动而闻名。相反，他以反革命大师之一的身份而引人注目。他在1817年年底，即在被授予神甫圣职后不到2年，发表了《论对宗教的冷淡》第一卷。这是一部以雄辩写就的护教之作，在几个月里就销售了4万册。弗雷西努斯大人曾对此讲过一句迅速传开的话：“这部著作将唤醒亡者。”对于其主题，人们会想起帕斯卡尔、博絮埃；夏多布里昂将拉默内称为“我杰出的同乡”；拉马丁认为此书“极为出色”；而雨果之后说它是一部“关于未来的惊人之作”。在《基督教真谛》和约瑟夫·德·迈斯特尔的著作，以及在他看来堪称“自17世纪马勒伯朗士以来欧洲出现的最深刻的哲学家”路易·德·博纳尔的激励下，菲利西泰·德·拉默内（他的哥哥叫他菲利，而他的密友叫他菲利先生）的第一个时期，被纳入了赞同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反动作家谱系。一群年轻的天主教徒，其中既有教士又有在俗教徒，很快地聚集在新先知的周围。在这些年轻的天主教徒中，尤其有热尔贝、萨利尼和罗尔巴谢三位教士。
《论对宗教的冷淡》问世后的第二年，夏多布里昂即在他的《保守者》中给了拉默内一个位置。该报在1820年停刊后，拉默内与博纳尔联手创办《辩护者》，为之撰稿的有诺蒂埃与拉马丁。在《文学通俗教程》中，拉马丁为我们留下了“拉默内先生”的画像：“一个几乎难以觉察的小个子男人，更确切地说，他就像是一团火，被自己的好动产生的风从房间的这头驱赶到另一头，就像是在墓地草坪上浮动以及农民为使死者安息而放置的那些磷火似的火星一样。他不是穿着衣服，而是被一件肮脏的男式礼服所覆盖，这件礼服又破烂又长的燕尾拍打着他的拖鞋。他如同一个试图在沙地里读到神秘字符的人那样把头倾向地板……他说话时滔滔不绝……拉默内先生以一种无懈可击的严谨逻辑进行推理。他在装腔作势地讲话时，声音威严，手势坚定，有着自信带来的狂妄，在进行斥责时颇为胆大。他对雄辩术的模仿令人折服。”
实际上，这是一个罗曼蒂克者、一个激昂的人，是拜伦和年长他14岁的夏多布里昂的崇拜者。在他的书信[145]中，人们重新看到了勒内的独特风格：“在海边，在树林深处，我沉浸于这些空幻的遐想，对处世之道一无所知。我摇晃着让我那颗厌倦自身的心灵在茫然中入睡……”“我的兄弟，和你一样，我热爱暴风雨……”“存在着的任何欢乐皆未扎根，而所有的痛苦却在内心世界自然增长。”[146]他那为主张教皇绝对权力的天主教服务的激情和风格，给他招来了自由派报刊的讽刺挖苦。《立宪主义者报》把他当成一个新的托尔克马达【38】、一个宗教狂。而曾多次接见他的教皇则认为他是个夸夸其谈者。
然而，菲利先生并非缺乏务实精神。1825年，在兄长的帮助下，他创建了以拉舍内为中心的圣彼得圣会。拉舍内是他在法国布列塔尼度过孩提时代的地方，位于从第南到孔布尔的大道旁。这一团体的目标是通过书籍、教育和传教的手段恢复罗马教。它的抱负是准备一部“全书”，即以一部19世纪的“全书”取代圣托马斯为13世纪而写的“全书”。菲利已被人称为“心灵的激励者”，在拉舍内接待那些乡村绅士打扮、脾气变幻无常的门徒，这些人既轻易愤怒，又会异常欢乐。他在进行教育活动方面得到热尔贝教士的得力辅佐：在那里他教授哲学与神学，也教授英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
尽管他毫不妥协地坚持保皇主义和天主教教义，但拉默内并未因此就成为复辟王朝盲目的仆从。他尤其指责复辟王朝从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教育政策。当时的两大中学路易大王中学和亨利四世中学成了他反法国教会自主论的批评对象，而他在《白旗报》上发表的文章，则使该报无法再办下去，主编被判犯有“诬蔑和反对全体大学教员”的罪行。1826年，《论在与政治和非宗教秩序的关系中被思考的宗教》使他受到轻罪法庭的传唤，起诉理由是“攻击国王的权力以及煽动大众不服从国家法律”。他被判处30法郎的罚款和诉讼费，这一著作被查扣，已印好的书册也被销毁。这部被控反对法国教会独立论、重新为教皇神权政治辩护的著作，直接攻击王权没有充分服从他所赞赏的精神权力。主教对此书表示反对，但年轻一代的教士却把拉默内奉为导师：正如人们所称，拉默内主义已经存在并持续传播，以至于拉默内指望在罗马获得多种支持时，维莱尔内阁的宗教事务大臣弗雷西努斯大人甚至就此向教皇抱怨。1829年，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论革命的发展与反对教会的战争》在理论层面上重新谴责了对旧制度君主制的狂热崇拜、《宪章》和法国教会独立论。他还为支持新闻自由进行了论证，而且总的说来，尽管他把一些过错归咎于自由主义，却显示出了对自由主义——一种他意欲天主教化的自由主义——的同情。拉默内当时已经与复辟王朝制度开始决裂了。
由此，自1830年革命前开始，菲利先生就在为一种其独立受到世俗权力威胁的精神权力的最高权位进行战斗。他对教皇制度的过度忠诚使他在国王与法国主教团面前成了造反者。巴黎大主教凯朗大人利用利奥十二世去世的时机，发出了反对拉默内体系精神的主教训谕。不屈不挠的拉默内以两封妄自尊大的信做了回应，这一态度也使他在法国教会内部趋于边缘化。
比利时发生的事件，使拉默内更坚定地转向自由主义。在那里，自由派和天主教派为了捍卫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和教育自由，联合起来反对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在美洲，纽约大主教为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向圣彼得圣会发出呼吁。拉默内巩固了自己的信念，即为了重新获得活力，基督教必须选择自由。使自由主义基督教化，就是他从此以后的信条。他在1831年3月27日给他的一位通信者写道：“向过去寻找拯救，就是在坟墓中寻找生命。我们的政府即在那里如此行事，以为倒退就会充满活力。它已经提出来的问题，把我们置于共和国和宫廷的专制之间。总的说来，我更喜欢前者，因为我更喜欢狂热，而不是死亡或通向死亡的瘫痪。”
拉默内已成熟到可以革命。他在推动革命，宣布革命。他从主张教皇绝对权力的极端保皇主义转到了自由主义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这在用词上显得有点自相矛盾，可能如此，但只需慢慢解释。杜布瓦和勒鲁的《地球报》与拉默内的杂志《天主教备忘录》在明确的口号上是一致的。7月敕令的结果使他确信，未来属于民主。在“光荣三日”的第二天，他给友人维特洛莱写道：“绝大多数人将选择一个公开宣布的共和国，我亦站在他们那边，但是，我期待君主政体纯粹是名义上的”，以及“有人已经向国民推荐的所谓国王将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傀儡”。[147]
因为革命而获得解放的拉默内，着手与朋友创办了一份日报。正是在《天主教备忘录》的办公室里，他从1830年8月9日起致力于筹办一份他渴望的“重要日报”《未来报》。应该算是该报台柱的热尔贝教士发出了一份内容简介，内称：“愿你们，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重新集结在《未来报》的旗帜下。愿‘过去的毁灭’与‘现在的救助’均没有使你们气馁。未来属于我们。”人们开始寻找出资人和订阅者。9月8日，一个“争取出版《未来报》的协会”设立，它的办公室即为已被中止的《天主教备忘录》位于美术街5号的办公室。6名参与创办该报的人有：拉默内、以拉默内的名义行事的热尔贝教士、文人阿道夫·巴泰尔、产业主德·库克斯先生、医生阿雷尔·迪·唐克雷尔（出任总编辑）以及文人瓦耶先生（担任发行编辑）。年轻的多明我会修士亨利·拉科代尔受命继续在拉舍内开展即已开始的合作。时年20岁的夏尔·德·蒙塔朗贝尔，是维克多·雨果的友人，刚从爱尔兰（他在那里对奥康诺[148]的天主教徒的活力推崇备至）回来，不久提出要为该报效力，拉默内热忱地接待了他。1830年10月16日，创刊号问世。它的副标题是“政治、科学与文学日报”，报头题词为“上帝与自由”。
在《雨果夫人回忆录（1802—1841）》[149]中，人们发现，长期以来同情拉默内，并在1821年将拉默内作为神甫的《埃尔纳尼》的作者，当时却退缩了：“不再信仰专制主义的拉默内先生已不再接受君主制。他的整个个性拒斥折中和延期。维克多·雨果先生一方面将共和制视为社会的最终形式，一方面却认为，共和制只有在酝酿之后才有可能。他希望人们谈及普遍选举，在他看来，路易-菲利普的混合型王权，似乎是一种有益的过渡。”雨果有一句匆匆写在一张纸背面的话很好地概括了他的立场：“我们切勿让警钟消失在嘈杂声中。”
拉默内赞同共和主义观念意味着两种决心：其一是拒斥作为国王正统性源泉的君权神授说，其二是肯定人民主权。在这一基础上，《未来报》的纲领捍卫了各个领域里的自由。根据发刊时的内容简介，信仰自由意味着政教分离，其中包括取消用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预算。因为人们过于习惯看到作为“一群为忍受人们强加的约束而出生的死气沉沉”的天主教徒，这一大胆要求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教会那里均未得到赞同——政府与教会已习惯于相互加强，但1789年的制宪议会成员甚至没有考虑这件事。公共教育大臣基佐尽管是个新教徒，但仍强调“国家与教会必要的合作”。《未来报》的要求得到满足还要等到1905年。
教育自由构成了该纲领的另一重要条款，它反对自由派思想家垄断大学。因为真理最终会得到确立，错误最终会枯竭，拉默内更加要求保障所有其他自由的新闻自由。作为补充的结社自由，对于捍卫共同意见、利益和信仰亦不可或缺。面对喜欢宗教的派别与喜欢自由的派别，与《天主教备忘录》有着连续性的《未来报》采用了第三派的立场，即调和宗教与自由。成为民主派人士、赞同普遍选举、敌视“抗拒派”的拉默内认为，“对秩序的要求同样只存在于大众之中”。鉴此，他为“社会的”（social）派别的原则进行辩护——“社会主义的”（socialistes）一词的传播还得再等上几年。《未来报》根据自由主义的逻辑，也提出非中央集权化、市镇自由、各省自由等要求。最后，在外交政策的章节中，拉默内和友人为民族解放运动辩护。被选定的对手首先是正统派阵营，该阵营通过《日报》和《法兰西报》以及《宗教之友》等期刊表达观点。不过，《未来报》最初也与奥尔良主义政权争执，后者对《未来报》的这一伙人已取得的影响甚感不安。
1830年11月25和26日，《未来报》由于发表的两篇文章在邮局被查封，一篇是拉科代尔写的《致法国的主教们》，反对国王的任命主教权；另一篇是拉默内写的《对天主教徒的压迫》，文章中向志同道合者发出呼吁，以便他们携手进行“一项强烈且持续的行动”。《未来报》被查封，引起其他报刊以《宪章》第7条有规定但却被推翻的新闻自由的名义进行抗议。新制度刚刚证明，出版报纸仍然要解决经费问题，而且书报审查并未绝迹。
由官方对拉科代尔和拉默内提出的诉讼于1831年1月31日在塞纳省重罪法庭进行，审判厅里人满为患。法庭从早上8时起就有不少好奇者、律师赶来，他们站在那里等着，直至10时30分可以进入审判庭内。代理检察长对两位记者和负责该报发行的瓦耶先生（瓦耶先生为此特意穿上了国民自卫军军装）提出指控，说他们已“向新秩序进行名副其实的宣战”，想煽动天主教徒反对新秩序。两位记者得到了欧仁·让维埃先生和拉科代尔本人出色的辩护——拉科代尔学的是法律专业，可在涉及本人的事务中行使律师的职责。庭长向陪审员建议予以宽大处理，最后，陪审团迫于公众支持的压力，宣告刑事被告“无罪”。经过15个小时的庭审，这一判决结果在子夜时分宣布，并受到持久的掌声欢迎。
拉默内当时显得不知疲倦。一位注定将在19世纪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年轻人路易·勃朗，在“光荣三日”后不久从鲁埃格到达巴黎。他对这个异乎寻常的人物感到震惊，并于后来在《十年的历史》中描述道：“但是，用什么可以迫害一个如此坚强的人呢？要想知道他能够通过精神和思想来忍受苦难，只要看他的身体是多么虚弱，听他的声音是多么弱小，整个人看上去多么像个病人，脸上布满皱纹，但嘴巴强劲的轮廓和目光中的激情却显示出不屈不挠的坚定就足够了。他某种程度上是由粗暴和温柔交织而成的情感，同时充满狂热和慈悲，时而激烈，时而顺从，甚至能把反对者教育成劝人信教者，使士兵变成殉教者。此外，在信念上多有变化的他，以诸多献身精神和真挚情感，把这种确实存在的、由孤独沉思习惯赋予的专横带入激情之中。而且，对于错误，包括对自身错误毫不留情的他，已做好敢于反对别人乃至他自己的准备。”[150]
在《未来报》支持的事业中，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解放事业。人们已经说过，1830年的法国革命给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冲劲，动摇了与渴望自由的人民相对立的传统君主政体的神圣同盟。首先是比利时从1830年8月25日开始起而反对荷兰的国王，并在10月4日宣布独立。当威廉一世向普鲁士和俄国求助时，比利时自由派请求法国施以援手。最后，在伦敦集会的列强承认了比利时事实上的独立。
当时波兰爆发了起义。蒙塔朗贝尔在1830年12月12日写道：“波兰与比利时一样，是一个注定让每一个天主教徒觉得重要的地方。”接着，在1831年2月4日，意大利起来反抗奥地利。《国民报》要求法国进行干预。但是，法国难道能够同时为了保卫波兰人而与俄国人交战，为了保卫意大利人而与奥地利人交战吗？夹在主张干预的自由派和主张不要干预的保守派中间，拉菲特政府以辞职告终。“运动派”在政坛上被“抗拒派”取代。负责新内阁的卡西米尔·佩里埃决定不去做任何有利于起义民族的事情。他在众议院亮相时喊道：“法国人的鲜血属于法国！”不干涉原则得到确认，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只得顺从。奥地利人在1831年3月恢复教皇国的秩序。俄国人则于1831年5月26日在波兰奥斯特罗文卡打败波兰军队；起义民族继续进行抵抗，直至9月8日华沙被攻陷。有人当时为时任外交大臣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准备好了这句忽视了数百年历史的话：“秩序在华沙占据支配地位。”[151]巴黎街头举行了游行示威，但这丝毫无益于波兰人民。
拉默内在为波兰而写的致辞中写道：“你将会复活。”他还补充说：“我钦佩波兰、爱尔兰和比利时，并非因为它们革命，而是因为它们与真正的革命支持者进行斗争，这些真正的革命支持者的胜利将是地球上一切真正秩序的灭亡，将会推动各个民族沦入无神论。”
1830年底，为了贯彻著述中的观点，拉默内他们建立了“争取捍卫宗教自由总事务所”，以便援助一切受到反宗教压迫的受害者，并支持反对一切束缚的教育自由。这一自由曾被宣布过，但未被《宪章》正式确立。法国教师团依然垄断着教育。人们甚至看到，法国教师团从里昂的神甫那里收回了给唱诗班孩子免费开设拉丁语课的许可。1831年4月3日，拉科代尔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依据《宪章》宣布建立一所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实际上在5月9日才在拉科代尔于美术街租住的地方开学。在这座建筑物的墙上，人们可以看到这些用油漆写上去的字句：“教育自由——争取捍卫宗教自由总事务所——免费学校。”在课程开始时，有20来个孩子注册，直至受到嘱咐的警察分局局长赶来命令他们关闭校门。拉科代尔丝毫没有理会，并叫孩子们次日再来。翌日，警察分局局长再次到来，他实施了威胁，强行关闭大门，贴上封条。这一事件掀起了一场新闻战，该校倔强的主人被传讯出庭。在此期间，蒙塔朗贝尔伯爵于6月21日去世，他的儿子夏尔同时受命进入贵族院。这起事件将于9月19日在卢森堡宫和贵族院议员那里得到最终裁决。夏尔·德·蒙塔朗贝尔在此发表了一个依旧极为著名的演说，而在此之前，拉科代尔为自己辩护时所说的话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管你们的判决如何，我们将活着离开这里，因为自由和宗教是不朽的，你们已从我们说的话里感受到的纯真情感不会进一步消失。”[152]被告方的激情与力量使人肃然起敬。最后，被告以最轻的处罚，即每人罚款100法郎得到解脱。总事务所当时发动了一场向两院要求教育自由的请愿运动，这些请愿书征集到了16600个人的签名。
《未来报》和总事务所的大胆行为激起了许多攻击，大量的中伤诽谤在神学院的阴暗处没完没了地冒出来。拉默内不得不回应这些指控，与谣言和诽谤斗争。对于许多人来说，而且对于天主教的等级制度来说，拉默内已成了一个该死的家伙、异端者、教会分立论者、“手持十字架、头戴小红帽者”。然而，《未来报》的财政状况——它的订户只有3000人——因为反对天主教等级制度，教士中的订户减少而更加令人担忧。
应当临时安排一次反攻，使人们对其种种构想产生强烈印象。“我们将去罗马！”新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祝福将是“从我们的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提出这一建议的是拉科尔代，在1831年11月11日召开的出资人会议上，《未来报》全体成员热烈赞成此举。10天后，当报纸的出版被临时中止时，拉默内在拉科代尔的陪同下，乘坐兼载旅客的邮件马车离开巴黎。在里昂与蒙塔朗贝尔会合后，3人于12月30日抵达罗马。来自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外交文书已先于他们到达。拉默内的思想对于欧洲传统政治制度和始于维也纳会议的梅特涅体系来说具有颠覆性。法国主教团亦向罗马转达了指责。七月王朝政府也没有闲着，它通过圣奥莱尔阁下让热忱的朝圣者知道，路易-菲利普的大使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支持他们。
3位旅行者让人把一份用作辩护的报告书呈给教皇。这份报告书把他们的行动列入一片巨大的非基督教化景象当中。人们从中读到：“在复活节领圣体的人数在帝国时期高达80000人，这个数字在复辟王朝末期减少到1/4。”有人答复他们说，这份报告将会被研究，但格列高利十六世并未显示出任何想接见他们的意愿。教皇周围的人由于拉默内等人为民族主义运动辩护而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这种民族主义运动通过意大利爱国者，正使得教皇国受到威胁。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朗布鲁西尼枢机主教，即未来的圣座国务卿，过去曾因其主张教皇绝对权力论而亲近拉默内，而今却因拉默内的自由主义而成为他的对头。在罗马，如此强大的耶稣会士拒斥拉默内等人的学说，揭露该学说为异端学说。教皇本人内心亦反对自由主义，并被“革命的祸患”所烦扰，只可能对《未来报》的思想产生反感。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教皇绝对权力论只存在于拉默内和他朋友的头脑中。1月28日，菲利先生写信给热尔贝教士：“教皇是个对这世界的事物一无所知，并对教会状况毫不了解的好教徒。那些操纵事务的人野心勃勃、为人贪婪，像使用暗器一样卑劣、盲目，而且如同后期罗马帝国的宦官一样愚蠢。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这就是那些引导一切的人。”不过，在他们到达罗马已有两个半月后，教皇最终还是在1832年3月13日接见了这3位朝圣者。这次会晤虽然不乏漂亮的言辞，但依旧乏善可陈、索然无味。拉科代尔于是在3月15日断定，在罗马已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并“带着极度悲哀的预感和告别之情”离开了罗马。拉默内和蒙塔朗贝尔则还在等待，直至7月9日，他们才决定途经慕尼黑返回法国。在慕尼黑，他们在同情他们的哲学家谢林、巴德、格雷斯以及年轻教士德林格尔的陪伴下待了3个星期。在由他们的德国朋友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拉默内在席间突然被人叫走，有人交给他一封来自教廷大使的信，此信还附有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通谕Mirari vos，谴责《未来报》的所有观点。沉着的菲利先生平静地回到自己的席位坐下。只是在当天更晚的时候，同行的伴侣蒙塔朗贝尔以及又与他们会合的拉科代尔才获悉这一来自罗马的可怕决定。
教皇需要8个月的时间来做决定。教皇通谕Mirari vos阐述了教会反自由主义的学说，它反对信仰自由（“这一妄想”），反对新闻自由（“这种有害的自由”），反对各民族的解放（“在自由的假面具下的奴役”）。拉默内和他的友人并未被公开点名，但他们的观点却遭到严厉的讨伐。与此同时，一封由教皇写给波兰主教的敕书劝告天主教徒归顺沙皇（“你们宽宏大量的皇帝将会善待你们……”）。在法国大革命过了40多年之后，绝对君主制依然是合适的政体模式。这种教会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二律背反，将对法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天主教徒似乎注定倾向于保守，而反教权主义者则觉得他们有理由反对教会。作为意欲调和上帝与自由的第三派，拉默内暂时遭到失败。
回到巴黎后，这些朝圣者屈服于教皇的意志。《未来报》不复存在，“争取捍卫宗教自由总事务所”被解散。自由派报纸如《立宪主义者》《法兰西信使》《国民报》《辩论报》等，表达了它们对这一“直接倒退到中世纪”的行为的愤怒。正统派和拥护法国教会的报纸如《日报》《法兰西报》《宗教之友》等，却为之欢呼，并为拉默内的归顺向他表示祝贺。这一归顺很快就被人所谈论。圣西门主义者莱米尼埃显得最有远见，他在《两个世界评论》中鼓励拉默内恢复“自尊心和独立”：“他已经与法国教会的拥护者决裂，他可能突然与罗马中断关系；他具有分裂的嗜好，愿他具有这方面的勇气；旧的天主教厌恶他，愿他因此显得像个新基督教的教徒。”[153]
这正是在《未来报》创办者的心灵中正在产生的东西。1832年11月1日，他给一位熟悉的通信者桑福特伯爵夫人如是写道：“说说罗马吧。我去过那里，而且我在那里看到了将永远玷污人类之眼的最为腐化堕落的场所。塔尔甘（des Tarquins）巨大的下水道亦狭窄得无法让如此之多的污物通过。在那里，只有利益这一个上帝。为了一小块土地或一些钱财，人们在那里出卖各个民族，出卖人类，出卖神圣的三位一体——或一个个地出卖，或一起出卖。”罗马之行使拉默内这位新路德对罗马教会的一切幻想统统破灭。
拉默内团体的团结未抵制住教皇的谴责。实际上，拉默内只是表面上顺从。格列高利十六世的态度使他明白，自由主义一时还无法与罗马天主教并存。逐渐地，一项决裂之举瓦解了他对罗马的忠诚，他决意不再保持缄默。推动这一演变的拉科代尔对分裂的可能性感到惊慌，率先离开了这一团体——他没说什么就离弃了拉舍内。拉默内脑子里已渗入这一思想，即从此以后应该献身于人民事业，决定在签名上进行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改变：他不再是F.德·拉·默内，而是F.拉默内。
蒙塔朗贝尔既非民主派，也不是共和派，但他还与菲利先生分担着一项伟大的事业：波兰。在这一时期，亚当·密茨凯维奇（他与肖邦一起堪称最著名的政治难民）正在撰写《波兰朝圣者之书》（“曾将你的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带他们回圣地的圣父，请引导我们回到我们的祖国……”）。在蒙塔朗贝尔以法语对此书进行改编并为其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序言时，拉默内负责为它撰写了一篇编后记。然而，对密茨凯维奇的著作极度不满的格列高利十六世（他称该著“充满轻率和恶意”）给兰斯主教莱康大人发了一封敕书，以便敦促拉默内“完全绝对地”遵循教皇通谕Mirari vos所阐述的教义。拉默内回答教皇道，他虽在精神范畴予以服从，但在“纯世俗的范畴仍保留自由”。但是在12月，一次来自教廷大使的召见建议拉默内“绝对、无限地”重新服从，身患疾病、对针对他的种种攻击感到厌烦的拉默内表面上表示服从，同意写一份服从书，好让教皇宽慰。拉默内对为此感到慌乱的蒙塔朗贝尔解释说，他想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安宁，决定签署人们要他签署的一切，“因为教皇是上帝，是天上和人间伟大的上帝，只有他应当受到崇拜”。与此同时，他补充说，他已决定放弃一切圣职。
1833到1834年的冬天，拉默内整理了《一个教徒的话》，这本书篇幅不大，但却使他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先知，他把它交给圣勃夫，让他找人出版。1834年4月30日在朗迪埃尔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本书共有237页，上面没有作者的署名。5月24日，该书再版，并署上了作者的名字。这本书随后持续不断地再版，销售量很快达到10万册。它还越来越多地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的印数达到了数十万册。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对于循规蹈矩的人来说是本怪诞之作，它像诗歌、末世论、启示录，甚至是千禧年说或一个宣布世界末日和新基督到来的预言。有助于此书写作的既有《圣经》和几位先知，也有沃尔内、德·迈斯特尔、巴朗什……
为了让读者对这本始终被引用、但如今已少人阅读的著作有个大概的了解，在此特别引述其第二章全文：
细心地倾听，并告诉我这种到处听得到的混杂、模糊和奇怪的声音来自何处。
把手放在地上，并告诉我大地为何颤抖。
我们所不知的某种事物在世界中动弹：那是上帝的工作。
难道没有人在期待？难道心脏没在跳动？
人类之子，请登上高处，并宣布你所看到的事物。
我在天际看到一片苍白的云，它围绕着一道如同大火反光的红色光芒。
人类之子，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大海激起波涛，高山摇动着山峰。
我看到河流在改变流向，山丘摇晃着落入山谷。
一切都在受到震动，一切都在动弹，一切都呈现出新的面貌。
人类之子，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远方的滚滚尘土，它们从四面八方袭来，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相互混同。它们向着城市扑来，当它们离城而去时，人们看到的只有原野。
我看到各个民族在乱哄哄地起来反抗，国王们则在王冠下脸色发白。他们之间发生了战争，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我看到王位一个又一个地被摧毁，各个民族在清理王位在地上的种种残留物。
我看到一个如同与撒旦搏斗的米歇尔大天使的民族[154]。他的力量吓人，赤手空拳，而他的对手却披着厚厚的盔甲。
啊，上帝！他倒下了，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不，他只是受伤。圣母玛利亚用她的大衣把他包裹起来，向他微笑，带给他一点摆脱刀光剑影的时间。
我看到另一个不懈斗争的却并未从这种斗争中汲取新力量的民族。[155]这一民族的心灵中有基督的标志。
我看到的第三个民族已被六个国王踩在脚下，每当他们发起一次运动，就会有六把刀子刺入他们的喉咙。[156]
我看到在一个巨大建筑物上，在至高的空中，有一个十字架正被一片黑色的雾状物所覆盖，勉强才能辨认出来。[157]
人类之子，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动荡不安的东方。它注视着古代宫殿在倒塌，旧寺庙在遭到摧毁；它抬起眼睛，好像在寻求另一种辉煌和另一个上帝。
我看到在临近西方的地方有一位有着骄傲目光、从容态度的妇女。她用一只坚定的手轻轻划出一条犁沟，在犁刀所到之处，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人奋起反抗，这些人在向她祈祷，以他们的歌声在祝福她。
我看到在北方，人们心中只有一丁点热情。但是，基督在用他的十字架触摸他们，他们的心重新开始跳动。
我看到在南方，有一些不幸的种族处于一种我所不知的厄运。沉重的压迫使他们不堪重负，他们在弯着腰行进。但是，基督在用他的十字架触摸他们，使他们重新挺直身体。
人类之子，你还看到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让我们重新呼喊。
人类之子，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逃跑的撒旦，由天使所簇拥的基督正前来统治。[158]
《一个教徒的话》激起了人们的热情，有时甚至使负责印刷的工人流下眼泪。这本书受到了共和派的好评——这一派别因为他们的领袖之一阿尔芒·马拉斯特当时在贝朗瑞的鼓掌欢迎下被关押在圣佩拉吉监狱而被人颂扬[159]，它还引起了保守派、主教们和正统派的愤怒，而这位先知的老友则与之拉开了距离。对于拉马丁来说，它是“起义的福音书”，但其他的讽刺挖苦仍在传播，如“插在十字架上的小红帽”“扮作先知的马拉”“在复活节领圣体的1793年”，等等。最为尖刻的评论把拉默内说成一个需要捆绑起来的疯子。《宗教之友》变本加厉地进行了攻击。格列高利十六世立即接替了审查官的角色，在1834年7月发表明确谴责拉默内的教皇通谕Singulari nos，并说拉默内此书“就其篇幅来看不甚起眼，但它的邪恶却甚为巨大”。拉默内后来在1836年让人发表《罗马纪事》[160]，与教会最终决裂。这个不愿妥协的人宣布放弃“教皇高高在上的基督教”，以便跟随“人类的基督教”。他昔日的朋友和战友热尔贝教士当时写下了《关于德·拉·默内之失败的思考》。
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菲利先生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并未就此止步。但是，从现在起，人们就应当引用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结尾对拉默内表示的敬意，而夏多布里昂的这一态度与基佐在《回忆录》中的相关评论形成了强烈反差，后者把拉默内归类为“堕落的天使”和“他那个时代有知识的胡作非为者”。[161]自从两位圣马洛人在《保守者报》合作以来，许多波涛已在阿尔莫尔海岸上碎成浪花，仅仅说这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似乎还嫌不够。然而，夏多布里昂原封未动地保持着对他同乡的敬重：“多么巨大的活力啊！智慧、宗教、自由竟能如此在一个教士身上得到体现！”[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