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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维克多·雨果:向左转的浪漫主义

1825年,维克多·雨果参加查理十世的加冕礼。

1827年,《〈克伦威尔〉序言》发表。

1830年2月,《艾那尼》【31】首演。

1830年7月,种种波折后,法兰西改朝换代。这一年首先作为《艾那尼》之年被人记住。的确,这是表面上与政治舞台不甚相干的戏剧事件,然而,它却卷入了观念冲突之中。在这一场合中,维克多·雨果的胜利,也是自由在艺术和文学上的胜利,是最终支持自由主义倾向但没有与之混同的浪漫主义的胜利。

2月25日夜晚,为了观看维克多·雨果的剧作《艾那尼》首演,巴黎各界名流云集法兰西剧院。这是激烈争论的日子:几个星期以前,浪漫主义者与古典主义者的这场冲突就已公布,它的胜败关系重大。

作家泰奥菲尔·戈蒂埃,雨果的热烈崇拜者,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场演出的有声有色的记叙,当时的他打扮成“有想法的调皮捣蛋者”前去观看演出,其上半身在为了入时而裁剪得无法再穿的坎肩衬托下显得更为突出。他写道:“有谁见识过如此适合在演出大厅里活动的法国人性格?在这个演出大厅里,汇集着人们所称的巴黎各界名流,这些人蓄着长如阿尔贝·丢勒的长发,穿着红如安达鲁斗牛士的红绒布旗背心。破除当时对聚会的各种令人作呕的清规戒律,需要有别样的勇气和心灵的力量。”当时,礼仪所要求的是灰色、黑色、白色、铜绿或橄榄绿、栗色,但他们竟然使用红色!戈蒂埃解释说,他对这种时下已被政治疯狂弄得名声不佳的颜色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而且很想将它再引入现代生活和绘画。他进一步描述了他的穿戴:“我还穿着一件缝合处镶有黑色丝绒缎带的非常浅淡的水绿色裤子、一件袖口有大大的丝绒翻口的黑色晚礼服,以及一件宽大的带有绿色缎纹的灰色外套。”[96]

为了避免发生骚乱,警察局长芒让叫剧作者的朋友在演出六七个小时前进场。这些不寻常的捧场者是需要无懈可击的支持的雨果请来的。与戈蒂埃一样,他们留有长发,装束引人注目。戈蒂埃写道:“缎纹、丝绒、饰带、上衣的肋形胸饰、毛皮的袖饰,使燕尾服价值不菲。过短的绸缎背心耸在腹部上方,下巴深陷于上过浆的平纹细布领带中,白色平纹布做的衣领的尖头紧挨着金架眼镜。”在大门开启之前,这群眼睛闪烁着光芒的长毛鬼发出喧哗声,引起周围人的抱怨甚至愤怒。有人从窗口扔下垃圾,同在这群人当中的巴尔扎克头上被丢了一块白菜根。[97]

一旦进入剧院,他们就得打发时间。欢呼声、轻松诙谐的小调、各种各样的玩笑声此起彼伏,直至饥肠辘辘的他们从口袋里掏出巧克力、长形小面包和熟香肠,结果,大蒜的气味与大厅某些角落可怕的臭味交织在了一起——因为洗手间尚未打开,内急的人不得不在角落里方便。恶臭是最终落座的观众注定得忍受的第一个挑战。

“正厅前座和楼厅坐满了学院派和古典主义派的人。一阵轰轰的骚动声低沉地回荡在大厅里,拉开幕布的时间已到。因为彼此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人们或许在演出之前就会动粗。终于,伴随着三声响声,幕布徐徐拉开。”人们看到,在一间被一盏小灯照亮的16世纪的卧室里,堂娜·若塞伐·杜阿尔特,一位一身黑色装束、裙子上缝有许多天主教徒伊莎贝尔式煤玉制饰品的老妇,在听焦急的情郎叩击暗门的声音:

是他来了吗?——一定是上楼来了

(悄悄地)——

“争论已经在进行。作者不允许他人改变这两行的编排,这粗鲁且不恰当的跨行看上去就像个职业剑客……当着古典主义的面施展掷刀巧技,以便激它进行决斗。”

戈蒂埃披露了这一值得纪念的夜晚的意义:

尽管雨果那帮人激起的恐惧通过一小组一小组的人在扩散,并且可以轻易辨认出它冷酷无情的样子,但激动不安的人群发出的那种沉闷的声音,仍在大厅中嗡嗡作响。大厅中充满的激情一直在散发出来,并通过不容置疑的迹象在显露。只要看一下这些公众,就足以确信这并非一场普通的演出。两个体系、两类派别、两支大军甚至两种文明(这样说并不过分)在登场,在发自内心地彼此憎恨(如同人们在虚构的仇恨中互相憎恨),它们只要求争斗,并准备同归于尽。普遍存在的态度是敌视,肘部变得粗野起来,只要有小小的(身体)接触,争执就会突然爆发,人们不难看到蓄着长发的年轻人把脸面刮得很干净的先生看成傻瓜,而且并未长时间地掩饰这种看法。[98]

在演出的整个过程,时而有人愤怒地叫喊,有人拍手称快。演出在结束时获得了年轻的浪漫主义卫士的喝彩——在这些人当中,除了戈蒂埃,尤其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名叫热拉尔·德·奈瓦尔的人,此人在穿着方面比在表达热情方面更为谨慎。这场比赛并未就此结束。次日的报刊无论是对雨果还是对其年轻的追随者都不太客气,他们被当成淫秽之人和共和派分子。在数周的时间里,每天都有新的战斗。雨果没有退却,他在每次演出时均从法兰西剧院的经理那里买下一百来个座位。演出共有45场。在第6次演出前夕,圣勃夫写道:“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几乎没有新部队可投入战斗,还要始终显得像处在1814年的战役之中。”[99]《艾那尼》和雨果未被阻止,浪漫主义在复辟王朝垮台的同一年里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古典主义信奉者对雨果的指责有:句首字(le rejet)的作用、粗野的用词、伤风败俗的品位、粗俗的玩笑和拒斥三一律。《艾那尼》的作者在1834年的一首长诗中骄傲地做了解释,这首题为“对一份起诉书的答复”的诗歌后被收入《沉思集》中。维克多·雨果装出一副革命者的样子,就语言和戏剧来说,他确实是个革命者,但这是通过延伸历史和政治性的隐喻进行的:

语言,尚处在1789年前的状态;

字眼,无论其出处是好是坏,在每个社会等级中分别流传;

……

于是,调皮的我来了,我将叫喊:为什么

这些词得始终放在前面,而那些词则应当相反?

对老祖宗和老贵妇的法兰西学院,

他(她)们的衬裙下藏着惊恐的比喻;

对排成正方形的亚历山大大军,

我让人吹去了一股革命之风。

……

在人们将跳起《将行舞》的品都斯山顶上,

九位裸露乳房的缪斯在把《卡马尼奥拉歌》欢唱;

……

拿起散文和韵文的武器!组成你们的队形!

……

布瓦洛把牙咬得咯咯作响;

我对他这个前贵族说道:把嘴闭上!

我在雷电和狂风中呼喊:

与句法媾和,向修辞学宣战!

整个1793年在爆发……

是的,他们已经把旧制度推翻,

……

是的,我是这样的罗伯斯庇尔,是丹东的再现!

……

我对词语说:请你们也成为共和派……

作家业已使语言处于自由状态。

在《艾那尼》上演之际时年21岁的维克多·雨果被公认为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在法国,浪漫派的先驱是夏多布里昂(泰奥菲尔称其为“浪漫主义的主脑”)和斯塔尔夫人(她的《论德意志》和《论文学》唤醒了一种新的精神)。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拜伦爵士、被施莱格尔兄弟取代的歌德,也许还有对莎士比亚的重新发现,足以在一种新的艺术感受的历史中充当标志,而对于此种新的艺术感受,迟钝的法国人曾长时间地将它与笛卡尔、布瓦洛和拉辛对立起来。

19世纪20年代,当浪漫主义在法国出现时,它远非一个派别,更谈不上是一支准备投入战斗的大军。人们在此至少看到了两种倾向:君主主义和基督教的浪漫主义倾向,以及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倾向。在1819年12月,属于第一种倾向的维克多·雨果在17岁时与两位弟兄创办《文学保守者》,这份将一直办到1821年3月的小刊物成了夏多布里昂《保守者》的补充刊物或增刊。鉴于《勒内》的创作者是公认的、无可争辩的大师,对其推崇备至的雨果在14岁时即在一本练习本中写道:“不为夏多布里昂,宁为尘土。”[100]正是这本(为躲避对定期刊物的审查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在1820年发表了颂诗《贝里公爵之死》,这首诗使作者在同年3月5日从路易十八那里得到500法郎的奖赏。1820年10月,因为贝里公爵夫人产下“奇迹之子”,雨果又如法炮制了《波尔多公爵的诞生》,并在此诗的前面附有一句借自夏多布里昂《殉道者》的格言。1821年5月1日,这个王公之家的婴儿被放入洗礼盆中,雨果再次撰写了《波尔多公爵的洗礼》,由于贝里公爵夫人的过问,这首诗使他获得了一份年金。1822年,这三首诗均被收入《颂诗集》中出版,其中还包括一首写旺代的诗《旺代》(“旺代,哦!高贵的土地!哦!我忧伤的故乡!”),一首关于在法国基伯龙登陆的保皇派流亡分子的诗《基伯龙》,以及一首反对波拿巴“篡夺王位”的诗《波拿巴》……雨果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出版的目的有二:其一是文学目的,其二是政治目的。但是,在作者的思想中,政治目的是文学目的的结果,因为人类历史只描述那些被认为达到君主制观念和宗教信仰高度的诗歌。”[101]

身为保皇派和天主教徒,这就是初出茅庐时的雨果。尚未脱胎换骨的拉默内为此感到高兴:“雨果先生理解宗教,或更确切地说,通过诗歌的神圣之门轻易地进入了宗教。我希望他始终对精神事务饱含情感,他将鼓舞我们虔诚的作家经常在街头乃至在街头下层人士中传播宗教思想……”[102]雨果当时完全是个反自由派分子,因为他在自由主义中看到了“一种因其反对宗教和反对社会而反对诗歌的派别”。[103]作为负有崇高使命的诗人,他在以上帝的名义发声。当时,在他看来,诗歌和保皇主义不可分离。

雨果很快成为领头人物,他身边聚集着一些年轻的作家,其中有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和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前者的《诗歌集》堪与雨果的《颂诗集》交相辉映,而后者出版于1820年、显示出基督教的灵感的《沉思集》亦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人都经常光顾雅克·德尚的沙龙和美文协会,他们均是“一切正统性、一切真正的光荣的捍卫者,捍卫布瓦洛的权杖如同捍卫路易大帝的王冠”。1823年7月,雨果及其同伴——亚历山大·苏梅、亚历山大·吉罗、埃米尔·德尚(雅克·德尚之子)、圣瓦尔里、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创办了一份名为“法兰西诗神”的刊物,在这份刊物里,诗人的作用得到了赞美。圣瓦尔里写道:“对于他们来说,写作并非虚缈的想引人注目的愿望,而是在众人中履行最美妙的职守,是在为被人摧残的正义、被人故意歪曲的不幸、被人践踏的真正的自由,以及处在这种珍贵的神圣状态中的受伤的整个人类复仇。”

变为第一个浪漫主义团体喉舌的《法兰西诗神》同样非常谨小慎微,而且有点折中主义。作为天主教和君主主义刊物,它接纳了以雨果为首的新一代诗人。但是,雨果显得谨慎得多。在1824年为《新颂诗集》撰写的序言当中,他写道:虽然“现在在文学方面和在国家中一样存在两种派别”,但他拒绝被归入其中的任何一派。他宣称要无视“古典主义类型和浪漫主义类型的分野”,并断言,在文学方面,他只知道“好与坏、美与丑、真与假”。

然而,也正是在1824年,浪漫主义的缓慢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是年4月,《法兰西诗神》的撰稿人之一、被任命为军火库图书馆馆长的夏尔·诺蒂埃将把他的沙龙变为一个文学社团,用缪塞的话来说,变成一个“浪漫主义的店铺”。在这里,当举行值得纪念的“晚会”时,新诗人将意识到他们的旗帜。6月,夏多布里昂被人从外交大臣的位置上赶下来,这是保皇派诗人和维莱尔支持内阁的保皇主义之间的决裂。《法兰西诗神》表示拥护“魅惑者”,雨果立即写了一首题为“致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诗:

法国全体站在你一边,

因而,去实现你崇高的人生吧!

你在获取荣光方面的种种挫折皆在预料之中,

当命运之神打击你时,你注定会报以宽恕,

人们看到,你每次失宠,

都反而使自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事件在《法兰西诗神》内部引起了分化,刊物不久即告消亡。亚历山大·苏梅,该刊物的创办者和台柱子之一,与从帝国时期诗歌过渡到浪漫主义诗歌的亚历山大·吉罗一起,为入选法兰西学院而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这一刊物(吉罗在稍晚些时候亦入选法兰西学院)。他的发誓弃绝在1824年得到了(法兰西学院)常设秘书路易-西蒙·奥热的称赞,后者在欢迎他时说:“值得尊敬的是,您刚刚使我们的戏剧体系优越于这种蛮族的诗学,人们足以用它来回应那些假装对您在文学方面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的人……”[104]

对立的阵营逐渐明确起来。古典主义派的支持者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为了助力来自小报、通俗喜剧、《立宪主义者报》和其他忠于启蒙时代理性的报纸的攻击,奥热在1824年4月24日发表了一篇值得我们记住的演说:“应当阻止浪漫主义(因为人们是这样称呼它的)的派别……它对我们的一切规则产生了怀疑,蔑视我们的杰作,并通过不正当的成功歪曲他们的财产所始终支配的大量不确定的舆论。浪漫主义并不存在,它没有真正的生命。”但是,幽灵开始成形,因此,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怒斥浪漫主义的文章、宣言、小册子和讽刺性的轻喜剧汹涌而来。

逆境和共同敌人的存在,在夏多布里昂失宠后不断使浪漫主义的两种倾向即保皇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倾向相互接近。自由派总的说来与《立宪主义者报》一样,公开主张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浪漫主义。然而,在自由派当中,却存在浪漫主义者。艾蒂安·德勒克吕兹的沙龙从1821年起成了他们碰头的场所。当时38岁的司汤达在那里向一群年轻人提出,必须首先考虑长子继承权。在此,人们重新见到了雷米扎,梅里美在此宣读他的《克伦威尔》。司汤达对夏多布里昂几乎不予接受。他既不接受后者的作品(《基督教真谛》在他看来似乎“滑稽可笑”[105]),也不接受后者这个人(“这是一个脑袋大小只及我脑袋一半的又矮又瘦的人”[106])——而且“夏多布里昂由于过多地谈论自己而有失礼仪”[107]。作为莎士比亚和英国演员的辩护者(后者在前来圣马尔丹门剧院演出时曾遭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法国观众嘲笑),司汤达在1823年发表了《拉辛与莎士比亚》。他在此文中用强烈的词语表示:“在拉辛的悲剧体系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体系之间存在着殊死搏斗。”在雨果之前,他已经斥责了戏剧中的三一律,并劝说法国人效仿莎士比亚、席勒和拜伦爵士的“浪漫主义诗歌”。仇视平庸,拒斥传统,希望贴近时代,这些就是亨利·贝尔的动机所在,此处还应当加上他对诗歌的蔑视:自由派的浪漫主义是散文的浪漫主义。同样是在1823年,阿列桑德罗·曼佐尼,意大利浪漫主义的主要人物,用法语重申了司汤达《关于悲剧中时间、地点之统一的信》里阐述的观点。

1824年9月15日,一份“文学与哲学”(应当避开规定对政治性报刊预先审查的法律)的双周报《环球报》创刊,这份具有空论派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将逐渐被人当作浪漫主义的喉舌。创办这份报刊的念头是由皮埃尔·勒鲁,未来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派别领袖的排字工提出来的,他希望出版一种“文学和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报纸。他向朋友保尔-弗朗索瓦·杜布瓦吐露了这项计划,后者是他在兰斯中学时的同窗,曾担任修辞学的教师,后来因其自由主义思想而被解除教职。杜布瓦在1821年成了烧炭党人和共济会成员,是贝朗瑞和马尼埃尔的朋友。烧炭党在1823年被清除后,他当了记者。因为接受勒鲁的建议,他招募了一些合作者,其中有夏尔·奥古斯丁·圣勃夫,后者是他原来的学生,有望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此外还有接近空论派的政论家迪韦吉耶·德·奥哈纳、雷米扎……这些人大多为出生于1797至1798年之间的年轻人,大多不到30岁。他们在帝制时期度过童年,上了中学(他们在中学里均是好学生)[108],然后在巴黎大学听维克多·库辛(此人是高等师范学校颇有影响力的学监)的课。这些人后来成了教师,其中某些人遭到复辟王朝当局的处罚。这些并未刻板排斥古典主义作品的年轻人,从司各特和拜伦、斯塔尔夫人和席勒、《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勒内》那里获得养分。作为编辑之一的西奥多尔·若弗瓦概括了他们的立场:“文学处在了亚里士多德和古典主义的羁绊之中,我们攻击这种不宽容和狭隘的学说。浪漫主义一词业已存在,它没有什么含义,我们已经通过将它界定为‘在文学领域的思想自由’,赋予了它一种含义,而且我们成了浪漫主义热心的宣传者。”[109]起初,人们与之保持一些距离,并继续在一段时间里拒斥雨果的诗歌,但是,这份从1825年起被贴上标签的报纸被指称为浪漫主义派的“主力军”。

浪漫主义的两种倾向,即保皇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在路易十八驾崩时并未形成统一。雨果始终站在具有正统观念者一边。新国王查理十世授予他和拉马丁一样的荣誉勋位勋章,并邀请他出席在兰斯举行的加冕仪式,向他显示自己的好意。夏尔·诺蒂埃亦被任命为加冕礼正式的史官,两人由此有了携手同行的充分理由。此行并非小事一桩:应当从头到脚打扮一番,租一辆马车,承担逗留期间的费用……雨果不得不向岳父皮埃尔·富歇借了1000法郎。他们在5月24日上了路。在诺蒂埃和雨果旁边,还坐着画家兼未来的罗马法兰西学院院长阿劳和负责博物馆事务的秘书长卡约。在整个旅途当中,他们在诺蒂埃翻过来的帽子上玩着纸牌。在兰斯,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在由一位女喜剧演员的沙龙改建而成的宿舍中找到住处。正是在这里,诺蒂埃高声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原文,这启示了将受到莎士比亚影响的雨果。5月29日,在大教堂里举行了被雨果称作“令人陶醉”的加冕仪式。在兰斯,他又遇到夏多布里昂,并陪后者上了他的马车。“不为夏多布里昂,宁为尘土。”

回到巴黎后,雨果着手写起查理十世加冕礼的颂诗《查理十世的加冕礼》,同时拉马丁也在创作《加冕之歌》,对此极为高兴的国王让人赏赐他们各1000法郎——这一数额相当于雨果兰斯之行的开销——并让国家印刷厂编印其诗歌,邀请雨果前来觐见,并请他在色佛尔皇家制造场(la manufacture de Sèvres)用膳。这对于年轻的雨果夫妇来说堪称意外之喜。

维克多·雨果在20岁时,于1822年10月12日与阿黛尔·富歇结为伉俪。这场由爱情带来的婚姻在获得女方父母恩准方面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其父母希望他们的女婿是个公证员,甚至在迫不得已时亦可是个食品杂货店主。尚未成年的雨果只需要得到父亲的许可,因为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这场婚姻还伴随着一桩戏剧性的事件:维克多两位兄弟之一的欧仁也爱上了阿黛尔,他在举行婚礼当天精神失常。在第一个孩子于1823年夭折后,阿黛尔在1824年8月生下莱奥波尔迪娜,并继而在1826年11月生下夏尔,在1828年10月生下弗朗索瓦-维克多。阿黛尔在1830年7月28日即光荣三日最为激烈的时候产下了小阿黛尔。27岁的年轻母亲决定,这已经足够了。于是,维克多发誓不再去碰妻子。[110]

加冕仪式只是一种休战。维莱尔始终在台上执政,他奉行的是反动政策,这在对付报刊方面表现尤甚。由当局资助的报纸,如《白旗》和《法兰西报》把夏多布里昂当作“失去理智的革命者”。自由派浪漫主义者和保皇派浪漫主义者之间明显达成了和解。雨果一直是保皇主义者,但他从此以后亦认为,文学方面的自由须以政治方面的自由为条件。在写于1828年的《短歌与民谣集》的序言中,他对古典主义者予以指责:“总而言之,我们同意人们根据以上的观察对所谓古典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两种文学所得出的结论:整齐是平庸者的趣味,秩序是天才的趣味……按照那些自称古典主义者的作家们的说法,谁要是不亦步亦趋地追随前人踏出的脚印,那便是离开了真与美之路,这些作家把艺术与旧法混淆了;他们把车辙当作了道路。真是大错特错!”【32】1827年1月,《环球报》的主人杜布瓦为弥补他的报纸过去对雨果的不公而操心,分派圣勃夫分析《短歌与民谣集》,要其通过表示欢迎予以鼓励。圣勃夫发表在1月2日和9日的两篇文章对雨果的优点和不足做了透彻的评述。这两篇文章亦引起圣勃夫本人从空论派批评家转变为浪漫主义批评家。两人之间由此再次产生友谊。在随之而来的一个月里,维克多·雨果具有政治特征的小小戏剧性变化是发表了一首题为“献给旺多姆广场纪念柱的颂诗”的诗歌,这是他首次赞颂拿破仑及其大军:

纪念柱,伟大的帝国和大军的残存物,

高傲地将它们的声誉倾诉!

我爱你,而外国人在欣赏你时却不无恐怖。

我爱你那些用胜利雕刻而成的老英雄,

我爱所有这些光荣的亡灵

它们紧紧地聚集在一起,以你作为它们的中心。

1827年1月24日,一起小小的事件成了契机:在奥地利驻巴黎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已经接到命令的接待员以平民之口宣布4位帝国公爵的莅临。这是在外交上小小的宣战。人们可以在《雨果夫人回忆录》中读到:“面对奥地利的冒犯,维克多·雨果已感到他不再是个旺代分子,而是个法国人。”

雨果的传记作者们已经注意到,诗人曾厌恶拿破仑如同厌恶与母亲索菲分居后的父亲,帝国时期的将军莱奥波德·雨果。父子之间的和解是在索菲去世后、维克多与阿黛尔结婚时开始的,并在维克多前往布洛瓦拜访其父的过程中得到证实。与父亲的和解除去了最后的障碍。

《献给旺多姆广场纪念柱的颂诗》深深地刺激了极端保皇派的报刊,后者为此甚为愤慨。两种浪漫主义团体,即保皇派的浪漫主义团体和自由派的浪漫主义团体之间的分野已逐渐淡化。仍然还是在1827年,雨果一家乔迁新居,从沃吉尔街搬到田园圣母街一幢带有花园的城市住宅,它有足够的空间让雨果去建立“文社”,这一文学团体汇合了聚集在军火库图书馆、《环球报》编辑部中的作家:戈蒂埃、拉马丁、缪塞、奈瓦尔、德拉克洛瓦、大卫·丹格尔……这就是既在文学原理的基础上,同时又在或多或少因性格而信仰的自由主义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派作家。他们有一个首领雨果,有一个沙龙,有一份报纸《环球报》。大军业已就位,准备发起进攻。被指定的战场是剧场:在那里,既可能声名鹊起,又可能名誉扫地;在那里,作家可以直接与公众接触;在那里,激情会激化。

雨果投身于正剧《克伦威尔》的创作,他在1827年第一季度逐幕逐幕将它读给朋友们听。7月,一群新来的英国喜剧演员在奥德翁剧院、法瓦尔大厅以及最后的意大利人剧院登台表演,在这些场合中,巴黎公众与一位非同寻常的演员埃德蒙·基恩恢复了联系——大仲马后来将这个基恩作为他剧本中的主角。对莎士比亚的再发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为热情观众的雨果受到了震动。他当时为其《克伦威尔》写了序言,这一序言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戏剧中影响力最大的宣言之一。这个由于篇幅过长、角色过多而无法上演的剧本,实际上尤其以它提出戏剧理论的震耳欲聋的序言为人称道。在这一序言中,高雅和离奇汇合在一起,而这种汇合有违古典主义的类型区分原则。戏剧是雨果式对照法的戏剧性表达,即丑陋/美丽、难看/优雅、黑暗/光明、愚蠢/机智、肉体/灵魂、利欲熏心/不关心物质:“因而,诞生于基督教的诗歌,我们当代的诗歌,就是戏剧;戏剧的特征是真实,真实产生于高雅和离奇这两种类型的一切自然组合,如同它们在生活和创作中交汇一样,这两种类型亦在戏剧中汇合。”[111]地方色彩理论、捍卫作诗风格(此针对的是司汤达)、破坏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使用当代语言。(他在《沉思集》中强调:“所以,让我们大胆地把它说出来。曾与这一时期不相关的自由时机已经到来,即除了在世界上本来就更为自由的地方,自由像光芒一样穿透到思想方面的一切事物之中。让我们把锤子置于理论、诗学和体系之中。让我们砸碎这种覆盖在艺术表面的旧石膏涂层!既不存在规则,也不存在模式;或更确切地说,除了俯瞰整个艺术的普遍自然法则,不存在其他的法则,而针对每种创作的特殊法则,均产生于每种题材特有的条件。”)浪漫主义已有首领和观念,现在,他们又有了一份宣言,或用泰奥菲尔·戈蒂埃的用语更好地来表达: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摩西十诫”——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文本、一份“文学权利宣言”。[112]

在其后的两年里,浪漫主义学说增添了其他文本和宣言:在1828年,有圣勃夫《16世纪法国诗歌和戏剧概况》中埃米尔·德尚的《外国人和法国人的研究》序言,接着是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两篇文章,其一是《关于艺术中的真理之思考》,其二是《致爵士的信》。上述论著既是宣言,也是作品。为了在戏剧方面坚持下去,大仲马于1829年2月在法兰西剧院通过《亨利三世及其宫廷》的巨大成功打开了缺口。接踵而至的是卡西米尔·德拉维尼,他的《马里诺·法里埃罗》在5月份上演于圣马尔丹门剧院,被言过其实地当作“法国戏剧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维克多·雨果并没有闲着。在完成最新的诗集《东方吟》之后——这本诗集正好在《一个囚犯的最后一天》之前出版,保皇派报刊指出它为反对死刑辩护——他终于受到激励,创作了一部可以上演的剧作。他全身心地投入《玛丽蓉·黛罗美》的创作,在1829年7月10日把它念给“文社”的朋友听,在场者有巴尔扎克、德拉克洛瓦、大仲马、德尚父子、梅里美、缪塞、圣勃夫、维尼、法兰西剧院的理事泰勒男爵,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人,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索尼埃,索尼埃叙述说:

维克多·雨果亲自朗读,读得很好。人们肯定看到了这张苍白和值得欣赏的脸,尤其是他那双凝视的眼睛,这双有些迷惘的眼睛在激动之际像闪电一般发出光芒。剧本引人入胜,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在那个时候,普通的欣赏已远远不够,应当是兴奋、雀跃、颤动,应当与菲拉芒特一起叫喊:“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已经心荡神驰,我们已快活得要死!”这仅仅是缺乏力量表现出来的感叹词,或多或少有点夸夸其谈的心醉神迷。以下是它的整体状况:详细情况同样令人高兴。个子矮小的圣勃夫抱住了维克多……杰出的、还没有闹分裂的大仲马挥动着粗大的双臂赞叹不已。我甚至还记得,在朗读结束之后,他抓住了诗人,用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般的力量把诗人略微抬起,并叫嚷说:“我们要把您送到光荣之神那里!”至于埃米尔·德尚,他在听完之前就已拍手称快,始终爱好打扮的他偷偷注视着在场的女士。人们吃起了冷饮,我还看到壮硕的大仲马糕点吃得过多,并在嘴中塞满食物的情况下反复说:“令人赞赏!令人赞赏!”这出如此欢快的喜剧接在那出令人悲伤的正剧后面,直到凌晨2时才结束。[113]

因而,泰勒为能把《玛丽蓉·黛罗美》搬上法兰西剧院的舞台而感到高兴。但是,8月1日,审查有如一把利斧落到了这出戏头上:禁演!雨果向接见他的马蒂尼亚克提出抗议,但徒劳无益。雨果的错误是想通过冒犯路易十三来触及查理十世。因并未露出破绽,雨果遂直接找国王本人帮忙。于是,国王于8月7日在圣克卢单独接见雨果,但给了他一个拖延搪塞的答复:他会去读,去看……就在这个时候,内阁出现更迭,波利尼亚克成为政府首脑。剧本被重新审查的雨果受到新任内政大臣拉布尔多纳耶的接见,后者向他解释了此剧不可能上演的原因。但是,雨果还听到了什么?有人丝毫不希望大诗人上演这个剧本,有人会向他提供补偿,问他是否愿意在行政法院供职。次日,雨果接到一份通知,该通知明确告知其年金已从2000法郎提高到6000法郎。作家装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架势拒绝了。人们已经对维克多·雨果的贪财多有非议:此次拒绝是他在很需要这笔意外之财的情况下做出的,此举使他贪财的不良名声有所改善。

《玛丽蓉·黛罗美》的禁演成了一起政治事件。于是,《环球报》在8月5日给其社论取了这样的标题——“首次文学政变”:“内阁从各个方面开辟道路。如同它必须做一切值得尊重、纯洁无瑕的事情,它毫不犹豫地打击文学和艺术,首先将它们视为敌人。维克多·雨果先生有幸在这场重新开始针对思想的殊死之战中受到首次打击。”

雨果并未认为自己已被打败。鉴于《玛丽蓉·黛罗美》遭禁,他在1829年8月底投入了新剧本《艾那尼》的创作,该剧主人公的名字借自西班牙一个市镇的地名。因为法国历史与当代历史有过多的相通之处,他便把情节和激情转移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另一面。一个月后,为聆听新剧本的宣读,“文社”再次汇集在田园圣母街。10月5日,《艾那尼》被法兰西剧院接受。10月23日,剧本由正式的审查官进行审查。审查官布里弗在其报告书中谈到了“一连串的胡言乱语”“各种性质的失礼言行”,但也提到:“然而,尽管有如此之多的重大缺陷,我们认为,批准此剧上演不仅没有任何不便,而且明智的做法是一个字都不要删改。让公众看到,摆脱了各种规则和礼仪的人类精神会发展到何等荒唐的地步。”[114]战斗者的历程并未结束,手稿受到了内政部文艺司司长特鲁维男爵的审查。他对通过将其公之于众来进行政治教育的做法心存疑虑,要求进行修改。雨果起而抵制,去见了特鲁维,进行讨论……排演开始。

浪漫派的对手并没有解除武装,浪漫派亦同样如此。为了毁损《艾那尼》作者的名声,其中的台词被传播,还被滑稽地模仿和篡改。雨果在内政大臣那里抱怨:“已经泄密了。”2月底,特鲁维交给维克多·雨果一个结果,即在他想删去的东西和作者的要求之间可以接受的妥协的结果。人们做好了准备。这是雨果的新剧本,同时又是他第一个被搬上舞台的剧本,在演出之前即已流行。人们都想先睹为快。邦雅曼·贡斯当在1月12日写信给作者说:“先生,我前来向您提出一个也许冒失的请求,而且我担心也许已为时过晚,与整个法国一样,本人和夫人很想观看《艾那尼》。”在这种热度当中,演员们并非无足轻重。剧本作者与当时的明星、女主角堂娜·莎尔的扮演者玛尔斯小姐之间的争论,传遍了报刊和沙龙。她拒绝说某些台词,以自己的经验为由,把雨果折腾得精疲力竭……但玛尔斯小姐的反抗纯属徒劳,这位古典派的女悲剧演员得将其才华用于为正剧效劳。她从中亦得到了好处:在第五幕里取得辉煌的成功。1830年2月25日,维克多·雨果取得《艾那尼》之战的胜利。没有人会对他在法国充当浪漫主义派首领的资格提出怀疑。

在经历摸索和分裂的年月之后,浪漫派首先通过诗歌,继而通过历史小说,最后通过戏剧得到了公众的承认。浪漫主义与政治的联系在逐渐改变。19世纪20年代初,追随夏多布里昂的雨果、维尼、拉马丁高举诗歌大旗,他们反对百科全书派冷静的理性和启蒙时代的观念学家,并拥护一种带有天主教色彩的保皇主义,最终成了王位与祭坛联盟的鼓吹手。再次勃兴的诗歌似乎与反革命和极端保皇派的政策结成了同盟。

与此同时,由斯塔尔夫人著作引向浪漫主义的另一种倾向在自由派阵营中勾画了它的位置。在夏多布里昂失宠和《环球报》创办的1824年与《〈克伦威尔〉序言》发表的1827年之间,各浪漫主义派别汇合在了一起。如果说自由派还在反对他们,那么他们的主要对手从此以后被定位为右派,即在查理十世政权及其审查官的阴影之下,要求艺术方面的自由,同时也要求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和政治自由同步。雨果写道:“正是自由原则……将如同其已革新了社会一样革新艺术。”[115]诗人即将成为预言家、摆脱了教会束缚的向导、18世纪哲人的继承者和新的世俗化的精神力量。未来的人道主义的浪漫主义、社会浪漫主义正在显现。[116]

伴随着退却,《艾那尼》似乎摇响了“光荣三日”的启幕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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