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1835—1910）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美国作家。他原名叫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父亲是当地法官，收入菲薄，家境拮据。小塞缪尔上学时就不得不打工。他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从此开始了独立的劳动生活，先在印刷所学徒，当过送报人和排字工，后来又在密西西比河上当水手和舵手。儿时生活的贫困和长期的劳动生涯，不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更铸就了他一颗正义的心。
南北战争爆发后，密西西比河航运萧条，他去西部淘金又空手而归，便来到弗吉尼亚城，先在《事业报》后在旧金山的《晨报》当记者，撰写通讯报道和幽默小品，并开始使用马克·吐温这个笔名，其原意为“测深两寻”，本是水手用语，意思是水深十二英尺，船可平安通过。谁知这一略带诙谐意味的笔名后来竟响彻美国文坛，在全世界都几乎家喻户晓。
马克·吐温开始写作之时恰值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经济如脱缰之马，一方面迅猛发展，一方面又弊端孳生；冒险家铤而走险，暴发户一夜暴富；政界一片黑暗，官场贿赂公行。然而，这样一个竞争不规范、法制不健全的时期于文学倒是有利的：动荡的社会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素材，远远超出了伊迪丝·华顿夫人（1862—1937）的《天真的时代》，使威廉·豪威尔斯（1837—1920）的“微笑”变成了“苦笑”。于是，“乡土文学”、“幽默文学”便应运而生，冲破了原来以东海岸新英格兰为中心的那种正统的“高雅”文学的樊篱。文学的这种“大众化”倾向无疑是合乎潮流的，不但扩大了文学的视野，而且开辟了新的读者群。尽管文学成了商品，被推向了市场，难免在通俗之中有“粗俗”和“庸俗”之嫌，但普及中的提高毕竟可以更上一层楼。这一时期虽然介于美国文学两次发展巅峰——即十九世纪后半以爱默生、梭罗、朗费罗、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等人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和二十世纪中以德莱塞、海明威、菲兹杰拉德、多斯·帕索斯、斯坦贝克、福克纳众大师所开创的流派纷呈的繁荣——中间，无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没有这一时期的广博，便不会有后来的高耸。
马克·吐温在“乡土文学”和“幽默文学”极肥沃的土壤中植根他的文学创作，却能够立即脱颖而出，就在于他把“乡土”推广为喜闻乐见，把“幽默”深入到讽刺现实。当时的“乡土文学”作者写的都是为他们所熟悉的本乡本土的人物和故事，难免追求异乡情调，而且主题也良莠不齐。但马克·吐温写的却是普通美国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情节，打破了东西部、南北方的界限，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无论谁读后都会感到亲切。而源于口头传闻的“幽默文学”多以滑稽逗笑为主，缺乏深刻的内涵。马克·吐温利用了其幽默诙谐的笔调，赋以对现实的辛辣讽刺，让人们在笑声中窥视社会的不公和人生的不幸。
马克·吐温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渗透着他对美国民主自由的失望。作为一个出身下层、饱经风霜的人，他对民主自由有一种本能的渴求，但生活在美国那样一个社会，他还不可能免俗地不去做“黄金梦”（他早年曾去西部淘金未果，晚年亦每曾投资自动排字机而蚀本），但无情的现实却使这位理想主义者无法不失望。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常常弥漫着“补天”的幻想的话，随着他越来越深刻的观察和越来越无情的揭露，他不但痛恨社会的丑陋，甚至对整个人类都失望了。“哀莫大于心死”，这正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和有责任感的作家的悲剧。
综观马克·吐温的全部著作，以晚期的演讲和时论最为热情洋溢和旗帜鲜明；以《过艰苦生活》和《密西西比河上》那样的回忆和随笔最为生动亲切，于轻松中见真挚；以长篇小说刻画的人物最为细腻感人：汤姆·索亚以儿童的目光看世界，同时也就把一个美国儿童的心理细致入微地展现给世人；哈克贝利·费恩更被海明威和福克纳誉为美国文学中“最好的一本书”，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甚至认为这一形象堪与奥底修斯、浮士德、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和唐璜相媲美；而以中短篇小说的短小犀利更脍炙人口。如果把他的演讲和时论比做震撼人心的宣传画，他的回忆和随笔就像是色彩清新的水彩画，他的长篇小说犹如人物浮雕的群像，而他的中短篇小说则是用白描手法勾勒出来寓意深刻的幽默讽刺漫画。
马克·吐温的中短篇小说通常都围绕着一个具体情节展开，以挥洒自如的笔力极尽夸张之能事，使读者明知不可能却渐入佳境，信以为真；掩卷深思时终于认识到这种不可能中却有着极大的真实性，作家笔下的人和事或许就存在于你的身边，甚或就在你的身上。
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深挖社会黑暗的罪恶渊薮，也没有探讨人生的深邃哲理，但仍需要仔细玩味，才能领悟其表面故事背后的深层寓意。如《布洛克先生写的新闻报道》、《我如何主编农业报》、《田纳西州的新闻业》和《一次接受采访》，表面上讽刺的是报界的编辑和记者，但新闻界为什么要招收这种无能之辈呢？报刊由谁出资、由谁主持，又是给谁看的呢？这样一追问和思考，就可以对美国标榜的新闻自由一目了然了。再如《他究竟是已死或仍活着？》和《卡匹托尔山上的维纳斯雕像》，初看似是揭发了艺术界的黑幕，暴露了那些作假和仿古的艺术家的行径；但若不是艺术流于商品，艺术家成为金钱的奴隶，又何至于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致使艺术家的穷困潦倒呢？如果一心献身艺术的人难以糊口，而被某些人吹捧起来的平庸之辈却能腰缠万贯，真正的艺术又何以存身和发展呢？再推而广之，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难道只存在于艺术界吗？如果任其泛滥，又该如何看待社会的正义和人类的尊严呢？
马克·吐温的批判锋芒几乎无所不至。在《被偷走的白象》中，读者看到的是昏聩无能又目空一切、一味沽名钓誉却不办实事，只知巧设名目聚敛钱财但始终不肯费举手之劳的警署官僚。躯体庞大、肤色素白的大象竟然遍寻不见，恐怕不符生活真实；但惟其不可能，才益发突出了官僚的嘴脸。那种慵懒成性、办事一拖再拖的作风，出现在警察身上，诚然破案无望，但如果发生在整个政府机构中，又有何效率可言呢？而如果美国政府只等于官僚机制，不是白白花费纳税人的钱财吗？他们既然高高在上，除去“主民”又如何能“民主”呢？《竞选州长》中的“我”，刚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一名州长候选人，立刻召来了铺天盖地的诬蔑、中伤和谩骂，我们自然会想到背后的主使人，他没有露面，却在呼风唤雨，单单是一个竞选对手，恐怕难有这样的财势和能量，那么该是什么人呢？
美国社会对人的腐蚀力最甚者莫过于金钱。马克·吐温虽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小市民暴富的梦想，如《汤姆·索亚历险记》结局处让汤姆和哈克发现了强盗的大量藏金；但他对金钱的批判还是一针见血的。如果说《一张百万英镑钞票》中的主人公虽获横财尚能自持，在丑陋中反衬出他良心未泯、崇尚爱情的纯洁高尚的话，《三万元的遗产》则活画出那对穷苦夫妻的黄金梦的虚幻可笑——但我们只能苦笑，同时也不能不深感哀怜，他们毕竟是无辜的小人物啊！但到了《腐蚀了哈德利堡镇居民的人》，简直是“洪桐县里没好人”，镇上的那些稍有地位的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地全都屈从于金钱拜物的面前。读者在这样的解剖下，又有谁还笑得出来呢？我们恐怕只能为人类悲哀了。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玩世不恭，到针砭时政、鞭辟入里的愤世嫉俗，是马克·吐温思索的深化和作品的成熟，我们欣赏他的作品，也就此步步深入了。
文学作品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一载体。马克·吐温的作品之所以深受欢迎，除去立意清新，剖析得当之外，很重要的要归功于他对语言的驾驭。大家都知道，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是最为鲜活、生动和富于生命力的；但只有经过作家采纳，写入作品之中，才能成熟、定型和推广。萧伯纳曾称马克·吐温为语言大师，这是毫无溢美成分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吐温（当然也会有别人），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英语。应该说，正因为马克·吐温把美国英语运用得恰到好处，才有如此充分体现美国民族个性的豪爽、乐观和不拘小节的他的那些纯美国式的作品。
作为幽默讽刺和美国英语大师，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马克·吐温在我国五六十年代那一种特定的气候下，是对读者介绍最多的为数有限的美国乃至西方作家之一。但也正因此，对他的分析评价往往带有过多的功利目的而不够充分全面。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马克·吐温的中短篇小说选收入“名著名译丛书”，确实能够收到将世界文学名家名篇以精美的版本永远保留在文学爱好者书架上世代传阅的功效。笔者不揣谫陋，特奉此文与读者，除去老生常谈，但愿尚有些许新意，与书友切磋，望同行教正，如能抛砖引玉，更是不胜惶恐，不胜荣幸矣！
胡允桓
一九九九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