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1783—1842）的《红与黑》（1830）中译本问世以来，一直是读者群和外国文学评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围绕这部小说的社会内容、主人公于连的形象和他的两次爱情、《红与黑》书名的来源及其象征意义等问题，已经开展过那么多讨论，专家学者们也已从各个不同角度做过相当充分的论述，以致不论再谈些什么，都像是在“老调重弹”了。为了尽可能不让读者感到厌倦，本文不拟再对作家作品做全面的分析，只想尝试着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红与黑》的魅力何在？
一个生前默默无闻、在文坛尚无立足之地的公职人员[1]，死后竟凭着两三部小说[2]，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凭着《红与黑》，便取得文学史上几乎与巴尔扎克比肩而立的地位，这个事实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探究一下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做些调查，大约还会发现，尽管《红与黑》初版时，印数只有区区七百五十册，摆在书店里几乎无人问津，但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最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却很少有对它保持沉默的。歌德、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阿拉贡、萨特等大作家对它表示由衷的赞赏；泰纳、保尔·布尔热、勃兰兑斯、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契等著名批评家都高度评价它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这部书被列为世界文学经典名著，在许多国家都不止有一个译本（如果我的统计没有遗漏的话，在中国至少已有十种译本）。特别是在青年读者群中，它始终是最受欢迎的文学读物之一。那么，是什么因素使这部以一个普通刑事案件为素材的小说[3]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
当然，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肯定司汤达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只要看看小说的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就可以体会到，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是在自觉地为当代社会谱写历史。的确，就同步地反映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社会大动荡而言，也只有他可以与巴尔扎克媲美了。他那明晰、敏锐的头脑，对王政复辟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做出了何等准确的分析判断！但是，如果他仅仅写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写出以维里业城为代表的“三头政治”，写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相互妥协及相互渗透，写出极端保王党为进一步复辟封建势力而召开的秘密会议以及教会在复辟政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等等，是否就能使那么多读者对这部书兴味盎然呢？毫无疑问，这些描写十分重要，很有价值，离开了这些，便不可能理解这部作品的深意。可是，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显然不是因为关心一百多年前的政治才喜爱《红与黑》的。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它的主人公于连。于连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冲突，他的野心抱负与孤军奋斗，他对现实的愤懑不平和报复性的反抗，这才是小说中真正扣人心弦的地方。离开了于连的悲剧，其他一切对读者便毫无意义。何况，于连也正是艺术家悉心照料的对象，其他人物和事件在书中不过是陪衬而已。比起《人间喜剧》中的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马兰·德·贡德维尔和脱鲁倍神甫，[4]他笔下的德·雷纳先生、华勒诺先生、德·拉摩尔侯爵和弗里莱神甫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一张张剪纸而已。有特征，却无立体感，作者根本不打算在这些次要人物身上多费笔墨。他所呕心沥血塑造的，是于连。《红与黑》四十万字的篇幅，只围绕着一个于连。离开这个人物，《红与黑》的魅力就无从谈起。
作为一种社会典型，于连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在王政复辟时期，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中小资产阶级“才智之士”的代表，这类人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所鼓舞，早在心目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惟一合理依据。他们大都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在智力与毅力上大大优越于在惰怠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由于出身低微，便处在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
于连·索海尔从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决心，做过无数有关英雄伟人的美梦，他幻想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凭着身佩的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年三十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赫的将军。
然而于连不幸生不逢时，在王政复辟时期，平民甚至没有穿军官制服的可能，惟一能够通向上层社会的途径就是当教士了。当于连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多岁的神甫就拿到三倍于拿破仑麾下名将的薪俸，他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而发奋攻读神学了。他想：“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人，……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的神甫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
为了不让岁月消磨掉他那博取荣誉的热情，于连拒绝了朋友富凯为他提供的一条平稳的发财的道路，而宁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探求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因为，按照富凯的建议，要到二十八岁才能实现他的计划，而在同样的年龄，拿破仑已经干出很伟大的事业了。
由于受野心的驱使，于连不得不生活在一连串矛盾痛苦之中：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需要装出一副热烈的、虔诚的面孔；把全部《圣经》看做谎言，却将整部拉丁文《圣经》和《教皇论》读到能够背诵；明明憎恨贵族的特权，却不能不用包藏着“痛苦的野心”的热忱去料理侯爵的事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的秘密会议送情报……。然而这一切努力仍不能填平等级的鸿沟，在那般贵人的眼里，于连至多是个服务得很好的仆人罢了。贵族社会按人的身分等级划分得极为周全的礼貌，谈吐中冷淡轻蔑的表情、餐桌上的末席地位，……种种无形的刺激，只能加深于连的痛苦和嫉恨。他在那个腐朽的“上流社会”里，成为惟一能以冷静、批判的眼光观察一切的人。他鄙视贵族阶级的僵化保守、平庸无能，痛恨耶稣会教士的伪善、贪婪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他把巴黎视为“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把神学院称作“人间地狱”，在内心咒骂华勒诺之流是“社会蠹贼”和“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不过，于连对社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受屈辱的感情出发，他对统治阶级的特权表示愤慨时，并非不想和他们分享特权的一部分；他指责官场的腐败时，自己也不知不觉仿效他们的行径；当他获得十字勋章时，他想到的是“我必须感恩图报，为政府办事”；当他为父亲谋求官职而损害了一个正直人的利益时，他想“这没什么，如果我想出人头地，这种昧良心的事还得干不少”；而当他征服了侯爵小姐，接受了侯爵赠予的领地、封号和骑士头衔，以为即将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时，他真是大喜过望，刚刚当了两天中尉，就已经盘算像过去的大将军一样，在三十岁当上司令了。这样一来，于连实际上又肯定了许多被自己否定过的东西，追求着自己所诅咒的对象，他自身的行动与他对社会的指责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使他自己也成为被讽刺的对象。
但是，于连毕竟来自受排斥的那个阶层，他的才智受到某些人的赏识，却招来更多人的仇恨。人们千方百计给他的成功设置障碍，终于完全粉碎了他的幻想，迫使他在绝望中公开与统治阶级决裂，他在法庭上那段自杀性的发言，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我是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他尖锐地指出统治者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对待他，只是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但是有幸受到良好教育，敢于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丧失进取的勇气。
高尔基曾经有过一个精辟的论断：“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乃是跟社会、国家、自然界对立着的个人。”[5]司汤达的卓越才能就表现在他能够比别人更敏锐地感受到，捕捉住，而且以鲜明、强烈、富有挑战意味的姿态点明这个主题。更了不起的是，在其他作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命题的历史价值的时候，他已经以成熟的思想和艺术，通过塑造一个孤立的、反抗的“个人”典型，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一主题。尽管在当时他没有被理解，但他深信自己日后会获得成功：“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一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如此坚定的自信，说明他对自己的时代做过何等深刻的历史的、哲学的思考。
这种与社会对立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6]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自我”的观念日益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幸福，个人价值，个人意志，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总之，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冲击着封建时代的一切道德观念。这既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又包含着对自身的反动。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既唤醒了个人的能动性，释放出人们潜在的创造力，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处于某种对抗的状态。因而个人的孤立感，个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抗争……便成为这一时代最富特征意义的历史现象。民族史诗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个人史诗：个人命运的不幸，个人意志与境遇的冲突，个性的受压抑，失恋的痛苦……以及形形色色的个人苦难，必然成为作家们描绘的主要对象。悲壮严肃的罗马共和国的英雄退到幕后，[7]从今以后在悲剧中充当主角的，是那些为谋求个人幸福在生活中冲锋陷阵的“英雄”了。于连，便是这类英雄的典型代表。
显然，于连不是完人。他的感情并非纯洁无瑕，他的行动和思想充满矛盾。但正因为如此才是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人。肯定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爱这个形象，然而又无一例外深深受到他的吸引，无一例外对他寄予同情。十九世纪文学中充满了这种孤立的个人，于连始终是他们当中出类拔萃的一个。较之一般的个性，他的形象似乎更充实，更丰富，更独特，也更富于魅力。他不像法国大革命后的“世纪病”患者那样在生活中找不到依傍，不像塞南古的奥倍曼和夏多布里昂的勒内那样因不满现状而逃避现实，不像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和缪塞的沃达夫那样因百无聊赖而在爱情中寻求排遣，他也不像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除了名利之外没有其他信仰……于连和他们不同，他有信仰，有信念，他是启蒙思想的信徒，政治上的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崇拜者。在他身上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下层青年中最有活力、最有进取性的一面。他属于新兴市民阶级那种精力充沛、敢作敢为、具有顽强意志和冒险精神的类型，这种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对来世的恐惧，生活对于他们是一场残酷的搏斗，要么为荣誉、地位、财富及一切现世幸福而生，要么粉身碎骨而死。在《红与黑》中，这个人物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种种新观念的代表，他的对立面是腐朽落后的复辟势力。他以平民阶层的平等意识对抗封建等级观念，以个人价值对抗高贵的出身，他对自身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并认为有权要求自己的社会地位配得上他的价值。他狂热地崇拜拿破仑，因为这个人的成功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破产和个人价值的获胜。他高傲，敏感，时刻不忘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宁愿在家挨父亲的拳头，也不愿到贵族人家当奴仆，关注和谁同桌吃饭，胜于关心薪金的多寡。他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要摆脱低贱的地位，登上社会的顶层。
这种不甘屈居人下的思想，支配着于连所有的情感和行动。甚至他的两次爱情，最初也都是从“战胜蔑视”的心理出发的。他崇尚自由和独立，认为人应当拥有对自己的一切权力，个人的行为只需接受自己心灵的指挥，只要认为自己的目的正当，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因此任何习俗和社会法规对他都失去了约束力。他只承认自我，只考虑自我，既不顾及传统，也不考虑“道德”。他只对自己负责。或者说，他心目中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肯定自己的价值，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去恋爱，为抗议对自己的侮辱而杀人，最后为保持自己的尊严而拒绝乞求赦免……总之，于连的全部心灵都体现着一种与封建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决定了他和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决定了他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作者以这个人物作为生气勃勃的平民阶层的代表，并以他的受压抑和抗议来揭示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8]的“因”。虽然这一类型人物作为个人并非不可收买，并非不会堕落，但作为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却注定是贵族社会的对抗力量，在他们当中总会不断产生丹东和罗伯斯庇尔。
于连之所以比一般的“个人”典型给予人更强烈的印象，显然不是道德力量引起的美感，而在于他是一种信念和力量的化身。特别因为周围充斥着“世纪病”患者的一片呻吟，这个形象就显得格外突出。他不是一般的个性，而是作者按自己的理想模式塑造的个人主义“英雄”。司汤达太坦率了，他把利己原则表现得那么露骨，以致引起不少人的指责，似乎他本该塑造一个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然而那样一来，于连就不是于连了。这个人物也就丧失其典型意义，变成一个虚假的幻影。利己主义也是个历史范畴，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正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司汤达是个现实主义者，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绝不会牺牲真实去制造一个虚假的幻象。何况司汤达本人就是一个直言不讳的自我中心论者，在他心目中，“利己”是人的本性，谋求个人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和人类一切行为的惟一动机。为荣誉、地位、财富和爱情而奋斗，是人生在世无可争议的“伟大事业”。在他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社会好比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那个阶级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爬上去。”这句话非常明确地概括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司汤达是十六世纪以来人本主义学说的继承者，人的价值是他心目中惟一的基本价值。人的才智能否发挥，人的价值能否受到承认，理所当然是衡量社会正义与否的惟一标准。
从上述观点出发，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必然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正面英雄形象，代表着正义的呼声。尽管这位英雄我们今天看来未必伟大，可当年在作者心目中肯定不渺小。即使这个人物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他却是作者所赞赏的那种勇于为自己的幸福去冲锋陷阵的人。他敢于公开捍卫自己的权利，敢于蔑视封建等级和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以个人的价值及两次“不道德”的爱情对传统观念提出大胆的挑战。
于连是司汤达匠心独运的杰作，这个形象特有的魅力和作者的个人特色是分不开的。魅力往往与独特联系在一起。没有特色意味着平庸，而平庸是不可能产生吸引力的。司汤达无疑是十九世纪法国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尽管他生活在浪漫主义的极盛时代，还曾以浪漫主义者的名义发表过一个讨伐古典主义的才华横溢的小册子：《拉辛和莎士比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不曾顺应浪漫派的潮流。他从来不曾染上浪漫派中流行的“世纪病”；也从来没有沾染浪漫主义的感情泛滥和语言、形象的夸张。
司汤达的思维方式和浪漫派作家不同。他属于启蒙思想家那种逻辑推理型。他对形象的感受力不算很强，对心灵的理解和判断力却非常人所能及。和巴尔扎克一样，他在成为文学家以前，已经或多或少是个哲学家。他从小在信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身边长大，曾悉心钻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学说和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蒙田、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是他最敬佩的思想家、哲学家。[9]他是真正的启蒙思想信徒，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憎恶一切宗教呓语和似是而非的幻梦，只喜爱准确无误的真相和充满睿智的判断，他对法国大革命比其他作家更有感情，政治态度也更加激进。他赞同雅各宾派的革命主张，而且从来不曾怀疑革命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他又是同时代作家中惟一真正了解拿破仑时代的人。他十七岁就投身军界，三次随拿破仑远征欧洲，亲身参加过马朗戈战役、耶拿战役，曾经进驻米兰、占领柏林，目睹过莫斯科的熊熊烈火，经历过撤离俄罗斯的大溃退……他对拿破仑的功过并非没有自己的评断，但拿破仑之于他，首先是一个“伟人”，人本主义者关于“人”的理想，似乎在拿破仑身上实现了。他始终忠实地追随拿破仑，而且在军中备受重用。拿破仑的失败使他丧失了一切，他倒不像有些并无损失的人那样怨天尤人。王政复辟也没有使他丧失信念。侨居米兰期间，他因与意大利烧炭党人来往而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返回法国以后，他很快又和复辟王朝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他甚至敢于把自己的《意大利绘画史》题献给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总之，比起其他作家，司汤达更有政治信念，思想更敏锐，也更富于理性。他不像浪漫派作家那样由于英雄年代的消逝或“理性王国”的破产而苦闷，而是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寄希望于下层青年。在他看来，“只有在那些为实际需要而奋斗的阶级中，才能找到魄力。”[10]
七月革命对司汤达说来是意料中事，他似乎早就期待着这场革命的发生。他久已打算写一部书来表现法国下层青年的处境和思想，一八二七年《司法公报》上的那桩案件，给他提供了现成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让他获得了一个表达思想的框架，于是《红与黑》产生了。这部小说，是作者对大革命以来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对人的处境及心灵进行历史和哲学探讨的成果，他将两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的学说与反封建的革命意识融合在一起，熔铸成《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他将自己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注入于连的头脑；将自己强烈的爱憎和敏锐的判断力赋予于连的灵魂。总之，他成功地使他笔下这个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深刻地反映着法国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的观念更新。理解了于连，就理解了法国大革命，就理解了拿破仑大军的所向披靡，就理解了历史的不可逆转，就理解了一八三〇年七月使波旁王朝覆灭的三天起义。从这个角度看，司汤达的确是一位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
另一方面，司汤达本人奇特的个性，也是使于连形象生辉的一个原因。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性格最难捉摸的一位作家。他外表冷峻，内心却充满激情；看上去玩世不恭，其实对生活无比热爱；分明为人坦率真诚，偏偏喜欢掩掩藏藏，故弄玄虚。他敏感，多疑，有时过分自尊；他具有意大利人那种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无论爱憎都格外强烈而鲜明，而法国式的轻松幽默，在他身上却是不多见的。他讨厌虚荣、浮夸，崇尚热情、刚毅、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英雄业绩和冒险行为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厌恶平庸，时时刻刻都在追求超群出众，他笔下的主人公全都不同凡响，具有超人的智慧、强烈的个性、非凡的魄力，乃至完美的外表。《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马修道院》中的桑塞伐利娜，还有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这样的特点。司汤达本人复杂的个性，使他所塑造的人物也都带有某种神秘的、震慑人心的气质，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个极富浪漫色彩的作家。
此外，司汤达在艺术上也是独具一格的。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与巴尔扎克有相通之处，他们同属热衷于探索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的作家，他们对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转折具有同等敏锐、同等深刻的判断，而且同样重视运用典型化的方法来反映这一伟大转折。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是大不相同的。巴尔扎克想要奉献给读者的，是通过人物群像反映社会全景的巨型壁画，司汤达却只想通过几尊塑像来概括时代精神的本质特征。巴尔扎克时刻不忘分析纷纭繁复的现实关系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司汤达则全神贯注于表现人的心灵。因此巴尔扎克认为至关重要的那些琐细的描写，在司汤达的作品中是完全见不到的。他不关心一切外在的东西，街道、房屋、服饰、自然景色……所有这些，司汤达都略去不谈，他着意刻画的，仅仅是人物内在的感情和心理活动。虽然巴尔扎克在心理描写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但像司汤达这样，以刻画内心世界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在十九世纪初叶的法国还是相当罕见的。正因为司汤达以他独到的艺术功力细致而充分地展示了于连丰富的内心世界，才使这个形象具有了独特的丰采。
至于艺术风格，司汤达那富于理性的逻辑头脑，必然与浪漫派浓厚的感情色彩及浮夸的文风格格不入。他受不了那些作家的长吁短叹和言过其实的热情，尤其讨厌夏多布里昂矫揉造作的感伤情调。在这方面，只有梅里美和他的趣味最相投。他们看重的是客观事实，主张让事实本身说话，而不要多余的描写或铺陈，尤其坚决排斥作者的主观抒情成分。司汤达很留意不让自己在作品中露面，从不以自己的名义阐述观点、表露情感，尽管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仍然很容易让人感觉出作者炽热的情感和爱憎。司汤达自称是从《民法》中学习语言的。他的文风简洁、明确、朴素、严谨，像口语一般自然，没有丝毫雕琢和修饰的痕迹。他的作品结构紧凑，情节十分集中，没有任何枝节，仅仅突出主干，这在当时也是颇富特色的。
总之，司汤达是一个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家。也许由于他太与众不同，很难为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所理解（人们往往是不喜欢与自己差别太大的同类的），维克多·雨果和圣伯夫甚至不认为他是一位作家。他在文坛仅有的两个知音是巴尔扎克和梅里美。巴尔扎克是惟一理解他的创作思想并真诚地公开赞美他的人，但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艺术；梅里美是惟一理解他的艺术并衷心敬佩他的人，却因世界观和视角的差异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思想。他在当时的法国文坛一直是个鲜为人知的“陌生人”。但在历史拉开一段距离以后，司汤达的睿智和准确的历史眼光终于为世人所发现，他那别具一格的艺术终于放射出夺目的光彩。经过时间老人的筛选，《红与黑》终于列为举世公认最富魅力、也最有研究价值的文学瑰宝。
时间，既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
艾珉
写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二〇〇二年六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