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都是顺便说说的。
我写第一本书时还很年轻。由于偶然的运气，我的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各种各样的人都想跟我结识。
我最初是怀着羞怯但又急切的心情被领进伦敦文学界的。现在我常回忆起那时的情况，未免有些感伤。我已有很长时间没去那里了，如果那些涉及伦敦文学界现时特点的小说描写得准确的话，伦敦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们聚会的地点变了。切尔西区和布卢姆斯伯里区成了雅集的场所，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廷山门、高街、肯辛顿。[27]那时候，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算是明显的优势，而现在，年龄超过二十五岁就让人觉得可笑了。我想，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点羞于流露自己的情感，由于怕受嘲笑，对自己的言行有所约束，避免给人以更明显的自视甚高的印象。我不相信在那个文人聚集的波希米亚社群[28]里存在提倡禁欲的极端文化，但我也不记得那里有当今似乎流行的那种粗俗的淫乱现象。我们那时用体面的缄默来掩盖奇思怪想，并不觉得虚伪。我们也并非总是直言不讳。那时妇女还没能完全展示自己的才能。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记得那时经常坐很长时间公共汽车到好客的文学界人士家里去。我很羞怯，总是先在街上来回溜达，等鼓足了勇气才去按门铃；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领进一间屋子，里面很闷，满是客人。我被介绍给这位名人、那位名人，他们出于好心称赞我的书，让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觉得他们期待我说些睿智的话，可我想不出说什么，总是聚会过后才想起来。我尽力掩饰自己的尴尬，主动帮着端茶送水，分发切得不规则的面包和黄油。我不想引起别人注意，以便能轻松地观察这些名人，听他们说睿智的话。
我记得那些身材高大、身板直挺的女人，她们长着大鼻子和贪婪的眼睛，穿的衣服如同甲胄；我还记得那些瘦小如鼠的老处女，她们嗓音柔和，目光犀利。她们吃涂了黄油的烤面包时总要戴着手套，这让我惊讶不已；我注意到，她们以为无人注意时会把手指头往座椅上抹，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情真让人羡慕。这样做肯定有损于那些家具，但我猜想，当这位女主人回访这些朋友时，她也会对她们的家具进行报复。这些女宾中，有的人穿得很时髦，她们说一点儿都不明白为什么你写了一本小说就应该穿过时的服装。如果你身材姣好，不妨最大限度展现出来，你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并不会妨碍编辑接受你写的“东西”。可是别的女宾则认为这愚蠢可笑，她们自己穿着用“艺术印花布料”[29]做的衣服，戴着俗艳的首饰。男宾们从外表看并不怪僻。他们尽可能打扮得不像作家。他们希望被人看作精通世故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被当成一家城市公司的经理人。他们总是显得有点疲劳。在这之前我没结识过作家，我发现这些人很古怪，但总觉得他们好像不大真实。
我还记得，当时我认为他们的谈话富于机巧，常常惊讶地听他们说尖刻的幽默话，只要一个同行作家转过身去，他们就会用那样的语言把他贬斥得一无是处。艺术家与全世界其他人比起来，有一个优越条件：他们的朋友们不仅给他提供了可讽刺的长相和性格，而且提供了可讽刺的作品。我对于能否像他们表达得那么恰当，或者那么流畅，不抱任何希望。在那些日子里，谈话仍然是一种艺术，需要修炼；简洁机敏的应答比锅底下烧荆棘的爆声[30]更受赏识；隽语警句（那时还不是愚笨者用来佯装睿智的机械工具）给文人雅士的闲谈增添了风趣。可惜的是，那些机智的妙语我全都记不起来了。但我认为，当我们的谈话转向书稿交易（写作艺术的另一个方面）的细节时，话题才集中起来，谈话从来没有那么舒畅过。在讨论了最近出版的新书的优点之后，我们自然会琢磨这书卖出了多少册，作者得到了多少预付款，总共可能赚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谈论这个或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哪个慷慨大方，哪个自私小气；我们会争论是去找愿意提供优厚稿酬的出版商，还是去找认识书的价值并“强力推销”的出版商。有的出版商做广告不在行，有的就做得很好。有的出版商是现代派的，有的是老派的。随后，我们会谈到经纪人以及他们替我们争取到的稿酬；谈到编辑以及他们欢迎什么样的书稿，一千字给多少钱，是即时支付还是用其他方式支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有浪漫色彩，给我一种亲密感，让我觉得我是某个神秘兄弟会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