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斯特城堡的堡楼依然矗立在那里，巍巍九十英尺。约翰·法斯托夫爵士的那些为修建城堡载运砖石的驳船出发之处的拱门尚在。但如今寒鸦在堡楼上筑巢，当年占地六英亩的城堡只剩下残垣断壁，城墙上凿有射孔，墙顶筑有垛口，但里面没有了弓弩手，外面也没有了大炮。至于此刻本应为约翰爵士及其父母的灵魂祈祷的那“七个僧人”和“七个穷人”，他们的声音和祈祷都已消失。这里是一片废墟。文物研究者们推想猜测，众说纷纭。
在不远处还有另一处废墟——布罗姆霍尔姆小修道院，约翰·帕斯顿被埋葬在那儿，长眠在诺里奇北面二十英里处海边的低地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的住宅离那儿只有约一英里。那一带海岸很危险，陆地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难以通行。尽管如此，修道院的那一段木片，真十字架的残片，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朝圣者，他们开了眼，伸直了四肢之后离开。但有些新开了眼的人看到一个令他们吃惊的情况——布罗姆霍尔姆修道院中约翰·帕斯顿的坟上没有墓碑。这个新闻在乡村中流传开来。帕斯顿一家没落了，过去那么有财势的家族已没有能力在约翰·帕斯顿的坟头上立一块墓碑。他的遗孀玛格丽特还不起债务，大儿子约翰爵士把财产挥霍在女人和比武大会上，小儿子（也叫约翰）尽管资质较高，却把心思更多地放在他的猎鹰而不是田地的收成上。
那些朝圣者当然惯于说谎，被一片真十字架上的木头开过眼的人很有理由这样做，然而他们的新闻是受欢迎的。帕斯顿家有过发迹的历史。人们甚至说他家就在不久之前还是奴隶。至少老人们还记得约翰的祖父克莱门特亲自耕地，他的儿子威廉当了法官，购买田地，威廉的儿子约翰娶了富豪之女，购买更多的田地，不久以前继承了凯斯特这一大片新城堡，以及约翰爵士在诺福克和萨福克所有的地产。人们说他伪造了那位老爵士的遗嘱。那么他没有墓碑又何足为奇呢？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约翰的大儿子约翰·帕斯顿爵士的性格，他的成长环境，以及家庭书信中反映出来的父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了解为他父亲立碑这件事情是多么困难，多么可能被忽略。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在目前所知英格兰最荒凉的地区，一座新造的原始的住宅，没有电话、浴室、排水设备、扶手椅和报纸，也许有一架书籍，体积笨重，价格昂贵。窗外是几片田地，十几间小屋，再远处一边是大海，另一边是广阔的沼泽。有一条路穿过沼泽，但路上有个洞，一个雇农说那个洞大得能够吞没一辆马车。此人还说，那个疯砖匠汤姆·托普克罗夫特又逃出来了，半裸着身体在乡下游荡，威胁要杀死任何靠近他的人。这就是他们在那简陋的房间里用餐时谈论的话题。烟囱冒着浓烟，穿堂风掀起地上的地毯。主人吩咐一到日落所有的门都要上锁，当漫长而阴郁的晚上慢慢过去，这些被包围在危险之中的孤独的男人和女人们便跪下来，简单而庄严地祈祷。
但是在十五世纪，荒凉的旷野突然奇异地被大堆崭新的砖石建筑打破。诺福克海岸的山丘和荒地上矗立起一座石头的庞然大物，像在矿泉疗养地建的现代化宾馆，但是没有散步广场，没有出租的房屋，那时雅茅斯也没有码头。郊外这座巨大的建筑是给一位没有子女的孤独老人住的——约翰·法斯托夫爵士，他参加过阿金库尔战役，但没有得到多少报酬，没人听取他的意见，人们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的脾气没有因此而变得好些。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强壮有力，牢骚满腹。但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宫廷里他都念念不忘凯斯特，想着一旦职务允许，就到他父亲的土地上定居，住在自己建造的大房子里。
帕斯顿家的孩子们小的时候，凯斯特城堡的巨大工程正在不多英里之外进行。父亲约翰·帕斯顿承接了一部分工作，孩子们一能听人说话，就听到关于石头和建筑，驳船去伦敦还没回来，二十六个私人房间，大厅和小教堂，地基、测量数字和无赖的工人等等的谈话。后来，当一四五四年城堡竣工，约翰爵士到凯斯特来安度晚年时，他们可能亲眼看到那里收藏的大量珍宝，桌上摆着金银餐具；衣橱里塞满天鹅绒的、缎子的和金丝织的衣服，还有头巾、披肩、海狸皮的帽子、皮夹克和天鹅绒的紧身上衣；床上的枕套都是绿色和紫色丝绸做的。到处都是织锦，床上铺的和卧室里挂的织锦上，画着围攻、打猎和放鹰、钓鱼、射箭、女士们弹竖琴、逗弄鸭子，或是巨人“手里托着一条熊腿”。这就是体面的一生的果实。买土地，造大房子，在房里填满金银餐具（尽管厕所很可能在卧室里），是人类正确的目标。帕斯顿夫妇也把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花在这种费尽心神的工作上。因为占有欲是普遍的，一个人不会长久对他的财产感到安全。边远的那些财产永远处在危险之中。诺福克或萨福克的公爵可能垂涎这座或那座庄园。他们凭一些捏造的借口，例如帕斯顿家是奴隶等，趁主人不在的时候没收庄园的住宅，砸烂那些小屋。帕斯顿、摩特比、德雷顿和格雷山姆的主人怎么能同时身在五六个地方呢，尤其是现在凯斯特城堡已归他所有，他必须在伦敦争取使他的权利得到国王承认。他们说国王也是疯子，不认识自己的孩子，或者国王在逃亡，或者在打内战。诺福克永远是最倒霉的一个郡，那里的乡绅是最爱吵架的人。事实上，帕斯顿夫人乐意，她可以给子女们讲讲在她年轻的时候一千个人怎样带着弓箭和燃烧的锅子闯进格雷山姆，打破大门，在她独自坐着的房间墙内埋放炸药。但是女人们还遇到过比这可怕得多的事。她没有为自己的命运悲泣，也没有把自己想成女主人公。她如此勤奋地用她那清晰窄小的字体写给（向来是）远在外地的丈夫的长长的书信中，没有提到她自己。绵羊糟蹋了干草，海顿和塔顿汉家的男人出去了，一条堤坝决口，一头小公牛被偷走，家里急需糖浆，她真的需要布料做衣服。
但是帕斯顿夫人不谈她自己。
于是，帕斯顿家的小孩便看到他们的母亲写或口述那些长长的书信，一页又一页，一小时又一小时。可是打断一位如此勤奋地书写如此重要内容的家长将会是一种罪过。孩子天真的话语、婴儿室和学习室的学问没有进入这些详细的通信中。她的书信大体上是一位诚实的管家写给主人的信，解释情况、征求意见、报告新闻、陈述账目。发生了抢劫和凶杀；租子难收；理查德·卡勒只收到了一点点钱；由于这样那样的事情，玛格丽特没有时间列出她丈夫要求她列出的财产清单。老艾格尼丝相当冷峻地从远处观察她儿子的情况，很有理由劝他设法“减少你在世上要做的事情；你爸爸说，小生意多清闲。这个世界不过是一条大道，充满苦难，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除了我们做的善事和恶事，什么也不能带走”。
死亡的想法就会这样突然袭上他们心头。老法斯托夫，受着财富和家产的拖累，临终时想象到地狱的烈火，大叫他的遗嘱执行人发放施舍，并保证让人“永世”祈祷，使他的灵魂能够逃脱炼狱的折磨。法官威廉·帕斯顿也迫切要求请诺里奇的僧人“永远”为他的灵魂祈祷。灵魂不是一股空气，而是结实的形体，能够遭受永久的折磨，摧毁它的烈火比人间火炉里的任何火焰都要强烈。僧人们和诺里奇城都会永远存在，还有诺里奇的圣母堂。他们对生和死的概念都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肯定的、永久的东西。
生存的图景被如此有力地标明之后，孩子们当然要经常挨打，男孩和女孩都受到指教，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必须获得土地；但他们必须服从父母。母亲会一星期三次敲女儿的头，如果女儿不遵守行为规范，她的头皮会被敲破。艾格尼丝·帕特森，一位出身高贵的有教养的女士，打过她的女儿伊丽莎白。心肠较软的玛格丽特·帕特森，因为她女儿爱上了诚实的管家理查德·卡勒，而把她逐出了家门。兄弟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姐妹下嫁，“去弗兰姆灵汉卖蜡烛和芥末”。父亲和儿子吵架，母亲喜欢儿子胜过女儿，但按规矩和习俗必须服从丈夫，为了维持和平而左右为难。玛格丽特百般努力，还是未能阻止大儿子约翰的鲁莽行为，也未能阻止他父亲对他的严厉斥责。他是“蜂群中的雄蜂”，父亲吼道，“蜜蜂辛辛苦苦在田野里采蜜，雄蜂什么也不干，却坐享其成”。他对父母傲慢无礼，到外面却什么责任也承担不了。
但是这场争吵很快便因父亲约翰·帕斯顿在伦敦去世（一四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而结束了。遗体被运到布洛姆霍尔姆下葬。十二个穷人举着火把伴着灵柩跋涉过去。施舍发放了，弥撒和挽歌唱了，钟敲了，大量的家禽、羊、猪、鸡蛋、面包和奶油吃掉了，啤酒和葡萄酒喝了，蜡烛点了。教堂的两块窗玻璃被卸下来，使火把的浓烟散出去。分发了黑布，坟墓上点起了一盏灯。但是继承人约翰·帕斯顿把为父亲立碑的事拖了下来。
他是个年轻人，二十四岁出头。乡村生活的清苦单调令他感到厌倦。他离家出走时，似乎是谋求进入王室。无论仇人们对帕斯顿家的血统提出什么疑问，约翰爵士确确实实是一位绅士。他继承了土地，蜜蜂辛辛苦苦酿出的蜂蜜现在是他的了。他享受的本能大于敛财的本能，奇怪地混合了他母亲的节俭和他父亲的一些野心，但他本人那懒惰和奢侈的性格削弱了这两方面的特征。他对女人有吸引力，喜欢社交和比武大会、宫廷生活和打赌，有时甚至喜欢读读书。因此，约翰·帕斯顿入土之后，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同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外部的变化固然很少。玛格丽特仍然管理着这座宅子。她仍然像以前指挥大孩子的生活一样指挥着小孩子的生活。男孩子仍然需要被家庭教师敲打来使他们念书，女孩子仍然爱上不般配的人，而必须被嫁给般配的人。租子要收，关于法斯托夫财产的没完没了的法律官司继续拖着。仗打来打去，约克和兰卡斯特的玫瑰交替凋谢和盛开。诺福克到处是要求伸冤的可怜人，玛格丽特像过去为丈夫工作一样为她的儿子工作，只有一个重要的变化，现在她不是向丈夫倾诉，而是去请教她的牧师。
但是内部发生了变化。仿佛坚硬的外壳终于发挥了作用，某种敏感的、会欣赏、爱享乐的东西在里面形成了。至少约翰爵士在给家中的弟弟约翰写信时，有时会撇开手头的事务，开个玩笑，写点闲话，或者会心地甚至微妙地向他传授谈情说爱的方式。“对其母亲要如你所写越谦卑越好，但对女孩不可太谦卑，进展迅速不必过分欢喜，倘若不成也不必过分懊恼。我将永远做你们的使者，无论是在这里（如果她过来）还是在家里（当我回去时），我急切地希望最迟在十一天之内回去。”然后是要买一只老鹰，把一顶帽子或缎带捎给诺福克的约翰，他一面放鹰一面打官司，同时以相当充沛的精力和不尽诚实的态度照料着帕斯顿庄园的事务。
约翰·帕斯顿坟上的灯早已熄灭。但约翰爵士依旧拖延着，没有重修。他有他的借口，法律官司、他在宫廷里的职责、内战的干扰等，花去了他的时间和金钱。但也许约翰爵士本身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不仅是在伦敦逗留的约翰爵士，还有他那爱上了男管家的妹妹玛杰里，还有在伊顿用拉丁文写诗的沃尔特，还有在帕斯顿放老鹰的约翰。生活的乐趣多了一些。他们不像上一辈那样确信人的权利和神的地位、死亡的恐怖，以及墓碑的重要性。可怜的玛格丽特·帕斯顿嗅出了这种变化，不安地试图用那支如此僵硬地划过那么多张信纸的笔揭露她的烦恼的根源。不是法律官司使她悲哀，如果需要的话，她愿意用自己的双手保卫凯斯特，“尽管我不大会带兵打仗”，但是自从她的丈夫和主人死后，这个家里有些地方不对劲。也许她的儿子没有好好敬奉上帝；他太骄傲，太铺张了；也许他对穷人太不仁慈。无论是什么问题，她只知道约翰爵士花出去的钱是他父亲的两倍，而收益反倒少了；他们如果不变卖土地、林子或家什就简直没法还债（“想到这儿就像要我的命一样”）；而乡下人每天都在说他们坏话，因为他们不给约翰·帕斯顿的尸骨竖一块墓碑。本来可以买墓碑，或买更多的田地、更多的酒杯和织锦的钱，被约翰爵士用来买了钟表和小装饰，以及雇了文书抄写关于爵士身份的论文和其他类似的资料。它们搁在帕斯顿——共十一卷，中间夹着利德盖特[3]和乔叟的诗篇，向那简陋的、不舒适的房间中散发着一种奇怪的气氛，教他们分心，使他们不仅忽略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对死者的神圣权利也漠然置之。
有时，约翰爵士没有骑马去察看他的庄稼，或与佃户讲价，而是大白天坐在那里看书。在那不舒适的房间里，风掀起地毯，烟熏着眼睛，他坐在硬椅子上读着乔叟，浪费着时间，梦想着——或者他从书籍中得到什么奇怪的陶醉呢？生活艰苦、无趣、令人失望。一整年的日子在无聊的营生中度过，毫无成果，就像雨打在窗玻璃上一样。生活对他而言没有什么道理，不像对于他的父亲那样。没有迫切地需要组建家庭和为子女谋取重要的职位，子女还没出生，或虽已出生，却没有权利继承父亲的姓名。但是利德盖特或乔叟的诗就像一面镜子，里面的人物活动明快、无声而紧凑，向他展示他所熟悉的天空、田野和人物，但是丰满而完整。他不用倦怠地等待伦敦来的新闻，或从他母亲的闲言碎语中拼凑出一些爱情和嫉妒导致的乡村悲剧，在这里，几页纸就把整个故事摆在他面前。然后他骑马或坐在桌前的时候，会想起一些与此时相关并使之固定下来的描写或警句，或是某一串语句令他着迷，他会把当前的压力放在一边，匆匆回家坐到椅子里去了解故事的结局。
了解故事的结局——乔叟仍然能让我们有这种愿望。他有卓越的讲故事的才能，在当代作家中这几乎是最罕见的才能了。没有什么事对我们的影响与对我们祖先的影响一样，事件已不再重要，如果我们叙述这些事情，自己实际上并不相信；我们也许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说，因为这些原因，像加尼特先生这样天生的讲故事的人（我们必须把他与梅斯菲尔德先生这种自觉的讲故事的人分开）已经很稀少了。因为讲故事的人除了对事实有不可名状的兴趣外，还必须有讲故事的技巧，不过分强调或激动，否则我们会囫囵吞枣，混成一团；他必须让我们停顿一下，给我们一些时间思考，环顾四周，但又总是能诱导我们往下看。这方面，乔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时代和出身，另外他和现代人相比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这是以后的英国诗人不会再有的。他那时的英国是个未受污染的国家。他目光所及是一片处女地，一望无际的草地和森林，只有一些小城镇和偶尔一座兴建中的城堡。肯特郡的树梢间没有隐约可见的别墅屋顶，山坡上没有工厂烟囱冒烟。乡村的状况有一定的重要性，考虑到诗人如何走向自然，如何以它作为形象和对比——即使不是直接地描写自然。乡村的开垦或是原始的状态对诗人的影响比对散文作家的影响要深得多。而今伯明翰、曼彻斯特和伦敦已发展到如此规模，对现代诗人来说，乡村是道德高尚的圣堂，与藏污纳垢的城市形成对比。它是个隐退的去处，是朴实和美德的净土，人们去那里躲避和得到教化。在华兹华斯的自然崇拜中有一种病态的成分，仿佛害怕与人接触，在丁尼生对玫瑰花瓣和酸橙树的叶芽等细小对象倾泻的热爱中，这种成分更多。但这些是伟大的诗人，在他们的笔下，乡村不仅仅是珠宝店或是各种新奇玩艺的陈列馆，让人用更新奇的语言来描述。如今风景已经受到如此破坏，花园或草坪代替了荒野和陡峭的山崖，天赋较低的诗人们只能限于描写微小景观，描写鸟笼和橡果，每一条纹路都刻画逼真。辽阔的风景已经失去了。
但乔叟眼里的乡村却太广大，太荒凉，以至于不完全是令人愉快的。他本能地回避暴风雨和岩石（仿佛他对它们的性质有过痛苦的体验），转向晴朗的五月天和明快的景色，回避严酷和神秘，转向欢乐和确定。
他没有现代人掌握的形象描写技巧的十分之一，却能够以寥寥数语，甚至（我们读一下就会发现）不用一句直接描写，就给人以野外的感受。
看鲜花绽放
——这就够了。
不妥协、不驯服的大自然，不是照出幸福面庞的镜子，也不是听不幸灵魂忏悔的神父。它就是它自己，因此有时简单平常和令人不快，但在乔叟的诗篇中它总是带着实在之物的坚硬和新鲜。然而不久我们便注意到一种比欢乐美丽的中世纪世界外表更重要的东西——使它丰满的坚实性，使人物生动鲜活的说服力。《坎特伯雷故事》内容繁多，但是全文贯穿着一种统一的类型。乔叟拥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小伙子和他的姑娘们。如果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遇到他们，我们也会知道他们是乔叟的人物，而不是莎士比亚的。他想描写一个姑娘，她看上去是这样的：
她的头巾扎得标致，
她的鼻子很可爱，眼睛像玻璃；
嘴巴很小巧，声音甜又柔；
还有一个美丽可靠的额头；
我觉得几乎是天庭饱满；
因为她很大胆，不是发育不全。
他接下去详细描写她，她是一个姑娘，一个处女，带着处女的冷漠。
你追求，与你做伴，我是个少女，
喜欢打猎和追逐，
喜欢在荒野的森林里散步，
不喜欢做贤妻良母。
然后他想到：
她的回答总是那么谨慎，
尽管她像雅典娜一样明智
却没有故作聪明的言词
她的谈吐和她的身份一致，
每句话多少都包含着美德和教养。
实际上，这些句子是从不同的故事中摘录的，但你感觉它们写的是同一个人，当他想象一个姑娘时，在他脑海里浮现的形象。因此，当这个姑娘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坎特伯雷故事》中时，她体现出一种稳定性，这是只有当诗人已经形成固定看法的时候才会有的，当然首先是对年轻女人的看法，但还包括对她们生活的世界、它的目的、性质，以及他自己的艺术技巧的看法，这样他的大脑就能自由地将其全部力量运用于对象。他没有想过他的格里塞尔达可以提高或改变。她身上没有模糊，没有犹豫；她不证明任何东西；她满足于当她自己。因此，我们的思想可以在她身上无意识地轻松逗留，通过暗示和线索，赋予她许多并未实际写出的特性。这就是说服力，这是一种罕见的才能，在当代约瑟夫·康拉德早期的小说中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才能，因为整个结构的重量都建立在这上面。一旦相信乔叟的小伙子和姑娘，我们就不需要说教或反对。我们知道他心目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说得越少越好。让他往下讲他的故事，刻画骑士和乡绅、好女人和坏女人、厨子、船员、牧师，我们会提供视野，提供他那个社会的信仰、它对生与死的立场，使坎特伯雷之行成为一次精神上的朝圣。
对他自己观念的这种单纯信仰在那时比现在要容易，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如此，因为乔叟可以直率描写的地方，我们却必须委婉地表达。他可以拨响语言中的每个音符，而不会发现有许多最好的音符已经因为不用而废掉了，当被大胆的手指拨动时，它们会发出与其他音符很不和谐的刺耳响声。乔叟的不少语句是不合宜的，也许在他的每个故事中都有几行，我们读的时候有一种在旧衣服里裹了很久之后忽然裸露在空气中的奇怪感觉。由于某种幽默需要能够不害羞地提及身体的部位和功能，所以随着体面的到来，文学便失去了一条臂膀。它失去了创造澡堂老板娘、朱丽叶的保姆以及她们尚可认出但已苍白得多的亲戚——摩尔·佛兰德斯的能力。斯特恩因为害怕粗糙，而被迫选择下流。他必须机智，而不是幽默。他必须暗示而不是直言不讳。乔伊斯先生的《尤利西斯》摆在面前，我们也无法相信还能再听到过去的那种笑声。
但是，我的主！当我想起
我年轻时，还有我的艾奥利蒂，
我就觉得心口痒痒。
想到我那时有过美好时光，
直到今天它还让我心尖儿颤。
那个老太婆的声音已消失了。
但《坎特伯雷故事》那惊人的明快，那依然有感染力的欢乐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乔叟是一位诗人，但他从来不畏惧他眼前正在发生的生活。一个农家场院，它的稻草、牛粪、公鸡和母鸡（我们已经认为）不是诗情画意的素材，诗人们似乎要么完全不写农家场院，要么要求它必须是在塞萨利[4]，它的猪有神话渊源。但是乔叟直率地说：
她有三头大母猪，三头黄牛，
唷，还有一只怕高的绵羊；
或是：
她有个场院，木桩拦四周，
外面还绕着一条枯水沟。
他不难为情，不害怕。他总是能从近处描写对象——一个老头的下巴：
布满硬胡须，
好似角鲨皮，扎人像荆棘；
或是一个老头的颈子：
看呀！当他唱歌的时候
颈上松弛的皮肤一抖一抖。
他会告诉你他的人物穿什么，长什么样，吃什么喝什么，好像诗歌能够触摸一三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二这一时间的普通事实，而不会玷污她的双手。如果他退回到希腊或罗马时代，那只是因为他的故事把他引向那里。他不想把自己裹在古迹里，藏进历史中，或避免涉及普通杂货商的英语。
因此当我们说了解这一旅行的目的时，很难讲我们是从哪几行诗句中了解到的。他的目光盯着面前的道路，而不是将来的世界。他不大习惯抽象的思索。他以特有的狡黠反对与学者和牧师的任何竞争：
这个问题我留给牧师，
但我悲叹世间灰色苦难。
世界为何物？人们欲何求？
此时享欢爱，彼时已入土，
冰冷坟墓中，孤单无一伴。
他追问，或思考，
哦，残酷的神灵，
你用永恒的命令统治这个世界，
对你而言，
人类比羊栏里的绵羊又多些什么？
问题在他脑中涌现，他提出问题，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所以他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把它们留在那里，不受一时的答案限制，从而能对后代保持新鲜。从他的一生来看，也很难把他归入这种或那种派别，民主派或是贵族。他是坚定的教徒，但却嘲笑牧师。他是有才干的官员和朝臣，但他对性道德的观念极为宽松。他同情穷人，却没有做任何事来改善他们的处境。可以有把握地说，从没有因为乔叟说过或写过的任何内容，而导致制定任何法律或是使一块石头垒到另一块之上。然而读他书的时候，我们无疑全身心都在吸收道德。因为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牧师，他们拉着你的手，一直把你领到神秘的殿堂；另一种是普通人，他们把教义包藏在血肉之中，描绘出整个世界，不剔除坏的方面或强调好的方面。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雪莱属于牧师一类，他们给我们一篇篇可以挂在墙上的美文，一句句可以像护身符一样放在心口的格言——
别了，别了，孤独的心
热爱一切事物，不论其伟大还是渺小
爱得最深的人祈祷得最好
——这类劝戒和教导立刻跳入脑海中。而乔叟却让我们去和平常人一起做平常的事情。他的道德含在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之中。我们看到他们吃饭、喝酒、欢笑、做爱，作者没说一个字，我们就能感到他们的标准是什么，从而深深浸染他们的道德观。没有比这种描绘所有行为和情感的方式更有力的说教了，它不是正襟危坐地劝戒，而是让我们随便走，随便看，自己去找出意义。这是平常交往的道德，是小说中的道德，家长和图书管理员都正确地认为它比诗歌中的道德有说服力得多。
因此，当合上乔叟的书时，我们觉得他尽管没说一个字，却做出了完整的批评；我们所说的、想的、读的、做的都被评论到了。我们也不仅仅是感到结识了有趣的人，熟悉了有趣的社会习俗（尽管这种感觉很强烈）。因为当我们走过真实的、未经粉饰的乡村，听到一个有趣的人开玩笑或唱歌，接着又听到另一个，我们知道这尽管与日常生活相似，却不是我们日常的世界。这是诗歌的世界。一切发生得比生活或散文中更快、更强烈、更有秩序；形式上有一种高级的迟钝，它是诗歌的魔力之一；有的诗句提前半秒钟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好像我们未受文字拖累就读到了自己的思想；有的诗句让我们回头重读，那增强的特质和魔力使它们久久在脑海中闪亮。而整体结构、变化和偏移的安排都体现了一种最不平常的能力——造型的能力，建筑师的能力。但乔叟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尽管能立刻感受到这种兴奋、这种陶醉，却无法引用一些诗句来证明它。大多数诗人都是很容易被引用的，某些比喻让人眼前一亮，某些诗节显得突出。然而乔叟非常平衡，非常均匀，很少使用隐喻。如果我们摘录六七行诗句，希望能够保留原来的风味，那风味却已经失去了。
主啊，在我父亲家里，
你脱下我贫穷的旧衣，
给我穿上华美的衣裳，
哦，仁慈的主，
出于敬畏，我惟有向你献上
忠诚、赤裸和童贞。
在文中这一段似乎不仅感人和难忘，而且可与绝色佳人并列，单独摘出来看却显得普通平常。乔叟仿佛有一种技巧，能使最寻常的词语和最简单的感觉放在一起时相映生辉，分开来却光彩顿失。因此他带给我们的愉悦和其他诗人带来的不同，它与我们自己感觉或观察到的东西联系更加紧密。吃饭、喝酒和好天气、五月、公鸡和母鸡、磨坊主、老农妇、花儿——看到这些普通的东西组织在一起，竟给我们诗一般的感受，而又明亮、朴素，正像我们在户外见到的一样，这对我们是一种特殊的刺激。这种很少修辞的语言别有一种风味，不加装饰的句子中有一种端庄高贵的美，像一个个披着薄纱的女子款款走来，透过薄纱可以看到她们身体的曲线——
她马上放下水罐
把它搁在牛栏边
然后，当她们安详地、优雅地走过时，从队伍后面探出了乔叟的脸，带着恶意的笑容，与一切狐狸、驴子和母鸡联合，来嘲笑生活的盛况和礼仪——机智、聪明、法国式，同时建立在英国幽默的广阔基础之上。
因此约翰爵士在那间刮着穿堂风、烟熏着眼睛的居室里读着他的乔叟，一直没有为他父亲修墓碑。可是任何书、任何坟墓都不能长久地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属于那种在两个时代交界处徘徊，在哪儿都住不下来的模糊人物。他一会儿热衷于买旧书，一会儿又去了法国，对他母亲说“我现在对书不是特别感兴趣”。在他自己家里，母亲玛格丽特不断地开列财产清单或是向牧师格劳伊斯倾诉，他没有安宁或舒适可言。她总是有理，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看在她的分上他必须忍受牧师的傲慢，当抱怨变成公开的辱骂，“你这骄傲的牧师”和“你这骄傲的地主”之类愤怒的话在屋里扔来扔去的时候，必须强压住他的火气。所有这些，加上生活的不方便和他本人性格的弱点，使他逗留在更舒适的地方，推迟回家，推迟写信，年复一年地推迟为他父亲修墓碑。
然而约翰·帕斯顿已经在光秃秃的坟墓里躺了十二年。布罗姆霍尔姆修道院院长捎话说坟上的盖布已经破烂，他亲自给缝了缝。对玛格丽特·帕斯顿这样一个骄傲的女人来说，更糟的是乡下人在嘀咕说帕斯顿一家不虔诚，她听说一些名望不如他们的人家出资给修道院重修庙宇，而她丈夫正埋在那里，被人遗忘。最后，从比武大会、乔叟和情人安妮·霍尔特那里分出心来，约翰爵士想到了曾用来覆盖他父亲的灵柩的一块金布，现在可以把它卖掉，支付重修坟墓的费用。这块布在玛格丽特那里，她把它收藏了起来，细心保存，还花了二十个马克修补。她舍不得拿出去，但是没有办法，只好派人送给他。她仍然不相信他的意图或他实现这种意图的能力。“如果你把它用在别的地方，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你了。”她写道。
但这最后之举，就像约翰爵士一生中采取的其他行动一样，没有能够完成。一四七九年，与萨福克公爵的一场争执使他必须前往伦敦，尽管当时城中疾病流行。在那儿，在肮脏的住所里，孑然一身，直到最后还忙于争吵，直到最后还在为金钱而吵嚷。约翰爵士就这样咽了气，被葬在伦敦的怀特修道院。他留下了一个私生女，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藏书，但他父亲的墓碑依然没有修。
然而厚厚四卷帕斯顿书信像大海吸收一滴雨水那样吞没了这个失败的男人。像所有书信集一样，它们似乎暗示我们不必过分关心个人的命运。无论约翰爵士活着还是死了，家族都将延续下去。它们充塞着大量无意义的，常常是沉闷的日常生活琐事，像尘土堆积如山。然后突然发出火焰，日子在我们眼前闪亮，完整而生动。一天早晨，陌生男人在挤奶的女人中间窃窃私语。一天傍晚，华恩的妻子在墓地大声诅咒老艾格尼丝·帕斯顿：“让所有的魔鬼把她的灵魂拉进地狱。”诺福克的秋天，塞西莉·唐恩来向约翰爵士哀求要衣服。“还有，先生，希望您体恤，寒冷的冬天要到了，除了您恩赐的之外，我没有几件衣服。”遥远的日子一小时一小时地展开在我们面前。
但在这一切当中没有为写而写，没有用笔传达愉悦或欢乐，或后来英国人的书信中流露的上百万种不同程度的喜爱和亲密的感情。只有偶尔，主要是在愤怒之时，玛格丽特才会迸发出一些精明的格言或严厉的诅咒。“这儿人们从别人的牛皮上裁皮带……我们摇树，别人抓鸟……草率做事要后悔……这像尖枪扎在我心上。”这就是她的修辞和她的痛苦。她儿子们的笔头的确比她要灵活一些。他们会有生硬的玩笑，笨拙的暗示，会描写老牧师发怒时的情景，像是简陋的木偶戏，会有一两句直接引语。但乔叟在世的时候肯定听到过这种语言，就事论事，很少修辞，更适合叙述而不是分析，可以表达宗教的严肃或粗俗的幽默，但放到当面交谈的人们口中却显得非常僵硬。总之从帕斯顿书信中很容易看出乔叟为什么没有写出《李尔王》或《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是写出了《坎特伯雷故事》。
约翰爵士被埋葬了，弟弟约翰继承了爵位。帕斯顿书信继续写着，帕斯顿庄园的生活大体上还和以前一样。在这一切上面笼罩着一种不舒适和赤裸裸的感觉，仿佛未洗过澡的身子穿进精美的华服，墙上被风吹动的织锦，狂风直接刮过没有树篱或城镇缓冲的大地，凯斯特城堡坚固的石块覆盖着六英亩的土地，长相平平的帕斯顿家族不知疲倦地积累着财富，踏出诺福克的道路，以极可称道的执著勇气不懈地装点着荒芜的英格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