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子
董说的《西游补》中，冒充虞姬的孙悟空，混入一群青史上大名鼎鼎的后宫美女的小圈子聚会，耐性强忍，听她们没完没了地拿床笫间的事互相调笑取乐，偏偏酒酣之际还要对诗。轮到猴子，被逼无奈，生生憋出一句：忏悔心随云雨飞。惹来女才子们的一阵哄笑。
这句本来不通的诗其实意思颇深，关键的是其中的两个词，“忏悔”和“云雨”。照理说，忏悔应是针对云雨而言，可惜此处孙猴子虽然顶了虞美人的“善诗”之名，西天路上也曾无数次用“通俗歌行体”自述生平，归根结底还是个江湖粗人，更何况，超级童男子的齐天大圣从未有过桑间濮上的体验，忏悔又从哪里说起？结果就莫名其妙地诞生了上面的“名句”。
猴子的胡扯到这里变得富有深意，原因无他，是因为余怀的《板桥杂记》。
一
《板桥杂记》三百年来久负盛名。在有关明季复社名士和秦淮名妓之浪漫传奇的浩如烟海的诗文集中，《板桥杂记》蔚为风行，也为方家称道。年轻时翻阅过一遍，印象不深，觉得还是三袁、李贽等更有意思。刘斯奋的《白门柳》初出，正赶上迷历史小说，读过之后很喜欢，其中写冒襄和董小宛的部分，颇为细腻传神。此后苦等《白门柳》后两部问世，一等就是二十年。等到在纽约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厚厚的两本续集，始而惊喜，继而漠然，搬回家去，却再也提不起精神读下去了。
回过头来，想历史上的这些杂事，还是直接读当时的原始资料有味道。后世的学人，不乏爬罗剔抉之功，可是每人的品味不同，见解更是相差万里，再精辟的议论，也代替不了历史的真实。
《板桥杂记》分“雅游”、“丽品”和“佚事”三卷。“雅游”以由远及近的推镜头的手法，从“欲界仙都”的金陵讲起，一直深入到南曲名姬、上厅行首云集的旧院和珠市，写到妓家的屋宇布置、迎客礼俗、宾主称谓，佳丽们的歌舞训练、衣裳装束，以及秦淮灯船之盛和裙屐少年的纷纭笑谑。这一部分是研究民俗的好资料，余怀写得精细而饶有趣味。如“旧院”条写上等妓院：
旧院人称曲中……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猧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鬟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眺心挑，绸缪宛转。纨袴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雌风矣。妓家，仆婢称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传声曰“娘儿”。有客，称客曰“姐夫”，客称假母曰“外婆”。
“丽品”记下了二十馀位名姝的趣闻轶事，是《杂记》的精华，单说描写人物的技巧和风致，犹有《世说新语》的遗韵。这里只抄一则短小的，如“刘元”：
刘元，齿亦不少，而佻达轻盈，目睛闪闪，注射四筵。曾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元转面向里帷，不与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为名士耶？”元转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耶？”相传以为笑。
“佚事”卷写狎客和同人的雅集，可看作“丽品”卷的补充。“张卯”、“张魁”、“莱阳姜如须”，或幽默，或沉郁，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字。
二
余怀的“丽品”，写李大娘、李十娘，写卞赛、葛嫩、董小宛，皆十分用力，顾眉尤其受到重视，在书中独占两则。较早的人物，如徐翩翩、马湘兰等，余怀未及得见，故而不论。我没弄明白的一点是，余怀为何漏了名气最大的陈圆圆和柳如是？是其中有需要讳饰之处，抑或别的隐衷？
按照当时有幸亲近芳泽的圈内人的说法，晚明的艺妓，无论姿容体态，还是性情才艺，陈圆圆当数第一。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他初见陈圆圆时的印象：“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不仅如此，陈圆圆的歌艺同样人间少有：“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自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影梅庵忆语》本为悼念董小宛而作，情深意切而兼文辞华美，被认为是悼亡文学的杰作。但即使沉浸在与董小宛八年缱绻生活的痛苦回忆之中，这位多情公子依然忘不了“陈姬”淡黄衣衫的轻柔身影，而且隐约流露出对数十年前那段未能成就的好姻缘的惆怅。
陈维崧在《妇人集》中说得更明确：“姑苏女子圆圆，色艺擅一时，如皋冒先生常言：‘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鬟，难其选也。薰心纨质，淡秀天然，生平所觏，则独有圆圆耳。’”
唯其如此，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掀起了比她任何一位姊妹都更加惊人的滔天狂澜——至少在文人笔下如此。你看，被外戚田氏仗势强夺的陈圆圆，没来得及入宫献给崇祯帝享用，就在田府迷倒了当时最有前途的“青年将领”吴三桂。可怜三桂好梦没做几天，“农民革命家”李自成杀进了北京。陈圆圆艳名远播，即使是革命家也懂得往温柔乡里跑。圆圆被闯王搜出，携归“红色司令部”，成了他的革命禁脔。
李老前辈横刀夺爱，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降了清兵，满清的铁骑长驱直入，剿灭了李、张不说，顺手把残明也收拾了。清朝定鼎北京，吴三桂镇守云南，陈圆圆跟随前去，年久失宠，离开平西王府，削发为尼。吴三桂反清失败，身死长沙，陈圆圆自沉于五华山华国寺的莲花池。
假如历史上真有红颜祸水这回事，陈圆圆就是最好的例子：朱由检连点腥味都没闻到，只因有纳之为宠的可能，就落个身挂歪脖树的下场；李自成百万大军，本来有做明太祖第二的希望，结果到死还是个流寇；吴三桂被灭族，而且永久戴上了汉奸的帽子。想想看，从妲己、褒姒到张丽华、杨玉环，谁有她“祸害”的人多！
曾经想和卞玉京唱一曲啼笑姻缘的大诗人吴伟业，无论为人还是政治大节，在同辈中都算是干净老实的。吴伟业的《圆圆曲》，气韵风度直追白居易，在清诗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像“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像“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样的句子，很难想象出自清初人之手。陈圆圆的女性魅力，陈圆圆的离奇遭际，竟能刺激一个诗人作如此发挥，不仅超越了他的个人才能，甚至超越了八百多年的时代局限。
后世文人当然不会放过陈圆圆，鲁迅所说的那种“吊膀子”的诗词，收集起来一定洋洋大观。陈圆圆故事的演义，在个人的阅读范围，也碰到过几种，其中最不堪的，却是《鹿鼎记》。
《鹿鼎记》中，陈圆圆深居平西王府，心中惦念的情郎，却是所谓“大难不死、落发为僧”的李自成。要知道，明末名妓的文学艺术修养，断乎不是如今的所谓“美女作家”所能望其项背的，论色论艺，也非等闲的歌星明星可比。见过无数贵介公子、风流名士的陈圆圆，能和大字不识、杀人如麻的李闯王擦出“爱情的火花”，那可真是活见鬼了呢。
鲁迅评《红楼梦》有一句名言：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为什么？阶级地位社会地位不同。其实这句话大错特错，要反过来说才对：林妹妹决不会爱上焦大，焦大却可以“爱”上林妹妹，而且只要可能，他会不择手段一定要把林妹妹“搞”到手。癞蛤蟆可以吃上天鹅肉，因为时代总会给焦大们一些机会：造反之后，起义成功——哪怕是暂时成功——之后，所有的人世变迁，运动，“文革”……
《鹿鼎记》让陈圆圆爱上李自成——不是迫于权势的顺从，是发自内心的爱——荒唐一如让林妹妹自愿爱上焦大。清高的林妹妹躺上焦大的床，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要么是焦大发了失心疯，绑架了她；要么是有朝一日焦大做了《白兔记》中的刘知远。
不特如此，对陈圆圆，《鹿鼎记》还要直捣黄龙，非让她生个孩子不可。这个和母亲同样美丽的女儿生下之后，金大侠才算从激动紧张中松了口气。
三
声名不亚于陈圆圆的柳如是，不以艳色为天下重。崇拜者说她是女中豪杰，红粉队里的英雄。能诗善画不说，最难得的是有一双识人的巨眼。故事说，柳如是阅人多矣，单单看上了松江陈子龙。子龙诗词名手，又是抗清志士，英风俊朗，一时无双。柳如是携了细软，男装打扮，夜奔子龙，以身相托。只是子龙以复明大业为重，婉拒了她的好意。
柳如是退而求其次，以二十四岁之危险年龄，毅然下嫁文坛领袖钱谦益。钱当时虽已年过半百，风流精神不减，而且官大财足，婚后为她修建绛云楼，夫妻很享受过几年幸福时光。
夜奔一事虽然痛快，总令人觉得太熟悉，几乎就是红拂李靖故事的翻版。小说家言，不足为凭。陈寅恪的弟子唐振常转述老师的考证，实际的故事就没那么精彩：
柳如是早年为“吴江故相”周道登的姬妾，周死后被卖到苏州为娼，以诗文字画知名，被陈子龙纳为外妇，同居多年，终以不见容于陈子龙的老婆张氏而离去。之后一段日子，柳如是周旋于江南名士之间，演绎过几段情史，最后选中既有名望，又有地位，又肯予她以嫡配待遇的钱牧斋。
钱谦益才学傲世，为人却是十分圆滑，官场上处处通达，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太滋润了，割舍就难，顾虑就多，紧要关头，辗转反侧，拿不出牺牲的勇气。乙酉之变，柳如是劝钱谦益以身殉国，钱摸了摸池水，感叹“水凉”，硬是不肯跳，柳如是“奋身欲没池水中”，被侍儿拖住。
钱谦益老死，族人争夺遗产，排挤柳如是，柳如是自缢身亡。
尽管可以说，柳如是在选择归宿的问题上相当世故，比如对陈子龙的格外垂青，就有人直说无非是看中陈的社会地位，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柳如是的画，我不懂，不敢乱说。柳如是的诗词，虽也精致可爱，譬如“向来烟月是愁端”之类，到底是一盏茶一壶酒的玲珑，意思不深，技巧也只平平，没有大家气象。同时代人的赞叹，多是看在红粉佳人的面上，这好理解。当今的大小名士“耳食纷纷说开宝”（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却只能说是附庸风雅了。虽然，我佩服她的眼光和勇气，佩服她的独立特行，也佩服她最后的刚烈。
四
和清初三大文人扯上瓜葛的三大名妓，第二位是做了龚鼎孳的如夫人的顾眉。《板桥杂记》说，“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肢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由此可见，论姿色，顾眉差不多可上比陈圆圆；论才艺，几乎是柳如是第二。顾眉更迷人的一点，是她为人特别聪明，你尽可把所有“明眸善睐”，“花能解语”，“狐媚惑主”之类的形容全用在她身上，而不管其中的微言大义如何。顾眉又称顾媚，不是没来由的。过来人的余怀，干脆把她的眉楼易名为“迷楼”，赢得一片喝彩。
大概是受了刘斯奋小说的影响，或是多年读文学史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这位与钱谦益、吴伟业合称江左三大家的龚孝升非常“猥琐”。他是崇祯进士，明朝的兵科给事中，李自成打下北京，他居然肯受伪职。入清，脸也不红地接着做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说起来连钱谦益还不如。钱还知道内疚，龚则似乎对先降盗寇，再事异族心安理得。最无耻的是，龚鼎孳把未能成仁的原因推到顾眉身上，“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事见《明季北略》，小妾即顾眉。
然而混蛋的是，龚鼎孳生前死后，迄至现在，一直都声望甚隆。
顾眉为人侠义，一次读到朱彝尊的词：“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大为叹赏，“倾奁以千金赠之”。清初志士阎尔梅因复明事遭难，顾眉藏他于侧室，救他脱了大祸。顾眉去世，“吊者车数百乘，备极哀荣”，并不全是看她老公的地位和面子。
和柳如是的经历类似，但比柳如是更刚烈的，是“身躯短小”、“慧俊宛转”的李香。在《桃花扇》里，李香被称做李香君。李香君因《桃花扇》享誉古今，她企图托付终身的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反而要靠一篇《李姬传》勉强维持着自己相当可疑的名气。
《桃花扇》的故事虚构成分多，但对于侯、李的定位大致准确。有人认为侯方域不像孔尚任写的那么窝囊，举例说，他的《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直斥阮大铖是阉党的“干儿义孙”，“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士”，很是义正词严。不过在一些关键时候，侯公子常会“知识分子的软弱病”复发。崇祯十一年（1638），陈贞慧、吴应箕等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围剿阮胡子，次年侯南游，阮假托一“王将军”拉拢他，意在他能出来劝和（《飞狐外传》中凤天南一路给胡斐好吃好喝，送他豪宅，想以此打消胡斐为被他害死的农家小儿报仇的念头，即由此铺张而来），侯本人尚在犹豫，李香却能斩钉截铁地劝阻他，指出陈、吴皆是高义之人，“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李姬传》）
明朝灭亡，侯方域于顺治八年（1651）应乡试，中副榜，以一种不那么难堪的“委婉”方式归顺了新朝。对此，乾隆时的诗人张问陶感叹道：
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
侯方域活了三十七岁，算是英年早逝，文集名为《壮悔堂文集》，我想他心中也许始终有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吧。
五
张献忠杀人的传说向来“脍炙人口”，鲁迅杂文里经常提到，我自己杂览明清笔记，也时常和这位草莽英雄“邂逅相遇”。下面的一则，如果你不在乎其中的血腥味，是相当生动的：
张献忠破庐州，监司蔡如蘅等被俘，张“出门外，黄伞公案，左右剑戟如林，叫带过蔡道来”，蔡道不跪，“直两头走，以手摩腹，曰：‘可问百姓。’八大王责曰：‘我不管你，只是你做个兵备道，全不用心守城，城被我破了，你就该穿大红朝衣，端坐堂上，怎么引个妓妾避在井中？’蔡道无言可答，其妾王月手牵蔡道衣襟不放，张叫砍了罢。数贼执蔡道于田中杀之，王月大骂张献忠，遂于沟边一枪刺死，尸立不扑，移时方倒。”
读过《板桥杂记》，这才知道，被张献忠顺便杀死的王月，也是秦淮河畔的著名人物，“皓齿明眸，异常妖冶，名动公卿”。张岱说她“善楷书，画兰竹水仙，亦解吴歌”（《陶庵梦忆》），当初“桐城孙武公昵之，拥至栖霞山下雪洞中，经月不出”。后来蔡如蘅仗势欺人，花了三千金收买王父，硬把王月夺走。
蔡在对付孙武公时，何等强大有力，到大敌临城，却只会躲进井底，连张献忠都看不起他。乞命不成，一声不吭被人宰小鸡一样宰掉，远不如王月那样死得英雄。
我常常奇怪，以出卖肉体为生涯，“身为下贱”的妓女们，应该只知道“爱俏”“爱钞”，应该早把礼义廉耻看透或抛开了，在她们所受的高级教育中，服侍男人，从肉体到精神上给男人以享受，应该是唯一的内容，老鸨们难道会给她们大讲儒家的伦理道德？大讲正确的人生观，大讲主义和理想？然而事实上，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剧变中，这些弱女子反而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贞和刚烈。相比之下，满肚子坟典索丘，满脑子修齐治平，“心比天高”的社稷重臣和文坛泰斗们，一到关键时刻，只会邀宠献媚，门庭上的旗子换得比内裤还便当。
袁枚说，“明季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顾横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艺受公卿知，为之落籍。而所适钱、龚两尚书，又都少夷、齐之节。两夫人恰礼贤爱士，侠骨稜嶒。”（《随园诗话》卷七）
这样的对比，当然远非全部，仅仅是在本文限定的极小范围。否则，我们如何对得起傅山、史可法、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黄宗羲等等大义凛然的先贤。太巧合的一点是，秦淮艳史中本来最令人称羡的三对“才子佳人”配，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女人在乌烟瘴气中放出了一点光芒。至今还挂在文学史上的三大宗师，他们的学识愈高深，文章愈漂亮，愈让后人在这段历史面前感到尴尬。尤其是钱谦益，论学问和才气，五百年来，可称第一人。他若生在唐朝，和杜甫有得一比。爱才的人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想出好多法子为他曲为辩解，“暗中联络，图谋复明”云云，纵是出自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我依然存疑。
六
余怀在《板桥杂记序》中强调，他的这本书，旨在记“一代之兴衰”，发“千秋之感慨”，然而他也知道，对于他的“惟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别人一定会质疑荒唐，所以他在后文不惜笔墨，详述了金陵自古佳丽地风月烟花的盛衰史，然后笔头一转，“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据此，所谓狭邪艳冶，恰恰就是兴衰感慨之所系。
杂记写于余怀的晚年，成书时余怀已经七十八岁，但我们细读全书，首先感到的是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少年时的声色犬马，风流繁华，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孕育出满腹悲情，寻常的回忆缅怀中，沁入了一层故国离黍的忧思，使这本一脚踏在情色文学的边沿摇摇欲坠的三卷小品，“升华”为具有些微历史沧桑感的名著。
但也仅此而已。至于说，余怀本书能够把“江左风流的缅怀，政治的反省，历史的沉思熔为一炉”，不免过誉。
余怀的文字好，写人写事简洁可喜，略有张岱的韵味。事实上，读余怀不可能不想到张岱，《板桥杂记》简直就是《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的姊妹篇，都是在大变革后痛定思痛，借往事的缅怀抒发故国之思。两人的身世相似，经历相似，写作的动机和写作时的心态亦无二致。《梦忆》“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梦寻》则感叹西湖胜迹“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因此要把梦中“完全无恙”的西湖写下来，“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表面上看，张岱说得悠闲，似乎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是为这些敏感的文字放一颗烟幕弹，骨子里还是“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
张岱年轻时是个超级玩家，美婢娈童，鲜衣美食，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无一不爱。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当年的纨袴子弟豁然梦醒，《梦忆序》说：“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遥思前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这一点，也和余怀相同。
台静农说：“《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也有同样的手法，但清丽有馀，而冷隽沉重不足。”
为什么说余怀冷隽沉重不足呢？
张岱的二梦，写故国山河，写往昔社会，虽然笔下极有分寸，所怀所思，自然流露出离黍哀郢的悲凉。昔日的繁华，如今的败落，作者的用意并不在这繁华和败落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一对比，托出心中的爱憎。在文网严密的时代，曲折为文是身不由己的选择。
余怀虽然活到八十高龄，对过去的缅怀似还停留在对轻裘肥马生活的留恋上，兴亡之感一不小心便退化为个人旧梦无法重温的痛苦，写到会心处，作者动辄忘了序言里定下的基调，哀思全消，读者只看到一个浪游子的津津乐道。
事实上，国破家亡，本不是一个仅凭一笔空灵的好文字便可潇洒为之的主题。一部南部烟花史，让它承载如此沉重的责任，纵有如椽巨笔，也实在勉强，何况余怀！
七
张岱说“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这里的“忏悔”耐人寻味。一朝的胜衰，难道责任要一介平民的陶庵来担负？他担当得起吗？如果忏悔是针对往日穷奢极侈的生活而言，又能和国破家亡扯上多大干系呢？太平盛世不照样可以忏悔自己的愚行吗？那么，张岱忏悔的到底是什么？忏悔的意思难道真是忏悔，而不是另外一种意思的托词？顾左右而言他，是传统，也是充足的理由。
《板桥杂记》并不忏悔，只有痛惜。但如果张岱可以言忏悔而意不在忏悔，余怀为什么不可以不言忏悔而实忏悔呢？
忏悔心随云雨飞。孙猴子的诗句终于可以用上了，由此还可以联想到“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倡”的名言。揆之陈子龙等极少数人，这句荒唐透顶的话居然无懈可击。余怀的不自卑，大概来自于此吧。湿漉漉的翅膀从残阳下的废墟上跃起，不仅飞了，而且飞得好生漂亮，但要飞到何处呢？夕阳虽好，时光毕竟不多了。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中国的文人，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总脱不了政治的罗网。凡你能想到的，政治家及其仆从也早能想到，想钻漏洞几乎不可能。翻翻近三百年来的文字狱史，你就明白，个人的聪明在这张无所不包的罗网面前是如何微不足道。张岱已经很“寄情风月”了，所以能平安地做几十年逸民；余怀只谈风月，所以能以八十高龄善终。倘若也来一部《明史》什么的，结果不用假设，万古圣主康熙，他的儿子雍正，他的孙子乾隆，就是担心后人或因过于漫长的太平和安逸的日子而丧失想象力，不惜冒唐突青史的风险，已经做给我们看了。
在一些特殊的时代，我们总能看见，才智之士如何把毕生心血耗在一些今天看来不太容易理解的题目上。清朝考据学的发达，前人已经把原因讲得很明白了。近代学术大师陈寅恪，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出八十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是他学术著作中篇幅最长者。陈寅恪自述写作之缘起：“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这是大的动机，此外还有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陈先生自述在一个卖旧书的人家意外得到一枚钱谦益常熟故园中红豆树所结子实一粒，从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更因为“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
可见学术著作中，像这样不寻常的篇章，是可以当作“咏怀”一样的文学创作来看待的。作者果然论的是钱文柳诗和钱柳姻缘么？当然不是，钱柳之一切，不过著者浇心中块垒之杯酒罢了，所有引证和发挥，都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发明心迹的特殊手段。
正因为如此，《柳如是别传》中的一些考证，我们最好不要太认真。比如考出柳如是原名“杨爱”，就很像侦探小说中的故事推理，好玩而已。在柳如是身上，陈先生看见的是从民族大节的忠贞，加上旷代大学问家眼中的红颜知己；在钱谦益身上，看见的是易代之际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的痛苦。就此而言，陈先生远比余怀更有历史感，也更沉重。
陈先生的“著书惟剩颂红妆”就是这么来的。柳如是之前，还有陈端生。余怀也好，陈寅恪也好，一个人的无限情思，从“记一代之兴衰”，到表彰“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到只能借秦淮艳史、巾帼裙钗来抒发，不亦悲乎！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日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九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