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在08年两会期间又成为社会各界争议焦点，但分歧点并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也就是说这条路的方向已经定了，剩下解决的是这条路该怎么修。为什么这么说呢？通过浏览下边摘自胡锦涛主席的十七大报告、温家宝总理的2008政府工作报告、卫生部书记兼副部长高强讲话的一些内容，便能体会到政府的决心。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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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完善重大疾病防控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确保食品药品安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幼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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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08年3月５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要重点抓好四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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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要扩大到全国50%以上的城市；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用两年时间将筹资标准由每人每年50元提高到100元，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由40元提高到80元。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二是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抓好重大疾病防治，落实扩大国家传染病免疫规划范围的政策措施，加大对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疾病患者免费治疗力度。加强地方病、职业病、精神病防治。做好妇幼保健工作。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实施住院分娩补助政策。健全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三是推进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全科医护人员和乡村医生培养力度，鼓励高素质人才到基层服务。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制定和实施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四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和用药安全，控制药品价格上涨。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832亿元，比上年增加167亿元，支持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重点向农村和基层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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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在政协医卫组的联组讨论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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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的头一年，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提出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了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体现了统筹兼顾，着眼于长远的制度建设和解决当前问题相结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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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2008政府工作报告、到卫生部长的表态，国家政策从上至下一步步细化，文件措词肯定，态度坚定，且已经形成比较成熟和深刻的认识：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属性为“公益性”，定性的问题不再模糊；“四分开”为医院改革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政府主导”加强了医改的执行力度；……
既然是新医改，那对应的肯定就有一个“旧”，一定程度上说，政府这次新医改态度如此卓绝，也在于旧医改的彻底失败。此处旧医改是指2005年的中国医疗改革。起先，2005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紧接着，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对有关中国卫生保健制度的调查结论是“医改并不成功，中国医疗体制并没有帮助到最应该获得帮助的群体，特别是农民。”顿时大众一片哗然，舆论界更是把老百姓多少年来积压在心底的不满撰写得淋漓尽致，但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引起了公众对于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危机，政策连年出，药价却还在连年长，政府是不是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束手无策？这也可以说是“新医改”孕育的一段背景。
各相关主体疑惑“公益性”
上面已经提到，“公益性”属于定性的范畴。一直以来我国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并没有找准自己的路，而对于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再加上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弄得就是风一阵雨一阵，“产业化”、“市场化”、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词语也轮番向公共医疗卫生业进军。可结果是：城里的普通职工住一次院，全年的工资全折腾进医院。农民就更惨，“救护车一响，一头母猪就白养”，这就是我国的现在医疗体制运行下人们就医的真实写照。
——中国医改20年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1990年代：大争论
1992年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如“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仍不相上下，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
2005年：医改突然变奏？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于2005年5月初说：“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他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现在，党的领导人明确表态：“坚持公共卫生公益性”。欣喜之余，老百姓又开始犯嘀咕，这公益性是咋的个“公益性”，是生病不花钱？院长们也迷糊，医院三大收入来源：政府投入、药费收入、医疗服务收入，现在政府全坎掉，那医院如何运转？一直对医疗行业垂涎三尺的社会投资大亨们也禁不住摸摸脑袋瓜，寻思着这一公益性，就是政府主导，那投进去的钱不就真的被“社会主义化”了？从某种角度而言，公益性，没有起到强心剂的作用，反而延缓了社会资金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公益性”？至今，国家虽然明确提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下“什么是公益事业”，那么对公益性的把握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
（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可以判断出公益性可以解释为“非盈利性”。
其次，需要从理论上给出一个证据支持“为什么公共卫生医疗要坚持公益性”。其一，医学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通俗的说，发展到今天，医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医生的治病技术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湿鞋”就意味着“风险”，可“人命关天”，开不得半点玩笑。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风险，对医疗服务行业的管理就必须是极其严肃和严格的，这使得医疗行业的准入和管理也就必定不同于其它服务性行业。可这管理权交给谁能让老百姓放心呢？答案当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机构。其二，医生，从经济学角度讲，永远属于供不应求的那类“商品”。医生培养周期长、难度大，不仅是医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是要上戴上听诊器、上手术台，需要临床上的不断摸索，可以说成就一个好医生是用一辈子来完成的。所以市场的那些效率也好、竞争也好，在医学上是统统不适用的。
再次，关于公益性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会误导公众，削弱医疗卫生的改革效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第一，公益性，并不是全医疗行业的“公益性”。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写到“鼓励社会参与”，实际上也就是那句“鼓励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医院国家财政加大投入，坚持公益这个性质，私立医院允许经营，发挥市场机制，良性竞争，作为一种补充。国家采取这种政策是有客观原因的。坚持“公益性”，就是坚持“非营利”，不允许公立医院创收，那政府就要买单。2008年中国财政给卫生部的拨款是832亿，再加上2007年留下的300多个亿，可供支配的是1100多个亿，可据一位专家测算，如果给予医生与其价值相符的工资就需要2000多亿，所以现阶段，中国还是应该要鼓励社会参与的。私营医院还是有政府的承诺和发展空间的。中国的私营经济的成功就是最好的定心丸。
第二，公益性，并不完全摒弃市场机制。在医院领域这块，政府肯定是要下大力气的，毕竟中国现在95%公立医院的比例，肯定会面对着一个调控改革的问题，政府会非常小心，干预的程度也会较大。但是药品及器械却没有涉及到也要公益化，而是保持市场化不变。以前对药价的一再干预也是其严重扭曲、背离价值规律、不良发展所造成的。既然市场化，也就是说在药品及器械这块领域是个自由竞争的状态，关键就要看那些药厂的老总们能不能把握好这个度，在自己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要忘了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地方政府摸索“主导”方法
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发挥多大的行政力量、承担多大的责任，这有一段艰难的摸索过程。其中最大的困扰就是对“公共医疗卫生是否应该与各经济领域一样实行市场化”的回答。直到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这才宣告了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彻底失败，从而确定了“政府主导”这面旗帜。
——新医改临盆，我们还要跨几道槛
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197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来自政府预算的比例为32.16%，到1996年却下降为17.04%。1997年后这一比例进一步降低，直到2004年才重新达到17.04%的水平。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而在欧洲国家如德国，至少有8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由国家负担。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在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2003年，我国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国家仅有15%至40%。
根据以上的数据显示，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严重缺位，财政投入明显不足。
大家都知道挑山公，有力气不说，关键是得有技巧。也就是说政府如今要把这个担子重新挑起来，光有财政投入是不行的，还得要有个好的安排，钱要用在刀刃上，劲要使在正点上。高强曾笑称，“100多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要花得有效益也很难。过去投入少发愁，没钱办事，现在投入多了也发愁，干不好不行啊。”
政府主导是不是又要回到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现在政府虽然没有拿出一个确定的方案，但是有点可以肯定，计划经济是经过实践抛弃的不合时宜的制度，历史的车轮是不可能倒转的。那么政府主导将采取何种形式呢？这点可以参考保险基金管理方面的措施，即成立单独的机构，保持其完整的独立性操作，而且从这届政府的执政风格也可以肯定政府不会再以管家的强硬形象出现，而是更加着重社会分工，尊重知识和人才，倾向于专业机构的操作，比如在资金的流动的管理上会青睐于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等。
所谓“政府主导”，是要在市场运作中，能保证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和福利性特征不变，在医疗机构市场运作的同时，加大国家投入，这样才能减少患者支付，做到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对公平与公正，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权利”的目标。可见，政府主导，至少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一、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充当“买单者”责无旁贷；二、不排斥社会资金，用于中国整体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与完善。
——英国全民公费医疗体系（NationalHealthService简称NHS）
1945年由工党提出并于1948年正式建立的。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完善，NHS已成为英福利制度中的一项特色工程，是英“从摇篮到坟墓”福利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NHS覆盖面非常广泛，集医学科研、食品安全、全民医疗保健、儿童保护以及对老年和残障人群的关怀为一体，现有就业人数100万余人，年需资金约500亿英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人年均83英镑（约1600人民币）。支持NHS的资金82%由政府财政拨款，12.2%出自国民保险税，其余部分来自社会及慈善机构的捐款和少量的非免费医疗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