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全国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红色中华》创刊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开辟与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广泛建立，建立一个全国苏维埃政权组织，以加强对各地工农民主政权的统一领导，便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经过充分准备之后，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这次会议，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决定创办《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在江西瑞金县城北的叶坪创刊，内务部长周以栗担任主笔。在创刊号上，中共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郑重宣布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该报最初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1933年2月，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
《红色中华》创刊时为铅印。中央印刷厂有几部四开机，既要印钞票、书报，又要印中央党刊《斗争》和少共刊物《青年实话》等，因而比较忙碌。由于《红色中华》编辑部距离印刷厂有七八里路，送稿、校对都需骑马前往。该报创刊时为周刊，从第50期起改为三日刊，从第148期起改为双日刊，每周出3次，星期日休假。编辑部工作人员很少，总共12人，而且在这12人中，专职办报者也并不多，多数兼有其他职务。但是，编辑部的任务却很繁重。不但要搞编辑、采访、校对，还要译电码、刻蜡版。为了保证刊物的正常稿源，《红色中华》编辑部成立了通讯部，在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等系统中组织了200多名通讯员，按期向通讯员发出报道指示、写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为提高通讯员写稿的质量，通讯员的稿件即使不予采用，也要加以修改，并说明不用的理由，退还给通讯员。从第56期起，《红色中华》还创办了《写给通讯员》一栏，对通讯员进行业务教育。为坚持群众办报的方针，《红色中华》特辟《读者通讯》一栏，专登读者对报纸的意见。凡是能够办到的，报社都尽快采纳实施。
《红色中华》为一张四开报，一般是每期四版，但并不固定，可以根据需要增减版面。报头、大字标题及图花都采用木刻，纸张为毛边纸。因为是中央革命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报道便集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要闻、国内局势及中外大事等方面。其版面分栏主要为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为丰富该报内容，从第70期起，新闻《红角》一栏，专刊各种文艺性的短文和识字课等。从第72期起，根据读者的建议，增设不定期的文艺副刊《赤焰》。
《红色中华》创刊时，正逢国民党积极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之时，因此，《红色中华》便针对准备粉碎第四次"围剿"这一中心任务，进行有力地鼓动与宣传。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红色中华》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喊出了"红军等着粮食吃"、"一升米，一分钱，送到炮火连天的前线去"、"一切为了战争"等口号，为筹措战争经费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与此同时，对战争的进程也进行了及时的追踪报道。
由于《红色中华》创办在"左"倾机会主义控制中央政权的时期，因此，它虽然在宣传工作中有显著的成绩，但也明显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大量宣传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特别是关于根据地建设上的错误，如过左的土地政策、过左的工商业政策以及过左的肃反政策等。1933年，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被打成"反党集团"后，《红色中华》也曾公开批评过这些同志。这些错误宣传，虽然有损于《红色中华》的光辉战斗形象，但这毕竟是时代的错误，不应归结到某个具体报刊上。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1934年10月，红军退出江西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色中华》在10月3日向中央根据地人民发出开展游击战争的号召后，宣告暂时停刊。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从第352期起，《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
《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中央级大报，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至1933年秋，每期的发行数达4万多份。
宁都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1930年10月，冯玉祥在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迫下台。蒋介石重金收买了冯玉祥的部下孙连仲，将冯的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全军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共6个旅。总指挥孙连仲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旅；高树勋为第二十七师师长，下辖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3个旅。董振堂、季振同、李松昆分别为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旅旅长，赵博生被孙连仲聘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军队向来是嫡庶有别。二十六路军因原属西北军旧部，收编前曾与蒋军血战数月，收编后又被蒋视作"杂牌军"，待遇与蒋嫡系部队相差甚远，故此，二十六路军与蒋介石有着深刻的矛盾。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心有余悸，整编后立即将之调往江西"剿共"，以顺便达到其铲除异己的目的。
二十六路军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多为陕、甘、青、宁等省区贫苦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31年初，当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由山东开赴江西"剿共"消息传出后，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即均表反对。部队到达南昌后不久，蒋介石就命令二十六路军立即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二十六路军由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分左右两路从宜黄、乐安向南进攻东韶、小布等处。二十七师进至永丰县中村地区，先头部队突被红军包围，被歼一个旅。二十五师闻讯，仓惶退缩到宜黄县城内。同年7月，蒋介石又发动第三次"围剿"，令二十六路军进至被红军包围的宁都作配角。二十六路军被困宁都，进退两难。其士兵多为北方人，久居南方水土不服，瘟疫流行，死亡甚多。宁都周围的红军对二十六路军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上则加紧了革命宣传活动。二十六路广大官兵对红色政权和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诽谤之词只不过是欺骗宣传罢了。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厌战情绪与日俱增。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愈加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立即出现了抗日救亡高潮。困驻宁都的二十六路军官兵受其感染，提出"回北方，打日本"的强烈要求，并立即付诸行动，部队离开宁都北上，准备开赴抗日前线。蒋介石对此严加训斥，并派嫡系部队进驻广昌，截断二十六路军的北上之路，二十六路被迫返回宁都。总指挥孙连仲束手无策，以养病为名离开宁都。随后，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也离开部队。二十六路军困守孤城，完全陷入绝境，广大官兵都在伺机寻找出路。
就在二十路军处于艰苦抉择时刻，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对二十六路军的争取工作，以促使这支部队举行起义，加入到红军中来。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曾在西北军中建立组织，对广大官兵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共产党员离开了该部，但隐蔽的党员仍然在继续工作。二十六路军到江西时，中共中央分析该部情况，认为它存在起义的条件。1931年3月，中央军委派共产党员王超、李肃、袁汉澄到二十六路军中工作，与隐蔽在该军中的共产党员刘振亚取得联系，有计划地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到"九一八"事变前后，二十六路军中的党员已达20余人，并成立了以刘振亚为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
中共二十六路军党组织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对总参谋长赵博生的政治态度极为重视。赵博生早在西北军时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大革命时期对蒋介石分裂革命行径极为愤慨，到江西后，对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设法予以释放。中共特别支部通过对赵博生情况的全面分析，认为他倾向革命，应尽早争取。于是以特别支部的名义给赵博生写了一封长信，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举行起义参加红军是二十六路军的惟一光明前途。信写好后，由罗亚军送电报文件时压在赵博生的桌子上。一周后，赵博生找到罗亚军谈心，对信中的观点表示赞同。经过几次长谈后，赵博生主动提出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中共二十六路军党组织，很快讨论并通过了他的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于1931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赵博生的人党，为争取二十六路军的高级军官创造了有利条件。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与赵博生是老朋友，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与赵博生也比较熟悉。党组织通过赵博生对董振堂、季振同的工作，董、季二人先后表示同意起义，并通过他们联络了一批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形成起义的骨干力量。
中共特别支部除了在二十六路军中发展党组织外，还利用拉关系、交朋友、谈心，或乘机以"发牢骚"、"说怪话"等方式，因势利导地去影响试探广大官兵的思想情绪。针对部队官兵日益高涨的要求回北方打日本的有利形势，以及士兵中普遍存在的怕红军、怕下雨、。怕生病、怕吃大米等思想，党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政治鼓动工作，使许多人开始向往红军的生活，同情中共的主张。1931年底，起义时机已经成熟。
起义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之际，中共在南昌的一个交通站突被敌人破坏，二十六路军内党的两份重要材料落人敌手。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急电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责令将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星夜押送南昌惩处。事发突然，中共特别党支部与赵博生商议，决定一方面由赵博生出面回电南昌"遵令即办"，一面派袁汉澄赶往瑞金向中央军委请示起义事项。
中央军委朱德、叶剑英等听了汇报之后，对起义作出指示：尽最大努力争取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起义后改编为红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袖，起义时间定于12月13日夜12点。为保证起义成功，中央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到彭湃（宁都）县苏维埃政府联络。
袁汉澄返回宁都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后，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立即召集会议具体研究起义方案。由于全军的冬装和军饷已由南昌运出，13日前即可到达，同时季振同认为改编后的部队番号太小，故而特别党支部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13日晚，特别党支部再次召开行动会议，对起义作了详细而周密的部署：14日黄昏全城戒严，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部切断；总指挥部电台、二十五师师部电台和蒋介石设在二十六路军的特务电台，分别派军予以控制；各要害部门、县政府及通往苏区要道，由刘振亚率人负责保卫；赵博生以执行"进剿"命令为名，宴请团以上军官于晚六时到总指挥部开会，由孙步霞率人负责协助解决到会的反动军官。
一切照原定计划依序进行。当夜宴会除了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他团以上军官都应邀到席。席间赵博生向到会军官讲明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并当众宣布起义加入红军。多数军官表示拥护，部分企图反抗或逃跑的，当场便被抓了起来。对不愿起义的军官，缴下武器和私章后，以他们的名义分别下令，调动其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接着，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回到各自岗位，各部按原定计划进行，进展极为顺利，只是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十几分钟的枪战，有轻微的伤亡。除了李松昆逃跑时带走一个团外，二十六路军官兵17000余人全部起义。
清晨，浩浩荡荡的起义部队，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的率领下离开宁都开赴苏区，当天晚上到达固厚，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了起义宣言，郑重宣告二十六路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宁都起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16日，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了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命令，并颁发了毛泽东和朱德签署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仲岳等为红五军团领导人。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次著名的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兵运工作的范例。它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削弱了国民党的"剿共"力量，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热情。红五军团的诞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