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撒网，重点捕捞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用句形象的话来形容就是：“与其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如将鸡蛋分开放入不同的篮子里。”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1．因贫而商，借贷起家
由于江西商人中谋求生计的贫家子弟居多，其资金来源是小额借款，这就必然使江西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的特点。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去经商的，因此，借贷就成为江西商人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鲁仕骥《中田保甲图说》称江西新城“为士者多以训读为事，为商贾者多假贷为生，为农者皆佃主租，终岁劳动，所得不足所食”。所谓“假贷”就是借贷，借别人的钱来做生意。
东乡县王曙斗，有位亲戚借他父亲千金，因经营亏损，无力偿还，曙斗将借券退回，不予索偿。
丰城熊作宾，幼年读书，长大从商，成为了大富翁，对同行经商者多加扶持，有刘某向其借贷千金，经营不善而亏本，熊作宾又贷给他千金，刘某终于获利数倍，偿还两次借款。在借钱的事例中，款额逾千的借贷是不多见的，更多的是小额借贷，这是因为江西人太穷，没有多少富裕之家的缘故。有的甚至借一二十、五六十钱的也有。奉新岳正光，父母双亡后，家贫不能吃饱饭，只得中止学业，到笔铺借了十支笔，卖了数十文钱，从而开始他的商业活动。
江西商人的借贷活动一般是在亲友同伴之间进行的。因为江西人家族观念强，而且家族能真心实意给予支持。有些家族还专门设有“生息资”，由全族共同出资为本金，借贷给本旗子弟经商业贾，利息则用于修祠续谱。借贷之间，一般立有文契。除专门施放高利贷的钱庄，亲友间的借贷一般也得支付年率10％左右的低息。
江西商人的借贷即使是亲友之间也要立有文契，要支付利息。这是因为亲友的钱来的不易，立文契后可以使他们放心。
江西人借贷经商，贷款一方，即宗族成员，非常看重借贷人的人品，他们那种真心实意的支持使人感动。例如新城陈世爵。人品在宗族中受到好评，因家境窘困，弃懦经商。一次，陈世爵从外地经商归来，途经吴城，不慎船翻货倾，只保了条命。想到这次出去的资金“皆受人所付托”，觉得回去无法向人交代，于是产生了投鄱阳湖自尽的念头。反复思考后，还是咬着牙，在湖滩上走了一百多里，找到一户人家借了一套衣服和一点钱，回到家乡找到那些将本金付托给他的人，对他们说，我这次不幸遭难，一定变卖家产，归还本金，如果不足的话，到各家做工以还钱。那些乡邻不仅没有怪他，而是再一次凑集数千金给他，结果获利数倍。这种事如果在其他地方发生，大都是不可能的。江西人的真诚和厚道使陈世爵绝处逢生。
由于江西商人中谋求生计的贫家子弟居多，其资金来源一般又是小额借贷，这就必然使江西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
江西商人的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逐步进行资本积累。因此，经营行业多以本地物产为依托，循时渐进，根据自己的财力和能力再进行经营行业的选择。
自身积累，因地制宜，因时而异，这是江西商人的必然选择。
2．家庭式产业，举贤不避亲
商人的经营方式决定于商品的种类、资金的多寡及经营规模的大小。江西商人最常见、最大量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个体经营的模式决定了经营的规模不需要很大，不需要很多人。于是，男子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子弟务农，则成为江西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
江西鄱阳史永寿娶妻子杨氏，新婚不久，史永寿便对妻子说：“我们结婚，借了人家许多钱，指望田里的粮食是很难还完债的，不如到外面去做点生意。”
杨氏是一个识大体的人，说：“你去吧，家里的父母由我来照看，只是记得早点回来。”
史永寿说：“那是，明年年终就回。”
走之前，杨氏将惟一的一枚金针当掉，给丈夫做盘缠。小两口便洒泪而别。
史永寿到外地后不久，经商挣了一些钱，托朋友寄了一些回来，但不久，选经福建的时候，染上瘴气，客死福建。此时，杨氏才26岁。
史永毒死后，杨氏终身守寡，赡养公公婆婆，抚育子女成人。
像史永寿这种现象，在江西商人群体中是很常见的。江西商人中这种男子外出、妻子持家的风俗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应商人家庭分工的要求而出现的。除了妻子持内之外，还有一些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持内的。
崇仁黄二严，其父年轻的时候外出经商，三十年都没有回家，也没有一丝音信，二严操持家政，上事母，下教弟，后又远涉云南，将因经营亏欠而羁留在那里的父亲接回。
广昌毛普圣，未出母腹，其父就外出经商，二十年信音全无，毛普圣长大成人后，娶妻以养母，而自己则出门寻访父亲，但是，他不如黄二严幸运，只找到了父亲客死异乡的坟墓。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主伙或伙东关系在江西商帮的商业活动中也有所发展。这是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卜的必然产物。在江西商帮中，主伙关系的实质一般是亲友关系，如果事业发展得很大了，那么亲友会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去，江西商人认为，惟有亲友才是真正与你同心的人，而其他的人都是貌合神离的。
在主伙关系中，一般有两种形式。
一是主伙共同贸易，这种关系带有商业雇工的性质，主为老板，伙为职员，这种职员具有相对稳定性，与临时性的挑夫脚夫等不同。
会昌萧敏纪幼时家贫，十四五岁就和兄弟萧维三为大户当雇工，他的舅父经商至四川，在该地成家定居，后来经营规模扩大，需要帮手，于是写书信给萧敏纪父母，请他们让一个儿子去帮忙，结果萧维三去四川，帮助舅父经营。
崇仁县吴禹，父亲早死，由母亲抚养长大，他的叔叔开了一个杂货店，需要一个人帮助关照，这时吴禹才七八岁，于是成了其叔父的小伙计，叔父每日给米半斤，吴禹只吃一半，然后把剩下的米藏起来，拿回家去给母亲吃。
吴禹与其叔，萧维三与其舅，均为伙东关系，不同的是。萧维三是成人为伙，吴禹却以幼童为伙，他们所得到的是报酬，吴禹每日半斤米，萧维三做了几年伙计回来探亲时，已小有积蓄。在这里，东家对伙计的剥削是以舅父、叔父对甥侄的照顾这一方式表现出来的。
二是东家出资，伙计单独经营。
金溪县李先诚幼年丧父，随他的母亲为周姓进士家做佣工，周进士未达之时，经常教李先诚读书，又开了一间书铺。入仕后，书店无人经管，李先诚为报周进士之恩，代其经营店业。
新城涂肇新，年轻时负贩两湖川滇，积有家资，晚年回到故土，不再外出奔波，于是将本钱托付给伙计，让其代往苏浙贸易，没想到伙计将本钱花光，并且买了两个女人回家。有人劝涂肇新将此人送到衙门去，涂肇新笑着说：“彼不义，但取我之财，而致彼败名丧命，何忍乎。”于是不问。
从上述两则记载看，两个伙计都是东家比较亲近和信任的人。但一个为报恩，一个却行不义，侵吞东家资本。但不管怎么说，都体现了江两商人注重家庭式经营为主，全家鼎力相助。在关键部门任用亲友，做到举贤不避亲。
3．讲究商德，遵守商业规则
注重“贾德”，讲究“贾道”，建立商业信誉，是江西商人致富的一个成功之道。
江西商人一般都注重商业信誉，讲究职业道德，他们认为要待人以诚，才能做长久生意，打长久交道，有两个典型事例可以说明江西商人的这种特点：
临川张世远、张世达兄弟交替往汉口贩卖纸张。一次，张世达从汉口卖纸同来，和张世远一算账，发现货主钟良佐多给了100两银子，因为是老主顾，所以张世达当时没有点钱。兄弟俩商量后认为：“这是非分之财，要还给他。”下一趟本该张世远去汉口，但为这件事，仍由张世达去。
临走前，张世远对张世达说：“要不将这一百两银子买了纸去，反正良佐也是要纸的。”
张世达说：“不妥，这是货主的钱，如果他不愿意要纸了呢？那我们岂不足有要挟之嫌，不如我们先垫一百两银子买纸，然后将货运到他那里去，征询他的意见，如他不要，就将纸卖给别人。”
张世远认为这个意见很好。
两人拿出100两银子全买了纸，携往汉口，找到货主钟良佐说明原委，钟良佐听后大为感慨，欣然接下了张世达运来的纸。
江西商人注重商德，还体现在“以和为贵”上，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发生商业纠纷后，一般情况下，双方协商处理，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新城邓兆龄，在外经商，赚了钱后，托一个乡绅在家乡添置田产，结果受骗，空费了1000两银子。有人劝他提出诉讼，他却说：“如果打官司就会败坏他乡绅的名声。”于是置而不问。
金溪刘光昌晚年居家，仍做典当生意，许多乡民用衣被典贷撷食，一年，因歉收，无法赎回，天气渐寒，刘光昌将这些乡民召来，让他们将衣被全部取回，所贷粮食均不再索。行人不解，刘光昌说：“天气凛冽，自己的邻居在一旁寒号，我怎么能安心躺在被子里呢？”于是将所有的债券全部烧毁。
又如新城吴大栋，父母死时，留有债务未偿还，办完丧事后，吴大栋到广东去经商，十几年后，他发迹了，于是就带着财物往寻债主。这时，债主早已去世，借资也无文字凭证，其家人亦不知此事，吴大栋仍然反复说明原委，偿还了这笔债务。
江西商人经商讲究“贾德”，还体现在互帮互助上。江西商人喜欢一伙人在一起做生意，但是每个人在经营上又完全独立，均各有各的资金与货物，平时互不干扰，但是如果有人亏折或发生意外，团队的力量就显出来了，大家会借钱给他，或提供货物给他。
彭泽县张宠在苏北临城经商，有几位也在该城经商的同乡商人因事下狱，狱卒敲诈勒索，不胜其苦。张宠知道后，想了许多办法营救都没有效果，于是倾其所有，找到一位在邻县任官的同乡，请其代为行贿，终于将六人救出。其中一人出就后就病死，张宠又购买棺木护送归葬。
《瑞州府志》记载：高安梁懋竹与二位朋友同舟贸易，船行至洞庭湖，夜泊，有水盗持刀登舟，索取财物，懋竹将自己的钱财全给了他。水盗又逼他的二位朋友，懋竹骗水盗说：“这是我的两个兄弟。”水盗听后，这才离去。从这段记载看，梁懋竹与他的朋友显然也各有本金，属结伴而非同本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