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要救市：“我口述一则声明：‘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2万台放像机。’”王石交待给了不明其理的广告投放部经理，并要求第二天就刊登在《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上。
广告登出，售卖放像机的电报雪片似地飞来，而王石却安排技术维修部出面，组织了4个验货小组到珠三角求售的公司验货。由于当时大都是期货，采购人员咬定：必须看到现货检验之后才能签订合同。
最终，精明的王石并没有进一台放像机，却将市场零售价微妙地从2700元稳在了2900元。而在中心内部，王石却如此表述了对市场发展的看法：“必须迅速走货，不惜亏本，溜得越快损失会越少；资金回笼了做新的生意，将亏的赚回来。”王石盯上了同为“空手道”操盘手的陈宇光。
尽管中心不少人担心将3000万元的放像机放在一个个体户身上可能风险太大，但王石却怎么也忘不了，一次陈宇光为了按期给自己的客户送货，浑身血淋淋地赶到中心开提货单的场景。
于是，王石通过做陈宇光的思想工作，让他替自己承担起了15000台放像机的销售任务。关于这件事，王石在自己的回忆中记载下了与陈宇光的如下一段对话：
“给你赊销。”（王石）
“嘿嘿，你想开溜啊。什么价格？”（陈宇光）
“1500元。”（王石）
“你急着出货也不用价格这么低，按成本价格1900元卖给我就可以了，不能让王老板亏本啊。”（陈宇光笑说）
“快出货。我的要求就是迅速资金回笼，绝不允许你用回笼款滚动做其他生意。我预计这担买卖银码大，你或许不会赚到多少钱，但在西南市场你将是大销售商了。我这里已草拟好合同，你看一下。”（王石）
很快，市场表现出了它那无情的一面，价格开始“跳楼”。刚开始零售价还在2500～2650元浮动着，进口批发价缓慢地下滑到2100元。但随后醒悟过来的商家开始降价抛货，2000、1900、1700、1600、1300、1100、900……
后来，想起那时的情景，王石也不无得意地说，“当许多商家还在幻想王老板的大订单的时候，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已经开始通过陈氏兄弟的渠道消化，资金一笔一笔地回笼。”
只是天性好胜又精明的王石并未就此甘心。当市场批发价格下跌至1000元时，他凭直觉认为“补回损失的机会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王石是怎样扭亏为盈的：
当市场价格跌到800元时，他交代“只要不超过1000元，市场的存货全收”。
随后，他打电话给陈宇光：“我继续向你供货，价格1100～1200元。”对于陈宇光“我可以买到低于1000块的为什么要进1100的”反问，王石真诚而坚决地回答说，“我要弥补前期削价的损失；目前零售价可以卖到1300左右，给你留有利润空间。不许你直接进货，你的回款现金必须流进我这儿。”
最终，两个相互欣赏的“空手道”还是牵手在了一起。王石的中心不仅补回了之前亏损的600万，还盈利400万。而令王石本人也没想到的是，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有意经营放像机的，大都会从展销中心进货。“想进口就找王石，千万别同他较劲”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
4．“股份制”的诱惑
商海中的人们，大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有赔有赚，再精明的人也不可能在商海中一直顺利。王石也是如此。
1985年后，随着市场大环境的不断变化，王石主持的展销中心不仅面临着业务萎缩的考验，公司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还内外相联。
放像机的先亏后盈虽然解决了存货积压，资金也迅速回笼，但是，王石却不得不面对中心盈利能力日益下降，市场逐渐萎缩的不利现实。随之而来的，就是王石创业路上的首次员工裁减。尽管他有一百个不情意，但为了保存必要的生命力，在尚无其他有效办法的情况下，王石最终还是忍痛将中心的员工减少了20%。王石称之为“这是我创业以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如果说这次裁员让王石首次体会到了当老板的无奈，那么，因公司体制而引发的另一种不如意，则为他日后彻底地放飞自己埋下了伏笔。
据王石的回忆，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高达165.3米的特区发展大厦，投资贷款来自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一年后，还款期到了，由于特发总部财务上并没有多少外汇，特发公司领导希望能动用王石展销中心所有的800万美元外汇额度，并许诺王石一个总公司副总的位置。
考虑到如此操作，自己亲手打造起来的展销中心就可能名存实亡，王石给出了“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的答复。他与特发公司高层出现了面对面的冲突。
果然，事情随后的发展让王石感到了似曾相识的苦闷和不爽。
很快，王石被通知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以及展销中心经理职务的撤离。只是由于他骨子里的不认输，才最终没有让新被认命的经理抢去位置。“我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王石如此解释。
后来，虽然800万美元额度仍属展销中心，但中国银行获得特发公司的通知：不经特发的同意，下属的展销中心不得动用800万额度。
好胜的性格提醒着王石要进一步主动。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情况，王石与自己的搭挡张西甫决定，在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从行政上使展销中心归属新一代公司。王石希望这样能拉远一些中心与特发总部的层次距离。
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鼓励深圳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然而，政府下属的几家大企业（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进出口公司、贸易发展公司、物资总公司）没有一家响应。而当王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暂行规定》的影印件时，他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嗅到了某种能让他飞起来的异样海风。
1987年后，王石主持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更名为“深圳现代科仪中心”。虽然在行政管理上同特发隔着两个层次，但王石越来越觉得“防火墙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先前发生过的变故仿佛时刻在提醒着他，中心行政上的人事风险要大过经营风险。王石想到了上文提到的《暂行规定》鼓励的股份制改造。
“分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防范企业人事风险的最佳选择。公司的决策层很快统一了思想，要把科仪中心改造成一家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股份公司。”王石后来回忆说。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如何去完成。
不久，“深圳现代科仪中心”又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英文字母缩写MEC），而王石和自己的搭挡也开始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但国营公司的背景使员工对股份化改制的抵触情绪逐渐显现，要求分钱、进行住宅私有化的呼声也进入了王石的耳朵。
但是，决意已定的王石会商管理层后，组建了股份化筹备小组，招聘了三位专业人才，并在顾问公司香港新鸿基证券的指导下，反复修改多次，最终确定了招股通函。
说起那时的情景，王石有一段话：“我们最初靠贸易起家，在开放之初的深圳，搞贸易往往需要搞关系、倒批文，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公司要发展，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再走老路，从现在开始就要规范。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力图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来做。从谋求股份制改造开始，我们就需要把规范化放在核心的地位。要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这是王石当时在公司规范化的专题会上说的一段话。
而王石后来也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兴奋的大脑里飘荡着一面旗帜，一面创新企业的旗帜，领跑在创新改革的大路上，飘啊，飘啊……”。
5．“如来佛”是个什么人
王石在自己的公司股改申请报告中，将公司1300万净资产按照5：5划分，国家和企业职工各一半。之所以这样安排，王石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从法律上看，公司持国营牌照，风险由国家承担，但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国家却没投一分钱，说全是国家的也不合适，因为资产是我和员工们赤手空拳做起来的。”
没出王石预料，这个比例到了主管部门那里碰了个善意的钉子。当时主管体制改革的一位深圳副市长提出了“四六”，而王石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能“产权界定清楚”。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觉得“二八，甚至一九都干”！他爽快的答应了。
不过，王石的愿望并没有那么顺利。第二天王石被告之：特发的一位副总带领一拨人在市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这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
于是，同意王石主持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被暂停下发，待现代企业公司与上级公司协调好以后再另行上报审批。王石和公司的管理层只有硬着头皮面对了，他不得不去特发集团总部做出解释。结果是特发管理层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现代企业公司的股改申请。
“听完我的解释，没有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这是王石回忆当时对话的一段文字。
王石天生的野性似乎又被激发出来了。
按照股份化筹备小组应急方案的建议，他与张西甫一起直接约见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王石得到了鼓励：“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
时间不长，另一位市委副书记终于给了王石和他的搭挡们明确态度：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积极性。
此时，特发高层也似乎只能顺水推舟了。
四“第一地产”锻造
时刻准备着，并善于把握时机，王石让难得的机遇或是幸运转变成了自己创业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王石一刻也不愿停留的创业冲动，还有他那或隐或现的创业梦想。为此，王石的野性给了他不断抗争的勇气，而心中痴迷的那份梦想，则使他变得无比执着。
也许正因为有了如此的王石，中国地产界也才有了如今的“第一地产”吧。
1．“现代”到“万科”之变
现代经济活动中，企业犹如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想在瀚如烟海的众生中先跨出一步，一个响亮且有寓意的企业名称是管理者首先要解决的。
已经拿到股改尚方宝剑的王石，还有他背后的管理层，立志于通过这次股份制改革，打造一个产权清晰、符合现代企业要义的新企业。于是，重新选择一个公司名称成为眼前的重要事项。
其实，正如王石自己所言，他所主持的公司名称一直都在调整、变动。改到1988年时，王石倾向于“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他认为这个名称“简洁、易记、琅琅上口”。只是不久在办理股份制手续过程中，意识到这个名称没有顾及到国际层面。于是，王石和公司的管理层又开始了更为慎重的改名过程。
这期间，王石和公司管理层甚至做出了一些看似颇为夸张的举动。据王石后来说，为了改名，公司管理层和部分总办人员乘海船，在珠江口海域兜转，“惟一做的就是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插上想像的翅膀，畅想公司的名字和寓意。”由此可见股改时的王石对于新名称的战略重视。
经过一番酝酿比较，王石和同伴们的讨论最后集中在如何从“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的英文缩写“MEC”三个字母中延展出新的名字，以图连续性。期间，一个从深圳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的员工由“Marlboro”（中文译名“万宝路”）想到了“万科”的名字。于是，众人讨论的最后结果就是，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犹如重生的王石，潜意识里尽是创业的兴奋。他已经开始有了要将企业打出名牌，标出身份的意识，他甚至决定从现在开始就给公司设计一套整体的VI识别系统。
1988年11月21日，是王石和万科创业历程中极为特殊的一个日子。
这一天，深圳市政府批准股份化改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发行万科股票，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入股，国家占60％，职员占40％，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800万元，其中1000万元为特别人民币股，由境外投资者购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则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
中国后来最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由此诞生。
紧跟其后，王石开始了精心的公司宣传部署。同时，参照香港资金市场公开招募资金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企业必须将募集资金文件在公开刊物上刊载。如果不在公开刊物上刊登招股说明书，就相当于私募资金，意思就全变了。这其中，深圳的头号报纸《深圳特区报》成为了王石和万科的主要宣传阵地。
用王石的话说，“在这段时间，我带着万科的孙路、冯佳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1988年以下的几个日子有必要在这里交待一下：
12月6日，召开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次发起股东会议，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等一系列重要决议；
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复了“发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申请书”，同意公司申请的各项股票发行事宜；同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签订了《股票事务协议书》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包销合同》；
12月24日，万科第二次发起股东会议，会上全体发起股东一致选举王石为万科法人代表；
12月25日，万科与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签订股票代销合同；
12月27日，万科的招股通函首次在当日的《深圳特区报》第二版登载，这是国内第一份按照国际惯例面向社会公众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股通函；
12月28日，万科股票公开发行。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于“股票”这样需要用钱来买的新生事物，可以套用一句歌词来形容了：“想说爱你不容易”！
王石自己后来是这样描述的：“1988年的12月，同一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即使万科是通过公募的形式，特区党报摇旗呐喊，企业、市民仍不买账。”
后来，为了改变自己公司股票销售的被动局面，王石和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一个“龙年计划”。至于细节，笔者将之放在后文中的独立章节详述。
2．“综合商社”式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