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伟大的史学家，他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孺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一、司马光砸缸
司J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为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像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明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废寝忘食”。七岁时，他便能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另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嬉戏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进了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就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竟如此冷静，从小就显示出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事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称得上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不为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的决心。此后，他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简朴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他也以此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也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一些，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在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便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抵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耕作。”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不注意提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律、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更为精深。
当时北宋建国已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也能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针。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冒死进谏，当廷与皇上争执。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皇上的忌讳，群臣都缄口不言。但司马光之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了，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应该马上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值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皇上，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甚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太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濮王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而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一。御史台的六个人还据理力争，结果都被罢官。司马光便为他们求情，但没有得到恩准，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还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有一年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便向掌管军事的韩琦询问。韩琦说想用突然征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谅祚。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琦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来戍边的，但司马光表示不信。果然不出十年，事情真如司马光所料。
蔡京像还有一件事说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谅祚。司马光上书表示反对，他认为：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胜谅祚。即使侥幸得胜，倘若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谅祚。而且嵬名山如果失败后来投奔我们，不被接纳的话，穷途末路，就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活命，成为我们的祸患。
皇帝因为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便西边狼烟四起。
司马光当时在政治上是一名守旧派，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变法。他说：“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而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实施的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而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一定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必须得有良匠优材，而现在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最后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种种不利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四、编写“通鉴”
着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在与丞相王安石政见不同的情况下，他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并希望通过编写史书，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司马光在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几间屋子都是史书，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完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数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就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因此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着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编写，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怨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查阅，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了序。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详细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总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都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
《通鉴》的着述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司马光着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传，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到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部都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着作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着述，主要的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诒》、《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五、司马相公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就被升为资政殿学士。虽然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则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前去奔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皇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便上书奏事的人达到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政治革新。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而已。
此时，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年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订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的祸害，应该像救火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来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马；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全都卖掉，不取利息，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规完全废除，他是死不瞑目的。于是他写信给吕公着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托付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等，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又废除了青苗法，恢复原来的粜籴法。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们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戍守边境的将领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时，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常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
元祜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皇帝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去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祀；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来祭祀。
六、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都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旦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都被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都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钱，把丧事办得体面一点，但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褒贬不一。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而当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毫无政绩可言，而且还被列入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轶首论“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
但是在立碑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清廉正直，现在却要列入奸党之列，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在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古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便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位“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