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六月的第二十八天，是我得拯救的日子。早上六点整，我醒来，意识到今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传来天主教教堂的钟声。每周日的礼拜我还是会去的，但心里已经不太情愿。“好吧，”我告诉那钟声，也告诉自己，“至少从明天起你再也扰不到我了。”不过我没有动，静静躺了一会儿，仰头，窗外杨树叶窸窣作响，轻柔自在；这是新斯科舍的早晨。
如此重大的一天，我没有着急起床，至少一部分原因是我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与教堂钟声那低沉庄严的节拍大相径庭。父亲不规律的鼾声，呼呼作响、粗嘎刺耳，带着湿气从隔壁传来。虽然我只能听到他，但在我脑海中，与眼见无异。他必然仰面躺着，渐渐稀疏的铁灰色头发散乱在枕头上，他深陷的脸颊，甚至他乌黑的眉毛都会随着他杂乱的呼吸而起伏。他的嘴巴一定微微张开，嘴角有细小的唾液泡沫鼓起又见破碎。不出意外，他的左臂甚至左腿会甩出床沿，搁到地板上。从他的姿势判断，好像父亲已经在睡梦中预防了任何不测，碰到意外只需向左稍一侧转，再挺直身子，他就已经立在床边了。他的身体总有一半接触地面，严阵以待。
我们家里父亲总是起得最早，我想，再过那么一会儿他也就该起来了。他会像被谁掐住了脖子，倒吸一口气，鼾声也会随之戛然而止。然后隔壁会传来悄悄走动的声音，接着，那扇歪斜的门会被推开、关拢，父亲会穿过我的房间。他一般左手提着鞋子又同时揣着裤子，而右手正试图系上纽扣，拴起皮带。自我有记忆起，父亲走过时一般已穿戴完整，只剩纽扣、搭钩之类他不擅长的环节了，因为在他以前干活的小矿，一枚炸药从他伤痕累累的右手夺去了食指和中指。不过对剩下的手指，他也期望不高，只求能“拿捏拨扯”、系纽扣、拴皮带就行；而这些任务它们也尽己所能，但总有种胡乱摸索的绝望之感，让人难以放心。三根手指时常显得勤勉有余，但它们自己好像也觉得有些力不能及了。
经过我房间的时候，为了不吵醒我，父亲会走得轻手轻脚，而我会闭上眼睛假装睡着，让他自以为得计。等他下楼生火之后，我和母亲会稍待片刻，然后用咳嗽声试探交流，确定谁是下一个起床的人。如果我咳了，示意我醒着，那么就该我随着父亲的脚步下楼；若是我不做声，那几分钟之后母亲也会从我房里走过。这时我会第二次闭起眼睛，但我一直觉得这招对母亲不管用；她不像父亲，我总感觉真睡假睡之间的区别她心里是十分有数的。而玩这些把戏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并不光彩。不过今天，我想，这是最后一次，我希望他们都比我先下楼梯。因为今天我有些自己的事情要办，而我拥有的时间也很短：父母下楼之后不久，我的七个弟弟妹妹也都要起床了。
他们此刻正睡在走廊对面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两个大房间，一般我们就叫“女孩房”和“男孩房”。前者住着我的妹妹们，玛丽十五岁，朱迪十四岁，凯瑟琳十二岁，伯纳黛特三岁；另一间房里的丹尼尔九岁，哈维七岁，大卫五岁。他们的世界有大不相同的光景，很是其乐融融，常传出掩不住的嗤笑声，随兴演起的哑剧，以及压低了声音的枕头大战，他们入睡时，被窝里会有经常易手的漫画书和他们偷带去的饼干的碎屑。而“我们”这一侧就不一样了。两间房，只有一扇门，正如之前说的，父母出入都要经过我的房间。这样的结构的确是不尽如人意，父亲曾提出过要从门廊往他们房间开一扇门，然后将连通我们房间的这扇不合格的歪门彻底废置。但父亲大概也曾计划要将各房间的房梁和拱肋封掩起来，这后一件事同样也没有动静。冬天最冷的早晨，你抬头就能注意到银色的钉帽结起了霜，还能在寒冷到清澈的空气里看见自己的呼吸。
睡在走廊这一侧，让我自觉特别成熟，全然不属于弟弟妹妹那个隐约满是欢声笑语的世界。这大概跟我比第二年长的同辈还大三岁有些关系，当然将我跟他们分隔开的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我们都曾有一段时光睡在父母房间的婴儿床里，因为我最大，是最早搬出来的，所以就住到了旁边的这一间。他们将我放得如此之近，或许是因为我是他们第一个孩子，没有照顾婴孩、幼童的经验，所以更紧张些，担心得也更久。所以，自打我记事起，就已经独自躺在这张床里了。我之后是三个妹妹，与我最近的弟弟，丹尼尔，跟我差了九岁，已经算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了。那时，父母似乎觉得没必要让丹尼尔跟我睡，或是让我们兄弟一起搬到对面去，可能是他们听惯了墙壁另一侧我的呼吸声，或者他们知道我知道很多事情，也了解他们的习惯，无奈只得信任我，把我看做他们的同辈，抑或更亲密些，当做他们的朋友？半夜醒来听到父母在隔壁做爱是件诡异而寂寞的事情，你甚至数得清来回的次数。然后你又会想到，他们其实知道你知道，但他们真的不清楚你知道多少。另外，你在揣测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知道的，同样他们也在琢磨你是从何时起开始懂得了这些事情。过去四五年，我躺在那里，任情欲如海潮般冲刷我，除了那段肿胀的肌体，我还有其他的困扰，比方说同情父母必然会有的尴尬，也为我们家中那体无完肤的“个人隐私”而觉得可悲。当两人知道他们性生活的第一个成果正在几尺外收听实况，恐怕要再继续也很不容易吧。而且，我猜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并不知道我已知晓。
是七年前爷爷告诉我的。那时我十岁，爷爷八十，春日融融，他一下午都在镇上的酒馆里，喝酒吐痰、拍桌子捶大腿，矿里伤残了四肢的朋友们抽着烟斗，爷爷的脑袋始终笼在烟雾里。当我背着包经过酒馆大门时，爷爷喊住我，如同我是辆小出租车，说他想回家。于是我们穿街过巷往回走，老头虽然脚步不稳，但奇怪的是腰板依然挺直，我在旁边就显得瘦小而窘迫。爷爷要我走在他旁边，但绝不许我动手扶他，因为那样会伤害他的尊严。
“我完全能自个儿走回家，詹姆斯，”他说话时也不低头，只有目光越过鼻尖和海狮胡落在我身上，“没有人在带我回家。我只是找个路伴儿而已。所以我走在这边，你就走你自己的，我们就像两个朋友出来散个步。不对，不是像，就是。”
可等我们绕进一条小巷，他就左臂撑着一幢房子的石头外墙，将额头抵在小臂上休息起来，右手开始摸索他的前襟。他这么站着，头顶着墙壁，脚离开墙角两英尺，活像几何课本里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鞋子还踩在自己的尿液里，他就开始朝石墙里嘟囔，说他爱我，说他虽然那时藏在心里，但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很爱我。
“你知道吗，”他说，“你妈不当心有了孩子的时候，我有多高兴啊，高兴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你奶奶那时可生气了，你外公外婆就知道哭，在那里绞着他们傻了吧唧的两双手。每次碰到他们，我都低头绕着走。我知道我该求老天宽恕，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求神拜佛想要的结果啊。听到这事，我说：‘行了，他现在只能留下来娶她啦。因为他就是那样的男人。然后，他会接我的班，也算完成了一桩心愿。’”
这时，他的头从左臂上滑落，摇摇晃晃之中猛地转过来差点撞在我身上，好像刚知道我在他旁边一样。“天呐，”他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我这个自私的老糊涂蛋！我都干了些啥呀！刚刚的话当我没说过！”他一开始抓我肩膀太过用力，后来松开了些，可一路回家他那只大手都搭在我肩上，始终没有拿开。一入家门，他立马瘫进最靠门的那张椅子，几乎要哭出来：“我是不是告诉他了……我是不是告诉他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奶奶突然警觉起来，马上走近他逼问：“你告诉他啥了？”而他抬起双手，又任由双手跌落回大腿上，似乎在说事情已不可挽回。“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似乎真的吓坏了。
“回家去吧，詹姆斯，”奶奶的语气平静温和，虽然我知道她心里肯定气坏了，“这人上了年纪，你不用睬他。他这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什么时候该闭上嘴巴，什么时候该拴起裤子。”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注意到他之前撒了尿还没拉上拉链，内裤都没扯正。
之后这件事再没人提过，但爷爷奶奶一个如此惊恐、一个如此愤怒，我就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因为若不是真事，他们的反应从来没有那么激烈过。于是，我就不再去探究真伪；而有了这层额外的讯息，躺在那里听见你弟弟妹妹“从无到有”的声音，就更奇怪了。一来是你好像也参与了这个过程，二来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起始是不同的，至少不是在那张床上。我想象过相片里老式车的后座，被拆除的舞厅背面的草坡，或是海边的沙滩。我总愿意相信，怀上我对于他俩来说是不同的，那时曾有欢欣，而不只是无动于衷的释放。但我们每个人估计都愿意自己是爱的衍生，而不只是添置的必需品，都希望在那次勃起之前，是和睦与满足。当然，我的想象恐怕和事实不符，就如同我对很多事情所做的揣测一样，或许我对他们当下的感受也一无所知，更不用提彼时的情形了。
但今天以后，或许这些事我再不需要费神了。我如囚徒般从小到大都拘禁在布雷顿角岛上这个污浊的煤矿小镇，终于，这一切都能抛诸脑后了。我认定世上任何地方都好过这些破败的煤矿、这些烟黑色的屋舍，特别是近几年来，这些想法在我心中愈发鲜明。它似乎跟我对性的渴望同时兴起，与情欲相仿，只要第一波浪潮涌来，就只会随着时光推移，与日俱增。我一定不能成为第二个父亲，我一定不能和此时在楼下的父亲一样，盖个水壶要乒乓作响，好似他有什么急事，有什么地方要他急着赶去。只不过，他其实无处可去。我也不能变成爷爷，他九十多了，老态龙钟，每日只是坐在窗前祷告，偶有清醒的时刻，想起的也只是他自己在矿上的壮举。他喜欢讲的故事里，总有他与父亲立的木桩如何挺直；当然，时过境迁，矿下他建的那些巷道都快坍塌了，那时他六十二，父亲二十五，而我还没出生。
爷爷退休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出过力的那些大矿，虽然在他的回忆里如此诗情画意，但实际上都已停工。三月初以来，父亲也没有再干活，而且他自己不愿待在家里，所以见到他更让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放松下来。特别是正值暑假，屋子里人声鼎沸，这种紧张感更被加剧，无处可以排遣。今天一早，听他来回走动、大声地摆弄着炉盖，假装他不得不如此，假装他正手忙脚乱因为哪里正需要他，我就觉得和父亲之间隔着一道辽阔而潋滟的海湾；同样遥远的还有那个初为人父的他，会让我骑在他肩膀上，带我去杂货铺买冰淇淋，去看我看不懂的棒球比赛。他还会带我去矿场让我摸摸那里的马，甚至让我坐上那宽广柔和的马背。我们靠近的时候，父亲会跟马儿轻声说话，让它们知道我们的方位，这样他伸手触碰它们，马儿才不会受惊吓。这些马都是看不见的。它们在矿下劳作过久，已经不识光亮为何物，而后，黑暗的工作环境也成了它们的整个世界。
可现在，即使父亲空闲下来，他也不会再和弟弟妹妹去做这些事情了。他老了，头发也白了，除了右手少掉的手指，有一次，钻头失灵，在他发际线处留下一道伤疤，一直延伸到右脸，如同一道凶残的闪电。晚上，我听到他的咳嗽和大声喘息，都是因为煤矿在他肺里积下的岩粉。他在恶劣的煤矿里吸了太多恶劣的空气，这些咳嗽或许也表明，他的寿命怕是不会太长了。走廊对面的弟弟妹妹，等到他们也十八岁的时候，怕是不能像我一样听到他摆弄炉子的声音了。
我最后一次仰面躺在这里，想起在地下第一次趴在父亲旁边。那是一个海底的非法小型煤矿，父亲从前一年的十一月开始在那里干活。学期结束，我就去找他，跟他一起干了几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那个小矿也最终关掉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那里干活我还挺自豪的，爷爷难得清醒，说：“一旦开始，你就停不下来了。地下的水你喝上一口，就会一直再想回去喝。那种水会渗进你的血液里。我们的血管里都有。我们家从一八七三年开始干煤矿一直干到现在。”
那个小矿付的工钱很少，装备和通风都很糟糕，而且因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也无任何安全规章可循。第一天，我们匍匐在煤块和页岩碎片上，水从我们四面渗出，又好像要渗进我们的身体，而且只要我们不像鼹鼠一般向前爬行，寒气就立马侵入骨髓，从不留情。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很难活着出去了。我们先要用钻帮和钻头，再用炸药，最后是镐头和铲子，开采一条很窄的煤层。我们爬行的矿道不足一米高，而父亲早已练就成机器一般，只顾往后铲着煤，而我也干不了什么，只是遵照父亲的嘱咐，不去担心巷道会塌下，不去害怕老鼠蹭我的脸，不去管我的腿、肚子和蛋蛋因为浸水都已经没了知觉，也试图忘记因为粉尘我几乎没法呼吸，而即使呼吸到了空气，那也是二手的了。
有次我感到一样什么东西从我身边呼啸而来，在我灯的光亮中见到父亲的扳手在我头顶画了一个弧，砸在我身前一臂远的地方，吱嘎一声异常尖利。于是我就看到这只躺在我眼前几英寸的老鼠。它的头已被砸碎，溅在煤块上扳手上，却还在兀自呻吟。而它抽搐的两腿间，淌出一股黄色的尿液，虽然转眼就流尽了。父亲撂下扳手，拎起还未死透的老鼠的尾巴，粗暴地将它朝后甩去，我们就听到它在墙上弹开，又啪的一声落进水里。父亲咬牙切齿地骂了句“狗娘养的脏东西”，接着把扳手在墙上抹了抹。我和父亲都不再动，躺下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一同在黑暗和潮湿中抵受寒意。
说起来也奇怪，我有时分不清为何我一定要离开，是我真的深恶痛绝此间的万事，还只是因为那个煤矿都已经不在，而尽管其糟糕如此，或许去一个你厌憎的地方也好过无处可去。也正是这一点让父亲越来越紧张，因为多年来，他一直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辆开足马力的汽车，而现在，伤损累累、行将报废，这副躯壳的用处也所剩无几了：除了性爱，他只会去海边或山里散步，而那与其说是散步，不如说往往是全身紧绷的疾行。等散步也不管用了，他就靠朗姆酒让自己失去知觉，而后朋友们会带他回来，一进厨房门就把他扔在地下，任由他双腿还交缠着被自己压在身下。我和母亲再半背半拖，将他运到饭厅另一头的楼梯口，然后心里默数，把他一级一级地搬上十四级台阶。这些步骤也不是每次都能完成的。有一回，他一拳击碎了饭厅的窗玻璃，挥舞着他那依旧攥紧的拳头，猩红的鲜血甩得到处都是：地板上、墙纸上、窗帘上、餐盘上、傻气可悲的玩具娃娃上、涂色书上和餐桌上一本《远大前程》上；整个饭厅变成了我和他的摔跤场。当他终于被制服，拳头也松开了，我们还得毕恭毕敬地请他再握拳，好把鲜红到刺眼的碘酒泼进他的伤口里，同时用镊子寻觅碎玻璃的银光。那时我们都祈祷，包括他自己，希望肌腱没有坏，也不要有感染，因为那是他唯一能用的手了，在凶险莫测的汪洋里，我们所有人都是那只手上岌岌可危的乘客。
有时候他喝得实在太醉，我和母亲没法把他弄到里间，就只好把他留在我的床上。在他挥舞的拳脚和吼出的污言秽语中，我们竭尽所能，希望至少能把他的鞋子脱掉，把他的衣领、皮带、裤腰解开。这样的日子，我只能整夜躺在他的身边，忍受着朗姆酒令人作呕的黏稠、甜腻的气味，耳朵里都是他难以辨认、不成语句的梦话，以及他忽高忽低的呼噜声和喉咙里的痰所引起的骇人抽噎。有时他还会出其不意向两侧挥开手臂，有次他的小臂正中我的鼻梁，顿时眼泪和鼻血同时涌出，我只有将床单塞进嘴里，才把已经冲到嗓子眼的嚎叫又堵了回去。
可所有的风暴都会消减成几阵强风，又终归于平静。或许没有风暴和强风，我们便得不了任何平静，又或许平静一定要前者的铺垫，才显出它本来的面貌。所以，他有时半夜一两点钟醒来，我会感觉到那种无可比拟的宁谧如同静穆的大海，也只有在那种时刻，我依稀辨出那个让我骑在肩头的男人。我会起来，在这安睡的屋子里，走下楼去给他倒杯牛奶：醉酒之后舌头厚重，喝口牛奶会好些，喉头的燥热也能缓解。他会说谢谢，说他很抱歉，我会说没事，告诉他真的没什么好抱歉的。他说他抱歉的是他总是这副样子，抱歉他能给我的这么少。但他又说，既然他不能给我什么，他也会努力不向我索取。他说我是自由的，我不欠父母任何东西。可能这番话就已经是很慷慨的赠予了，因为这里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至少曾经有活干的时候，很早就会去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上得了高中，更别说高中毕业。或许，不算他给我的生命，让我完成高中学业已经是他的馈赠了。
不过这些也已经过去了，我想，这里的生活和曾经的高中。这个念头让我一下子变清醒，意识到我刚刚是不是又睡着了。因为虽然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注意着，但很显然母亲已经穿过房间，在楼下准备早餐了。今天，这最后一天，至少我不用装睡了，对此我还是感激的。
我迅速行动起来，拿出藏在床垫下面的一个破旧的背包。这个包是父亲年轻时用的。“那个旧背包我什么时候用一下行吗？”几个月前，我尽力用随便的语气问他，好比我的准备工作是为了一个无趣的野营。“随便啊。”他答得很平和，一副并不在意的样子。
我安静地整理行囊，用我的圆珠笔给所列的事项打钩，我本来枕头底下有个信封，条目都写在它背面。四条内裤，四条长裤，四件衬衫，一块毛巾，几块手帕，一件华达呢的外套，一件塑料雨衣和一个剃须套装。只有最后一样是新的，从来没有用过，吉列生产的最便宜的一种。我之前用的都是父亲的剃须刀，因为多年不换，不仅有些损坏，还泛着铜绿。如今算起，我用它也很多年了，有时甚至用得过于勤奋，因为细究起来好像我的胡子长得并没有那么快。
下楼的时候对面两个房间还没有动静，对此我更是感激得不得了。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去道别，也因为心里没底，所以希望在场的人越少越好。但谁知道呢，或许我告别起来很在行也说不定。我把背包放在第二级台阶上，让它不至于太过显眼，然后走进了厨房。母亲在灶前忙着，父亲背对着厨房，望着窗外。那里能见到的，有青灰色的煤渣堆、只剩骨架的废弃卸煤车，以及波涛滚滚的大海。见到我他们并不惊讶，因为平常就是如此，我们三个人，安静的早晨。不过我今天必须集中精神，在只有我们三个的短暂间歇里，把要说的话说完。“我想今天就走了。”我尽力把这话说得随意。只有母亲拨柴火的节奏略微改变，表示她听到了，父亲依然站在那里，望向窗外的大海。“我觉得，我现在就走吧，”我补充道，我的声音越来越轻，“不用等他们起来了，这样更容易些。”
水开了，母亲像在拖延时间一般，把水壶移到灶子后面，转过来问：“你要去哪儿？盲河镇吗？”
母亲的反应与我预料的太过不同，以至于我莫名有些麻木。我不知为何觉得她会吃惊，会讶异，甚至错愕，但她完全没有。她提到的盲河镇，是安大略北部众多铀矿的中心，我脑海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它。母亲似乎不但知道我要离去，甚至还给我安排好了路线，指定了终点。这让我想起在学校读到的，狄更斯的母亲如何支持他去鞋油厂工作，以及他自己对此的看法。他母亲所拥护的人生在他看来是如此可怖，而且与他自己向往的人生相比又是如此的不堪。
父亲从窗口转过来，说：“你今天刚满十八岁，也许，再等等看吧。也许马上就有活儿了。”但从他眼里我见不到他说这些话有什么底气，因为他也明白，等待中百无聊赖已算是好过的，其中还有绝望无助才难熬。父亲的反应也让我莫名地失望和愤怒，因为我总觉得他们会歇斯底里地挽留我，而我则要表现得坚定决绝。
“有什么好等的？”我问了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而且我也知道答案是明摆着的。“你为什么要我留在这儿？”
“你会错意了，”父亲说，“你要走的话，你当然是自由的。我们没有要求你，更不会强迫你做什么。我只是说，你也未必‘一定’要现在走。”
突然，“走”这件事变得刻不容缓，因为看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因此我说道：“再见了。我会写信的，但不会是在盲河镇。”最后那小半句话几乎是下意识地想取笑一下母亲。
我去拿了背包，重新穿过屋子，出了房门，甚至到了大路上。父亲一直送我到外面的大门口，母亲说：“我本来还打算今天做个生日蛋糕的……”她犹豫着不往下说了，未完的句子飘散在早晨的空气里。她在试图弥补之前的话，拼命要把话题转回到我的生日上去。父亲说：“你该去那边家里看看，你要是下次还回来，说不定他们就不在了。”
走去“那边家里”不过半个街区，从我记事起，一直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不管我们当中有谁遭了些风吹雨打，总可以把那里当避风港。父亲说他们不会永远等在那里，突然指出了一件我从未真正想过的事情。那幢老房子因为年复一年的煤灰而变得黑黢黢的，我沿着陈旧的大街向它走去，只顾虑脚下积灰的路面和填满煤渣的坑陷，心中有些惶惶不安。这时还不到七点，我就像早起的送奶工，只不过我没有牛奶可送，只是挨家挨户在他们安静的门口放下告别。
进了屋子，爷爷在窗边抽着烟斗，用他扭曲的手指拨着念珠，他那两双手受过的大伤，怕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越来越聋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进门之后把门关上，他都没有转过头来。我决定不从他开始。要是先找他，那就意味着要大喊大叫，不断重复，我估计我此刻没有这个心力。奶奶跟母亲一样，也在灶旁忙活。她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虽然快八十了，体态依然威严。她的手有力到几乎不像是女子，而且虽然不胖，却一直显得很魁梧，腿脚也很灵便。这把年纪了，她还是来去轻捷，耳聪目明。
“我今天要走了。”我说得尽量简洁。
她又加了把劲拨了拨柴火，回答我：“也好。这里谁都没活干。这里向来就这样。”
奶奶说话从来没改掉她年轻时盖尔语的口音，而且喜欢用事不关己的第三人称，我一直跟她说，要她革新。
“詹姆斯，你过来。”她说着，把我带到食品储藏室。她以令人惊叹的敏捷身手，爬到一个椅子上，从碗橱最高层取下一个年代久远的大糖缸，上面还有裂纹。里面有些裹在灰尘里的明信片，几张褪色的、一碰就像要粉碎的黄色的工资单，还有两封信，用根鞋带绑着。明信片和工资单上的地名纷纷跃过尘埃和流年的鸿沟，朝我涌来：斯普林希尔、斯克兰顿、威尔克斯—巴里、耶洛奈夫、不列颠比奇、比尤特、弗吉尼亚城、埃斯卡诺巴、萨德伯里、怀特霍斯、德拉姆黑勒、肯塔基州哈伦、西弗吉尼亚州埃尔金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弗尼、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煤和金矿，铜和铅，金和铁，镍、金和煤。东，西，北，南，纪念品和寄来的问候。那些地方年幼如我，年长如祖母，都没有听过。
“这么些个地方，你父亲其实都只在地底下，”奶奶夹着怒气说，“他离开这里之前，回来这里之后，也是一样。我们死了之后，恐怕有的是时间待在那里，人还活着，何必一门心思往下钻。”
“不过，话说回来，”奶奶静了片刻，语气也严肃起来，“这终究是他擅长的、想干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不想让他干罢了，至少不是在这儿。”
她解开鞋带，给我看那两封信。第一封信的邮戳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寄往“爱达荷州凯洛格”，“存局候领”：“我老了，要是你能回来接替我，我会很开心的。煤层还能采很多年。很久都没死过人了。条件越来越好。天气温和，我们都好。别费事回信了。回来就行。我们等你。爱你的父亲。”
第二封同样是“存局候领”，“寄往爱达荷州凯洛格”：“别听他的。一旦回来，你就再也走不了了。这里的人生算什么人生。他们说再过几年煤层就完蛋了。爱你的母亲。”
之前我从未见过爷爷的笔迹，虽然我知道他可以阅读，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总觉得他不懂写字。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他的手受过严重的伤，扭曲变形，再加上年岁增长，越来越难以控制，想必是完不成“书写”这么精巧的任务的。
这两封信用的是同样的粗头钢笔，而墨水也同样黑到我没有见过。从某种角度说，这两封信就如同一对势不两立的老夫妻，互相抵消了对方的期望，却被一根满是灰尘的破鞋带绑到了一起。
我从食品储藏室里出来，走到爷爷坐着的窗口。“我今天要走了。”我俯身大喊。
“哦是吗。”他说，不置可否，眼睛还是望着窗外，手指也还在拨弄念珠。他没有动，只有烟从烟斗袅袅升起，咬着烟斗的两排牙齿破败不堪，颜色也污秽得吓人。最近他喜欢上了说“哦是吗”，回什么都用这句；其实是他发明出来掩饰听力不再的办法。此刻，我已辨不清他是听到了我的话，还是听得朦胧，或者干脆没有听见，只是给个万全的回应。我觉得如果要我再说一遍肯定无法保持平稳的语调，于是转身往外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爷爷拖着脚步跟在后面。
“别忘记回家，詹姆斯，”他说，“否则你永远会觉得缺了什么。一旦你喝了地下的水，它就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就像男人留在女人身体里的血，能改变女人一辈子，永远摆脱不掉。那是男人的一部分在女人身体的最深处流淌啊。这种东西，能让你夜不能寐，到死都纠缠着你。”
他知道奶奶有多反感他这一套，所以试图说得很小声。但他耳背到快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所以就像很多聋子那样，基本上已经在大喊大叫。你几乎能听到他的嚷嚷声从他自家房子的墙上弹开，消隐在早晨明媚的日光中。我向爷爷伸出手，于是就觉得他有股扭曲残缺的力量传来，都快要把我的手掌给捏碎了。他手指都奇形怪状的，张开的拇指是扁的，显得过于宽阔，隆起的伤疤早被磨砺得又硬又黑，还有那些硕大异常的圆球，是他扭折错位的关节，但这又是一只力量骇人的手。有一瞬间我产生一个惊悚的念头：或许我是走不了的，我永远不会被释放了。但最后爷爷松开手，我觉得我自由了。
即使是坑坑洼洼的街道，当你意识到不知何日才能重踏，甚至今生不会再见时，也会显得落寞寂寥。我的背包太显眼，所以走的都是偏僻的小道，我怕与人交谈，也不愿试图解释，因为说什么怕都会是失败徒劳的。快出镇子的时候，我搭上一辆运煤车，沿着海岸线开了二十五英里。卡车太吵，再加上无比颠簸，司机要跟我聊天是不可能的。我很感谢这吞没我俩的喧嚣的沉默。
整个上午，我换了各式各样出乎意料的交通工具，经过一系列短途搭乘，到中午时，终于穿过布雷顿角岛边的坎索海峡，我的离家之旅才真正开始。只有将那个岛抛在身后，我才觉得可以使用我新的身份。这身份如同一件没有穿过的衣服，一直用心收藏在崭新的包装纸里。它让我变成一个温哥华人，这是我能想象的最遥远的地方。
我不知怎的总担心出不了布雷顿角岛，担心在最后一刻会有硕大无朋的触角，或者像爷爷那双恐怖的双手，将我揪住，把我拽回去。现在终于踏上了大陆，回头看布雷顿角，雾霭中耸起苍翠，白色的碎浪踏着海面一片蔚蓝。
大陆上搭到的第一次车是三个黑人开的蓝色道奇皮卡，车很破旧，车身上印着“新斯科舍省林肯维尔地区雷菲尔德·克莱科，小型货运”。他们要去新格拉斯哥，说大概要走八十英里，如果我愿意可以捎上我。他们又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卡车有年头了，不能开快，我如果再等等可能会坐上更好的车。不过，他们又说了，我也不必傻等，反正快些慢些总是会到的。要是我实在受不了想下车，就捶他们驾驶室的顶盖。他们本也愿意让我坐在驾驶室里，但商用车驾驶室装四个人违法，他们不想招惹警察，那会很麻烦。我爬上车，坐在后面车斗里用过的备用轮胎上，卡车就开动了。日头已经很高，我把背包取下时，虽然看不见，但我明显感到有两大股汗流在我背上淌过、交汇。我终于意识到我从昨天晚饭之后就没吃过东西，饿坏了。
到了新格拉斯哥，他们在一个小加油站让我下了车。黑人朋友想继续帮忙，还给我指了路，告诉我去小镇西头怎么走最近。我必须穿过的小巷地上都是垃圾，油腻的汉堡包的味道从路边几家速食店飘出，里面的点歌机都开得实在太响；从半开半掩的门里，猫王的歌声和粗糙食物的酸腐味都被搡出到巷子里来。我很想歇一歇，但却总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紧迫感，总觉得这条单行道上的汽车都开向奇妙的终点，我怕我只要停下片刻脚步，去买个汉堡什么的，就会错过那辆值得我搭乘的车。汗水从我额头上流下来，刺痛我的眼睛，我也知道拜背包带子所赐，我背后两块深色的汗湿肯定是越来越宽了。
日头升至几乎最高的时候，公路的砾石停车道上，一辆红色的车靠边停了下来，司机斜身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他是个体态相当臃肿的五十岁男人，通红的脸上一直在沁汗，湿漉漉的额头油光锃亮，黏着他那一小撮棕色的头发。外套横在后座上，他的衬衫口袋里有个笔囊，铅笔、钢笔林立。他的衬衫领口敞着，领带也扯开了，歪在一边；皮带和裤腰上的纽扣也都没系上。他肥硕的大腿已经把灰色的裤管撑满了，但因为出汗，看上去依然皱巴巴的。他的衬衫是白色的，汗水在腋窝暗暗地透出来，向前靠的时候，背上也有两大块湿迹。他的双手非常白皙，小得跟身材不成比例。
车子前进，路面闪烁，地上那根白线看得我出神。他时常抓起座位上一块污浊的手巾，先擦掉手心里的汗，再把方向盘上的黑色水光抹去。
“好家伙，这天可真够热的，”他说，“比地狱里的婊子都热。”
“是，”我说，“是很热。的确是热。”
“前面那个小破镇子，”他说，“你什么没干都能在里面转一个礼拜绕不出来。”
“是啊，这么个小镇子。”
“你也只是路过吗？”
“对，我要回温哥华。”
“哦，那你还远着呐，小兄弟，还远着呐。我还没去过温哥华，从来没去过比多伦多更往西的地方。我已经跟我公司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说我要往西边走，可他们就非要往这儿派我。一年三四回。天气从来都这么难受，像现在，热得跟地狱似的，换了冬天，又能把铜猴的蛋蛋给冻下来[1]。”这时他突然猛按喇叭，好似礼炮齐鸣，就因为他看到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十几岁姑娘正巧站在路边。
虽然车窗开着，但还是很热，而且因为车是红的，让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整个下午，道路在前方蜿蜒着，好比一条蛇鳞光闪闪地在前方的路上爬行，背后还留下一道恶心的白条纹。因为坡路和拐弯，我们就像被关在急沉急转的过山车里，随着车子所划的弧线东倒西斜，双脚还要时刻准备忍受车底盘传来的力道。有时，我们猛然驰进小坑小谷，我常被吓得胸腹间好像掏空了一般，只有等车子又一下子爬上来，继续迂回前行，我才又找回我的五脏六腑。不时有昆虫“砰”的一声拍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瞬间化身作一摊黄色的污迹。车胎在滚烫的柏油路上嘶嘶作响，像是会在车后留下两道胎痕。我感觉不管是我腿上还是背上的衣服，都因为汗水贴在了皮肤上。我同伴的衬衫上不绝有新的汗湿浮现，面积也越来越大。他肩颈往椅背上一顶，庞大的身躯从湿透的椅垫上抬了起来，裤子本来就没系上，他把手深深地一直探到裆下。“让那儿也透透气，”他一边说一边调整自己生殖器的位置，“这内裤肯定是个印度佬做的，老往上收。”
整个下午的车程中我们都在聊天，主要是他聊，我听，不过我一点也不介意。这样的人我从前没有见过。他聊他的生意（工资多，回扣多，再加不少灰色交易），他的老板（又傻又混蛋，有个这么得力的人替他跑腿算他运气），他的家庭（一个妻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每样一个正好），性（再多也不算多，他到死都不会厌），多伦多（每天都在扩张，今非昔比），以及税收（越来越高，物业都是自掏腰包，因为政府一直忙着在给富人减税）。他有说不完的话，而不论他说什么，我都从来没听过。他听上去那么自信，好像什么事他都一清二楚。你会觉得他对自己的无所不知很笃定，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似乎他从来不曾犹豫、不需停顿、不会疲乏，甚至连思维也是不必的。他就像一台点唱机，有个神秘的源泉在给它供应无穷无尽的各种硬币。
村镇都飞快地向后退去。特鲁罗、格伦赫尔姆、文特沃思、牛津；蒸腾之中，一闪而过。不到三十英里，我们就可以出新斯科舍省了，我的同伴这样告诉我。我们正接近新不伦瑞克省的边界。又到了某条我将跨越的分野，而一旦跨越，又可将很多过去抛诸脑后，我的心境又成了精疲力竭却又如释重负的状态。这种情绪与离开不列颠角时很像，只是加上今天的旅行，它没有之前那样清晰和轻盈了。这炎炎烈日，经过这番长途跋涉，的确有些疲惫不堪。
突然公路向左拐，迂回曲折都不见了，只从我们跟前延伸爬上长长的小山，大约半英里外可以望到山尖。我们开始爬坡后，两侧开始见到房舍，爬得越高，屋子越多，沿着山路散散地排开。
我的同伴又饶有节奏地鸣了一阵喇叭，因为他见到一个年轻姑娘和她母亲在踮着脚挺着背往绳上晾衣服。她们两人举着手在绳上忙着，在两人中间的地上放着个篮子，篮子里是洗好的衣服。她们嘴里都还咬着几个夹子，这样她们就不用每次放开绳子，下腰去拿。
“要我说，她们嘴里含错了玩意儿，该换，”他说，“第二轮可以考虑让那姑娘用下巴托着我的蛋蛋。”
为了看她们，他把车子开得很近，轮胎在路边的石子上咔嚓作响，终于，我们回到了正道上，清静了许多。
房子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墙色却更暗沉些，院子里都是孩子、自行车和小狗。我们似乎到了镇上一个主要路口，我注意到有好多女子裹着头巾匆匆走过，小男孩带着他们的书包和棒球手套，到处可见男人或坐或蹲紧紧聚成一堆。还有另外一些男人，也没坐着或蹲着，而是靠在墙上、倚在拐杖上，或是很吃力地靠假肢站着。这些就是所谓的老弱和伤残。他们的脸都枯瘦、灰黄，似乎接触阳光只是这两天的事情，而且为时已晚，再怎么晒也无法弥补了。
“没有比斯普林希尔更破的地方了，”我身边的人说道，“除非你是想找点乐子，那你就来对地方了。矿里很多事故，男人就死了。女人被干是司空见惯的事。矿区总是这样的。你看看那些小孩。说到私生率，新斯科舍这个小镇全国领先。没人在乎。”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听见“斯普林希尔”这个名字，同时又意识到这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居然会带给我如此的震动。或许我曾见过路标，学过地理，知道在“那里”有这么个地方，但在我脑海中，它从不会是“这里”。
我又想起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某天：家门口等着的那些引擎都没有关的老车，上面的泥泞都是路上翻起来的，而铁锈则是海风中带来湿气的关系。它们正等着准备通宵达旦开往斯普林希尔。那时候，我十四岁，斯普林希尔是如此遥远，几乎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一个地方。它们也在等着母亲用蜡纸和报纸包起的食物，以及装着咖啡和茶的暖瓶；另外，它们还在等着我的父亲和这个今天被我的汗水浸湿的背包，只不过当时这个包里装满的是矿工的衣物。父亲是去救援的，他们希望救援成功后，这些衣服能用得上。那些黑得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内衣裤、厚呢绒袜、脚尖有钢铁加固的靴子，还有发黑的、满是汗渍的皮带——两头因为挂矿灯而耷拉着，以及勾扳手、积满灰尘的空水袋、裤子、手套和因为多年承受落石而伤痕累累、满是缺口坑陷的安全帽。
爷爷整晚都把他那个更有用的耳朵贴在收音机上，等待地下矿工和救援队的消息。学校里，每个教室都有老师在募捐，黑板上一排大字：“新斯科舍省斯普林希尔矿工救援基金”，告诉我们捐款的去向。我还记得妹妹们捐出存的五分、一毛、二毛五的硬币时不情愿的样子。高尚和死，这些概念在你十一岁、十岁、八岁的时候，没什么意义，你无法体会某个并不相识的孩子永远失去父亲的感受，你也无法想象他的父亲将不再走进家门，甚至没有尸体能放在沉重的棺材里被抬回来，供他瞻仰遗容。别人埋在地下的父亲，无从体认、遥不可及，远没有甘草糖和日场电影来的真切具体。
“跟你说，”我旁边有个声音说，“六个月之前我就在这儿，搞了个小胖女人。正抽插起劲的时候她突然哭起来，喊的是一个没听过的名字，肯定是她死掉的丈夫之类的。妈的可把我吓够呛。这是要闹鬼还是怎么着。我棍子都差点蔫了。可能已经蔫了，不过正好，我反正也快要射进去了。”
我们现在到了镇中心，下午将尽，眼见着暮色正在掩来。阳光已没那么毒辣，斜斜地抚过黑黢黢的房屋。很多都是薄壳建筑[2]，凄凉、阴沉、清苦，甚至有大火摧残过的痕迹。一个黑人女子，带着两个小男孩从我们面前穿过马路，小孩子的皮肤没那么黑。她捧着一袋采购的日用品，两个小男孩各有一瓶打开了的十六盎司装的百事可乐。他们都把手捂住瓶口，全神贯注地摇着瓶子，好让饮料嘶嘶地冒起泡来。
“这儿很多人都娶了黑鬼，”那个声音又说，“大概是地底下每个人都那么黑，见了光也辨不出来了。他们不是说吗，关了灯都一样。几年前爆炸过，有些家伙就在下面出不来，我也不知道关了多久。把死人留下的午餐吃了，然后就剥木料的皮来啃，喝别人的尿。乔治亚有个人说，只要是救上来的，他就出钱请他们去乔治亚旅游。不过救上来的有个黑鬼，那个乔治亚的就说黑鬼不能带。结果其他人也不肯去了。要是因为我的公司有个黑鬼，黄了我去乔治亚的旅游，我可要骂娘了。我不是说过吗，我老得都能当你爹，当你爷爷了，可连温哥华都没去过。”
他现在说的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相比一九五六年的事故，一九五八年的那次在我头脑中要清晰很多。生命中若发生大事，十四岁和十六岁之间的差别还是不小的。很多精准或模糊的讯息逐个闪过，我之前甚至没想到它们还存留在我记忆里：一九五八年的爆炸是在一个星期四，和一九五六年的一样；“康伯兰二号”爆炸之前是整个北美最深的煤矿；一八九一年，就在这个矿，一百二十五个人殉难；一九五八年那个晚上，一百七十四人下了矿井，他们判断绝大多数无法生还。在被一千吨土石压了一周之后，有十八个人得救。曾经，“康伯兰二号”有九百个雇工；现在，零。
我又记起那些我家门口响着引擎的车子，那些打包的食物、装备和一周的等待；记起学校的募捐，爷爷和他的收音机，以及这次因为邻居家的电视而让现实多出的另一个维度；同时，还有我们被消了音的生活，突然连走路都没了脚步声。后来，父亲带着他如同鬼魅般惨白的脸回来了。等更年幼的弟弟妹妹睡下，我们低声交谈，关于泄露的瓦斯、稀薄的氧气和喷吐的火焰——火势因为地下黑暗中历经千年的钻石煤矿[3]滋养，更显嚣狂。还有找到的矿工的残体：如果他们死于塌下的石顶，尸体往往已被压扁砸烂；如果是被爆炸轰散的，他们就变成永远无法追回的碎片，挂在扭曲的管子、尖刺上，手、足、面孔、生殖器官、扯断的肠子、犹带毛发的皮肉，就像圣诞树上悬着诡谲的饰物。人被分解成可怖的拼图，只是这拼图是永远完不成的了。
“我不知道这里的人平常都在干吗？”我身边的声音又说，“他们都该出去，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去工作。政府想把他们安置到其他地方去，但甚至多伦多那样的地方他们都不愿待。他们都一个个滚回他们的这个坟场，就像公狗发了情总绕着母狗转。他们其实就是怂。”
红色的汽车停了下来，旁边是家杂货店，在我看来镇上估计也不会再有第二家了。“我就在这儿歇会儿吧。我有点吃不消了，要换换口味。干了这么多活儿不放松一下肯定不行。我进去碰碰运气，就一会儿。他们不是说吗：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他关门的时候加了一句：“等会儿你也一起来吧。一般都会有剩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和他将要干的事情如此实在地朝我头顶压迫下来，如同片刻前还在我脑海中的那些坍塌的矿顶。尽管天气依旧闷热，我还是摇起了车窗。街上的人漫不经心地朝这边看，看这辆过于鲜红的汽车，看那块安大略省的车牌，看我。我在他们脸上见到了爷爷的表情，见到了成百上千在我过往人生中出现过的人们的表情，甚至我自己，也曾遇见过这样的车子，而从玻璃和镜子的反光中看到同样的神色。此刻的情形是，我根本不属于他们的生活，我只是被装在这个半红半透明的移动展示盒里面，在他们铺满悲怆的街道逗留片刻，然后就会消失，而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只是与他们无涉地穿过他们的生活。又一条无关紧要的河流携着漂浮的残骸匆匆而去，只有河岸是永恒的。水流会转向不知名的去处，那块残骸的终点他们从未涉足，也无法前往。在那一瞥之间，已足够让他们把我归纳，然后轻描淡写把我挡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我们的九死一生，我们坟冢里的那些亡灵，他能懂得些什么？”
念及此，我突然懂得这种避繁就简的可恶，心中无比郁塞。因为我知道，不仅是在这炙烤难耐的一天，在我并不算长的人生中，我也一直在犯这样的过错。只是现在变本加厉地成为两种成见的受害者，我才终于有所悟。我之前不知怎的总以为“离开”是外在的，它只是位移，只是标签，比如我毫不费力就挂在嘴边的“温哥华”。或者，“离开”只是跨过水域，穿过边境，而且，只因为父亲曾说我是“自由”的，我便信以为真了。多轻巧。我终于明白，我过往人生中的那些长者，比我对他们的判断要复杂得多。爷爷感性、浪漫、热爱煤矿，奶奶严厉、实际、痛恨煤矿。不是没有区别的。母亲缄默坚强、淡然顺服，父亲急躁，常因此粗暴得不着边际，却又有他不着言辞的深情。他们是如此的不同，但都以某种方式承受着，并将过去这十八年赋在我的身上；而除此之外，我并不知其他的生活和世界。他们的生命淌进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亦是他们的支流。其中自然有不同，但在很多方面却比我原以为的，要相似得多。我现在觉得一个人或许可以活在两种生命里，但见到同样的真相。比方说，我现在所坐的这辆半透明车的车主，他所见到的只是相似之处罢了，对他来说，在这一片狼藉的小镇上，居民等同于几个词组，或仅仅只是性爱的机会，他们只是整齐划一的金鱼，囚禁在他们透明的金鱼缸中，过着整齐划一、不可理喻的生活。而街上的人透过车玻璃看我也是一样的。曾几何时，我也如此看待那些“外国牌照”车子里的过客，我也曾下过类似的判断。可这些街上的人和这辆车的车主，他们似乎都没有恶意，而彼此不能互相懂得，也绝非是因为生性歹毒。恐怕最要紧的还是要坦诚。可能是我太努力想去成为另外一个人，结果都没有搞清楚我自己此刻究竟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但我很确信我不能跟着这个男人进这幢房子，因为这房子和我今天早上离开的几乎没有差别，我不能像他一样接受别人的投怀送抱，因为那个女子就像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当我父亲来去如风的身形消逝，他被酒精冲乱的心跳声静止时，她，我的母亲，会怎样。因为我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死。我也不知道于怎样的黑暗中她将向谁喊出父亲的名字。我好像没有一件事是真正知道的，但我真的懂得了我的过错：面对他人和自己，我不够坦诚。或许这个开车的人在我灵魂上留下了痕迹，才让我见到原来我有这样一颗灵魂。
在斯普林希尔的边缘，两束向前推进的车灯光落在我身上。它靠边停了，我爬进后座。我进车后不见把手，关不上车门，只好去拽那个用来摇车窗的曲柄，我甚至有些担心连它也会被我拔下来。前座有两个人，我只能见到他们后脑的轮廓，所以看不出来他们是干吗的。即使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大半个人也是隐去的。他很高，很瘦，但因为看不清脸，所以说他是三十岁到五十岁都有可能。他脚边有两袋采矿工具，我也把包放在那儿，因为其他也没什么地方可放了。
“你是哪儿的人？”车开动后他问。“布雷顿角。”我说，然后告诉他我是哪一家的。
“我们也从那儿过来，”他说，“不过是岛的另外一头。你那边我估计矿都完了吧。都是很老的矿了。我们那边也差不多了。你现在去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去盲河镇，”他说，“要是盲河镇干不下去我们还听说科罗拉多发现了铀，已经准备打桩了。我们大概会再去那儿碰碰运气。这车太旧，估计到不了科罗拉多。不过要是你想一起去，欢迎同行。我们至少可以带你一段。”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得想想。我得自己先拿个主意。”
车子前行，朝着夜色。车头灯寻觅着那条诱人的白线，白线隐隐抬起，似乎在拖着我们向前、向上、向着某个深处，而我们只顾追随，追进无边的黑暗中。
“我猜你们一家在那边的矿上有年头了吧？”我身边的声音问道。
“是啊，”我说，“从一八七三年开始的。”
“操他妈的，”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道，“你好像整个人都颓了，肯定是伤透心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