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民国的中小学教育
第一辑 与民国相遇
教育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教育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也许它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最终答案，但今天我想提供一个暂时的答案，教育就是在时间的变化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教育很奇妙，因为它是针对活人的。“活”字，三点水加一个舌头的舌，水是流动的，语言是千变万化的，人是在变的，时间也在变，但教育就是要在变化之中找到那些不变的、相对稳定的价值。最古老的文学经典中传递的价值、情感，直到今天这个时代仍然能引起我们心灵的共鸣，例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的是男女的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讲的是人在自然变化中的感触，这一切美好的因素是不变的，也正是教育要探求的。
过去的教育看起来就是几本经典，但是跨越了几千年依然历久弥新，就算今天，面对最熟悉的《论语》《老子》，仍有很多东西没法得到确切解读。举个例子，老子所向往的理想国状态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普遍的理解是，“鸡犬之声相闻”表示住得很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表示老百姓一辈子都是相互隔离的状态，但细想想，这不是表明人际关系很恶劣吗？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这样的解读：“民至老死”的后面加一个逗号，“鸡犬之声相闻”表示这个地方宁静祥和，“不相往来”的意思是老百姓住在这里，从小到老都不会看到战争。“往来”在甲骨文的卜辞中指的就是军队来来往往。所谓理想国的状态就是和平、没有战争，这样的价值才是可以超越时间的。
能应对这个时代的危机和挑战，适应这个时代人心的需要，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教育具有现实性，一定是在现实的人间进行的事业；教育又具有超越性，一定是超越现实而指向一些更重要的确定不变的价值。
教育最终是要成人之美，这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花开是美的，男女的爱情是美的，人间的亲情是美的，所有的善事都是美的……美的涵盖面很广。教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让人类活得更美，活在美中。
在真正的美面前，语言是苍白的。《论语》里就有这样的表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有的美只能让人赞叹但很难清晰地表达出来。美国作家爱默生给美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宇宙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上爱美的欲望。我认为，此乃宇宙最终的目的。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人要追求美。从最广泛与深远的意义上看，美实为宇宙的一种表现。”
蔡元培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正式提出要在教育里加上一个新的东西——美育。美育也并不是简单地与体育、德育并列，就是音乐、美术这些学科，事实上它是超越学科的、更大的一个概念。
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美相遇的过程。地球是圆的，宇宙也是圆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圆形思维，真善美不是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在一个圆上，美是起点，也是归宿。所有的学科设计无非包括三个方面，关于文学艺术的，关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学科也是围绕真善美三个层面来设计的。如果说文学艺术是记录并展开美，哲学是探究善并深入到善的本质，那么科学就是呈现上帝创造的井然有序。真善美是相通的，它们在一起构成了人类教育要指向的目标。
民国教育之所以充满魅力，就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美相遇。它并不是要让每一个人成为成功的人，因为成功没有标准。教育是要成全人，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最好、最美的自己。用“美”字来定位教育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美是务虚的，中国人太务实了。教育不应该是功利的，一个人将来是否成为总统、富豪，不是在受教育阶段要思考的问题，现在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就要开始思考将来职业的选择，这是教育的下滑而不是提升。
课文之美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一个“人”字。一撇一捺是为人，从这个字开始，一个孩子进入教育之门。人之所以为人，是从家庭开始认识“人”的概念，插图中就是一家三代人。第二册出现了这样一篇课文：“竹几上 有针 有线 有尺 有剪刀 我母亲坐几前 取针穿线 为我缝衣”。用这样的短句写出了《游子吟》的情感，母子间的情感，呈现的是人性之美。
在另一个版本的民国课本中，小学生进入小学课堂的第一课是“天亮了”，不仅有日出、有雄鸡，就是每片树叶仿佛也活过来了，十分美好。那个时候，中国印制彩色插图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但那时的课本里常常有彩页，让孩子能在有色彩的课文里感受美。
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有一篇《什么时候好？》，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早晨，读起来就非常享受——
什么时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什么时候好？夏天早晨好。星光淡，月光小，绿柳枝头凤袅袅。什么时候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露像珍珠缀百草。什么时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花白皓皓。
民国课本中关于一年四季变化的课文有很多，另一篇的表述方式换了一下：
冬天过，春天到。春天桃花好，燕子飞来喳喳叫。春天过，夏天到。夏天荷花好，大树底下听知了。夏天过，秋天到。秋天菊花好，墙边唧唧虫声闹。秋天过，冬天到。冬天梅花好，红白分明颜色姣。
没有一个季节不是美的。
从自然季节切换到劳作，这篇叫《农夫插秧》：
农夫插秧，插了一行，再插一行。农夫灌水，灌了一回，再灌一回。农夫锄草，除去野草，好长禾苗。
当中国还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代，这样的课文并不是简单地告诉孩子对农夫插秧的认识，而是对农业的敬畏。孩子每天读着这样的课文成长，建立起对整个人间和社会的健康认识，不断地把自己的世界伸展开来。
另一篇课文叫《布谷》：
樱桃红、杨柳绿，布谷鸟，飞去飞来真忙碌。“布谷布谷布谷布谷”，一声一声好像是催促，催促农人去忙碌。布谷布谷快快布谷，春天不布，秋天不熟。
考虑到孩子的接受能力，课文往往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句子。
“初夏时，果渐熟。姊妹到园中，采果十数枚。樱桃红，梅子青，琵琶黄，杨梅紫；鲜艳可爱。”这篇课文叫《初夏之果》，将四种初夏成熟果子标志性的颜色呈现出来，使用的就是最简约的文体，没有任何装饰。民国课文最大的特点是非常朴素，在朴素当中呈现价值。
万物都是人类要去认识的对象，要不断地借着各种事物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真实样子，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稳定的价值。当年小学国文教科书第四册里的一幅插图，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子。在交通条件还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没办法认识不同地区的水果，这样的课文就可以拓展人们对万物的认识，让自己的世界超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教育实际上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无限的世界带进我们自身的有限中来。
接下来这篇课文叫《秋天》：“梨黄了、枣红了，绿豆黑豆全结下角了。”这篇课文开头写得好，全是靠颜色来彰显的。四个颜色黄、红、绿、黑，那是秋天的标志，秋天到了，农人忙起来了，一个成熟的季节来临了。
收获的季节过去，“天气冷了 树叶黄了 一片一片的 从树上落下来 弟弟跳来跳去的 用手去接着 哥哥用扫帚去扫开”。面对同样的落叶，哥哥和弟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见的不仅是落叶的美，更看见不同年龄的人对美的反应。
课文始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它要给人想象力。叶圣陶和丰子恺先生合作的《月亮船》是一篇经典课文：
我看见一个月亮浮在天空像一个小船，我想我坐到月亮船一定更好玩。我坐在船里，许多的星，浮在船旁边，我把又大又亮的星放到一只盘里，我想回去送给妈妈，妈妈一定欢喜。
短短的文字里有科幻、有文学、有人性、有亲情，一步步拓宽了孩子的世界。
民国教科书中有一个版本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整个初小阶段八册老在讲猫、狗、老鼠、蚂蚁之类，很少讲到人。你会觉得通篇都在讲猫狗怎么把人性带进来。课文既有用狗性的贪婪来写人性的贪婪，也有用鸡性的贪婪来写人性的贪婪，编者考虑孩子的兴趣用猫狗来编课文，但也并不是随意的，往往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对人性的洞察。
《青蛙摆渡》是美术教科书上的一课，每一只青蛙都有自己的分工，每一只青蛙都有各自不同的神态，小孩子可以模仿这样的画面去画。
民国课本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一个“美”字。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开始，读着这样的课文一步一步往前，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健康的世界，他所建立起来的价值是一种健全的价值。教育给他提供的都是真美善的东西，让他建构起一整套应对世界、应对社会人生的价值观。
课堂之美
“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因为儿童不知道春天来了，所以他会问草为什么绿了，老师就要给他作出解答，所谓的课堂就是有问有答、有问有对，是一种对话。我们中国人往往把课堂变成了老师单方面对学生的教导，就失去了教育原本应该呈现的互动状态。
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他们留下的最精美的东西都是对话，老师与学生的对话，这种问对其实就是课堂原始的样貌。无论到什么时候，教育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就像这幅画面，民国教育的课堂并不是有多么精彩，民国教师上课相对随意甚至常常离题。但是过了几十年，老师正儿八经讲述的内容学生可能都已经忘记了，说明那些内容也没那么重要，反而记住了老师即兴的离题万里，而那些故事也成了校史中代代相传的佳话。
衡量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也可以看有没有故事。如果有故事，就是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课堂要有随意性和生动性，不要拘泥在课堂原本设计的内容上。因为教育是针对活人的，学生的问题也不是固定的，尤其是聪明的孩子，能提出许多老师想不到的问题。师生之间的问答、互动就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教育生态。就像丰子恺漫画中出现的杨柳树、青草地、小河边，这就是生态，课堂也应该如此，如同草地上展开的对话。
钱穆先生做了多年的小学老师，他回忆自己有一次给小学生上作文课，布置的作文题目叫《今天的午饭》。当堂把作文收上来，他把一篇佳作抄在了黑板上。他告诉孩子为什么这一篇写得好。“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跟学生说，说话要有曲折，就像此文最后一句。
陶光先生是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一点师”。原因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写了一篇作文，开头第一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他在点评的时候说在“远远的”后面加一个标点，变成“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一个标点可以让整个句子活起来。陶光会教作文，这样的点评能给学生带来无穷益处。
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有一手绝活，他给学生批作文、考卷从不判甲乙丙丁，都是批某一首诗里的某一个句子。这样学生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等，而是得去找这个句子，以及它出自哪首诗，这样就逼着学生有更宽的视野。
师者范也，师不一定高过学生，但是师要提供示范，就是透过老师的性情、个性、情怀去影响学生。学生在老师这里学到最多的其实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永远学不完，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透过他的性情和魅力，让学生感受到老师身上的力量和美德，这是在传递价值。
岳阳中学的英文老师寥六如，上课的时候会随口背诵几句千家诗或唐诗，一边把中文念出来，一边就把英文翻译出来，这样的课堂就是活的课堂。他在即兴中给学生提供了一种示范，原来学英文可以如此奇妙、美好，学生学英文的兴趣、动力也就会被激发出来。很明显，要成为一个好的英文老师首先要有良好的中文基础。
绍兴中学有个数学老师真名叫孙叔平，却有一个“何以故先生”的绰号，因他每次上课都要问几个“何以故”而得名。有一次上课，他问学生“1+1=2，这是何以故呢？”当学生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孙老师就讲出了一番“何以故”的高深道理来，这是一个探讨性、开放性的问题，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对学生来说是开阔了眼界。于是，一位叫章荣根的同学写了一篇作文《何以故先生》登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东南日报》上。那个时代的老师未必有很高深的学问，却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即兴产生的想法跟学生互动。这样的课堂是活的，当然也是美的。
课程之美
在民国教育中，很多课程是由各个学校，或者老师自己设置的。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回忆，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留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他开的两门选修课，高二开的诗选和高三开的词选。她说在高二背的几百首唐诗和高三背的几百首宋词，到老了还记忆犹新。
南昌中学有个老师叫汪国镇，在高中开了文字学和文学史等选修课，他的一个学生许渊冲以后成了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成法文、英文。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翻译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这个句子，反复斟酌，最后翻译成“床曾经在如水的月光中，于是我也沉浸在乡愁中”，这样的翻译当然需要有很深的中文根底才能做到，他大学读的是外文系，但他在中学时代就打下了很好的中文根底，汪老师早年的选修课让他深深受益。那个时代，很多学校都会开设这样的选修课。
当年费孝通在吴江初等小学，四年级时校长沈天民给他们上过一门选修课——乡土志，正是这门课激活了少年费孝通的梦想，成为他一生事业最初的萌芽，他将《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贡献给中国和人类，在乡土志这门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选修课与他毕生致力的乡土中国研究之间牵着一根神秘的线。
你并不知道哪一门课能唤醒孩子生命最深处的一根线，一门选修课可以激活一个人一生的梦想。爱因斯坦说得好：“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自己也是在音乐、哲学和物理学之间穿行，找到了一生的乐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径，每个人成就自己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课外之美
民国教育中非常重视让孩子参与表演。话剧是很训练人的一件事，表演让一个人能够代入，一个人的天分能够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反应能力、联想能力、应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训练。
镇海灵山小学的科学老师江圣泗先生给孩子排的科幻剧《火星人》，其中出现了激光、人工造雨、基因工程、可视电话、改造沙漠、无土栽培，这些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但在1936年的中国只是科幻、想象。这一部科幻剧演下来，让学生对科学、农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一次戏剧表演就能把孩子带进这个世界，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周恩来当年在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上以男扮女装出名，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长袖善舞、身段柔软，是否与早年的历练有某种不可分的关系呢？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还成就了曹禺，他24岁就写出《雷雨》，自然与他中学时代常常参与话剧表演分不开。那时候很多学校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学生在课余有很多精力放在排戏上，某种意义上话剧舞台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实际上拓展了学生的世界。
一个人的格局尺度往往是中小学时代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小学决定着人的一生。我觉得大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时候一个人的个性、格局甚至价值观往往已经定型了，最关键的，人的趣味已经定型了。
校歌之美
民国时代的校歌也很美，朱自清用半文言为温州中学写的校歌，传唱90多年也不觉得过时，因为他在里面不仅概括了温州的山水，也传递了学校要提供的价值。无论他讲的“东西学艺”和“上下古今”，倡导的都是开放的启蒙价值。
当年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歌，“钟山壮，长江长，我们的学校在中央”，一语双关，不仅是指中央大学的附属小学，而且其位置就在南京的中央，但最后它要传递的却是一个朴素平凡的价值，“我们在这乐园里努力准备，我们在这乐园里快乐安详”。在过去的学校，快乐是最重要的。
很多校歌都很简单，比如这首中的“耕不废读，读不废耕”，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世界，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失落，因为有一个可以应对一切的精神世界。能提供这样的价值观，才是好的教育。
那个时代的校歌，几乎都是从看得见的山水开始，归结到学校到底要传递什么价值。上海位育中学的校歌也一样，“黄浦江，水洋洋，大小朋友聚一堂”，但是最后传递的是“爱我国，爱我校，爱我先生，爱我同窗”，如此亲切、接地气，这样的校歌是有生命力的。歌里唱到的“创造，创造，生长，生长”就是位育中学要传递的核心价值。人不是被修剪出来的，人是要自己生长的。
评价之美
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评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因为人是评价的产物。学校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1936年镇海的灵山小学有一个叫周大风的毕业生，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周大风失去继续上学的机会，最高的学历就是小学，但他却成了一名作曲家，17岁就写出《救亡曲》，他的《采茶舞曲》影响深远。当他小学毕业时，老师成绩报告单上就说，他的美术、音乐相当于专科学校一二年级水平，可谓一语中的，他在这方面的天分在小学就已经被发现了，这样的评价体系完全不同于单纯用分数来衡量一个人。
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一个叫谢邦敏的同学在毕业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他在试卷上填了一阕词，然后等着补考——
调寄《鹧鸪天》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
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万万没有想到，物理老师魏荣爵评卷时也在白卷上写了几句诗：
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这叫什么？这就叫成人之美。谢邦敏那一年考上了西南联大法学院，毕业以后成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老师。
评价之美，乃是成人之美，教育是成全人，评价得为着人、洞察人、发掘人、建造人。那个时代的学校、老师可以这样评价一个学生，人的价值无疑是放在第一位，彰显的正是教育之美。
教育是种庄稼式的农业，要收获有生命的果实；教育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业，可以批量生产没有生命的产品。教育要面对活生生的孩子，他有各种性情，你不能把他当作一个冷冰冰的产品来对待。你也不能把他当作一棵树来看待，他要比树更丰富、更复杂、更具想象力、更有可能性。
教育就是与美相遇。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老师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学生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自我的相遇是美的，每个人通过阅读与古今中外的生命相遇也是美的。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拓展一个更宽阔的世界，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整个教育的过程就是遇见美、经历美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生长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要让人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美人。美人不是指漂亮的人，而是指精神上、知识上、心灵上、行为上的美人。美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美可以穿越时间，唯有美的价值是恒久不变的。真正的教育最终要通向这样一个目标，即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2016年1月在苏州“埃尔特”教育沙龙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