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
大约2003年上半年，在一次关于中学教育的座谈会上，一位叫蔡朝阳的青年教师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什么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分，有的只有“人的教育”和“非人的教育”之别。一句话就击中了要害，抓住了当今我们教育中存在的最大症结，即人的教育的缺乏。（本文完成后，我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文章，也在讨论人的教育的缺失。）包括重庆南开中学在内的老中学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们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孜孜以培养有爱心、有尊严感、关怀社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有用的工具或机器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我不同意《沙坪岁月》将南开校园称作“人才摇篮”的提法，所谓“人才”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将人当作“才”，分成三六九等，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庄子笔下那棵百无一用、得保平安的老树来。）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老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近200位曾在沙坪坝求学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他们的回忆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是一个已飘逝的传统，但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却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张伯苓校长、许多任课老师、同窗学友的音容笑貌，那些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课堂，那些热烈的课外生活，沙坪校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动的细节几乎都已化入他们的血液，融汇为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养分。我为这些远去的历史感动着、温暖着、滋润着。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抗战胜利后的那个秋天，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问“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也是无时不在实行教育的证据。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学校里并排张贴着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与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而老师绝大多数并不搞政治化的说教”。1943年1月，这些年轻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让一位女生永生难忘的是，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会，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的，也有关怀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一样穿校服，一样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爸爸（外长）王世杰，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主要是体育活动）中，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很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1980年代，当几个60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地哭了。
在学业的传授上，南开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本本，没有成见，往往没有现成的框架、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获益的。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的文章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也“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南开校友中有近40％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他常对学生说：“科学领域内现在仍不为人知的东西很多很多，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学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在家乡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杏时，往往偷来母亲、姐姐的铅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变甜了。”
老南开在莘莘学子的心田中种下的绝不只是知识的种子，而且植入了最朴素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从本质上看，南开的教育就是培养、鼓励、激发学生的个性、创造性。比课堂上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学校和老师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他们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获得身心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从而作出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有幸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熏陶过、历练过，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驻足回望，这是什么样的专业化教育都无法比拟的人的教育。也只有那样的南开才不会将升学率、考试分数作为绝对指标，把这些当作衡量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尺度，所以才会发生这样一幕：
物理老师魏荣爵在南开的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绝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是孟志荪的得意弟子，但数理化成绩不佳。毕业时考物理交了白卷，他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送分六十，使这位学子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
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张伯苓那样的校长，有魏荣爵、郑新亭、孟志荪等一大批优秀、负责的教师，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也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继续弘扬以激发、培育而不是扼杀每个孩子个性和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成为民族危亡时期弦歌不绝的摇篮之一，以其无比生动的实例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耀眼的一页。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的出版不仅复活了这段历史的记忆，难道不也是在呼唤人的教育，再度在我们生身的这片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吗？
刘鹤守编《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