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程郁缀教授、朱惠国教授青睐，以为余研治秦观有年，在他们主编的《秦少游诗词文精品》即将付梓之时，嘱写一篇序言。两先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所名校，在学术界颇负盛名，自前年开始，接任全国秦少游学术研究会正副会长，颇想有所作为。《秦少游诗词文精品》一套小丛书便是在两位先生的倡议和主编下的一项成果。盛情难却，余不揣谫陋，以衰朽之年，笨拙之笔，勉成此文，介绍秦观的生平、思想与创作，庶几可供读者做一些参考。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他是我国宋代文学的杰出作家，多才多艺，在诗词文赋方面均有重要成就。现存《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为其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秦观出生在高邮东乡（今三垛镇）一个耕读之家，青少年时期，慷慨豪隽，强志盛气，十分仰慕郭子仪、杜牧的为人，立志杀敌疆场、收复故土。一时愿望难以实现，便度过一段漫游生活。三十岁前后，曾到历阳（今安徽和县）、徐州（今属江苏）、会稽（今浙江绍兴）省亲访友，探古揽胜。家居期间，时而“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1]；有时也会寄迹青楼，并以其词作“酬妙舞轻歌”[2]。秦观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中进士，先除定海主簿，未赴任，寻授蔡州教授。这一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翌年改元元祐，主张变法的新党代表人物王安石不久也病故，国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哲宗年幼，朝中大政一切听命于高太后。司马光、吕公著等旧派人物得以重用。元祐二年（1087），苏轼以“贤良方正”向朝廷推荐秦观，不幸为忌者所中，只得引疾回到蔡州。直到元祐五年五月，才以范纯仁之荐，被召到京师，除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元祐六年迁正字，但在洛蜀两党的斗争中，依附蜀党的秦观遭到洛党贾易的攻击，以行为“不检”罢去正字。过了二年，方始迁为国史院编修，授宣德郎。汴京三年，是秦观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他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同游苏轼之门，人称“苏门四学士”，而苏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对他的文章“未尝不极口称善”[3]。
高太后去世，政局又变。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旧党纷纷遭到打击。苏轼先贬惠州（今属广东），再贬琼州（今属海南）。秦观也因“影附”苏轼而出为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告他增损《神宗实录》，道贬处州，任监酒税的微职。绍圣三年（1096），又以写佛书被罪，贬至郴州（今属湖南）。在郴州住了一年，奉诏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次年又自横州徙雷州（今广东海康）。在“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4]的境遇中，他预感到生命不会长久，便为自己写了挽词。元符三年（1100）五月，新接位的徽宗下了一道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途经海康，和他见了一面。随即他自己也被放还。当年八月十二日，醉卧藤州（今广西藤县）光华亭上，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二岁。秦观一生事迹已被编入拙著《秦少游年谱长编》，此处不再详细展开。
秦观与苏轼一样，一生起伏均与北宋的党争有关。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变法，动机不可谓不好，然而旧党人物如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孙觉、李常以及苏轼等对此均持不同政见，纷纷予以反对。而且新法在执行中，又暴露出不少弊端，并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的官吏，于是没有多久就趋于失败。王安石变法时，秦观才二十二岁，尚居家读书，未及参预政治。他仅是在元丰初所写的《田居四首》诗中涉及青苗法、市易法等推行后的影响，如云：“倒筒备青钱，盐茗恐垂橐。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辛勤稼穑事，恻怆田畴语。得谷不敢储，催科吏旁午。”虽是批评，语气比较温和，同苏轼“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5]，“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6]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到了元丰七年，王安石新政失败，退居金陵半山，东坡自黄州量移汝州，遂捐弃前嫌，前往探望。离开后，东坡又写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热情地回了信，说：“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诗，手之而不释。”[7]可见他们当时已消除了党争成见，言归于好。但秦观对王安石新法并不完全排斥，元祐三年应制科所上的策论，既不反对新党的免役法，也不反对旧党的差役法，而是建议“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别为一书，谓之元祐役法”[8]。唯有科举法的改革（神宗熙宁四年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停制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触及了秦观的个人利益，常常引起他的不满。如《次韵邢敦夫秋怀十首》之九云：“祖宗举贤良，充赋多名儒。执事恶言者，此科为之无。”他在元丰中为了应举，不得不学习王安石所制定的《三经新义》，每每牢骚满腹。这时的思想，颇与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所说的“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相似。
在秦观的文章中，有一篇《李公择行状》骂王安石极为厉害，如云：“是时，王荆公辅政，始作新法，谏官御史论不合者，辄斥去。……时荆公之子雱与温陵吕惠卿，皆与闻国论。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参然后得行。公言陛下与大臣议某事，安石不可则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议某事，安石承诏颁焉，吕惠卿献疑则反之。诏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说则又罢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今皆不似之耶？”也就是说彼时三人小集团把持朝政，而吕惠卿与王雱反而凌驾于作为宰相的王安石之上。
元祐二年，旧党分裂。是时吕公著为相，群臣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说。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等为首。新党人物大都在野，他们冷眼旁观，伺机报复。秦观当然站在他的老师苏轼一边。因此便成了洛党攻击的靶子。元祐三年，秦观应制科（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所上策论中有《朋党》上下篇，其中不少议论为党争而发。他要求皇帝“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言外之意，便是影射洛党为邪党，而蜀党为正党。于是他便遭到洛党的攻讦，与黄庭坚、王巩一起，皆被“诬以过恶”[9]，落第而归。元祐七年七月，秦观由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迁正字。此时洛党的朱光庭、贾易转而投靠以宰相刘挚为首的朔党以干进。贾易率先上了一章，“诋观不检之罪”[10]，又弹劾苏辙“阴使秦观、王巩往来奔走，道达音旨，出力以逐许将”[11]。于是秦观为正字二月而罢。可见在洛蜀之争中，秦观被卷入很深，所受的打击也很惨。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倡言绍述，起用新党，旧党中任何一派皆被斥逐。此时秦观也被逐出京，名列元祐党人碑“馀官”之首，最后卒于藤州。秦观的前途和生命，就在惨烈的党争中葬送了。
在政治思想上，秦观也和苏轼一样，同时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比较复杂。他自小学习《论语》、《孟子》，后来迫于应举求禄仕，又习王安石所制定的《三经新义》。因此儒家思想成了他的基本思想。另外，家庭信佛，对他也有影响。他说“余家既世崇佛氏”[12]，“蹇吾妙龄，志于幽玄”[13]。元丰七年，苏轼荐秦观于王安石，说他“通晓佛书”，王安石答书也说“又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可见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比较全面地接受儒佛道三方面的教育。
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少游大半生似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他曾说：“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14]又说：“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15]这种“或进以经世，或退以存身”[16]的思想，是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义相一致的。在伦理方面，他也与儒家的观点相似，如说“子之事父，其生也养志为大，养口体次之”[17]。养志之说，就是从《孟子·离娄》篇而来的。秦观在这里是要哲宗以儒家的“孝”来治天下，希望他继承神宗遗志，“图任元老，眷礼名儒”，实际上是为“元祐更化”制造舆论。
但是秦观的儒家思想并不是纯粹的，他与当时程颢、程颐所提倡的“理学”大相径庭。二程认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而“不可外求”。他们还提倡为学以“识仁”为主，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18]。秦观填了一首《水龙吟》词赠给蔡州营妓娄琬，程颐读了其中“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二句，大为反感，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19]程颐还宣称：“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20]
由此可见洛蜀之争，不仅在政治上有分歧，在哲学乃至文艺思想上也颇有差异。为此，秦观在《春日杂兴》诗之十中剀切陈词：“扬马操宏纲，韩柳激颓浪。建安妙讴吟，风概亦超放。……儿曹独何事，诋斥几覆。原心良自诬，猥欲私所尚。螳螂拒飞辙，精卫填冥涨。咄咄徒尔为，东海固无恙。”事实证明，同属儒学，却有不同的学派，他们相互之间，也时常引起斗争。
秦观所崇尚的儒学，在不少地方还融入了道家思想和佛家学说。他那占了整整一卷篇幅的长篇哲学论文《浩气传》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此文从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出发，融合了《庄子》、《列子》、《抱朴子》、《黄帝内经》，由儒及道，纵横捭阖，反复论证，表现出精深的哲学思辨。如云：“元气为物至矣！其在阳也，成象而为天；其在阴也，成形而为地……况于人乎？”将气与阴阳天地乃至人性结合起来，这当然不仅是儒家思想，固然与《周易·系辞上》说过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相似。而《列子·天瑞》篇也曾说过：“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庄子·知北游》则将气联系到人，说：“人之生，气之聚也。”《抱朴子·至理》篇也说：“人生气中，气在人中。”《黄帝内经·素问》说得更明确：“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少游的《圣人继天测灵论》谈道德，讲体用，也是融老、庄、易学于一炉。他的《变化论》、《君子终日乾乾论》，则着重阐释义理。他的《心说》，认为“心”与道家的玄虚之说是一致的：“夫虚空之于心，犹一心之于天。”这两句乃是用佛家之说。《景德传灯录》卷五信州智常禅师云：“于中夜独入方丈，礼拜哀请大通（和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返观自性，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见是名真。……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极乐世界。’”《心说》中所说的“虚心”，则本诸《庄子·人间世》：“虚者，心斋也。”“有心者累物”，则本诸《庄子·刻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无物累，无人非。”可见少游以儒学为本，旁通释老，他所论的“心”，与禅宗万物皆空、一切本无、以心为本之思想有一定联系，与庄子学说也息息相通。由此可见，少游之说掺杂了佛老之学，体现了宋儒思想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某些特征。
儒释道思想虽贯穿于少游的一生，然视境遇变迁而显得轻重各异、主次不同。一般在他仕途顺利时，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就比较重，居于主要地位。而一旦遭到挫折，他就借助佛老，遁入虚无，以求精神解脱。例如他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就作《自警》诗云：“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生多褊窄。争名竞利走如狂，复被利名生怨隙。”他为自己找寻了一条出路：“从兹俗态两相忘，笑指青山归未得。”绍圣元年坐党祸贬监处州酒税时，他以念经礼忏、抄写佛书为乐。元符元年在谪居雷州时度五十岁生日，作《反初》诗以自慰，表示“心将虚无合，身与元气并。陟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此时，他似乎是一个道家信奉者的形象了。
秦观的创作根据其生活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从熙宁二年（1069）作《浮山堰赋》始，至元丰八年（1085）止，是秦观创作的前期。其间除了两度漫游、三次应举之外，基本上是在高邮家中学习时文以备应举。两度漫游：一度是熙宁九年（1076）与孙莘老、参寥子同游历阳（今安徽和县）之汤泉，得诗三十首、赋一篇（见《游汤泉记》）；一度是元丰二年（1079）春搭乘苏轼调任湖州的便船南下，省大父承议公及叔父秦定于会稽，郡守程公辟馆之于蓬莱阁，从游八月，酬唱百篇[21]。此外，他还常到离家不远的扬州和楚州，有诗投赠扬州守鲜于侁和吕公著，并与楚州教授徐积相酬唱。三次应举分别为元丰元年、五年和八年。前两次均未考中，均有诗词反映落第心情，记录了往返京师的行迹。著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词，就是将仕途失意的“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其间有《对淮南诏狱二首》，究竟为何陷入诏狱，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可资考证。总之，这一时期的纪游之作占绝大多数，可称少游创作上的发轫时期。
秦观创作的中期是从元丰八年（1085）考中进士开始至绍圣元年（1094）止。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逝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斥逐新党，起用旧臣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接着实行“元祐更化”，逐渐废除熙丰新法。少游的创作与整个元祐时期相适应。元祐元年（1086）他为蔡州教授，三年，以苏轼、鲜于侁荐，进策论五十篇，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试。时洛蜀党争起，少游被洛党“诬以过恶”，遂引疾归汝南。五年五月，复由范纯仁、曾肇荐，自蔡州入京都，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历秘书省正字，官至国史院编修。在京四年，诗人政治上曾两次遭受打击，一次是上面所说的举贤良不中，一次是元祐六年（1091）七月迁正字仅两月，又因洛党弹劾而罢。这两次打击他并未直接发之于吟咏，仅在某些篇章中作了曲折的反映。这一时期篇章相当丰富，内容也较复杂，同前期相比，除模山范水之外，增加了对时局的关心，如《次韵邢敦夫秋怀十首》之五，表示同意司马光割弃熙河与夏人的主张；而在《送蒋颍叔帅熙河二首》之二中，又说：“要须尽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对契丹与高丽，也曾发表己见。政见虽因时而异，但其爱国思想却是贯彻始终的。这一时期写了为数甚多的政论文，也为歌楼舞榭填了不少词，内容多为艳情，然不失品格，可说这是他创作上的丰收时期和发展时期。
从绍圣元年（1094）三月被逐出京，至元符三年（1100）赦归，是秦观创作的后期。这一时期长达七年，按理作品应该较多，但除词之外，人们钩沉辑佚，仅得诗五十七首。如从元符元年过岭后计算，仅存诗三十三首，散文则仅存数篇。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身处放逐之中，一方面有使者承风望旨，没有创作自由；一方面是贬所不断变更，即使有所创作，也容易散失。尽管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无论在抒情的深度上和艺术技巧上，都远远超过以前两个时期。这首先表现在词作中，贬谪之初，他就以《望海潮（梅英疏淡）》、《风流子》、《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抒写了不幸的预感；既谪之后，又以《千秋岁》、《踏莎行》、《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阮郎归》其三、其四以及《好事近》等，倾诉迁谪之恨。他的《千秋岁》曾引起苏轼、黄庭坚、孔仲平、李之仪、王之道、丘崈、释惠洪等的共鸣，纷纷次韵，形成一股范围很大的波澜，在词史上形成一个贬谪词创作的高潮。此时少游所作的《雷阳书事三首》、《海康书事十首》，以质朴的语言反映了自己谪居岭南的生活和思想，还勾勒了这一地区的风俗画，诗风为之一变。因此不妨说，这一时期标志着他创作上的成熟。
以上三个时期的划分，只能是一个大概。若细加研讨，每一时期还可分为若干阶段，如中期便可分为蔡州阶段和汴京阶段，这里就不暇细说了，留待读者详审作品。
秦观历来以词著称，其词清丽淡雅，韵味醇厚，且能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向来被视为婉约词的正宗。对于少游词的成就，大家耳熟能详，此处不再展开。其实除了词之外，秦观在诗文方面也取得较高成就。只可惜长期为词名所掩，少为人知。所以明人胡应麟就说：“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作渠帅，世遂寡称。”[22]现在应该还他以本来面目。
人们谈到秦观诗，多称其七言绝句，如《春日五首》、《秋日三首》。《雪浪斋日记》就曾说“海棠花发麝香眠”，“诗甚丽”；元好问《论诗绝句》评《春日》诗其二则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此意当沿袭南宋敖陶孙《臞翁诗评》“秦少游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之观点，不过经他形象化的描述，女郎诗二语，遂成千古定谳。其实文艺作品应该呈现多种风格，既有阳刚之美，也应有阴柔之美；既有东坡的“丈夫诗”，也应有少游的“女郎诗”，这样才会造成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实少游诗何止七绝一种体裁，又何止“女郎诗”一种风格。他的五古和七古早就受人激赏。王安石答东坡书称其诗云：“清新妩丽，鲍谢似之。”元丰三年吕公著知扬州，他以《春日杂兴》之一投卷，吕本中举其中“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二句，引李公择之语评曰：虽“谢家兄弟（得意）之作不能过”[23]也。说明他的诗已超过南朝谢灵运和谢惠连。苏轼读了他的《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诗，更和诗赞之曰：“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24]以为压倒林逋的名作《山园小梅》，容或过誉，然此诗咏梅，务在神似，不能不是一大特点。至于少游过岭后所写的诗，吕本中已称其“严重高古，自成一家”，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前人对少游之文，评价也很高。东坡就曾说：“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25]黄庭坚也说：“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26]少游的策论，不但论事说理，切中时弊，而且行文流畅，清新可诵。同当时一些刻版式的策论相比，自然高出一筹。但是严格说来，少游的策论受东坡影响较大，尚欠个人风格。其原因之一便是这些策论大都是在东坡指导或影响下写成的。元丰三年，苏辙贬往筠州，少游托他将所写的策论《奇兵》及《盗贼》带给贬居黄州的苏轼，轼答书云：“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以后少游即依此原则撰写其他策论。原因之二是有些地方沿袭了东坡的观点。如策论《序篇》云：“臣闻春则仓庚鸣，夏则蝼蝈鸣，秋则寒蝉鸣，冬则雉鸣。”表面是用《礼记·月令》，实则受到东坡《李端叔书》“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的启迪，而此书是在元丰三年托他转交的，不可能没有看到。又如《韩愈论》称韩文杜诗为“集大成”，人们多以为是少游创见，其实也是东坡的观点，见陈师道《后山诗话》及东坡《答吴道子画后》。其《盗贼下》一文云“有缙绅先生告臣曰”一段，明人张即指出：“实指苏公，殆非设言也。”[27]由此可见，少游策论“与坡同一轨辙”，“此少游之所以不及东坡也”[28]。真正代表少游散文风格的，应该是他的哲学论文，故近人林纾说：“集中如《魏景传》及《心说》，皆直造蒙庄之室，为东坡中所无。”[29]此外，他的小品文《眇倡传》、《二侯说》、《书晋贤图后》、《辋川图跋》等也都富有情趣，颇堪把玩。其《清和先生传》博采事典，以拟人化手法，为酒立传，似承韩愈《毛颖传》胎息，逞才肆意，亦颇可观。
此次秦少游学术研究会两位会长将秦观诗词文中的精品选出，分别编册，并请黄思维、谢燕、刘勇刚和吴雅楠诸君分别加以注释和简评，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和鉴赏秦少游的作品一定会有所裨益，并将对进一步推动全国秦少游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著述亦然，难免存在某些不足，尚希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是为序。
徐培均2013年7月撰于沪上岁寒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