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叔叔活着的时候，他一看见我，就会打趣地跟我说：小莲啊，你最近出新书了吗？让我来给你写个序，我现在成写序专业户了。
那时候，我正忙着拍戏，哪里有功夫写作啊，每天都是满世界地跑。可是，有一天，我没戏拍了，我趴在屋子里，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着。我出书了，我到处找人写序，可是开不出口啊，大家都那么忙，要把你这厚厚一本书看完，谁有那个功夫？这时候，我深深怀念着贾叔叔。
和写作相比，我更喜欢拍电影，因为在那种创作中，带有工业化的机械劳动，很多时候就是手工活。每当你触摸到胶片时，你会自觉地戴上白手套，哪怕那样片最终会被丢弃，你还是想保持它的光洁。一格一格地剪接，看着原有的素材，在每一格不同的衔接下发生了微妙的关系，然后送去混录；再调光，举起12格样片看着，放在灯光板下辨别它的色调。即使和日本的调光师交流时，夹杂着专业用语的英文，写着中文，指着12格样片说话，程序都是一样的。那个过程，现在想来，真是让人非常享受。
只是，胶片的年代刹那间消失了，世界的胶片帝国柯达公司，就看着它塌陷；数字替代了胶片，拍戏的门槛越来越低，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上手。偏偏在找钱的时候，我显得那么愚蠢，我所有的拍片能力都在消失，我像乌龟一样，一直在那里爬着，爬得很慢很慢，却不想放弃。钱，还是没有找到。我躲回到文字里，把电影写进我的小说，在那里成就我的电影梦。有一次，一个观众对我说：你的小说比你的电影好看。
我说：那是一定的！
为什么说，一定呢？
因为，小说是一个人的战争，你出征了，只要顽强地打下去，即使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只要你敢于坚持，你还是会胜利的。电影，是世界大战，我常常还没来得及装上子弹，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
在我惨不忍睹的时候，年轻的小制片在微信上对我说：导演，坚持！
是的，我只有坚持，对于我，放弃比坚持更加困难。放弃了，我就一无所有。我继续读书、写作，我要为下一部戏做好全部的准备。我写得很慢，我知道我没有多少读者，可是我像一头倔驴就是不肯回头，因为我一旦回头，我就写不出东西了。我对“潮流”持怀疑态度，下意识在回避“时尚”，当我看着自己以往的写作，我知道，我是如此的脆弱，这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我不能回避，我只有面对自己。十年的“文革”，我们为了一个空洞的目标，匆匆忙忙地“奋斗”着，于是在一个废墟里建立起自己的噩梦；现在，我抱着一本一本的书，八〇后的小孩都说：彭老师看的书，都是像砖头一样厚的。他们不能理解，我是要借助这些书的力量，从噩梦里重新走出来。不要指责我的软弱，我曾经有过的坚强并不能让我变得更加智慧，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愚蠢，这没有关系，我在错误中成长。
我的小说里，一直有我母亲的形象，这里面有我对她的爱和愤怒，我写了小说发表以后，有人对母亲说，你女儿又在小说里骂你了。她赶紧去买了《收获》杂志，看完以后她说：你们根本不能理解她的小说，她对我多有感情啊。
听到这些的时候，我都想哭，这份理解给予我很多的安慰。我没有多少读者，但是母亲一直是我最好的读者。她年轻的时候，是大公报记者，也是一个不错的作家，后来她成了俄语翻译，她译的那些书，放在我书橱最显著的地方。再后来，她老了，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全部的才华就是用来写检查的，她批判自己，揭发自己，侮辱自己，为了让检查可以过关。她娟秀的钢笔字在检查中来回奔走，终于等到有一天，不要写检查时，她独特的文字能力消失了，那些对自己真真假假的批判，把她毁了。她的句子找不到归属感，俄语的文章更无法转换成中文。她低下头，不说话，她开始为我抄稿子，她的钢笔字远比我的小说和剧本漂亮，她对朋友说：我现在是小莲的文抄公啊。
朋友又问她，你帮小莲改稿子吗？
哪里改得了啊，她的文字，她的写作，比我强多了。
在最自卑的时候，她依然在为我付出，在这付出中找到她最后幸福的归属感。我和她之间的分歧没有对错，不是善和恶的对峙；这是一场善和善的斗争，于是不管哪一方胜利了，都是伤心的。母亲，离开我已经快二十年了，在小说里看见她的身影，我还是感到一种揪心的疼痛。当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记录下转瞬即逝的过去，如今重新读来的时候，我特别珍惜它，因为它证明了情感和生活的存在。这是一份脆弱的存在，也是一份脆弱的记忆，我守护着它，它让我知道了文字的价值，知道了自己付出的必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越来越意识到，生命在于记忆，没有记忆的生命，就会像一个老年痴呆的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不停地在院子里走着……运动着，却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失去了活着的尊严。
我周围还是那么热闹、骚动，没有关系，有一本好书，有一个好的想法，我就可以在书桌前，老老实实坐上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从读书到写作，我找到了记忆，它维系着我脆弱的生命。文学，是我生命中的上帝、我的信仰，读书是我的祈祷，写作是我的救赎，拍戏是我的梦想。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有一天，重新站在摄影机的后面，和摄影师老林确定用几号镜头，是否还要把12K的大灯，装在升降机上……
2015年8月26日 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