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述原以为昭王听到这消息后，会十分喜悦。可昭王听过汇报后，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欣喜和称赞，反而指斥那些百姓违反了秦法。原来，秦国是战国时期少数几个使用牛耕的先进地区之一，秦国上下都对牛十分珍爱，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保护耕牛。比如《厩苑律》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安排考察耕牛喂养状况。对牛喂养得好的，加以奖励，对喂养不好的，给予处罚。所以，当昭王听说百姓竟然宰杀耕牛，就很不高兴，下令道：“凡宰牛为寡人祈祷的，一律罚缴铠甲二副。”昭王又解释说，“秦国法令规定，不准私自杀牛。没有得到允许而擅自杀牛为寡人祈祷，这固然是爱寡人，但却犯了法。寡人若因此而不顾法令，或更改法令，就会破坏法治的规则。法不立，是乱国、亡国之道。因而不如对每个宰牛的人都罚二副铠甲，以保障法的威信，并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臣民们听了这番话后，从此更加心悦诚服地守法了。
还有一年，秦国发生饥荒，许多人都断了口粮。应侯范雎向昭王建议：开放国王宫内的五苑，让饥民人内拾蔬菜、橡果、黍栗充饥以度过灾荒。昭王不许，理由是不能因灾荒、饥饿而破坏法律。他说：“秦法规定，民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今天若开放五苑，让有功无功的人都入内得到果蔬以果腹，这就破坏了秦法。让饥民吃蔬菜、果实是小事，然而因此把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原则破坏了，可是大事。所以不如不开放五苑而保持法律的严肃。”
五、秦法与吏治
秦昭王时，荀子曾入秦考察。秦国吏治的清明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桔（桔，音苦，谓器物粗制滥造。此处用以比喻态度恶劣），古之吏也。”荀子以为秦吏具有古代良吏的遗风，这是给予了很高的褒奖。
秦国良好的吏治与它推行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51支竹简抄录了一篇《为吏之道》。这大概是一篇训诫官吏的教令，也有可能是供学习为吏的人使用的课本。从《为吏之道》可以看到秦法对吏治所起的积极作用。
《为吏之道》提出了一套秦国官吏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凡为吏之道，必精絮（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载（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并将这些原则和要求具体概括为“五善”、“五失”。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所谓“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三曰擅裚（制）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
在以上对官吏的种种要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他们严格执行、坚决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度，做到“审悉毋私”、“审当赏罚”。所谓“审悉”、“审当”，就是要合乎秦国的法律准绳。在秦简所载秦始皇二十年由南郡守腾发布的《语书》（即文告）中，曾明确宣布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所以秦的统治者十分强调官吏“依法”办事。
《为吏之道》又以严明赏罚作为“治吏”（管理、驾驭官吏）的重要方法。法家主张“明主治吏”而后治民，因此，治吏就成为秦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慎于治吏，特别强调严于赏罚。《为吏之道》规定：能全部做到“五善”，必须给予大的奖赏；而“五失”中仅有“犯上”一失，就要身及于死。从中反映了法家严刑厚赏的思想。
秦律条文中，有大量的对秦国官吏进行考核、奖励、惩罚的规定，其范围极广泛。涉及农业、手工业、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各部门的官吏。秦律还特别规定，各级官吏不仅平时要书写和熟悉自己职务范围以内的法律，而且每满一年要向中央主管法律的官员核对刑律。已经废除的律令，不得继续执行，否则有罪。官吏对所辖地区的犯罪现象，不能及时发现为“不胜任”；知而不敢论处为“不廉”；处刑不当，为“失刑”；故意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或掩盖情节使犯人减轻惩处，为“纵囚”。无论“失刑”、“不直”或“纵囚”，均被视为“大罪”。
云梦秦简中的《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规定了选官的标准和途径，任官的程序，如何免官补缺，官吏的品级和待遇、职责和义务、考核和奖惩等，由此反映了秦的用人制度已高度法律化。
渗透在秦简中的这种对国家官员厉行法治的基本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曾经具有生气勃勃、富于进取的一面。
六、法治与君主专制
先秦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与成文法的公布相同步的。两者互生共长，共同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建立。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社会的变化和旧的礼制作用的丧失，遂将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史称“铸刑鼎”，这是我国公布成文法之始。35年之后，郑国大夫邓析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自行修订郑国原有的法律。并将其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邓析死后，“竹刑”为郑国采用。公元前513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了范宣子任执政时制定的刑书。此后，宋、楚等各诸侯国纷纷效法，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便是在总结、研究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先秦成文法的公布，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下，法律藏之于官府，处于秘密状态。少数“世袭”贵族垄断着法律，不让人民了解法律条文，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把成文法公诸于世，“一断于法”，不仅限制了司法上的随意性，还否定和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政治法律特权。
“成文法”剥夺了贵族的权力，却将大权集于国君一身。按照法家的理论，“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主是产生、制定法律的人，臣下是守法的人，而民众则是效法于法的人。）（《管子·任法》），既然法是由君主所“生”，则“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也就是全国上下一律只能服从国君。
所以，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理论家韩非就指出，“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韩非子·难三》），国君必须以法治国，法是国君以一人之力统治全国的工具；掌握了这个“帝王之具”，就能“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有度》）。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是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伴随而形成的。它对于促成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鞅在秦国变法，继承和发展了李悝《法经》所确立的原则和体系。加之秦国宗法制度的文化传统比较薄弱，因而尽管秦国成文法的出现要晚于东方诸侯国，但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法制建设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法治国家，并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其专制的工具仍然是法律。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缺了这“法令由一统”，也就没有“大一统”。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列国竞雄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最终一统寰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的胜利。
七、专制之法与“无法”
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和法治，不是万能的。
当秦的统治者用推行法治来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当他们把严刑峻法用在迫使人民努力耕战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这时，诸侯割据称雄与人民大众要求统一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从而使人民大众与统治者及其统治工具严刑峻法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暂时地掩盖了起来——他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秦王朝建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此时，人民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突现了出来；尤其是原六国的人民，他们与秦统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秦始皇理应省刑罚，轻徭役，使人民大众有一个从事和平劳动和重建家园的环境，缓和社会矛盾。
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推行严刑峻法，并力图用法这个工具，强制全国的官吏和人民驯顺地服从他的个人意志。由此。秦王朝一步步走向覆亡。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秦始皇，失却了以往数任秦国国君克制私欲以“缘法而治”的作风，而将法变成纯粹的专制国君逞一人私欲的工具。他所颁定的法律，所有官吏和人民都必须严格遵行。可他自己，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并且有权修改、废除任何一项法律，有权以任何一项新法律代替旧法律，甚至有权置一切法律于不顾，一怒之下置千万人于死地。
法家法治学说的固有缺陷，因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的所作所为而暴露无遗。比如：法家错误地认定国君是国家公利的代表，从而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国君，致使司法权也不能独立。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国君。一旦放纵私欲，则法就从“治国的工具”变成为害天下的祸患。
正是鉴于法家倡导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之法，其法权的渊源在于王（皇）权，这就致使他们“睢法为治”（《韩非子·心度》）的美好理想，在专制制度下得不到必然的保证，所以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干脆就说：“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
八、苛法亡秦：事实与经验教训
秦法的严苛，已如前述。及至二世胡亥即位，更是疯狂地以严刑峻法谋一己之私利。为了保住用阴谋手段篡夺来的帝位，他听取赵高的建议，“更为法律”，于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但胡亥对此丝毫没有醒悟，为了“肆意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又“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审督责，必深罚”。以杀人多者为忠臣。结果造成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恐怖局面。
在秦始皇父子手里，法治，就是残暴的统治；法治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
这样的法治，能不遭人民的唾弃？
于是，陈胜站出来说：“天下苦秦久矣！”
陈胜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后的3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他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开会，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他随即宣布：“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约法三章”、“除去秦法”的这一举措，竟然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人民，他们热诚地拥戴刘邦，惟恐刘邦不肯做秦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民大众（包括原秦国本土的百姓）对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怀着如何刻骨的仇恨。
又过了数十年，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指出：秦因“繁法严刑”而兴，又因“繁刑严诛”而亡。贾谊洞见了秦的法治与秦兴亡的关系。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秦的法治及其胜利与失败，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理解和把握。如果除去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不论，秦可以说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个法治国家。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从分封制、宗法制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秦的法治，对旧的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统治方式（礼治）构成一种“反动”和破坏；对新的时代，则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问题是“取与守不同术”（贾谊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汉代陆贾语），法治虽然促成了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降生，可新帝国却不能仅依靠法治这一种手段加以统治和管理。
经验教训是以秦二世灭亡的代价换来的。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以秦的速亡为前车之鉴，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制度，为大一统的帝国摸索出一套比较适用的统治方式。
从西周的礼治，到秦的法治，再到汉代的礼法并用，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