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新世纪开始的日子里，法国人异常容易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如果有人侮辱了民族圣物，侮辱了拿破仑的名字，那么复仇的爱国主义思想就会达到令人着迷的地步。关于这一点，罗斯丹在《雏鹰》中已有提及。法国人痛苦地忍受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的耻辱已经30年了。法国尝尽了战败国的难忍的苦头：法国被夺去了阿尔萨斯地区和洛林地区的一部分领土，并被迫交付高达50亿法郎赔款。正如德国首相俾斯麦宣称，法国只能流着眼泪去为自己的不幸痛哭了。
但是，三十几年的历程不但没有使法国人的屈辱感减弱，反而使这种屈辱感转化为复仇的渴望。法国重又强盛起来。在1900年的国际巴黎博览会上，法国展示了自己的财富、成就和天才。此时，昔日创伤之苦，已令人不能再忍。法国人绝未忘记，在协和广场上遭敌人掠夺的斯特拉斯堡的偶像仍然佩戴着用以悼念的黑纱，台座淹没在鲜花丛中。复仇精神剧增，并以非凡的形式表现出来。孩子们竟戴印有“复仇者”、“无畏者”、“不屈者”等字样的圆形水兵帽，且已成为时髦。这些闪着金光的题字也美化了年方10岁的戴高乐的头脑；这时，他在归途中仍梦想着《雏鹰》：这个剧是如此使他受到震撼。他目光投向四方，耳朵里不停地萦绕着罗斯丹的那壮丽而高亢的诗句。老拿破仑士兵拉姆堡的一段段愤怒的讲话，在舞台上玩着儿童兵器玩具的不幸的“淡黄发的波拿巴”的厄运，都使戴高乐为之激动。拿破仑之子的话语在小孩的意识里发生了洪亮的回响：“皇帝的荣誉啊！帝国的王位、皇袍和鹰徽！”他回忆起早逝的罗马国王临终时高喊：“快马加鞭，我要马上奔向父亲！”这时，他的双眼充满了泪水。
罗斯丹的话完全征服了夏尔的心。显然，妈妈没有白白地仿效罗马国王给他头上梳了一绺卷发，又仿照演西哈诺角色的大演员科克林，给他的细脖子上套上一条笔挺的小活领。
的确，那时候，民族主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这种气氛下成长的孩子，很容易对紧凑的战鼓声、轰鸣的炮声、闪光的武器和飘扬的战旗等，感到着迷。少年戴高乐对这一切爱国主义的象征特别容易接受。在抚育他的家庭里，充满了对爱国主义、古老传统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的炽热崇拜。他们经常忧伤地谈起法国在法普战争中的失败。戴高乐一生也不会忘记，妈妈曾对他讲述过，她在小时候有一次看到双亲得知巴赞元帅在1870年率部投降后痛哭不已时，她感到如何悲观绝望。曾参加过那次倒霉战争的夏尔的父亲常常讲到那次失败的悲惨情景。作为机动近卫军中尉的亨利·戴高乐那时在与围攻巴黎之敌作战时，在一个小市镇斯坦附近的战斗中受了伤。他不止一次地带着孩子们去凭吊那个古战场，观看刻有烈士及断剑雕像的纪念碑和墓志铭，并领着孩子们激动地朗读墓志铭：“在英勇的烈士手中被截断的法国的宝剑，将由后辈们重新锻造。”
亨利·戴高乐常带孩子去巴黎及其近郊，游览历史古迹，并沿路给他们讲述法国最光荣的历史事件。少年戴高乐极其兴奋地受着爱国主义自豪感的教育。多少年以后，谈到对童年最强烈的印象时，他写道：“作为一个生长在里尔而居住在巴黎的青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光荣的标志更使我感动了；这儿有圣母院的夜景，有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也有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巴黎残老军人院穹顶下面还有夺来的敌军军旗在瑟缩地战抖着。”［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亨利·戴高乐常激动地让孩子们摸摸他在1870年荣获的战功奖章。同样，他也常激动地让孩子们摸摸他向他们展示的其他历史纪念品。要知道，这些纪念品都是有传代价值，令人骄傲的物品。早在童年时代，夏尔·戴高乐即已了解其先辈们在几个世纪以来前仆后继帮助国王“建设”法兰西的光荣历史。
但是，戴高乐这时毕竟还年少，直到12~13岁时还常玩打仗游戏，而且玩得非常认真，非常投入，每次都要自己当法国司令官或者法国国王。
一天，小弟弟皮埃尔哭哭啼啼地从外面跑回家来。妈妈问他怎么啦，他说哥哥戴高乐打他了。妈妈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才边哭着向妈妈诉说原委：“我们玩打仗游戏，我装特务去送情报。不料在路上我被敌人捉住，没来得及把情报吞掉，情报被敌人搜走了。回来后，戴高乐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还有一天，在开始玩打仗游戏前，哥哥格札维埃因觉得平时每次都叫他当德国皇帝挨打，提出想换个角色，当当法国之王，过把法国国王瘾。戴高乐一听就气冲冲地说：“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从这两个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戴高乐的一些非同一般的少年性格。
很多人都认为，戴高乐的性格很像母亲一样灵敏、沉着、稳健，但有时有些过敏；甚至还同母亲一样，有时会突然急躁起来。至于在世界观、文学和思维方法方面，他显然像父亲。当然，这些先天遗传的表现都只是听其双亲说的。儿子继承了父母的眼神、鼻子和步态。
还有，戴高乐自幼所受到的教育使他深信，他自己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贵族。戴高乐的这个“戴”字本身在姓氏中就是贵族的标志。戴高乐很早就认为：贵族是一个最杰出、最高尚的集团；这个集团不仅仅是曾为国王而战，而且本身拥有知识，有权审判、管理、教育和教训别人。他的许多祖先都是继承高官和“长炮贵族”的代表，都具有这种特殊的绅士思想。因此，他也自然形成了这种非同一般的贵族意识。由于意识到自己出身高尚，因而在心理上就会想到成名和掌权。他的思想与众不同，虽不公开炫耀自己的贵族身分，但总本能地表现出语言古板，举止异样。
从童年起，家里人还使夏尔相信，他是个幸运儿，是历史上极为光荣的戴高乐族系的继承人，尽管这个族系后来有些衰落。自然，每次所谈都是有关百年战争和与之类似的情况。他们还告诉孩子们，如此出身的人永远不应当改变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应维护民族的崇高的精神面目，成为爱国主义和天主教信仰的支柱。这就是一位未来将军的家庭教育！
当然，戴高乐这时还是因为年少，上述种种观念、品格等等都还有待于深化和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学校的教育了。
1900年暑假后，戴高乐开始到沃吉拉尔街耶稣教会学校上学。这所学校最闻名的是他们的教育艺术：培养孩子们对政权神圣原则的尊敬和绝对服从。他们认为，消极服从是基督教徒的最高品德，是对上帝的最大忠诚。耶稣教徒们都应把自己的主要力量贡献给发扬这种品德的事业上。他们以圣·贝尔纳德的学说为指针，要求对来自上级的命令，即使是有害的和令人可怕的命令，都必须绝对服从。凡议论命令是否适宜或正确者，都被视为是严重的违反教规。按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制定的会规和道德准则，每个耶稣教徒都应成为“领导者手中的一具尸体”。
然而，孟德斯鸠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彻底揭露了消极服从的学说。他是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写道：“绝对服从，是既以服从者的无知为前提，又以统治者的无知为前提。”
可是，耶稣教徒们特别激烈地咒骂法国大革命及其活动家。在孩子们的课本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东西：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丹东是非常丑陋的，他似一头狂犬，很残酷，很可耻；“马拉是个很可怕的人，像个癞蛤蟆……罗伯斯比尔患有狂妄自大症，总以正确自居，凡与他想法不同的人，他都要将其处决。”这充分说明，为什么恰恰当夏尔-戴高乐在耶稣教会学校上学的年代，法国的共和派、民主派和社会党人都坚持不懈地争取通过法案，以期禁止宗教协会，特别是禁止耶稣教徒执教，以免把孩子们教育成共和、民主和进步的敌人。
这时，少年戴高乐因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而与那个世界牢牢地隔绝了。他觉得在家庭和学校外面有很多事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与己无关的、无法解释的。而作为耶稣教徒的父亲，在培养戴高乐的性格方面收效不大。原指望学校的教育能使其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结果未能如愿。在学校的教育下，戴高乐对按教规做弥撒、祷告、颂读经文等接受笃信宗教的“科学”和“仪式”，没有引起任何异议，而且渐成习惯。他对耶稣教坚信不移，就像每天早晨洗脸一样，接受约定的信教活动。
可是，对一些毫不合逻辑的清规戒律，和必须绝对服从的要求，他却又觉得难以忍受，而是常常我行我素。
戴高乐不愿成为“领导者手中的一具尸体”。他的天性就是，拒绝在任何情况下消极绝对服从。他保持了这种性格，在重要关键时刻不绝对服从。这也是他后来能成为卓越人物的一个原因。
戴高乐痛恨学校的强制制度。常有人指责他纪律性差，作业粗心大意。许多年后，他当了将军、共和国总统时，曾突然坦白地对孙辈们说：“我上小学时，从未背诵过课文。但是，谁都不应像我学习时这样做。”
他决不懒惰，而是非常勤奋。为了使自己生来具有的良好记忆力日臻完美，他常同他的兄弟们一道练习把单词的字母倒过来拼写，如把de Gaulle（戴高乐），倒拼为elluag ed……
1905年，他开始听父亲的劝告，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用到学习上。结果，到第二年，他就成了全班的学习尖子，获得了作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等六门课的第一。从此，老师和同学都不能不承认，他真是一个非凡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