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我叫道，“亲爱的！我的大恩人！看到你真高兴！”
她那圆圆的脸、红红的腮、黑黑的眼睛以及蓬乱的头发一点儿都没变。杰西·施泰因站在她纽约小公寓的门口，与她当年站在自己柏林大宅的门口，以及后来逃亡途中站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房间门口一模一样，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和乐于助人，就像她没有一点儿忧愁似的。她也确实没有自己的忧愁，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
“我的天哪，路德维希！”她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这是典型的流亡者才会提的问题。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当然是在战前了，杰西，”我说，“那时候还算幸运，身后追踪咱们的只有法国的警察。可是在哪儿呢？是在苦路上的什么地方。是里尔[36]吗？”
杰西摇了摇头。“是1939年在巴黎吧？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没错，杰西！是在国际饭店，现在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在拉维克[37]的房间为我们俩做了土豆饼。你甚至还带来了蔓越莓，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这种小红莓，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份口福了。”
“真正的悲剧，”罗伯特·希尔施说，“美国也没有这东西，只有一种替代品：罗甘莓。但不一样。希望你不会像演员埃贡·菲尔斯特那样，为此而回欧洲。”
“菲尔斯特是怎么回事？”
“他在纽约吃不到羊莴苣沙拉。他是移民来的，但这令他绝望。他就回德国去了，然后去了维也纳。”
“不是这么回事，罗伯特，”杰西反驳道，“他是思乡。而且他在这儿无法工作，他不会英语。这儿也没人认识他，他在德国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不是犹太人，”罗伯特说，“只有犹太人才思念德国。可怕的悖论，却千真万确。”
“他指的是我，”杰西笑着解释道，“他仍旧这么恶毒！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在意。你们进来吧！有苹果派和新煮的咖啡！跟在家乡一样，可不是那种煮过了头的美国咖啡。”
杰西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一种天真的热情——从未因他人的说三道四而减弱——让她永远处于兴致很高的状态。这种热情不仅表现在她说服导演与制片人的沙龙中，她还帮助婚姻出现危机的人重修旧好。她是绝望者的知音，常以提供小额借贷的方式解救别人的燃眉之急。她为热恋者提供帮助，替作家寻找出版商。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她促成了许多事情，因为出版商、制片人和剧院总监虽然觉得她难缠，却往往被她的无私与善良感动。作为艺术家之母，她进入了数以百计的艺术家的生活，以致都不再拥有完全的个人生活。有一段时间，她身旁有位不引人注意的先生——托比亚斯·施泰因，他在柏林主要负责让客人们随时都有充足的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他就谨慎地退居幕后。在逃亡的苦路上，他染上了肺炎，死在了某座城市，像活着时一样默默无闻。
杰西的流亡之旅更像是一路上受到别人的拖累。她对自己失去的房屋与财产竟无动于衷，她一如既往地照料途中遇到的自行出逃或是被驱逐的艺术家。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在自己周围营造出一种舒适的、向外辐射的小资氛围，她那一成不变的好心情也同样令人诧异。人们越是需要她，她越容光焕发。她能把一间脏兮兮、只有一对枕头和一个酒精炉的旅馆房间改造成走了点儿样的家园。她为逃亡路上那些漫无目的的艺术家做饭洗衣，这些人因缺乏实际生活能力往往相当无助。托比亚斯·施泰因先生去世后她才获悉，这位低调做人的死者生前已经做了相应安排，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巴黎分号存入了一笔美元。这笔钱也被杰西拿来花在她的保护对象身上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以及用来买前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船票的钱。由于平时关心政局不够，她不知道船票几个月前就卖光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买到了一张，对此她也没有喜形于色。当她站在售票处窗口时，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有人退票，票的主人心脏出了问题。因为下一个买票的正好轮到杰西，这张票就卖给她了，别人为能得到这张票是愿意出天价的。那时杰西并不愿意留在美国，她只想去那里取第二笔存款，然后返回，那笔钱是她那位防患于未然的丈夫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为她存的。她在海上两天后战争就爆发了，这样杰西就滞留在了纽约。这些都是希尔施告诉我的。
杰西的起居室不大，可完全是按照她的风格布置的：许多把椅子，一张沙发躺椅，上面到处是靠垫，墙上挂满照片，几乎每张上都有热情洋溢的题词。其中一部分照片被镶嵌在黑框内。
“杰西的死者名册，”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位秀丽的女子说，“这是哈森克勒费尔！”她指了指一张带黑框的照片。
我忆起了哈森克勒费尔。他像所有1939年让法国人抓住的流亡者一样，被关进了拘留营。在德国军队逼近拘留营还有几公里的那天夜里，哈森克勒费尔自杀了。他不愿被抓住，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受折磨而死。可德国军队却出乎意料地未能到达，在最后一刻，他们接到命令从旁边绕过去了。拘留营没有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可哈森克勒费尔已经死了。
我看到自己身旁的希尔施也在凝视着照片上的哈森克勒费尔。“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说，“我想救他。但那时候到处一片混乱，想找到一个人并不容易，甚至比从拘留营救出此人还难。法国式的低效率，再加上该被诅咒的官僚主义！一切倒并非别有用心，但谁赶上，谁遭殃。”
我在离死者名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发现一张埃贡·菲尔斯特的照片，上面有一条黑色饰带，却无黑框。“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位秀丽的女子。“是否意味着他在德国被杀害了？”
她摇了摇头。“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加黑框了。杰西只是为他悲痛，所以仅仅加了一条黑色饰带。因此他的照片也没有和死者的挂在一起，真正死去的人的照片都在那边和哈森克勒费尔的挂在一处。死去的人已经很多了。”
看来杰西的回忆都秩序井然，即使是死亡也能变得如此有小资情调，我边捉摸边望着照片下沙发躺椅上五颜六色的靠垫。照片上有些演员身着戏装，那是他们在德国或维也纳成功上演各种角色时穿的行头。这些照片肯定是杰西带过来的。演员们或身着褪了色的丝绒服饰，或披甲佩剑，或头戴王冠，他们英姿勃发地从黑框中发出幸福的微笑。
在房间的另一侧挂着杰西还活着的朋友们的照片。这些朋友们也多是歌唱家或演员，当中也有几位医生和作家，杰西偏爱名人。我不知道这两组收藏当中的哪组更恐怖一些，是那些死者的照片，还是那些不知死为何事，但却身穿戏装扮演过瓦格纳歌剧中那些头上长角的英雄、唐璜或是威廉·退尔[38]的人的照片。后者往昔的辉煌已成过眼烟云，他们仍在等待死亡，现在已经谦逊多了，而且现如今，他们也已经太老迈，无法扮演照片上的角色了。
“洪堡亲王[39]！”一个驼背的矮个男子在我身后说。“那是我当年扮演的！而现在呢？”
我转过身看了看他，再回头看那张照片。“那是您？”
“那是当年的我，”看上去老态龙钟的男子回复道，“十五年前！在慕尼黑！小剧场！报刊纷纷认为今后十年‘洪堡亲王’非我莫属，预言我前程似锦。前程！不错吧！前程！”他后退半步一鞠躬：“格雷戈尔·哈斯，退休的室内剧演员。”
我小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哈斯盯着那张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照片。“洪堡亲王！人们还认得出我吗？当然认不出了！那时我脸上还没有皱纹，头上却有着浓密的头发。当时我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别发胖，因为我爱吃甜点，苹果派加掼奶油！可如今呢……”小老头解开他那过于宽大的西装上衣，露出干瘪的肚子。“要是杰西把这些照片烧掉就好了！但她对这些照片恋恋不舍，就好像我们都是她的儿子。这儿叫‘杰西俱乐部’！您知道吗？”
我点点头。还是在法国时，杰西的保护对象就这么自称了。“您也是俱乐部成员吗？”哈斯问。
“有时候是，谁又不是呢？”
“她在这儿替我找了份工作，给一家与瑞士有很多信函往来的公司当德语翻译。”哈斯小心地环顾一下四周说：“我不知道这差事还能干多久。瑞士各家公司会英语的文秘越来越多，过不了多久就用不着我了。”他仰视着我说：“摆脱了一种焦虑，会出现新的焦虑。您的情况也如此吗？”
“差不多吧。但人是可以习惯这种状态的。”
“甭管能不能习惯，”哈斯突然冒出一句，“某天夜里，人就上吊了。”
他颤抖着又鞠了个躬说：“再见！”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用德语交谈的。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说德语，我想起在法国时杰西对此就很重视。如果流亡者之间交谈不用德语，她认为那不光可笑，而且甚至几乎意味着背叛。她无疑属于流亡者中的那一派，即把纳粹视为来自火星的人，他们强占了毫无抵抗能力的祖国。这与另一派的观点完全不同，另一派声称每个德国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此外还有第三派，此派也主张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尽管这种状况常常被冠以其他名称。这一派又有两个分支：哲学的和好斗的。罗伯特·希尔施属于好斗一支。
“格雷戈尔·哈斯给你讲他的故事了吧？”他问。“讲了。杰西把他的照片挂在这儿，这令他感到不幸。他情愿忘掉这一切。”
希尔施乐了。“格雷戈尔在他那小房间的墙上挂满了照片，都是他那短暂得意时期的剧照。他宁愿死去，也不愿忘掉自己的不幸。他是个真正的演员，只不过他现在不再饰演‘洪堡亲王’，而是扮演离开了舞台到处打杂的角色。”
“那埃贡·菲尔斯特又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他回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他学不会英语。而且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不知道他是谁。许多演员都有类似经历。菲尔斯特在德国很有名气。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儿得一再向别人拼读自己的名字，从移民局就开始了。这儿的人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这几乎彻底摧毁了他。有些事对某人来讲不过是毫无危险的小事一桩，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一场悲剧。当一家电影公司后来又要求他像个新手那样试拍时，他就与这儿彻底决裂了。他只想回去。他大概还活着，否则杰西会知道的。他在德国又登台演出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杰西飘然而至。“咖啡煮好了！”她宣布。“苹果派也烤好了！就座吧，孩子们！”
我搂着她吻了一下。“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杰西。你说动了坦嫩鲍姆为我担保。”
“絮叨！”她边反驳边从我的怀抱中挣脱开。“人不会那么快死掉。你绝对不会！”
“是你使我免遭厄运，不必作为水手乘坐一艘现代‘漂泊的荷兰人’号。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不得靠岸。”
“真有这样的船吗？”她问。
“有，”我答道，“坐满了流亡者，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很多孩子。”
杰西的圆脸阴沉下来。“他们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呢？”她喃喃自语道。“我们的人数很少嘛。”
“正因为如此，”希尔施说，“屠杀我们才不危险。不向我们伸出援手也不危险。我们是所有牺牲者中最有耐性的。”
杰西转过身。“罗伯特，”她说，“今天是我生日，我已是个老妇人了。让我们今天下午自得其乐地庆祝一下。我亲手做了苹果派，咖啡也是我亲手煮的。达尔姐妹也在，埃丽卡和贝阿特丽策！她们帮我打下手，现在她们正在端食物上桌。你行行好，别说晦气话。你这头政治倔骡要是能再恋爱一次就好了！”
我看到刚才坐在死者名册照片下的那位秀丽女子走了过来，手中端着咖啡壶。她身后跟着一位与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她们穿的衣服也相同。“双胞胎！”杰西骄傲地说，就好像她是缔造者似的。“真正的孪生姐妹！还俊俏无比！早晚她们会成为电影明星的！”
这对孪生姐妹步履轻盈地走来走去，她们的双腿修长，长着黑色眼睛，头发染过。“人们很难将她们区分开，”我身边一个人说，“据说其中一个像妓女般淫荡，另一个则像清教徒般清纯。”
“她们不是有不同的名字嘛。”我说。
“正因为如此，”我旁边的人解释说，“这俩小娘们儿总拿她们的名字闹着玩，互相冒充对方。这让她们很开心，可对爱上其中一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魔鬼游戏。”
我蛮有兴趣地抬头望了一眼。这倒是一种新奇的不同感受：爱上孪生姐妹。“您是爱上其中的一个了，还是两个都爱？”我问。
“我叫莱奥·巴赫。”那男子说。“坦白地说，我爱那个妓女型的，”他解释道，“只是常常搞不清楚哪个是。”
“这不难弄清。”
“我开始也这么想。尤其是今天，两姐妹手里都拿着咖啡壶和糕点。我偷偷捏了其中一个的屁股蛋，结果她往我的蓝色西服上泼了咖啡。然后我又捏了另一个的屁股蛋，她同样往我西服上泼了咖啡。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捏错了、两次捏了同一个人的屁股蛋还是怎么的。这对孪生姐妹动作敏捷，出入房间如同闪电。您怎么看这事？让我生疑的是，怎么两次的反应都一样，全是往我身上泼咖啡呢？这更说明两次碰上的都是同一个人，您也这么认为吗？”
“您不能再试一次吗？趁她们两人都在场的时候？”
莱奥·巴赫摇了摇头。“我的西服已经够湿了。而且我只有这一件西服。”
“我想，咖啡在蓝色西服上是不会留下污渍的。”
“倒不是因为污渍。我西服外衣的内兜里有钱，要是第三次不幸再被浇到那个地方，钱就会湿，也许就不能用了。这种损失我可承受不起。”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端着咖啡壶和糕点过来了。莱奥·巴赫本能地往后躲了躲，接着他就贪婪地享用起来。孪生姐妹中的另一位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她怀里还抱着咖啡壶。巴赫停住嘴，盯着她看，直到她走开。“这俩耍花招的！”他咬牙切齿地说。“这对无辜的羔羊！从嗓音上都无法区分她们俩！”
“够倒霉的，”我说，“但也许她们不愿让人捏屁股蛋，在某些圈子内，这种接近女人的方式被认为是粗野的。”
莱奥·巴赫否认这种观念。“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可不是什么某些圈子！我们是流亡者！不幸的人！”
我跟希尔施回到他的店里。外面夜色刚刚降临，到处是大城市的喧闹、灯光和人群。我们没有开灯，从外面有足够的灯光照射进来。看不见的玻璃窗使我们听不到外面的喧哗。我们宛如坐在洞穴中，外面的反光以双反射的方式映照在电视机那巨大无声的弧形屏幕上。没有一台电视机是开着的，但它们都摆在周围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似乎置身于未来机器人技术的寂静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外面那些大汗淋漓、痛苦煎熬、咄咄逼人和焦虑不安进行着的事情都已经让位给一种冷漠和完美的解决办法了。
“奇怪啊，一切在美国这都发生了改变，”希尔施说，“你不觉得吗？”
我摇了摇头。他站起身，取来一瓶苦艾酒和两个杯子。然后他走到一台冰箱前，抽出盛着冰块的小托盘。瞬间，冰箱的内灯清晰地照亮了他那消瘦的面庞和脑顶金黄色的头发。他看上去依旧像个有些沧桑感的诗人，而丝毫不见复仇者马加比的影子了。
“逃难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他说，“在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时一星半点的平民生活都成了巨大的、几乎是不敢涉足的冒险了。一间有张床的房间、一只温暖的火炉、一个与朋友相聚的傍晚，或是杰西带来的一包土豆饼和一壶地道的咖啡，就像宣告福音的天使。这一切都是启示，在动荡不安的危险背景前，它们就像是给人安慰的指示灯。可现在呢？聚会变成了什么？不过是小市民无关痛痒的咖啡小聚，散发着陈腐味的安逸。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反驳道，“不过就是危险程度降低了，这么一来其他东西就凸显出来了。我赞成咖啡小聚的安全性，人们至少知道第二天还能再见面。在欧洲时，这一点从来就是个未知数。”我笑了。“难道你还想让危险重新降临，好让小市民生活显得更浪漫？就像霍乱时期的大夫要比治流感时显得更加英勇吗？”
“当然不是！让我愤慨的是那种氛围。逆来顺受、无力的仇恨、一无所获和自生自灭的抗议、听天由命，充其量还有黑色幽默，全是这些东西的混合物。本该怒吼的地方，结果出现的却是无力的嘲讽和流亡者那类绝望的笑话！”
我专注地端详着罗伯特·希尔施。“他们还能怎样呢？”我最终说道。“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或许没有满足你对他们的期望，但他们所有人都是违心的冒险者。他们在此获得了一丁点儿安全，但他们仍旧是二等公民。忍受着别人的容忍——在这儿被称作敌国侨民，即来自敌国的外国人。哪怕他们返回德国，这称谓也会终生保留。回到德国也一样。”
“你认为他们会回去吗？”
“并非所有人，但有些人会回去的，如果不是先一步就死在这里的话。无根地活着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而且经受苦难经常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他们的生存现状是赊来的，无家可归，要用中产阶级的勇气来对付日常生活，他们的未来不过就是一种可怜的幻想，罗伯特。”我推开酒杯。“该死，我又开始说教了，都是苦艾酒闹的，要不就是黑暗的作用。你还有别的酒吗？”
“干邑白兰地，”他答复说，“拿破仑干邑[40]。”
“天赐之物啊！”
他站起来去拿酒。在窗户的亮光前我瞧着他的身影捉摸着，天哪，也许他现在又暗自渴望当年那种令人激动的绝望生活了？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会以什么速度出现。记忆是最大的骗子，所有苦难的经历，幸存下来后在回忆中都会变成冒险经历，否则就不会一再爆发新的战争了。罗伯特·希尔施的生活与所有其他流亡者的生活不同，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我想，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想的时候我颇为羡慕，因为死亡仍旧几乎夜夜盘踞在我那可诅咒的天幕上，所以我常常必须整夜开着灯，这样从噩梦中惊醒时才能不那么恐怖。
希尔施打开白兰地酒瓶，一股醇香立刻飘散开来。这是瓶陈年佳酿，产于上一次世界大战前。“你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喝这种酒吗？”希尔施问。
我点了点头。“在拉昂[41]，逃难路上的一家养鸡场。那时我们正决定要编撰《拉昂摘要》，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到处是鸡叫声，陪伴我们的只有白兰地和恐惧。那瓶酒是你从一个葡萄酒商人手里没收的，他是个卖国贼。”
“偷的，”希尔施说，“我们那时只想说得好听些，就像纳粹那样。”
《拉昂摘要》是本指南性质的小册子，里面汇集了逃难路上实用的行为准则以及流亡者在苦路上互相转告的经验。每次逃亡者们碰头后都有新的妙计和防卫措施补充进来。希尔施和我终于决定编一本摘要，帮助逃亡路上的新手躲过警察的追捕。小册子中有很多地址，注明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帮助，还有一些地方是千万不能去的；边界线则标出哪里容易通过，哪里危险丛生；哪些关卡站态度好，哪些故意刁难；何处收发信件安全；哪些博物馆和教堂未受警方监控以及与宪兵周旋的方法。后来还补充了可靠的联络员姓名，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逃脱盖世太保的追捕。被追捕者的实用哲学以及支持人们简单地活下去的苦涩笑话也被记载下来。
有人敲窗户，是一个秃头往里窥视。他再次敲窗，而且声音更大。希尔施终于站起身打开了门，“我们不是强盗，”他解释道，“我们住在这儿。”“是吗？商店打烊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黑灯瞎火搞什么名堂？”
“我们也不是同性恋。我们在制订未来的计划。未来是黑暗的，所以我们坐在黑暗中订计划。”
“什么？”那男子不解地问。
“您要是不相信我，尽管叫警察。”罗伯特边说边冲着那秃头砰的一声撞上了门。
他回到桌旁。“美国是个讲求一致的国家，”他解释道，“每个人都得在同一时间和邻人同样的事。谁与众不同，谁就可疑。”他把苦艾酒拿开，取来一个喝烧酒的酒杯。“忘记我刚才说的话吧，路德维希。有时这种话会脱口而出。”他笑道：“《拉昂摘要》第十二条：情绪会降低判断力，忧愁亦然。一切都能够改变的。”
我点了点头。“你考虑过在这儿报名当兵吗？”我问。
希尔施喝了一口白兰地。“想过，”他说，“可他们不要我。‘谁曾经是德国人，他就永远是德国人。’他们这么对我说。也许是这么回事，他们不是凭空这么说。他们提供给我一个机会，在太平洋上与日本人作战。可我不愿意，我不是雇佣兵，把冲人开枪当职业。或许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如果军队接纳了你，你会对德国人开枪吗？”
“对有些人会的。”
“对你认识的人，”他回复道，“但对其他人呢？对所有人呢？”
我思索起来。“这是个该死的问题。”我说。
希尔施苦笑了起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对吧？就像我们世界公民的许多问题都没有答案一样！我们两不靠！既不属于离开了的故国，也不属于新的国度！那些将军们不信任我们也情有可原。”
我没有搭腔，也无话可答。我们陷入这种境地是其他人定夺的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成了定局，只有罗伯特·希尔施那颗叛逆的心还不认命。“外籍军团招收德国人，”我最终说，“他们甚至许愿，允许这些人战后入籍。”
“外籍军团，”罗伯特不屑地说，“他们会把应征入伍的人送到非洲去修路。”
我们又坐到桌旁，一言不发。希尔施点了一支烟。“怪事，”他说，“摸黑抽烟不香，尝不到烟味。要是在黑暗中也感觉不到痛苦该多好？”
“黑暗中痛苦感会加倍。为什么？是因为人在黑暗中会更害怕吗？”
“黑暗中人会觉得更孤独，只能任由幻想的魔鬼摆布。”
我不再注意听他说些什么。我突然看到外面的一张面孔，它撕裂了我的心。它来得太出乎意料，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直刺我心。我以为自己已经跳起来去追赶它了，但其实我坐着没动。我马上就知道自己弄错了，我肯定出现了幻视。这张在路灯照射下曾扭头微笑的脸已然不复存在了。它不再能笑了，我最后一次看到这张脸时，它已经冰冷而僵硬，眼睛上趴着苍蝇。
“你刚才说什么了？”我费力地问。
那不是真的，我思忖着。那是一种幻觉，我必须立即清醒过来。与外界隔离的黑暗空间，锃亮的三脚架上的相机镜头，突然令一切变得虚幻起来，让外面的一切以及我自己都显得不真实了。
“我可以开灯吗？”我问。
“当然可以。”
当日光灯的冷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我俩相互眨了眨眼，就好像我们刚才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刚才说什么了？”我又问。
希尔施有些吃惊地望着我。“我说你不用为坦嫩鲍姆的事费心思。他是个明理人，知道你需要时间熟悉这里的生活。你不必为了表示感谢专门去拜访他。他妻子有时会请饥肠辘辘的流亡者去吃晚餐。马上又快有这类聚会了，她会邀请你的。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你更愿意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他们家，对吗？”
“那敢情好！”
我站了起来。“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希尔施问。“有进展吗？”
“还没有。不过有希望了。我不会成为坦嫩鲍姆的负担的。”
“这点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直住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吃饭。”
我摇了摇头。“我想自食其力，罗伯特。一切靠自己，一切！”我重复道。“《拉昂摘要》第七条：只有当你不需要帮助时，帮助才会出现。”
我没有回旅店，而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几乎每晚如此。我盯着闪烁不停的霓虹灯，想起了死去的露特。我们俩萍水相逢，曾结为露水夫妻。那段时间我们两人都很绝望，我们不认识任何其他人，彼此相依为命。有一天我突然被捕，在监狱里关了十四天，然后遭到驱逐，离开法国前往瑞士。我费了好大劲才回到法国，当我终于赶到巴黎时，露特已经撒手人寰。我在她房间里找到她，肥大的绿头苍蝇成群地围着她的尸体飞，她已经这样躺了好几天了。从此，我就有了一种负罪感，觉得是我抛弃了她。她只有我相伴，而我却因自己的疏忽被抓了起来。露特是自杀的，她像许多流亡者那样身上带着毒药，以便在被盖世太保抓住时可以自尽。但她没有服毒，两管安眠药就令她那疲惫绝望的心停止了跳动。
我突然驻足呆望着一个报刊亭，所有悬挂出来的报纸上都用大号字赫然印着通栏大标题：希特勒遇刺！希特勒被炸弹炸死！
一群人拥挤在报刊亭周围，我钻进去买了一份报，上面的油墨还没有干。我感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赶紧找了个门洞读起来。因为读的速度不够快，自己突然异常烦躁。我没有读懂所有内容，气得把报纸揉成一团，然后又把它抚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找罗伯特·希尔施。
我敲了半天门，他不在。门锁着，他也不在店里。也许他刚巧在我到达之前出门了。我去那家我们不久前一起吃过饭的“海王餐厅”找他，那里的死鱼闪着亮光，被捆住双螯的龙虾在冰层上爬动，被冻得发抖，跑堂们高擎着盛鱼汤的砂锅，保持着平衡在店里穿梭而过。餐厅里座无虚席，但希尔施不在。我继续慢慢溜达，不想回旅店，怕遇到拉赫曼；也不想去那间有丝绒沙发的沙龙，玛丽亚·菲奥拉可能会在那儿。莫伊科夫不在，这我知道。
我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其宽阔和明亮让我的心稍微平静一些。我觉得灯火通明的楼宇似乎发出微小的电击，这种电击令空气振荡，我的双手和脸都感觉到这振荡。在萨伏伊广场旅馆前，我又买了另一张号外，一个蓄着稀疏小胡子的侏儒在那里大声叫卖。号外里报道的和先前买的报纸上的消息差不多，有人在希特勒的司令部引爆炸弹谋杀他，是一名军官干的。希特勒是否死了还不确定，但反正受了重伤。是军官们造反，柏林有部分军队哗变，也有其他一些将军响应。这可能意味着终结。
我靠着灯光明亮的橱窗，好能看清号外上用小号字体印刷的文章。我感到周围似乎有股磁性风暴降下，可以听到动物园那边狮子的吼声。我茫然地望着眼前的橱窗，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过了片刻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站在梵克雅宝珠宝店前。死去王后们的两顶王冠静静地摆在铺着一块黑天鹅绒的凹形托架上，周围还陪衬着祖母绿、钻石和红宝石。它们冷酷而与世无争地构成一个封闭的水晶世界，在人类生活开始出现动荡之前很久就已经形成，它们是完美的，而且从生成起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完美，它们那里没有谋杀，它们按照自身匪夷所思的规律默默生长。我感到报纸在我手中沙沙作响，我看了看粗体字的大标题，然后又顺着第五大道望去。目力所及，整条大街都金碧辉煌，琳琅满目的橱窗有整个楼层那么高，这条街的炫耀兼有混合型的轻浮和巴比伦式的自信。就在我自以为下了一场情感大暴雨时，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对这场战争所能感知到的全部就只剩下手中报纸的窸窣声了，它成了一场看不见破坏的影子战争，成了在这一不可侵犯的大陆另一侧进行的卡塔隆战役[42]的鬼魅式回声。此时此刻，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所引起的回响不外乎就是夜间这些报亭中报纸的沙沙声了。
“晨报什么时候到？”我问。
“大概还要等两小时。《时代》杂志和《论坛报》。”
我又继续漫步，仍旧心绪不宁，沿着第五大道，经过中央公园、雪莉·尼德兰酒店，从那儿到大都会博物馆，再到皮埃尔酒店。这个夜晚难以描绘，月高、静谧、温暖，一派七月底的景色，花店中摆满了玫瑰、石竹和兰花；支路人行道上则摆着卖丁香花的摊子。中央公园上方是无限延伸的灿烂星空，公园里则到处可见椴树和木兰树，似乎是它们的树梢在支撑着广阔的苍穹。到处笼罩着一片祥和气氛，马车里坐着一对对夜不思归的恋人，狮子的吼叫听起来令人忧伤，公园旁的马路上轰鸣的车辆流水般驶过，它们投射出的灯光犹如古老的象形文字。
我进了公园走向一个小湖，湖水在看不见的月光下闪烁。我坐到一张长椅上，思绪不再清晰。我想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往昔不邀而至。一切都在旋转、摇晃，往昔逼近我，用死亡的眼睛凝视着我，接着又潜入周围树木的阴影中，窸窣作响，然后再次蹑手蹑脚地向我走来。它以耳语的方式提醒我，用的是灰烬和哀悼中那不复存在的声音。往昔穿过岁月的迷宫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以致我差点儿相信这种幻觉，误以为看见了它，它由过失、责任、疏忽、晕厥、苦难和向往复仇的颤音呐喊构成，如幽灵般恐怖。在这个温暖的七月之夜，一切都再次突然爆裂，充满了成长与繁荣的气息，还有这个黑乎乎、波澜不起的小湖散发出的潮湿霉味。湖上偶尔有几只已经进入梦乡的鸭子干巴巴地发出梦呓般的嘎嘎叫声，伤痛、过错以及未能兑现的许诺在我的脑海中如阅兵式般展开。我站起来，无法忍受那种静坐，那么坐着我好像感到蝙蝠就在我脑门附近振翅飞翔，它们带来的墓穴中的冷气令我感到窒息。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公园里面走，回忆的片断伴我而行，犹如一件褴褛的大衣。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最后我在一块沙土地上停住了脚步。紧靠着林中空地有一个小型旋转木马游戏场，散发出斑斓的阴影和反光。一块帆布罩着它，但盖得并不严实，所以能够看见套着金色马具的马匹和它们那飘逸着的鬃毛，还有狭长小船、小熊和大象。这些动物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定格的瞬间，骏马正在飞奔，现在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就像在童话中被施了魔法。我注视了很久这些凝固了的生命，它们显出的凄惨神色让我感到很怪异，因为它们被塑造得如此快乐与无忧。这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
接下来我听到脚步声，我身后的黑暗中出现了两名警察。我还没有想好是跑还是不跑，他们就到了我身旁。我站着没动。“您在这儿做什么呢？”那个个子高一些的平和地问。
“我在散步。”我回复道。
“在这儿？深更半夜的在公园？为什么？”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有证件吗？”第二个警察问。
我身上带着护照。他们打着手电认真查看我递过去的护照。“这么说不是美国人？”第二个警察问。
“不是。”
“您住什么地方？”
“在劳施旅馆。”
“您到纽约时间还不长吧？”高个子的问。
“不长。”
小个子的还在研究我的护照，我的胃里一阵痉挛。这十多年来，每逢遇到警察，我都有这种反应。我望着旋转木马游戏场中一匹漆成白色的马，它的一双前蹄腾空而起，正在对一只挡路的小船表示抗议。我又仰头望了望灿烂的星空，思忖着，要是我此时此地被当成德国间谍抓起来，那才不同凡响呢。小个子警察还在翻看我的护照。“完了吗？”高个子的问。
“我认为他不是那个偷袭抢劫者，吉姆。”
吉姆不置可否，另一位不耐烦了。“我们得去别处继续搜索，吉姆。”他转过身对我说：“您不知道夜里一个人在这儿乱跑是危险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危险的是其他事情。我又看了看旋转木马游戏场。“这里夜间有一伙人出没，”高个子警察解释说，“抢包的，小偷什么的。这里随时都有人作案。难道您愿意让人给打残废了吗？”
他笑了起来，我无话可说。我只是盯着自己的护照，它仍旧在那个矮个子警察手里。我现在一无所有，就剩这本护照了，要想回欧洲没它可不行。“请跟我们来。”吉姆终于说。他们并没有把护照还给我，我跟在他们身后向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走去。“请您上车！”吉姆说。我钻进了汽车后座，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会儿我们就驶出了公园，来到五十九大道。车停了，吉姆转身把护照递给了我。“好了，老兄，”他说，“您可以在这儿下车了。要是在公园里，没准儿什么人真能袭击您呢。”
两个警察一同笑了起来。“我们是博爱主义者，”高个子的解释说，“只要情况许可，老兄，我们是真正的博爱主义者。”
我感到自己的后脖梗子突然出了冷汗，我一边机械地点着头一边问：“晨报已经出来了吗？”
“出来了。那个杂种还活着。杂种们总交好运。”
我沿着大道往前走，经过圣莫利茨酒店，这家酒店是我在纽约见到的唯一一家前面带个小花园、里面摆着桌椅的酒店。纽约没有巴黎、维也纳或任何一座欧洲小城那种提供报纸的咖啡馆，大概因为这里没有人有时间泡在那里看报纸。
我来到一个报摊前，忽然觉得很疲惫。我匆匆扫了一眼第一版，希特勒没死。所有其他消息都自相矛盾，有的说是军事叛乱，有的说不是。柏林好像还掌握在哗变部队手里，但哗变的首领已经被捕，是被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逮捕的。希特勒还活着，他没有被捉住。他已经下令绞死叛乱者。
“下一批报纸什么时候到？”我问。
“凌晨，那就是日报了，这里这些已经是晨报了。”
我惶惑地望着卖报的。“收音机，”他说，“打开您的收音机，各家电台都通宵播送最新消息。”
“说得是。”
我没有收音机，可莫伊科夫有一台。也许他已经回来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因为突然疲惫得再也走不动了。此外，我也想快速回到旅馆，一方面我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另一方面却又怪异地觉得事不关己，就好像听到的和感到的这一切都隔着一层棉花似的。
莫伊科夫在旅馆，他没有出去。“罗伯特·希尔施来过。”他说。
“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以前。”
那正是我去他住处找他的时候。“他留下什么东西了吗？”我问。
莫伊科夫指了指一台收音机，上面的镀铬按钮闪闪发光。“他给你送来了这台收音机，是珍妮丝牌的，一款非常好的机器。他说你今天会用得上。”
我点了点头。“他还说什么了吗？”
“他在这儿一直等到半小时之前。他很激动，尽管如此却还是悲观。他说德国人革命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连反叛也注定得失败。德国人信奉的上帝是命令和服从，而不是良知。他管这次谋杀叫军事叛乱，这出血腥闹剧的动机不是出于正义，不是因为纳粹搞大屠杀，而是因为纳粹输掉了这场战争。直到半小时前，我们都一起听了新闻广播。当听到希特勒活着并叫嚣要复仇时，希尔施就走了。他把这台收音机留给了你。”
“此间又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希特勒要演讲，好让人民相信他的获救是天意。”
“他当然会这么解释。有前线部队的消息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没有，路德维希，战争在继续。”
我点点头。莫伊科夫盯着我说：“你的脸都青了。我跟罗伯特·希尔施已经喝掉一瓶伏特加了。我愿意跟你再喝一瓶。今天这个夜晚，要想不精神崩溃就得喝伏特加。”
我谢绝了。“不，弗拉基米尔，我快累瘫了。这台收音机我想拿到我房间去，那儿有插头吗？”
“你用不着插头，这是台旅行用便携式收音机。”莫伊科夫仍旧盯着我。“别把自己搞疯了，”他说，“好歹也得喝一小口儿。看这儿——”说着他张开他那大巴掌，里面是三粒药。“帮你入睡的。明早醒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弄清消息的真假。这是一位年事已高的流亡者的忠告，他曾经十次怀抱过类似的希望，却不得不十一次埋葬这些希望。”
“你是说这次希望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这我们明天就可以见分晓。希望经常给人带来怪异的同床伴侣。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凶手常常变换自己的颜色——这全看他是拥护还是反对你的事业。我早就放弃再做这种游戏了，我宁愿重新信奉摩西十诫。就连摩西十诫也还是有欠完美。”
一位妇人的影子闪了进来。她老得皮肤像揉皱了的灰色薄纸。莫伊科夫站了起来：“您需要什么吗，伯爵夫人？”
那影子匆匆点头。“我的补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我的补品没了，这种七月之夜，让人无法入睡！令人想起1915年圣彼得堡的夏夜，可怜的沙皇！”
莫伊科夫递给她一小瓶伏特加。“您的补品在这儿，伯爵夫人。晚安！祝您睡个好觉！”
“我会努力的。”
那影子又闪了出去。那影子穿一件老式的灰色镶花边连衣裙。“她还生活在过去，”莫伊科夫说，“对她而言，时间停留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那以后她就虽生犹死了，不过她没有意识到这点罢了。”他充满关注地望着我说：“最近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路德维希。就这血腥的过去而言，没有什么正义，从来就没有过正义。要想得到正义，得把这世界上一半人斩尽杀绝。请相信我这个老者的话，我曾经也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
我拿起收音机回到自己房间，窗户开着。床头柜上放着那件中国青铜器，这物件的年代多么久远啊，我想。我把收音机放到它旁边，细心倾听着新闻消息，但新闻的播放毫无规律，中间插入了爵士乐和各类广告，推销威士忌、卫生纸、冷霜膏、汽油，还有夏季大拍卖和豪华墓地，墓地是干燥的沙土地，并且风景秀丽。我试着寻找海外广播电台，英国的或是非洲的，有时几乎马上就要成功了，只听到几句话，然后就是一片沙沙声，犹如大洋上刮起了风暴，地平线尽头突然雷雨交加，或是听上去有点儿像一场战役的回声。我起身来到窗边，外面是七月那繁星似锦的寂静夜空。我再次打开收音机，里面又传出那破锣般的声音，那是政治宣传与悲剧历史的大杂烩，二者已经没有区别。区别只是广告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急促，而新闻越来越差劲。刺杀失败了，军队已经开始逮捕带头闹事者。将军们与将军们对着干，由刽子手组成的党已经挖空心思在想新办法，如何折磨反叛者，缓慢绞死或砍下他们的首级。这一夜上帝经常被呼唤，但他似乎站到了希特勒一边。直到拂晓前我才睡着，心力交瘁。
中午时我听莫伊科夫说，夜里旅馆里有个人死了，是个流亡者，他总是胆怯地躲在自己房间里。他叫西格弗里德·扎尔，死于心肌梗死。尸体已经被运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你可以住他住过的房间，”莫伊科夫说，“比你的房间大点儿，条件好一些，离浴室更近，价钱一样。”
我拒绝了，莫伊科夫不理解我的举动，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你看上去很糟糕，”他说，“看来你不适合服用安眠药。”
“不是那么回事，一般来说我服安眠药没问题。”
他审视着我说：“我像你这把年纪的时候，也惦记着自己复仇的事，放不下个人正义。”他说。“可如今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在一场毁灭性地震后询问自己那丢失了的皮球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路德维希？”
“不明白，”我回复道，“但为了你不把我当疯子看，我愿意换到西格弗里德·扎尔住过的房间去住。”
我考虑着是不是该打电话给希尔施。但我突然不愿再谈论有关刺杀的事了。刺杀失败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