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再计算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来的时候是冬天，那时候炮弹爆炸起来，冰冻的土块差不多跟弹片一样的危险。而现在，树木又绿了。我们的生活，就在前线和营房之间更迭变换。对这种生活，我们几乎都已经习惯了，战争是死亡的原因，正如癌症和结核病，又如流行性感冒和痢疾一样。不过死亡的情况发生得更加频繁，更加多样，更加残酷罢了。
我们的思想是块泥土，随着时日的变迁，它被揉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休息的时候，那是好的，而一上火线，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都是一片片弹坑。
大家感到以前的东西都不适用了，而且对这些东西也真的不明白了。人人都是这样，不单是我们防地的人。修养和教育上的差别几乎都已经被抹掉，再也辨认不出来了。有时，这些差别也给你一点好处，使你可以充分利用某种环境，可是同时又带来一种害处，它们会引起拘束的心理，而这又正是必须加以克服的。这好比，从前我们是各地自己铸造的硬币，人们把它们熔化了，于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同样的模式。要重新找出以前的差别，那就得检验金属本身了。首先，我们是士兵，而后，在一种古怪而腼腆的方式里，又是不同的个人。
这是一种以奇特的方式，把民歌中的亲密关系、犯人中的团结感情以及死囚之间那种不顾一切的互助精神糅合在一起的伟大的兄弟情谊，它闪着微光，照耀着那处在危险境地、充满死亡的紧张和孤寂、渐渐变成无动于衷地及时行乐的生活。如果有人要给它一个评价，那么它既是英雄的，又是平庸的，可是谁愿意那么干呢？
正是出于这一点，譬如说，加登一听到敌人要来进攻的消息，就以飞快的速度把他那碗肥肉青豆汤用汤匙舀下肚去，因为他不知道一小时之后自己会不会还活着。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们曾经讨论了很久。卡钦斯基认为不行，因为他说一个人必须把腹部受伤的可能性估计在内，那时候肚子塞饱就要比肚子空着危险得多。
这些事都是真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全很严重，可是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在这死亡的边缘，生活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路线，它只局限在那种必不可少的东西上，其他的一切统统沉没在阴暗的睡梦里，那里则有着我们的原始意识和活命思想。如果我们辨别能力较强，我们早就发疯，开小差，或者没命了。这好比到北极去探险，生活中的每一种表现都只能为维持生存服务，而且只能被迫集中在这一点上。其他的一切都被排斥了，因为它们只会消耗不必要消耗的力量。那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方法。每当幽静的时刻，过去岁月那不可捉摸的反光，如同一面模糊的镜子，在我前面照出我眼下存在的这个身影的时候，我往往面对这个自己坐着，仿佛面对一个陌生人似的，心里老是纳闷，为什么那自称为“生命”的、难以名状的积极的东西，竟然能和这个形态相适应。其他的一切表现都沉没在冬眠之中，生活仅仅是对于死亡威胁的一种持续的戒备，它把我们变成不动脑筋的动物，为的是给我们以本能的武器，它拿麻木不仁来灌输我们，为的是使我们在恐怖面前不致一垮到底，假如我们具有清醒、自觉的思想，恐怖就会压倒我们，它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战友的情谊，为的是使我们免于坠入孤寂的深渊，它给予我们野兽的冷漠，为的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使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能感觉到一种有利因素，还可以把它存储起来，准备对付虚无的袭击。就这样，我们过着一种极其肤浅、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不过偶尔也会有这么一件事闪出一个火花。随后却出人意料地冒出一种剧烈、可怕的渴望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那些便是危险的时刻，它显示出适应只是勉强的，那并不是单纯的休息，而是为争取休息而进行的紧张的奋斗。从生活形式的外表看来，我们跟丛林中的野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些人可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充其量由于发挥了他们的精神力量，说不定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的内在力量不是致力于更新，而是致力于退化。他们是原始的，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们过着原始生活却是经过了紧张的努力，是非常勉强的。
夜里，从睡梦中醒来，被一拥而上的许多幻觉压倒、蛊惑，一个人会惊奇地感觉到立脚点是多么不牢，面前的黑暗形成的界限又是多么脆弱。我们是一些小小的火苗，仅仅靠一道单薄的墙垣，来抵挡那毁灭性的疯狂袭击，在这样的袭击之下，我们摇曳着，有时候差不多就要熄灭了。于是战斗的窒闷吼声变成一个环，把我们团团包围起来，而我们就一起爬了进去，睁大眼睛凝视着黑夜。我们唯一的安慰便是战友们熟睡后那轻匀的呼吸，我们就这样等待着天明。
每一天和每一小时，每一发炮弹和每一次死亡，都在研磨这根脆弱的支柱，而岁月很快就把它磨损了。我看到，它早已在我的周围逐渐崩塌下来。有个关于德特林的疯狂故事。
他是那么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不幸就是在花园里看到了一株樱桃树。我们正好从前线回来，在我们新的宿营地附近，一条路的拐角上，这株樱桃树立在我们面前，在晨曦中显得十分新奇。它没有树叶，而是白皑皑一团锦簇的花丛。
那天傍晚，德特林不见了。后来，他终于回来了，手里拿着几枝盛开的樱桃花。我们还开他的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参加婚礼。他没有回答，却把花放在床上。夜里，我听到他弄出一种窸窸窣窣的响声，仿佛在包扎什么东西。我预感到要出什么岔子，就走到他那里去。他装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跟他说：“可别干傻事啊，德特林。”
“啊，唔——我不过是睡不着觉罢了。”
“你干吗折下那些樱桃树枝？”
“我要折樱桃树枝的时候，当然我就可以去折，”他固执地答道，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家有一个很大的果园，里头栽着樱桃树。樱桃开花的时候，从放干草的阁楼上望去，好像一整块床单，是那么的白。现在正是时候了。”
“也许你不久就可以休假了。作为一个农民，你甚至还会被遣送回家咧。”
他点点头，可是他已经心不在焉了。这些农民一朝激动起来，会有一种古怪的表情，变成个母牛和渴望之神的混合物，一半痴呆，一半销魂。为了引开他的思绪，我向他要一块面包。他无条件地给我了。那倒可疑啦，因为他一向是吝啬的。所以我就一直醒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到了早晨他又和往常一样了。
很可能他已经察觉到我一直在注视着他。可是第三天早晨，他还是走了。我注意到了，可是我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想给他以时间，说不定他是能够穿越过去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已经逃到荷兰去了。
可是到了点名的时候，却发现他不在了。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才听到他已经被战地宪兵，那种卑鄙的军事警察逮捕。他一直朝着德国的方向走去——那当然是毫无希望的——而他所做的其他种种事情，当然也同样是疯狂的。本来任何人都会明白，他开小差不过是一种怀乡病和一时的思想混乱。可是在前线后面一百公里的军事法庭会知道些什么呢？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德特林的消息了。
然而，这种危险，这种被抑制着的东西，有时又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就像来自一个加热过度的锅炉似的。只要说一下贝格的结局就够了。
战壕已经被摧毁很久了，现在有的是一条伸缩性的防线，因此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阵地战了。当进攻与反击来来回回进行了一阵之后，那里就只剩下来一条支离破碎的战线和弹坑跟弹坑之间的激烈的战斗。前面的防线被突破了，于是一小股一小股的部队到处建立起自己的阵地，战斗就在一簇簇弹坑丛中进行着。
我们在一个弹坑里，英国兵从侧边插过来，正在包抄我们的侧翼，就要突入我们背后的阵地了。我们已经被包围起来。要投降也不容易，雾气与硝烟笼罩着我们，谁也看不出来我们要投降，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愿意投降。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我们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冲着我们过来了。我们的机关枪瞄成一个半圆形，在我们前面扫射着。冷却水蒸发完了，我们急忙拿个盒子挨个递过去，让大家把尿撒在里面，就这样水又有了，我们能够继续进行射击了。可是在我们后面，进攻的枪声却越逼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完蛋了。
正在这时候，第二挺机关枪从最短的距离发射起来了。那机枪架设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弹坑里，是贝格去弄来的，这一下，反攻从后面过来，我们得到了自由，跟后方也有了联系了。
后来，我们在相当好的掩蔽下躺着的时候，有个送饭来的炊事兵讲起，离这里两三百步路，倒着一只受了伤的通讯警犬。
“在哪儿？”贝格问。
那个人把地方描述给他听了。贝格撒腿就走，想要把那畜生抓回来，或者把它一枪打死。半年以前，他才不管这种事咧，那时他很理智。我们试着拦阻他。后来，他还是毅然走了，我们只能说：“你疯啦！”也就让他去了。因为这种前线疯狂症的发作，如果你不能把那个人摔在地上，而且把他紧紧扭住，会变得很危险。而贝格身高一百八十厘米，是整个连队身体最强壮的人。
他是实实在在地疯了，因为他非得穿过火力网不可。可是在我们头顶上到处守候着的这道闪电，却击中了他，使他发了狂。别人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开始狂吼，奔跑，有一个人还试着用手、脚和嘴不断地挖土，想钻到地里头去。
这样的情况固然往往是假装出来的，但是假装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征兆。本来要去结果那条狗的贝格，自己在骨盆上受了伤，被抬回来了，而去抬他的人当中，有一个在抬的时候，小腿肚上中了一颗子弹。
缪勒死了。有人对准他的肚子近距离打了一发信号弹。他活了半个小时，头脑非常清醒，感觉十分痛苦。临死之前，他交给我一只皮夹，还留给我一双长筒靴——正是当年克默里希留给他的那一双。我就拿来穿上了，因为穿在脚上正合适。等我死后，这双靴子归加登所有，我已经答应他了。
我们总算能把缪勒安葬了，但是他不大可能不受干扰地安眠很久。我们的战线正在往后撤。那边，英军和美军新开到的生力团队太多了。罐头咸牛肉和白面包也太多了。还有太多的新式大炮，太多的飞机。
然而我们却在消瘦和挨饿。我们的伙食那么差，掺的代用品又那么多，吃得我们都病了。德国工厂的老板都成了大富翁，痢疾却使我们的肠子阵阵作痛。茅坑蹲架上始终挤得满满的。应该让祖国的人到这里来看看这些又灰又黄、又惨又瘦的脸，看看这些蜷曲的人形，腹痛把他们身体里的血都给绞出来了，由于疼痛他们的嘴唇哆嗦着，甚至扭歪着，彼此苦笑着说：“把裤子再拉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我们的炮兵连队停止了炮击，因为炮弹太少啦，而且炮筒也磨损得那么厉害，目标瞄不准，弹片太分散，有时甚至会掉到自己头上来。我们的马匹也太少了。我们的生力部队都是些贫血的、需要休息的孩子，他们连个背包也背不动，可就只知道去死。这样的人就有成千上万。他们对打仗一点也不懂，就是一个劲往前冲，让自己被打死。单是一个飞行员，开一次玩笑，就把他们两连人都劈劈啪啪打光了，那时候他们刚刚从火车上下来，还没听说过有所谓隐蔽这回事。
“要不了好久，德国非变得空无所有不可。”卡钦斯基说。
说是有朝一日总会有个结束，这种希望我们都已经放弃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得这么远。一个人可以碰上一颗子弹，就这么死了；一个人也可以受点伤，于是军医院便成了他的下一站。在那里，如果他没有被截断肢体，那么早晚也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这人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吗？在前线你也不需要用腿跑，如果你有点勇气的话。这个人属于‘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传遍了，关于一个军医官的。这个军医官念着一份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便说：“可用于作战，我们前方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来到他面前，那个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就跟他说：‘我早已装了一条木腿，可是当我再回去，他们又把我的脑袋打掉的时候，那我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一个军医官了。’”这个回答听得我们大家都乐了。
好的医生可能有，而且也还多的是。然而，每一个士兵在那上百次的体检中，总会有这么一回落到一个专抓英雄的医生手里，这种人为数众多，他们尽心竭力，要把名单上的“可用于工作”和“可用于防卫”的尽可能都改变成“可用于作战”。
这样的故事多得很，而且大多数还要辛辣得多。尽管如此，它们却与叛乱哗变和诽谤污蔑毫不相干，它们不过是正直坦率，实事求是罢了。因为在军队里，就是有很多欺诈、不义和卑鄙下流。尽管一个团又一个团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投入那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战斗，尽管在越来越后退、越来越崩裂的前线，一次进攻接着一次进攻，不是都算不了什么吗？
坦克已经从一个嘲笑的对象变成一种严重的武器。它们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爬过来，对我们来说，它们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向我们这边发射密集炮火的大炮，我们并没有看见，敌军步兵的进攻行列，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可是这些坦克却是机械，它们的履带旋转奔驰，宛如战争一样无尽无休，它们就是毁灭，它们毫无感觉地滚进了弹坑，随后又不可阻挡地爬上去，那是一队呼吼咆哮、喷吐浓烟的防弹装甲，一群刀枪不入、把死人和伤者碾碎压烂的钢铁野兽。在它们面前，我们那薄薄的皮肤底下人都萎缩了，要抵御它们的庞大的重力，我们的胳膊不过是一根根稻草，我们的手榴弹也只能算是一根根火柴。
炮弹、毒气烟雾和坦克群——碾碎，腐蚀，死亡。
痢疾、流行性感冒和伤寒——哽塞，烧灼，死亡。战壕、医院和群葬墓——其他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在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伯廷克阵亡了。他是最出色的前线军官之一，在每一个情况危急的场合，他总是出现在最前面。跟我们相处了两年，他从来没有负过伤，因此到最后事情还是非发生不可。我们据守在一个坑穴里，被团团围住了。油或是汽油的恶臭，跟火药的烟气一起吹了过来。发现两个人带着火焰喷射器，一个人背着一只箱子，另一个人双手抓着一根软管，火就从这根管子里喷出来。如果他们逼近，可以够得到我们，那我们就完蛋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没法退避的。
我们向他们开火。可是他们却越逼越近，事情看来不妙了。伯廷克和我们一起躺在那坑穴里。当他看到我们打不中他们，因为在猛烈的火力下我们不能不多方考虑到设法掩蔽，他便抓起一支步枪，爬出坑穴，卧倒后，用臂肘撑着，举枪瞄准。他发了一枪，就在这同一霎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他仍然卧倒着，重新瞄准，他移动了一下位置，再一次瞄准目标，最后才砰地打了一枪。伯廷克一松手，枪掉了下去，说了一声：“好。”便滑回坑穴里。两个带着火焰喷射器的人，打头的那个中了一枪，倒了下去，软管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滑了出来，那火往四面八方喷射，这个人就被烧死了。
伯廷克胸部受了伤。过了一会儿，一块碎片又把他的下巴给削掉了。就是这块碎片，还有足够的力量撕裂了勒尔的屁股。勒尔一边呻吟，一边用一条胳膊支撑着，血冒得很快，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正像一根逐渐流尽的软管，两三分钟过后他就颓然倒下了。他在学校里是一位那么出色的数学老师，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用处呢？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个流血最多、情况最惨的季节。一天一天的日子，好像那不可思议地立在毁灭的圆环上面的披金穿蓝的天使。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一场战争我们失败了。关于这件事，大家谈得并不多，我们只是往后退，在这一次大进攻之后，我们不可能再发动什么攻势，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兵员，再也没有什么弹药了。
然而，战役还是在进行着，死亡还是在继续着……1918年夏天，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最起码的生活。我们营房周围草地上那红艳艳的罂粟，草叶片上那滑溜溜的甲虫，又暗晦又阴冷的房间里那暖和的夜晚，薄暮时分那黑乎乎、鬼森森的树木，星星和潺潺的流水，幻梦和悠悠的睡眠——啊，人生啊，人生啊，人生！
1918年夏天，从来没有像我们重上前线的一瞬间那样需要默默无言地忍受。关于停战与和平的沸沸扬扬、激动人心的谣言到处流传着，它搞乱了我们的心，使得重上前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难了。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来没有比炮轰的时刻更为痛苦、更使人胆寒了，那时候发白的脸伏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着唯一的念头：不！不！不能是现在！不能是现在这最后的一刹那！
1918年夏天，在烧焦了的战场上掠过的希望的微风，焦急、失望的狂热，最使人痛心的死亡的恐惧，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不来一个结束？又为什么这个关于结束的谣言却在沸沸扬扬地流传？
这里有那么多飞机，飞得都很安稳，它们追捕一个一个的人，正像追捕一只一只的野兔似的。对付一架德国飞机，至少会飞来五架英国和美国飞机。对付战壕里一个饿着肚子、疲乏无力的德国兵，会冲来五个身强力壮、生气勃勃的敌军。德国这边有一条军粮面包，那边却有五十听罐头肉。我们不是被打败的，因为作为战士，我们更为优秀，更有经验。我们根本是被压倒的优势力量挤垮、逼退的。
我们一连度过了几个星期的阴雨天。灰茫茫的天空，灰沉沉的烂泥，灰洞洞的死亡。我们一走出去，那雨水马上就会把我们的外套和衣服浸得透湿，在前线的时候，一直都是湿漉漉的。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干过。那些还穿着长筒靴的人，就把沙袋裹在上面，使泥浆不致很快地流到里头去。步枪生锈了，军服粘住了，样样东西都在流动着，溶解着，大地是水淋淋、湿漉漉、油腻腻的一大块，上面是一个个黄澄澄的池塘，漂着一缕缕螺旋形的血水，那些死了的、受伤的和幸存的人，都慢慢地往那池塘里沉落下去。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如雨点的弹片，从灰蒙蒙、黄澄澄的一片混沌中落下来，撕扯着受伤者那尖厉的、孩子似的呼叫，到了夜里，支离破碎的生命在沉寂中发出艰难的呻吟。我们满手尘土，浑身黏泥，我们的眼睛像积着雨水的池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然后，那炎热如同海蜇一般，又湿又闷，猛一下跌进了我们的坑穴，也就是在这种迟夏的日子里，有一天在送饭的时候，卡钦斯基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把他的伤口包扎好，看样子他的胫骨被打碎了。那一下打到了骨头，卡钦斯基绝望地哼哼着：“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安慰他。“谁知道这一场灾难还要延续多久啊？你现在倒是得救了——”
伤口开始很快地流着血。不可能把卡钦斯基一个人留下来，让我试着去找一副担架。况且，我也不知道附近什么地方有医疗站。
卡钦斯基不是很重，所以我就把他驮在背上，跟他一起回到急救所去。
我们休息了两次。一路上他痛得很厉害。我们不大说话。我已经把短上衣的领子敞开，喘着粗气，我流着大汗，还由于背的时候用足了劲，脸都肿胀了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催促他继续往前走，因为这个地方很危险。
“我们要不要再往前走，卡钦斯基？”
“一定要，保罗。”
“那就来吧。”
我把他扶起来，他用那条没有受伤的腿站着，身子靠在一棵树上。随后我小心翼翼地抓起他那条受伤的腿，他猛一抖动，我就把那条好腿的膝盖也夹在胳膊底下。
我们走路越发困难了。常常有那么一发炮弹，嘶嘶地呼啸而来。我尽可能急步前进，因为卡钦斯基伤口里的血已经滴落在地上。我们没有办法很好地避开炮弹的爆炸，因为我们还没找到掩蔽处，而危险早都过去了。
为了等候炮轰过去，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弹坑里躺了下来。我从自己的军用水壶里倒了点茶给卡钦斯基。我们还抽了一根纸烟。“唔，卡钦斯基，”我沮丧地说，“我们毕竟就要分开了。”
他没有吱声，只是朝我瞅着。
“你还记得吗，卡钦斯基，我们怎么样征服那只鹅的？还有，你怎么样把我从困境中救出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新兵，又是第一次负伤？那时候我还哭鼻子呢。卡钦斯基，那差不多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他点点头。
对于孤独的忧虑在我心里升腾起来。卡钦斯基被送走以后，这里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卡钦斯基，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还是要见面的，如果和平真正到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回来的话。”
“你认为，像我这样会不会再被列为‘可用于作战’？”他痛苦地问。
“你休息一阵就会好的。关节都很正常嘛。也许就可以复原咧。”
“再给我一支烟。”他说。
“也许以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干点什么事情，卡钦斯基。”我十分难过，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卡钦斯基——卡钦斯基，我的朋友，这个肩膀耷拉着、唇髭稀疏而又湿透的卡钦斯基，我对任何人都比不上对他那样了解得清楚的卡钦斯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同甘共苦的卡钦斯基——这个卡钦斯基，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不可能了。
“不管怎么样，把你家的地址留给我，卡钦斯基。这里是我的地址，我会给你写下来的。”
我把他的地址抄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已经感到多么的孤独，虽然他仍然坐在我的身边。难道我就不能往自己脚上赶快打它一枪，以便可以跟他一起去吗？蓦然间，卡钦斯基咕噜咕噜地喘起气来，脸色也发青发黄了。“我们再往前走吧。”他嘟嘟囔囔地说。
我跳起来，热情地想帮助他，我把他背起了，撒腿就跑，是那种稳重的、缓慢的长距离跑步，使得他的腿不致摆动得太厉害。
我的喉咙发了干，我的眼睛前面乱舞着红色和黑色的星点，我顽强并毫不怜惜地跌跌绊绊地前进着，最后，终于赶到了医疗站。
在那里，我双膝一屈，跪了下来，但我还有足够的力量，让自己倒在卡钦斯基那条好腿的一边。过了几分钟，我才慢慢地直起身来。我的腿和手都在发抖，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的军用水壶，想喝它一口。喝的时候，嘴唇也在哆嗦。可是我微微笑着——卡钦斯基得救了。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把那钻进我耳朵里来的各种嘈杂的嗓音辨别出来了。
“你本来可以不必费事的。”一个卫生员说。
我一点不懂地望着他。
他指了指卡钦斯基。“他确确实实已经死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胫骨上受的伤啊。”我说。
那卫生员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也一样——”
我转过身去。我的眼睛仍然很模糊，汗水重新在我头上冒出来，淌过了眼皮。我把它抹掉了，朝卡钦斯基那边觑了一眼。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他昏过去了。”我急忙说道。
那卫生员轻轻地吹了下口哨：“还是我懂得多一些。他是死了。在这上面我赌多少钱都愿意。”
我摇了摇头：“不可能！仅仅十分钟以前，我还在跟他谈话咧。他是昏过去了。”卡钦斯基的手是温热的，我把一只胳膊从他肩膀底下伸过去，想拿点茶叶来擦擦他的太阳穴。我觉得我的手指头有点湿滋滋的。当我把手指从他的脑袋后面抽出来的时候，它们已是血淋淋的了。那卫生员又从牙齿缝里嘘了一声：“你瞧——”
在路上我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卡钦斯基的脑袋瓜上就已中了一个弹片。那上面只有一个很小的洞，那准是一个极细极细的流弹的碎片。可是那也已经够了。卡钦斯基死啦。
我慢慢地站起身来。
“你要不要把他的薪资簿和其他东西拿去啊？”那个一等兵问我。
我点点头，他就把东西都给了我。
那卫生员很惊奇。“你们没有亲属关系吧？”
没有，我们没有亲属关系。没有，我们没有亲属关系。
我在走着吗？我还有脚吗？我扬起眼睛，我让它们滚动，我也跟着它们旋转，一个圆圈，一个圆圈，这时我只好停住脚步。然而，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只是志愿军战士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已经死了。
于是，我就再也不知道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