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的警察，”施瓦茨接着说道，“只把我拘留了一天。可是对我来说，这一天却很不好受。我生怕他们会查验我的护照。一个电话打到维也纳，这就够了。再不然，他们找来一个专家，也会发现护照上那些被改动过的痕迹。
“到了下午，我镇静下来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照我看来，都是一种天意。什么决定我都无能为力。如果他们把我关进牢房，那我只好打消回德国的念头。可是那天下午快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放出来了，关照我必须尽快离开瑞士。
“我决定取道奥地利。我对奥地利边境还有几分熟悉，而且确有把握，那里的边防没有德国本土那样严密。说实在的，边境两侧何必都要严密守卫起来呢？谁要偷越进去啊？不过，另一方面，大概会有很多人想逃离出来的。
“我搭乘火车到了上里特[47]，打算在那附近的什么地方试图越境。我想最好等到一个下雨的日子，可是接连两天都很晴朗。第三天夜里，我终于动身了，因为生怕待在这里的时间长了，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那天夜里，满天星斗，四下里那么沉寂，我好像听得见植物在生长的响声。逢到危急的时刻，人会出现一种不同形式的视觉。不是单靠一双眼睛来特别集中注意力，而是靠遍布全身的一种东西，仿佛你能用皮肤来观看似的，尤其在夜里。你的听觉也会移植到你的皮肤里，你仿佛能够看见那最轻微的响声。你张开嘴巴来倾听，而你的嘴巴也仿佛能够看见和听到。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夜。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戒备状态，我所有的器官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我做好万一的准备，可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好像觉得自己正在走过一座高高的桥梁，从我生命的这一边走到生命的那一边，而且我知道，等我一走过，这座高桥就会像银色的轻烟一样消逝，从此我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正在从理智过渡到感情，从安全过渡到冒险，从理性过渡到梦幻。我十分孤独，可是这一回，我的寂寞却没有成为一种痛苦。这种感觉可真是神秘。
“我来到了莱茵河边，这一段的河流还不是很深，河道也不怎么宽阔。我把衣服脱了，捆成一卷，好把它举在头顶上。当我光着身子钻进水里的时候，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那河水黝黑冰凉，诡异非常。我觉得自己好像跳进了冥府的忘川，去喝那使人忘却过去一切的河水。我非得光着身子穿越过去不可，好像要把一切都抛撇在身后，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有着象征的意味。
“我把身子擦干，穿好衣服，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子近旁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一只狗在吠叫。边境的地形，我知道得并不确切，因此我就紧沿着一条绕着树林的大路的边缘走着。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没遇到一个人。我一直走到拂晓。结起浓重的露水，有只牡鹿立在树林中一片空旷地的边沿。我继续往前行走，直到我听到一些农民赶着大车走过来。于是，我找寻一个隐蔽的处所，离大路不太远。我生怕起得这样早，又是从边境的这个方向走来，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后来，我看见两个骑着自行车的海关警卫。我认得他们的制服。我已经在奥地利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正好是一年。”
那个穿夜礼服的女人，跟她的男伴一起离开了露台。她那双肩晒得很黑，个子比跟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还要高。另外几个游客，悠闲地缓步走下台阶。他们那种走路的方式，像是从来也没有被追捕过的人——走路时从不东张西望。
“我带了一些三明治，”施瓦茨说，“有一条小溪，我可以从那里舀水来喝。中午时分，我继续前进。我的目的地是费尔德基希[48]，我知道那是一个旅游胜地，一个陌生人在那里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一到那城镇，就搭乘第一班火车离开这个危险的边境地区。我跨进一间车厢。两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员正坐在那儿。
“我跟欧洲的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对我很有用处，要不我早就临阵退却了。正因为有这点经验，我才走了进去，往一个角落里一坐，挨着一个身穿洛登粗呢旅行装的人，一支猎枪倚立在他身边。
“跟在我看来是一切恐怖之源的东西打交道，我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常常设想这种场景，可是实际情况却并不相同。起反应的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头脑。我的胃变成了石头，我的嘴像是一块擦菜板。
“那个猎人和两个冲锋队员正在谈论一个名叫普夫德纳的寡妇。从他们详细描绘的绯闻事件来判断，她好像是个风流寡妇。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吃起火腿面包来了。‘你打算往哪儿去啊，朋友？’猎人问我。
“‘回布雷根茨[49]。’我说。
“‘你在这儿好像人生地不熟的，是吗？’
“‘是的，我是在度假。’
“‘那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的护照上的地址写的是维也纳，假如我说是从维也纳来的，那么他们会注意到我说的不是软绵绵的维也纳口音。‘是从德国汉诺威来的，’我说，‘在那儿，我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
“‘汉诺威！好家伙！多远的路哪！’
“‘是的，是有好一段路程呢。可是，谁愿意在家乡附近度假呢？’
“那个猎人笑了起来。‘那倒是事实。论天气，你还算是幸运的。’
“我感觉到我的衬衫已经粘在我的背上了。‘是的，天气倒真是好极了，不过还热得有点像仲夏。’
“他们三个人又重新拾起那关于寡妇普夫德纳的话题。过了几站，他们都下去了，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火车正在经过欧洲最美丽的乡村风景之一，可是我没有看到多少风景。我被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感觉制服了，那是悔恨，是害怕，是绝望。我到底为什么要越过边境？这是我无法理解的。我纹丝不动地坐在我那个角落，眼睛眺望着窗外。我是一个囚徒，是我自己让锁咔嗒一声扣上了。我一直在想，我还是走下火车，当夜就设法回到瑞士去。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的左手一把抓住了我口袋里那张已经亡故的施瓦茨的护照，仿佛它会给我力量似的。我反复告诉自己，这会儿下车对我不会有什么好处，我越是深入内地，我将越是安全。我决定通宵都乘火车。在火车上，人家来查问你证件的可能性不像在旅馆里那么大。
“临到惊慌失措的时刻，你往往会觉得有盏聚光灯照在你身上，会觉得除了搜捕你以外，谁也不会干别的任何事情。
“我闭上了眼睛。要我向惊慌失措屈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大了，因为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是我明白，现在我让步一厘米，那么临到我真正陷入险境的时候，这一厘米就会变为一米。我对我自己说，没有什么人在找我，现政权对我不会比对沙漠里的一铲沙土有更大的兴趣，而且，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可疑之处。这当然是事实。我跟周围的人，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长着白皙皮肤、金黄头发、碧绿眼睛的雅利安人是德国的神奇传说。你不妨看一看希特勒、戈培尔、赫斯和其他那些头儿们[50]——所有这些人，都是他们自己那套欺人之谈活生生的反证。
“到了慕尼黑，我第一次离开车站的候车室，强迫自己出去散步一小时。我不熟悉这个城市，因此我敢肯定不会有人认识我。我到方济各酒馆去吃饭。那个地方挤满了客人。我找了张空桌子，一个人坐下来倾听着。没过几分钟，有个满头大汗的矮胖子在我的桌子边坐下了。他要了啤酒和炖牛肉，打开了报纸。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看一看德国的报纸。这会儿我才买来两份。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德文书报了，现在听着周围的人个个都在讲德语，仍然仿佛感到有点儿不习惯。
“社论是令人讨厌的，里面尽是残杀成性、狂妄自大的谎言。外头整个世界全被描绘为堕落、奸诈和愚蠢，除了让德国吞并以外，别的用处似乎一点也没有。这些报纸都不是什么地方性的小报，它们曾经都享有过很高的声誉。
“我仔细观察跟我同桌的那个人。他吃着菜，喝着酒，看着报纸，津津有味。我环顾四周。很多客人都在看报，从任何人脸上，我都探测不出一丁点儿嫌恶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他们每天的精神食粮。在他们看来，仿佛就像他们喝的啤酒一样正常。
“我继续看着报，后来在简明新闻栏里发现了一条关于奥斯纳布吕克的消息。洛特街上有幢房子着火了。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条街。它从黑格尔门的城墙外面开始，一直往城外伸展出去。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我在国外时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孤独感。
“我的心情在震惊和宿命论的冷漠之间起伏波动，但是很快我就习惯了。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很安全。我越是逼近奥斯纳布吕克，危险就越是会增加。这一点我知道。那边会有从前认识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人。
“为了避免在旅馆里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买了一只便宜的手提箱，还有一些短途旅行中必备的常用物品。于是，我又搭上了火车。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打算怎么样跟我的妻子见上面，我每过几分钟就改变一下我的计划。我只好听天由命，我甚至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屈服于她的家庭——都是些忠诚拥护纳粹政权的人——而跟别人结了婚。看了这些报纸，我实在没法肯定，对一个平常人来说，是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相信他从报纸上看到的东西，特别是在毫无可能进行比较的情况之下。外国的报纸，在德国是要受到严格的审查的。
“到了德国境内的明斯特[51]，我找到了一家很普通的旅馆。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下去，夜里不睡觉，白天就往这儿那儿随便打个盹。我非得冒个险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可，去旅馆借宿是要向警察局报告的。你知道明斯特这个地方吗？”
“稍微知道一点，”我说，“那儿是不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很多教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52]就在那儿签订的？”
施瓦茨点点头。“1648年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就在三十年战争[53]结束以后。有谁知道这一次战争要打多久？”
“要是照这个样子下去的话，是不会太长久的。德国人只花了四个星期就把法国给征服了。”
侍者走过来，说这个地方就要打烊了，别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有没有什么地方这会儿仍然开着的？”施瓦茨问。
里斯本不太有什么夜生活，那侍者告诉我们。可是当施瓦茨给了他一些小费的时候，他却又说他知道一个地方，非常秘密，是一家俄国人开的夜总会。“时髦极了。”
“他们会让我们进去吗？”我问。
“当然会让你们进去的，先生。我的意思只是说，上那边去的女士可都时髦极了。什么国籍都有。也有德国人。”
“那地方一直开到什么时候？”
“只要有客人，它就开着。夜里的这个时候，客人总是不少。眼下，多的是德国人。”
“什么样的德国人？”
“就是德国人嘛。”
“有钱的？”
“当然，”那侍者笑了起来，“那个地方可不便宜咧。可就是招待得挺好。你们只说是曼努埃尔指点你们来的。这样，你们就用不着告诉他们别的了。”
“难道你照例非得告诉他们一点什么事不成吗？”
“不。那儿看门的会拿给你一张会员卡，让你填上一个化名。也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
“听上去倒挺不错。”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慢慢地走下那带着梯级的街道。一幢幢灰白色的房子，好像相互伏在肩膀上沉沉睡着了。从这些房子的窗口里，你可以听到里头那些用不着为护照而烦恼的人们的呻吟声、打鼾声和呼吸声。我们的脚步发出的声音也比白天响多了。“那灯光，”施瓦茨说，“灯光也会叫你吃惊吗？”
“会的。我们仍然习惯于灯火管制的欧洲。我总是这样想，有人忘了把灯火熄灭，敌机随时都会来空袭。”
施瓦茨立定下来。“光，原是上帝作为一件礼物赐给我们的，”他激动地说，“因为在我们心里，也有一点属于上帝的东西。可现在，我们把光掩蔽起来，就因为我们把心里那点属于上帝的东西扼杀了。”
“根据我记得的那个故事，”我说，“众神并没有把火送给人类。是普罗米修斯把它偷来的。为了报复，众神让他得了个肝硬化的慢性病。”
施瓦茨看了我一眼。“我已经很久很久不说笑话了。人们一说笑话，就会把事物的体量给缩小的。”
“也许是这样，”我说，“可是，如果它能够透进一线希望的光来，那岂不是更好了吗？”
“你说得对。我忘了你是想离开这儿的了。一个想离开这儿的人，哪里会有时间去考虑事物的体量呢？”
“你不是也想离开吗？”
施瓦茨摇了摇头。“已经不想啦。我是要回去了。”
“去哪儿？”我惊奇地问。我不能相信，他的意思是想第二次回到德国去。
“回去，”他说，“我待会儿会向你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