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在法医面前
省刑事法庭的小审讯厅里洁净舒适，给了帅克一个很好的印象。漆黑的铁栅，雪白的墙壁，胖胖的检察长德马尔丁先生佩带着紫红色的领章和镶花边的制帽。紫红色总是用来点染周围的环境，不仅用在这里，而且也用在复活节的礼拜三和耶稣受难中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
这里又将重演古罗马统治耶路撒冷的光辉历史了。犯人们都从地下室被带到一楼这帮一九一四年的彼拉多面前。这些审判官，也就是新时代的彼拉多们，不仅不会洗洗手以表明他们的光明磊落，反而让人从门特西戈饭店买了青椒红烧肉和比尔森啤酒来吃喝；不仅如此，还不断地向国家监察院递交新的诉讼材料。
在这些材料里，没什么逻辑可言，全部是一些：打赢了人家；掐死了人家；装痴卖傻；向人家吐唾沫；嘲笑别人；恐吓别人；杀了人；不愿宽恕人家。这些审判官们，都是一群随随便便地解释法律的魔法师，草菅人命的凶煞神，严刑逼供的吃人王，奥地利密林中的饿虎，根据材料章节的多寡他们来算计逮捕被告时该跨的步子的大小。
当然，也有例外的少数几个，他们并非不把法律当回事。实际上，即使在杂草丛中，也总是能找出几棵麦苗来的。
恰巧的是，帅克就是被带到这样一位属于例外之列的官老爷面前受审。这位官老爷年事已高，相貌和善，假使是在审判众人皆知的凶手瓦莱什的时候，他也会说：“请坐吧，瓦莱什先生，请坐在那边的空位子上吧。”
当帅克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用自己那种天生的善良温和的声调请他坐下，然后说：
“您一定就是帅克先生啰?”
“当然是的。”帅克回答道，“我爸爸姓帅克，我妈妈是帅克太太，所以我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姓氏，而给他们丢脸。”
审判官的脸上掠过一丝和善的微笑。
“您一定会为您干了这么多好事而感到良心不安吧?”
“我一直觉得良心有些不安，”帅克甜甜地笑着说，“我的良心可能比别人的更不安一些，大人。”
“从您签了字的口供上倒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审判官也非常温和地对他说，“您没有受到来自警察局的什么压力吧?”
“瞧您说的，大人，是我自己问他们用不用我签字，他们说用，我当然就遵命签字了。为了签个名字就和他们打架，我是决不会做这样的傻事的，那对我一定不会有什么好处，什么事情都得讲规矩嘛。”
“帅克先生，您觉得您的身体完全健康吗?”
“完全健康?不能这样说啊，大人，我总有风湿症，不管什么时候都得用樟脑油抹膝盖哩。”
“让法医给您检查一下吧，您觉得怎么样?”审判官老爷慈祥地笑着说。
“我想，我不会有什么很严重的大病，犯不着白白浪费法医老爷们的时间，有位警察局的大夫以前给我检查过，怀疑我有淋病。”
“无论怎样，帅克先生，我们还是得让医生们再给您检查一遍。这次，要正正规规地组织一个小型的委员会来为您检查身体，暂时您可以休息一下。对了，还要问您一个问题：根据口供，您好像曾经宣称并散布说，战争很快地就会爆发，是这样吗?”
“是的，大人。战争很快就会爆发的。”
“有时，您是不是还会总有其他的一些毛病?”
“很抱歉，没有，只不过好些年前，有一次在查理士广场差点儿被汽车给撞了。”
审讯到此就结束了。检察官先生和帅克挥手道别。帅克回到他的小牢房里，对同伴们说：
“为了刺杀斐迪南大公的案子，他们要请法医来给我检查身体啦。”
“法医也给我检查过。”一个年轻人说，“那一次是为了偷地毯的事而提审我。他们觉得我神经不正常，这次我又私自动用了一台蒸汽打谷机，对于我，他们已经是无可奈何了。我的律师昨天还告诉我说，如果我有一次被宣布为神经不正常者，那么我这一辈子什么麻烦也找不上我了。”
“这些法医我根本就不相信。”一个像是知识分子的人说，“在我伪造汇票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我还去听过海维洛赫——一个精神病学教授的讲课。后来我被捕的时候，我就装了一阵疯，就按照海维洛赫大夫描述的那样：法医委员会的一位大夫的腿被我咬了一口，我还喝了一瓶墨水。真遗憾，诸位，我甚至还在整个法医委员会的面前，在屋角里拉了一泡屎，可谁知道就因为我正好咬了那位大夫的腿肚子，他们便认为我神经正常，健康壮实，这样一来，我的大麻烦可就来了。”
“对于这些法医大人的检查我根本就不害怕。”帅克说，“想当初，在我服役的时候，我是由一位兽医来检查的，结果也还不错。”
“法医都是些僵尸!”一个耸着双肩的小个子说，“前不久，我碰巧在地里挖出一副人骨头，法医说，看样子是四十年前有人用钝凶器照着死者的脑袋砸死的。而我从出生到现在也不过三十八岁，可是他们却把我关起来了。即便我有出生证、户口登记卡和居民证，也于事无补了。”
“在我看来，”帅克说，“咱们对待一切事情可都得公平些。谁都有可能出差错，在一件事情上琢磨得越多您就越容易出错。法医也是人，既然是人就难免会犯错。有一天夜里，在努斯列的博季契河桥上，我刚好从班紫迪往家走，有个人走到我跟前，挥起皮鞭朝我劈头盖脸地抽过来；当我昏倒之后，他还用手电筒照着我脸：‘噢，打错人了，不是他。’接着他又恼火自已认错了人，于是我的屁股又被他抽了一鞭子。有的人往往是一错到底，这也是人之常情。还有一次，有位先生在夜里看见一条疯狗，冻得快死掉了，就把它抱回来，放在他老婆的床上，那疯狗渐渐暖和过来，恢复了元气，结果他们一家子都被疯狗咬遍了，就连睡在摇篮里的最小的孩子也被撕碎吃了。
还有一个例子，讲的是住在我们那儿的一个车工捅漏子的事儿：有一回他把教堂错认为是自己的家，就用钥匙开了教堂的门，然后他又把圣器室当成了自己家的厨房，把鞋脱在了那里；随后他又把祭坛当成了自家的床，就往祭坛上一躺；还把一本福音书和其他一些圣书塞在脑袋底下当作枕头。第二天早晨守教堂的发现了他。等他彻底清醒过来以后，就对看守教堂的人说，是他一时迷糊才做错了事。‘好一个一时迷糊!’守教堂的说道，‘教堂就因为您这一时迷糊还得重新举行祓除仪式。’随后他被送到法医那里去做检查，法医却宣布他的头脑完全清醒，并且说如果他真是喝醉了，他手里拿着的钥匙也就捅不开教堂的门了。最终的结果是这个车工就死在了庞克拉茨监狱。我还可以再给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克拉德诺警犬出错的事儿。
这只警犬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宪兵队长罗特尔的警犬，有不少专门用来做实验的狗都是罗特尔养的。他还让流浪汉们充当训狗的对象，吓得他们都再也不敢到克拉德诺来了。于是，他就命令宪兵们无论如何都要给他抓来一名嫌疑犯。有一天，一个穿着非常讲究的人被带到他面前，这个人是在朗恩森林里被找到的。他被捕的时候，他正好坐在一个树桩子上。他们很快地从他的大衣上剪下来一块下摆，让宪兵队的警犬嗅一嗅，随后这个人就被领到市郊的一个砖瓦厂里，放那些受训的警犬出去找他，直到把他找回来。从那以后，这个人每天都过着没完没了地翻土墙、爬梯子、跳水坑的日子，因为那群狗成天都追在他屁股后面。到后来才把事情弄明白，他原来是一位捷克激进派议员。他因为对议员的生活感到疲倦才到朗恩森林这儿来散散心。所以在我看来，差错总是难以避免的。无论是有学问的人，还是畜生笨蛋，甚至是内阁大臣也有办错事的一天哩。”
帅克的神经状况是由法医委员会来确认是否与他全部的被控罪名相符合。由三位格外威严的先生组成的这个法医委员会，他们三人中间，每个人的任何一个观点都与另外两个人的截然不同，他们在精神病症方面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学派。
因为帅克给整个委员会留下了极其惊人的印象，使得在学术上相互对立的这三个学派竟然在帅克的案子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他走进那间他将被检查神经状况的房子，看到墙上挂着的奥地利元首的画像时便大声喊着：“诸位大人!弗兰西期?约瑟夫一世皇帝万岁!”
真相大白。他们因为帅克虔诚的表现而省去了一大串问题，只问了几个最主要的问题，目的是好用帅克的话来证实精神病学博士卡莱尔逊、海维洛赫大夫和英国人卫金这三个他们所代表的体系对帅克的原有的见解。这些问题是：
“镭比铅重吗?”
“真抱歉，我从来也没有称过。”帅克微笑着回答。
“您相信世界末日吗?”
“那得让我先看到这个末日再说，”帅克随随便便地答道，“世界末日反正不会是明天。”
“地球的直径您能算出来吗?”
“这我可办不到，请您原谅，”帅克回答说，“但是，大人们能不能也帮我破个谜：有一座三层楼房，每层楼上有八个窗口，两个天窗和两个烟筒都在房顶上，每层楼都住着两位房客。诸位大人，请你们现在就告诉我：这所楼房的看门人的奶奶是哪一年死掉的?”
法医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但是其中的一位还是问了一个问题：
“您知道太平洋最深的地方有多深吗?”
“很抱歉，这个我不知道，”他回答说，“但是我想，应该是比伏尔塔瓦河畔、维舍堡悬崖底下的河水深一些。”
“还有提问的吗?”委员会主席简单地问了一句。另一位委员又问：
“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七乘以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三等于多少?”
帅克的眼睛眨也不眨地说道：“七百二十九。”
“我看，到此为止吧。”委员会主席说，“你们可以带他回原处了。”
“谢谢诸位大人。”帅克非常恭敬地答道，“我也觉得该结束了。”
三位专家在帅克走了之后，又根据精神病学者所发现的自然法则，一致认为帅克是个十足的白痴和傻子。
在呈送给审判官的诊断书上，有他们这样一段话：
经诊断认定约瑟夫?帅克实为精神愚钝患者，据此特向委员会建议对其停止审讯并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观察治疗。
帅克在法医们提出上述诊断书的同时，也正和他的狱友们说：“他们不问斐迪南大公的事情，却同我扯了一大堆更傻的事情。扯到我们都觉得说足够了，一切才终于结束了。”
“谁我都不相信。”被别人在他地里偶然挖出一副人骨头的小个子耸耸肩说，“全都是骗子。”
“骗子也得有，”帅克一边在草垫子上躺下来，一边不以为然地说，“如果大家都把对方想成是好人，人们之间不是早就闲得无聊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