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幅被告疯狂追求格露莘卡的全景被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不厌其详地展开了。他从被告第一次去找“那个年轻女子”时说起：“‘用被告自己的话说，是要去揍她一顿’，”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解释到，“但结果非但没揍成，反而拜倒在她的脚下——这段恋情便由此开始。也就在那个时候，被告的父亲卡拉马佐夫也看上了那个女子——这是惊人而又致命的巧合。两颗心在同时一下子燃烧起来，尽管父子俩以前都知道，也见过那个女子，——而且两颗心中燃起的都是完全不可遏制的，典型的卡拉马佐夫式情欲。我们这里有她本人的自供，她说：‘我把这父子俩都当猴耍。’是的，她突然想要把这父子俩当猴耍，过去她并无此意，可后来竟忽发奇想，——结果父子俩都被征服，趴倒在她脚下。素来把金钱当上帝膜拜的老子居然立刻准备好三千卢布，只要那女的上他家去一次。但很快他被迷得晕头转向，竟然情愿把自己的姓氏和全部财产放到那女的脚下，还认为这是一种幸福，只要女的同意成为他的合法妻子。有关此事我们掌握着可靠的证据。
“至于对被告来说，他的悲剧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但年轻女子是在耍他。这位迷人的女魔术师甚至没有给过不幸的年轻人一点希望，被告直至最后一刻才真正得到希望，那时被告跪在害得他落得这般地步的偶像面前，向她伸出已经杀了他那情敌父亲的一双手——他正是在那种状态下被捕。直到他被捕之时，那个女人才真诚忏悔，自己大声叫道：‘你们把我和他一起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吧，是我把他逼到这个份儿上，都是我的罪过，我是罪魁祸首！’
“一位颇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拉基津先生，在描绘本案时用概括力很强的寥寥数语勾勒了这名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遇人不淑，她最初的情人最终弃她而去，其后该女穷困潦倒，遭到清白家庭诅咒，总算有一富翁予以眷顾，至今她仍不忘旧恩。她那年轻的心中也许颇有些善根，却过早地积藏了怨恨，形成她工于心计，热中敛财的性格，对社会持冷嘲热讽、睚眦必报的态度。’通过这段性格概述可以理解，她把卡拉马佐夫父子当猴耍，纯粹是为了出口恶气。
“在这一个月内，被告的痴恋成功无望，自己一再道德败坏，对未婚妻背信弃义，把别人托他邮汇的钱据为己有，——除此以外，他还被不断发作的醋劲折磨到了近乎精神错乱的癫狂状态。吃谁的醋？吃自己老子的醋！偏偏那个做父亲的色迷心窍，他向自己馋涎欲滴的目标投入的诱饵，正是他儿子认为被父亲骗去的三千卢布，原属他母亲遗产的一部分，本应该归他所有，为此一直指责老子心黑。
“是的，我同意这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这种局面确实有可能导致躁狂。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恰恰是这样一笔钱如此恬不知耻地正被用于使他心碎的目的，太让人恶心！”
接下去，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分析被告脑海中如何逐步萌发杀父的念头。公诉人通过一系列事实，画出这一构想形成的轨迹。
“最初他只是在酒店里嚷嚷——足足嚷嚷了一个月，哦，他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打发日子，有什么想法马上就说给这些人听，哪怕是最可怕，最危险的想法也不藏在心里。他喜欢和人们倾心交谈，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当场、立刻就要求他们完全附和他，体谅他，同情他，否则他发起脾气来会把整个酒店砸个稀巴烂。这个月内见到和听到被告撒酒疯的人终于感到事情不妙，认为这可能已经不光是虚声恫吓，指不定真的会付诸行动。”
在这里检察官描述了修道院内的那次家庭成员见面会、被告与阿辽沙的几次谈话以及饭后被告闯到父亲家里去施暴的丑行。
“我不想坚持这样的观点：在这幕丑剧之前被告已有杀死父亲的周密预谋，”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但是这个设想已不止一次在他头脑里出现，他曾认真加以考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事实，有证人，还有他本人的自供。诸位陪审员先生，”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又说，“说心里话，直到今天为止我还犹豫不决，是否应该认为被告犯罪完全是自觉的，有预谋的。我坚信他已多次在想象中审视未来的致命的一刻，但仅仅作为一种可能加以想象至于什么时候作案，怎样作案，都还没有定下来。
“但是，今天维尔霍夫策娃小姐向法庭出示的那封信，终于使我不再犹豫。诸位，你们已经听到她发出惊呼：‘这是一份谋杀计划！’——这便具有计划和预谋的一切特征。信写于作案之前两天，——由此我们现在确知，在实现自己可怕的构想之前两天，被告曾发誓宣布，如果明天不能弄到钱的话，就杀死父亲，从他枕头底下取走装在信封里，外扎粉红色丝带的那笔钱，但愿伊万走了就好。请注意：‘但愿伊万走了就好，’——可见，一切都经过思考，对情况也作了估计：——结果怎样呢？后来一切都按信上所写的那样付诸实施！本案事先有预谋并经过周密策划已无疑义，作案的目的是谋财，这一点信上写得明白，落款有被告签名，被告对于那是他自己的签名这一点供认不讳。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酒醉后写的。但这丝毫不会降低它的价值，恰恰相反：他是在酒醉后写下了清醒时想好的。清醒时没想好的事情，酒醉时写不出来。也许有人会说：他为什么要在酒店里大叫大嚷道出自己的意图？如果有人蓄意干这种事，则会保持沉默，把预谋藏在心里。说得对，但他大叫大嚷的时候还设有计划和预谋，而只有愿望，只是在酝酿一种意向。后来他关于此事的叫嚷减少了。他在京都酒店喝醉后写下这封信的那个晚上，却一反常态，很少说话，没有打台球，坐在一旁，不跟任何人交谈，只是把本地一名店员从座位上赶走，但这已经是无意识的举动，是爱吵架的习惯使然，因为他每次踏进酒店没有不跟人吵架的。
“诚然，在拿定主意的同时，被告头脑里应该产生顾虑：事先听到他满城叫嚣的人太多了，一旦他施行了他想干的事，他可能马上被揭露并遭到指控。但说出去的话已如泼水难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说到底，过去闯的祸没把他怎么样，兴许这回也能顶过去。诸位，反正豁出去了，听天由命吧！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幸运之星上。
“我也得承认，他走那致命的一步确实费了好大的劲，他作过非常多的努力想避免流血的结果。他在信中用他别具一格的语言写道：‘明天我找遍所有的人去弄钱，要是弄不到——只能蹭一身血。’这又是喝醉后写下的，同样又在清醒状态下按所写的干了！”
于是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着手叙述，米嘉为了避免犯罪如何千方百计去弄钱。他说了米嘉如何向萨姆索诺夫求助，如何出城远行去找里亚加维——向他们兜售产权证书。
“他东奔西走，饱受讥讽，又饿又累，为筹路费把表也卖了，心中还忍受着醋劲的煎熬，生怕被他撂在城里的心上人趁他离开时投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他亲自送心上人到恩人萨姆索诺夫家去。接着他在后院的观察哨了解到，斯麦尔加科夫羊角风正发作，另一名仆人也病了——道路畅通无阻，暗号又在他掌握之中——诱惑不可谓不大！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力抵抗；他去找暂居本城、备受我们大家尊敬的霍赫拉科娃太太。这位女士一向同情他的遭遇，向他提了一个再明智不过的忠告的停止纵酒胡闹，斩断这极不像话的情丝，别再整天泡在酒店里无谓地浪费青春，上西伯利亚去开发金矿：‘你有过剩的精力，那里正是用武之地；你渴求刺激的浪漫性格，到那里必定得其所哉！’”
检察官叙述了这次谈话的结果，然后说到，被告突然获悉格露莘卡根本不在萨姆索诺夫家，这个不幸的神经濒于崩溃的不幸的醋坛子，一想到格露莘卡欺骗了他而且此刻正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顿时怒不可遏。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最后着重指出，一个偶然因素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如果那个叫菲妮娅的侍女能及时告诉他，他的心上人到莫克罗耶去和往日的情人叙旧去了，——那就不会出事。但那个侍女吓昏了头，只是一个劲儿地赌咒，若非被告火烧火燎急于去找背叛了他的情人，不当场杀了菲妮娅才怪。
“但请注意：尽管他去时已气疯了，可走进还是把一根铜杵带走了。为什么是铜杵而不是别的武器？要知道，他在想象中审视那幅景象并为之进行准备已有整整一个月，所以只要有什么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被他看到，他就会把它抓在手中当武器。至于现场中哪一件可以派上用场——他已设想了一个整月。所以在瞬息之间他就能毫不犹豫地认为是武器！因此，他并非不自觉无意识地抓起这根致命的杵子的。现在他来到了父亲家的花园中，道路通畅，夜深人静，没有目击者，只有一片漆黑和一团炉火。背叛他的女人在这里，在他的情敌——那个老头儿的怀里，也许此刻正在嘲弄他还蒙在鼓里。愈来愈强疑心使他感到窒息。再说，这也不只是疑心——现在还有什么疑心可言，一场骗局已经昭然若揭，事情明摆着：她正在那个有灯光的房间里，在屏风后面的老头儿的身边，这个不幸的醋坛子想要我们相信，他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朝窗内规规矩矩地张望，心平气和地悬崖勒马，明哲保身地打退堂鼓，快速地离开这是非之地。恐怕发生什么不道德和危险的事——被告就是要我们相信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但我们明明了解被告的性格，明白他所处的精神状态，我们从不少事实中已经知道了这种状态，最主要的是，他掌握着暗号，马上就可以登堂入室！”
提起暗号，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把讼诉的主题暂时放下，他觉得应该详细讨论一下斯麦尔加科夫杀人的缘由，从而一劳永逸地推翻这种假设。他在这上面花了很大的力气，谁都明白，虽然在表面上检察官对这种假设不屑一顾，其实他还是十分重视的。
八、斯麦尔加科夫论
“首先，这种怀疑因何而起？”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从这个问题开始谈起。“第一个叫嚷凶手是斯麦尔加科夫的，就是被告本人在他被捕的时候，然而从那时直到升庭审理的此时此刻，被告一直找不到一件事实作为他指控的证据，别说是事实，即便是多多少少能说得过去的一点点近乎事实的影子也没有。之后只有三个人附和这一指控：被告的两个弟弟和斯维特洛娃女士。其中被告的二弟仅在今天才声称支持这种看法，而他今天又有病，很显然是处在精神狂乱和脑炎发作中。在过去两个月中，他一直相信他的兄长有罪，而且不想提出任何异议。对于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很确切。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其实，被告的三弟刚才也说，他相信斯麦尔加科夫有罪，但他却找不到任何事实可为这一观点论证，哪怕是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他只是听被告自己这样说，并‘根据他脸上的表情’得出这一结论的——这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证词刚才他的三弟说了两遍。
“斯维特洛娃女士的话也许更令人难以置信。她说：‘被告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相信什么，他不是个撒谎的人。’
“以上就是三个指出斯麦尔加科夫的人的全部事实依据，他们跟被告的命运都有着太深的牵连。然而对斯麦尔加科夫的指控曾有过市场而且至今仍未绝迹，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可以相信，可以想象呢？
讲到这儿，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认为有必要勾勒一下已故的斯麦尔加科夫的性格。他把这个“因精神病发作而死去的疯子”想象成一个弱智者，读过一些书，但都只是一知半解，那些他并不能理解的哲学思想搅乱了他的头脑，而某些有关义务和责任的现代学说又把他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通过两种渠道接受这些思想，实际渠道是他的老爷可能还有他的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花天酒地的生活；理论渠道则是他与老爷的二儿子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关于各种题目的哲学交谈，而这位二少爷也乐意借此消遗解闷，可能是闲得无聊或者是找不到更好的嘲弄对象。“斯麦尔加科夫自己也曾跟我谈过他在老爷宅里最后一些日子的心态，”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解释说，“上面的情况别人也可证明：被告本人和他的二弟及老仆人格里果利，他们是对他最了解的。”
“另外，在羊角风的精神重压下，斯麦尔加科夫胆小如鼠。被告一次告诉我说‘他会趴倒在我跟前吻我的脚，’当时被告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供词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不利的。他还说，‘他是一只患癫痫病的老鼠，’被告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被告偏偏挑选他作自己的心腹，用威胁手段吓得他只好答应充当刺探动静和通风报信的细作。他扮演家中探子的角色，背叛自己的老爷，既向被告泄露了信封里装钱这回事，又把可以进入老爷居室的暗号告诉被告，——他是多么希望可以不做这种背主泄密的昧心事！‘他会杀了我的，我看得很清楚，他非杀了我不可，’预审中他在我们面前说话也哆嗦不己。尽管当时把他吓成这样的被告自己已经锒铛入狱，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每时每刻都怀疑我，我老是心惊胆战，为了让他息怒，我一发现什么秘密赶紧向他报告，好让他看到我绝没有什么地方蒙骗他，然后让我松一口气。’这都是他的原话，我做了记录，现在还想得起来：‘他只要冲我大喝一声，我立刻向他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