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指控斯麦尔加科夫只有被告本人，他的两个弟弟，斯维特洛娃，但是也有一些人持这种看法：社会上模糊地酝酿一个疑问、一团疑云，还可以隐约听到一些流言，隐约可以感到存在着某种等着瞧的气氛。最后，某些事实的相互证明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我承认这不是定论：首先，羊痫风正好在惨案发生那天发作。而又有什么缘故公诉人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这次发作的真实性辩解。后来斯麦尔加科夫又在开庭前突然自杀。接着被告的二弟今天突然在法庭上提供了同样的证词，而在这以前，他一直认为兄长有罪，可是今天不但带来了钱而且再次宣布斯麦尔加科夫就是凶手！我和法官，检察官一样完全相信伊万·卡拉马佐夫患有脑炎，他的作证可能是在神志不清状态中的奋力一搏，为救兄长而把事情推到死人身上。然而最后斯麦尔加科夫的名字还是被说了出来，同时又让人感到几分神秘。陪审员先生们，你们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透，没说完。也许以后还会有说透的时候，然而现在这事我们应该先搁一搁，等到以后再说。
“法官们刚才决定把庭审继续下去。所以我现在想就已故的斯麦尔加科夫的性格谈一点概括的看法，当然，公诉人已经就此发表过看法。尽管我佩服公诉人细致刻画的功夫，但我却不敢同意这段性格概述的实质。我调查过斯麦尔加科夫，并直接接触过他，却得到了差别很大的印象。他身体很差，这绝对正确，但就其性格，心机而言，我认为他绝对不脆弱，象控方结论所说的那样。我绝不认为他胆小怕事，而公诉人的结论中他却是个胆小鬼。没有任何行动表明他头脑简单，恰恰相反，他看似天真。其实极其狐疑，他思维细密，也懂得不少。但是，控方却天真地认为他弱智低能，他给我的印象极其清晰，我在结束对他的访问时就确定了这一点：此人心中有很深很久的怨恨，虚荣心，嫉妒心很重，而且睚眦必报。下面是关于他的一些资料：他以自己的出身为耻，并十分痛恨，一想到自己是‘臭丽萨维塔之子’便怒火中烧。老仆人格里果利夫妻是他幼年的恩人。但他对其十分不敬。他站在对立面讥笑、咒骂俄国，他天天盼望能去法国，使成为法国人的梦想成真。过去他多次提起，这个梦想惟一缺的就是金钱。我认为他只爱自己，而且自尊到病态的地步。高贵和有教养在他看来只是讲究的衣着、雪白的胸衬和锃亮的靴子。他自认为是他的老爷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私生子（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可信性），或许他对自己不能取得主人的合法儿子的地位怀恨在心，他们拥有一切，而他一无所有，他们拥有继承遗产等种种权利，而他只是一个做饭的。他亲口对我说，是他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共同把钱放入信封的，他痛恨这笔钱的用途，并说如果他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了。我特意使他证实，他亲眼看到过那三千卢布的崭新的闪光钞票。千万别让一个有着严重忌妒心和虚荣心的人一下子看到太多的钱，而这个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笔钱在一个人手里。这厚厚的、闪色的一大沓钞票刺激太大，会在他的想象中引起危险的反应，这很有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
“才华横溢的公诉人十分细致地从正反两方面向我们阐明斯麦尔加科夫杀人的可指控性，并特别地对他假装癫痫的问题作了讨论，我认为这没有必要，因为他不必假装，此病说来就来，十分自然，说去就去，同样不必惊奇，阵发期过去病人就会恢复正常。
“关于控方提出的斯麦尔加科夫有没有作案时间的问题，我认为他有，而且有得十分巧妙。当老仆人格里果利大吼一声“杀父逆子”而抓住爬上院墙要往外跳的米嘉的一只脚时，很可能恰恰在这一瞬间，斯麦尔加科夫醒来了，——因为癫痫发作的症状只是昏睡，所以他不过是沉睡而已。——这一声大喊不同寻常，在死寂的夜晚会传出很远，它很有可能把斯麦尔加科夫惊醒并从床上起来。因为癫痫病的恢复是渐进的。那时的他已经可能睡得不那么昏沉了，甚至一小时之前已经开始渐渐苏醒也顺乎常理。
“他从床上起来后，只是下意识地应声而去，本能地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他的大脑还因发病而混混沌沌，其意识还处在似有似无状态。他来到了花园里，走近有灯光的窗子。老爷见到他一定很高兴，当然要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这时，他头脑中的意识力一下子被激活了。于是他从处在恐怖状态下的老爷口中套出了所有细节，在不无紊乱的头脑中打定了一个主意：一个罪恶的，但充满诱惑的而又完全顺理成章的主意：我取走钱，老爷去死。大少爷承担一切责任。因为大家都认为是大少爷干的，不是大少爷干的，还能是谁？大少爷有太多的杀人理由，况且他刚来过。对金钱的渴望和绝不会受惩罚的诱惑，让他心动不已。哦，这类一瞬间之前还毫无行凶想法的凶手，意外的好机会会注给他遏止不住的杀人欲望！于是，斯麦尔加科夫就可能进屋行凶了。至于凶器的问题，——一块儿随处可见的石头就足够了。那他为什么这样做？钱还有存在的可能，甚至老爷把钱藏在哪儿只可能有斯麦尔加科夫一人知道。以下我来就‘撕破的信封怎么会扔在地板上呢’这一问题发表看法。
“刚才公诉人对这个信封的解释也是十分精辟的。认为卡拉马佐夫不是一个惯窃，所以让信封留了下来，如果是斯麦尔加科夫做这事，就不会这样粗心。——各位陪审员，刚才我听到这些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何其相似乃尔的感慨。你们可能难以想象，关于卡拉马佐夫应该如何处理那封信的问题，两天前我听到了斯麦尔加科夫的完全一致的观点，完全一致的推理。这还不算，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他在装呆，似乎急于让我尽快接受这个观点，好像这样的结论是我自己推得的，实际上是他在做步步引导。既然如此，他是否也向预审官员做了这样的引导呢？他是否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种引导加到了明察细微的检察官头上了呢？
“有人会问：‘格里果利的老妻一整夜都听到病人的呻吟该如何解释呢？’是的，她的确听到过，但这是一条十分靠不住的理由。有一位女士，我认识她，她埋怨说有条狗在院子里整夜不停地叫，致使他无法入睡。可是实际上那条可怜的狗那天夜里仅仅叫了三次。这很好解释：一个睡觉的人如果被呻吟声突然吵醒，她会因此而不快，但一会儿就再次入睡了。两个小时之后又因听到呻吟声而醒，接着又睡着了，两个小时之后呻吟声再次响起，一夜总共三次。到了早上她起床后，就会埋怨有人呻吟了一整夜，吵得她无法入睡。她的知觉一定如此：每两个小时中入睡的时间她是记不得的，能记起的仅仅是被吵醒的几分钟，于是她就认为别人呻吟了整个一晚上。
“公诉人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斯麦尔加科夫的绝命书中没承认犯罪事实？‘难道说良心给他的勇气只够上吊用的，无力做别的？’但是，请允许人说抱歉，如果他想到了良心，那该是忏悔的事了，但自尽者可能毫无忏悔的意思，只是感到绝望而已。绝望和忏悔是毫不相同的两码事。绝望可能充满仇恨，势不两立。自尽者在跨出迈向黄泉的那一步时对他嫉妒了一辈子的人们可能仇恨到极点了吧！
“诸位陪审员先生，请慎之又慎，千万不要造成错案！刚才我向各位推断和描述的是不是有不合实情之处？如果我的推理有误差，有无可能或荒谬的地方，请如实批评。但我的推断如果有一丝可能的因素，有一点可信之处，——就请诸位不要轻易定案。何况这里面难道仅仅只有一点影子么？我可以面对一切神灵发誓，我坚信我刚才的解释完全是事实。最令我无法理解，也是叫我不能忍受的还是如下情况：在控方所罗列的一大堆事实中，没有一件是坚挺有力、无可辩驳的，而这些凑在一起的事实却毁掉了一个不幸的人的一生。当然，这些事实拼凑到一块的确吓人：被告手上淌下了鲜血，衬衫上血迹斑斑，一声‘杀父逆子’的惊呼在黑夜里响起，接着被砸烂了脑袋的老人倒下去了，以后又有大量的话语、证词、行动、呼喊——啊，这一切产生的影响力确实能使人们产生错误的判断。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难道你们的判断也是可以误导的吗？相信各位都清楚，你们握有生死存亡的大权。但是，权力最大，责任也越大啊！
“我坚持我的上述观点，丝毫也不勉强，就算我姑且相信控方的意见：我不幸的当事人双手沾满的确是他亲生父亲的血。我再次申明，这只是在假设，我坚信他是冤枉的，绝无一丝一毫的怀疑，但可以姑且假设我的当事人犯了杀父罪。即使是这样，也请诸位听我一言。我心中还有话要对诸位说，因为我知道此时激烈的斗争正在诸位的心中和头脑里进行……。请原谅我捉到了诸位的心和头脑，陪审员先生们，但我要做到完全真诚，毫无虚假。请让我们坦诚相见……”
此时，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辩护人的发言。确实，最末的那几句话诚心可鉴，大家都觉得出这是他作重要的发言的前奏，而且重要的那些话就要在下面说出。但审判长警告公众不要鼓掌，再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就要“清庭”。于是一切重归寂静，菲久科维奇重新开始的语调也和以前全然不同了：这是一种动情的语调。
十三、蛊惑者
“诸位陪审员先生，不仅仅是这些凑在一起的事实产生的效应会毁掉我不幸的当事人，”他开始了发言，“不，真正有能力毁了我的当事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老卡拉马佐夫的尸体！如果这只是一个平常的命案，那么，只要逐个分析每一件事情，而无须合在一起分析，因为这些事实的微渺性、欠证性和虚幻性，你们就会立即驳回指控，至少不会因为成见而毁了他——虽然大家都对他有成见，的确是他恶有恶报！
“但是，这不是一桩平常的人命案，而是一起杀父案！它动人心魂，其震撼人心的力度足以使控方不足道和未经证实的事实也有了强大的力量，似乎象是定论，甚至在最公平公正的头脑里都会如此。于是，这样的被告一定要叛罪！他杀了人绝不能让他逃脱惩罚！——每个人心中都不自觉地、本能地涌起了这样的义愤。
“当然，杀死自己的父亲是件让人诅咒的事——因为是要亲手致死生他、爱他的人，这个人从他降生起就为他的点点滴滴操碎了心，这个人为了他的幸福含辛茹苦一辈子，这个人活着也仅仅是为了使他天天快乐、事有所成！诸位陪审员先生，什么是父亲、何谓真正的父亲？父亲，这是两个多么高尚而伟大的字！这一称呼有着何等崇高的内涵！刚才，我们大略地指出了什么是真正的父亲，他应该怎么样。在本案中，在我们大家正在讨论，我们为之如此尽心费力的这个案件中，这位父亲即已故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却与我们刚才所共识的那个父亲概念毫无相通之处。这太不成样子了。是的，他这个做父亲的确实太不象个父亲了。让我们具体地考察一下这位太不象话的父亲——本来我们应当尊重作为父亲的权力，但我们的选择使它次要起来。现在我们绝对不能有太多的顾虑，用智慧的公诉人的话讲，象儿童或胆小怕事的妇女那样对某些想极力回避。
“但在他那篇怒气冲天的演说中，我这位尊贵的对手——我还没说话，他已经把自己和我对立起来了——曾多次声明：‘我不会让彼德堡来的辩护人把辩护的权利独自占去，我是公诉人，也是辩护人！’这话他一讲再讲，但他忘了这把这一事实告诉大家：既然可怕的被告仅仅因为小时候在故居从惟一疼他的人那里得到过一斤榛子，而在整整二十三年间始终思恩图报，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样一个在这二十三年间也绝对会记得，自己光着脚，用爱心广博的赫尔岑什图贝的话讲，‘被父亲关在后院里，光着脚，裤子仅用一颗扣子吊在身上’的情景。
“噢，陪审员先生们，为什么我们要细细考察这位父亲，重提大家早已不感兴趣的往事呢？试想，我的当事人在二十三年之后回到本地见他的父亲的时候，眼前升起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啊？为什么要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贪婪自私的怪物？他狂傲不羁，粗野暴虐，并为此受审讯，但谁应该向他的命运负责？他显然有很高的天赋，有一颗感恩图报、敏感富情的心，但受到的教育却如此荒唐，这又该谁来负责？有谁给他的头脑注入过理智？他受到了知识的启蒙了吗？童年享到过多少爱怜？我的当事人能够长大成人全靠上帝保佑，也就是说他象一只野生动物那样随意生长。阔别多年之后，我的当事人一定渴望见到父亲。在这以前他一定无数次追忆自己的童年，竭力忘记小的时候留给自己的梦魇，全心全意地想原谅和亲近父亲！结果如何呢？迎接他的只是毫无羞耻的嘲笑、疑忌以及金钱问题上无休无止的争执。他天天听到每天喝一杯白兰地的父亲讲那些叫人厌恶的奇谈怪论和所谓的人生哲学，最后受到的待遇竟是父亲想用儿子的钱夺走儿子的情人。哦，诸位陪审员先生，这太恶毒，太令人愤恨了！而这个老头子还逢人就讲儿子如何不孝、如何可恶，给儿子抹黑、诽谤他。骗走他立下的借据，企图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