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陀爷。
江湖称李陀为陀爷，我也跟着叫。时隔七年，自苏州冷冰川画展后，我们又在深圳见面。岁月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痕，陀爷还是身形挺拔俊俏，浓密银发微卷，眼神依旧温和宽容，握手时他似乎也能记起几年前我们相聚过。
嗯，那一年苏州，是春末夏初，参加画展的人很多，各路神仙云集，记得的有董秀玉、宁成春、陀爷与刘禾、王鲁湘、许戈辉、师永刚、李文……中午我们在“张生记”吃完午饭，下楼，阳光暖暖，四周园林正好是散步的好时节，只听陀爷说，要去办理各种挂失手续，身上所有银行卡、手机在搭乘飞机时搞丢了。事后，我真佩服陀爷的淡定，按说这种事要第一时间处理，他却悠悠然先吃饱饭再说。
这一次，已是晚上七点半，大家相见欢，入座，开饭，他咀嚼了两口菜后，说，手提电脑落在飞机上了。同行的欧阳江河惊诧道，你那一台很贵，2000多美金吧，是一款超薄的苹果机，内存很大。“里边有正在写的小说稿。”那惨了，被人拾到，直接易名发表了。我们有点惋惜，赶紧联络航空公司，不管如何，努力再说。陀爷则淡定如常，“有密码，拿到也未必打得开。再说，发表就发表了。呵呵。”
这就奇了怪了，每次见面，陀爷必丢东西。是他的缘故，还是见我们的缘故呢？
我端起酒杯，陀爷赶紧拿起杯子，有点不好意思说：领导嘱咐不能喝酒，我就随意一下。
是太太刘禾吗？
是医生。呵呵。
陀爷还常年在国外吗？
现在要多回来走走了。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很大，后边的走向，极有可能影响世界的新格局。有点意思，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回来多看看，或是做点事儿，参与其中。
亲历一下？
嗯。
可是，国内现在很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恶化、教育体制，甚至贪腐等等，大家都在往外走呢。
唉，这就是没在外边居住的人的误区了。旅游跟生活是两回事。比如房子，现在总说高房价，买不起。国内一套房的钱可以在国外买一套豪宅……这里有城市区域地段的不同。拿市中心的房价与国外郊区的房价比，当然没有可比性。纽约中心地段20多平米的房子，每月租金是2万多美元。怎么说呢？还有，我们这边庞大的中产阶层，吃好穿好雇钟点工，都没问题。但在美国，中产阶级，要下一次馆子，那是很大一件事。每个月能出去外边吃一两次，那就不得了了。没人敢雇佣保姆，根本雇不起。他们日子无忧，但手上没有闲钱。
为什么呢？
我们的中产阶层，底下有七亿人垫底，像金字塔。这部分人现在是最宽松最自在的。而在美国，他几乎没有垫底的，他们是橄榄球型的，穷人只有小小一部分，富人也只有上边一小部分，中间全是中产。没人革命，没人抱怨，没人出离愤怒。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已卷入一套既定的机制中。比如，你得结婚，才能少交税；你得买房，才能少交税。买了房，你得按揭，为了还贷，你得拼命工作，工作之后待遇提高，为少交税，你得再买更大的房子，于是，你又得还更多的贷款，于是，你得更拼命地工作……如此反复。哪有时间考虑其他的事情。等到某一天，你干不动了，资金链断了，还不了银行的钱，你立马会被扫地出门。现在街头那些流浪汉怎么来的，就是这样的下场。还有一个例子，经济的衰退，现在也出了啃老族。我的邻居，有六个成年的孩子，他们全部回家住，没有工作，没钱买房，于是住父母的房子。各开一辆车，他们家的院子停了六七辆车。在美国，地大人稀，没有车，几乎寸步难行。大都会好一些，但很多城市，是没有公共交通的，别说地铁，就是公交车也没有。
唉，想不到美国有这么多苛捐杂税呵？
哈哈，那不叫苛捐杂税，是社会制度。
那欧洲的制度是不是更合理些？比如他们的高福利、免费教育，等等。
对，他们是资本主义中保留着社会主义。最好的做法是德国，它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中国以后的道路，也许得参照德国的做法。我几年前就向国人鼓吹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弊病，很多人不理解。
……
吃饭间隙，我和陀爷聊了点上述社会与主义的问题。只是皮毛，却能看到他的忧心忡忡，对家国的忧患之情。
陀爷是作家，文学批评家。他最早于1983年和冯骥才编过《当代短篇小说43篇》，后又主编了《中国小说》年选、《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以及《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和《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1986年还当了《北京文学》的副主编，跟主编林斤澜搭档，推出了很多先锋小说，如马原、苏童、莫言和余华等的作品。我现在有时还看看《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是我的潮汕老乡。曾经一度它以报告文学主打，我主编的报纸副刊版面上也曾开辟了“纪实”版块，与之有良好的合作。2000年陀爷与北岛合作主编《七十年代》；主编《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等。而他继1982年转向文学批评之后，时隔三十年后，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无名指》，回归作家行列。对文学对作家，他的发言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比如他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变革的开端是“朦胧诗”。从文学变革的视野里看，他认为在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潮流，一个是寻根文学，一个是实验小说，还有新写实。他对“伤痕文学”的评价一直不是很高。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还是坚持“伤痕文学”在文学上并没有多少新意，它和过去几十年延续下来的旧的文学观念、方法、形式有密切关联，是既没有反省也没有创新的这样一种写作。恰巧就在陀爷深圳演讲的同时，“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贤亮去世。我有点后悔没来得及问陀爷关于张贤亮。但陈丹青讲，张贤亮代表的伤痕文学一代，在“文革”后确实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第一批新鲜血液，但他们的写作大多还是停留在诉苦的层面。这是另一种理解。
莫言的小说好吗？
他早期的中短篇，真的好，非常好。如果诺奖颁给他早期的作品，那是非常得当的。
阎连科的呢，他去年出了《炸裂志》。
阎连科早年写作，《日光流年》《受活》那几部，还是不错的。可是自从写《为人民服务》以后，明显地越写越差。我当时看了之后，就打了个电话给他，说文艺不能服务政治，他这一部作品，显然是为别一种政治服务。这都是不该的。这以后，我们就没了联系。
杨争光的呢？
他的作品我买了一本，还没仔细看。
《从两个蛋开始》？
不是，好像是《老旦是一棵树》。
我们深圳有个薛忆沩，现定居加拿大，这些年状态不错，出了一些作品，如《遗弃》。关注过没有？
听说了，还没看。有人说他的《出租车司机》不错，有空看看。
今天报纸上你评论了杨绛的《洗澡》，还有钱钟书的《围城》。
我说过了，《洗澡》不是小说，《围城》也只能是二流小说。杨绛的《洗澡》写得很差，严格来说够不上一篇小说，即使把它当成小说读，也是一个写得很差的小说，但是好评如潮，简直有变成经典的意思。还有钱锺书的《围城》，其实是一部二流小说，可是自从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一捧之后，众声喧哗，都说《围城》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作品，这就很不正常。
《洗澡之后》看了吗？杨绛怕别人续她的，先下手为强。但为何说《洗澡》不是小说呢？
不是她想写小说，写了就是小说。《洗澡》没有小说的结构、篇章、布局、人物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矛盾冲突，等等，缺很多元素。
这是你第一次对外公开讲吗？
对，在今天见报的记者访谈中，算是第一次公开讲吧。以前我一直私底下讲过的。
你还提到顾彬。他是个争议特别大的人。总感觉一个老外，却对中国文坛指手划脚，让人生厌。
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洋学者当中，相对地说，他还算比较了解情况的，尤其在诗歌方面，他了解得比较多，因为他翻译了很多诗歌，跟诗人有很多来往，这方面他有一定贡献。但是让他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复杂状况作出大的判断，他没有资格，他应该谦虚点。因为中国文学近几十年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既涉及文学的内部原因，也涉及文学之外的原因。何况，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很多层面，都要做具体分析。
这里边是否有他中文表达不好，或是翻译的问题，有些东西被断章取义造成误解了？另外，也许他个人比较直接，用我们的话表达，就是此人较“二”。
有这方面的。
回到夏志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你好像不大满意？
夏志清这人完全是冷战思维，《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书，充满了冷战思维的文化态度和观点。问题是，中国翻译、出版他这本书的时候做了一些手脚，如果不加任何删节或改动地翻译出来，此书恐怕是另一个样子。
现在新生代的作家中，有亮点吗？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
嗯，现在的年轻写作者中，他们也有灵气，有变化，但都格局不大。你看我的文章中，里边就讲过，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对国内文学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无所不在的。这些影响之一是现代主义文学更强调怎么写而不强调写什么。在这种影响之下，作家们就不太关注历史、不太关注社会大问题、不太关注现实中人和人关系的复杂变化，而强调写作是个孤独的事情，表达个人情感、个人经验。另外，20世纪的一个历史性变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形成了成熟的中产阶级社会。在21世纪的历史发展当中，中国也出现了中产阶级社会，很多新生代作者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经验局限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这使得他们的人生经验自然就成了写作的基本材料。这样一来，格局自然就比较小。
1989年陀爷应芝加哥大学之邀，前往美国，一访就是五年。此后，他多在国外。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娜斯和孟晖是他和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暖忻的女儿，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孟晖前不久来过深圳，是因深圳尚书吧主办的“花气蒸浓古鼎烟——观史品香”孟晖分享会，她优雅、知性。《中原女子服饰史稿》《盂兰变》《花间十六声》《画堂香事》都是我喜欢的作品。张暖忻的《沙鸥》《青春祭》《北京，你早》等影片，堪称新时期电影的代表作，她与李陀合著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被视为新时期中国电影革新的宣言，可惜于1995年患病去世。当时陀爷已在国外。
陀爷的太太刘禾，是我喜欢的学者兼作家，她能把学术著作写得像畅销书，让读者一读再读。她留着很时尚的短发，前额的发梢还有一绺醒目的金黄色，瘦小，眼神犀利，“我自小就有侦探情结，喜欢刨根问底，对各种符号、密码和线索都感兴趣。这一切都对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有帮助。”这个是后来出版《六个字母的解法》的源头了。“我争取每年暑期都回来一次。一方面是为了探望母亲和家人；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保持与国内学者的交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尽量地去体验和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这个观点与陀爷不谋而合。
陀爷出生于1939年，与我父亲同年。坐他身边，向他敬酒，为他夹菜，依稀间，一种熟悉的感觉似乎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