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便衣警察来到紧挨赫迪加三人的饭桌旁的桌子跟前坐了下来。
赫迪加觉得气氛不对，给另外两人作了示意。借故站起来要走。
霍尔茨豪萨突然站起来，拦住三人的去路说：“对不起，我是警察，要看看你们的护照。”
鲁道夫·赫迪加很从容镇定地掏出护照递了过去。年青人也不慌不忙掏出了护照。
三人的护照都制作得很规范和精致。精明的霍尔茨豪萨马上便判断出那都是假护照。正当霍尔茨豪萨要对赫迪加进行盘问的时候，没有护照的波波夫想乘机逃走，但一下子就被跟随霍尔茨豪萨一起来的另一个便衣警察按倒了。
“跟我们走一趟！”三人被警察押上了车。
在车上，赫迪加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进嘴中，未得嚼咽，就马上被霍尔茨豪萨扭住手、撬开嘴取出了纸团。
这是一张由共产国际印发的传单。传单的标题是：“全德国的工人们，消灭***！”
赫迪加等三人被带到国会大厦“俾斯麦厅”的侦察总部。
警官布莱舒维茨问赫迪加：
“你们到德国来干什么？”
鲁道夫·赫迪加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迟早都要暴露，干脆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我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了免遭国内敌人的迫害。我化名为鲁道夫·赫迪加。”
审查的结果，没有一个是侦察当局所希望得到的俄国人。
为了证实饭馆跑堂赫尔玛所作的证言，第二天德国警察便把“巴伐利亚饭馆”的工作人员和常客叫来辨认：有没有见过卢贝和季米特洛夫在一起。结果除赫尔玛以外，其他人都说没有卢贝和季米特洛夫在一起的印象。
由于在一年前，柏林警察局的政治警察部得到情报，有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经常到柏林的有关公共场所进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
侦察总署把曾经目击过这个外国人的一位警察唤来辨认，季米特洛夫是不是他所见到的那个人。
这个警察一见季米特洛夫后便马上断言：
“没错！就是他！”
这样，侦察总部以卢贝同案犯的罪名把三个保加利亚人拘留了。
政治警察搜查了季米特洛夫下榻的库林卓尔大街九十六号的房间。抄走了季米特洛夫的书籍、笔记本和记录之类的东西，并进行了仔细的查阅，但从中并未找到有关要在德国搞武装暴动和纵火的物证。
为了从政治的需要作出判断，证明三个保加利亚人是卢贝纵火的同案犯，希特勒指令政治警察必须找出一些事实作为证据。于是，侦察总部印刷了大批标明季米特洛夫三人相貌、特征的通缉令，四处张贴。
通辑令写道：
1933年3月9日被捕的国事犯的名字、相貌和特征：
一、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七四。体胖。头发浓金色杂以灰色。胡子刮得很干净。脸呈蛋圆形。眼睛黄中带灰。金黄色的眉毛，呈月形。宽鼻梁。耳朵长。嘴大唇厚。上下牙均有缺损。会讲保加利亚语、德语和俄语。
二、瓦西里·康士坦丁·泰涅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六二。体胖。头发呈浓褐色。胡子刮得很干净。脸呈蛋圆形。眼睛暗褐色。眉毛金黄色，且左右相连。弯钩鼻子。耳朵椭圆形。会讲保加利亚语、土耳其语、德语和俄语。
三、莱戈伊·基米诺夫·波波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八。瘦削。暗褐头发。胡子刮得很干净。长脸高额。眼睛呈暗褐色。月牙形眉毛。鼻子上翘。耳朵呈卵形。
上述三人长期逗留在德国进行政治活动，与国会纵火案有关系。知其居住、隐蔽场所的活动情况者，从速报告警察部门。凡发现与纵火案有关的活动证据者，政府给予重奖。
通缉令贴出，为了得奖，大量的“目击者”提供的情报像雪花一样飞往侦察总部。
虽然侦察总部发现这些情报统统都是假的，但为了证明三名保加利亚人是卢贝的同伙，侦察总部仍凭“目击者”们提供的证言，将三名保加利亚人判成了是国会纵火案的同犯。
季米特洛夫拒绝在审讯录上签字。他一直申明国会纵火时自己并不在柏林。季米特洛夫坚决否认赫尔玛证明的他曾在“巴伐利亚饭馆”与卢贝见面是事实。
因为跑堂赫尔玛证词中所说的日期，季米特洛夫正在生病卧床，从未离开过库林卓大街九十六号公寓。
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真的是卢贝的同伙吗？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正在日夜不停地为他们的主子寻找各国共产党在德国的蜘丝马迹，其用意昭然若揭。
从被拘留后受审的情况看，季米特洛夫发现，德国警察并不知道自己在柏林活动的具体内容。
“我被拘留，主要是持假护照和随身带有共产党的传单的缘故。即使被判有罪，也不过拘留几个月后驱逐出境吧？”季米特洛夫显得很乐观。至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天，他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人都不在现场，相信对纵火案与他有关的怀疑不久将会因调查清楚而消除。
4月3日预审开始，德国警车把三个保加利亚人从莫阿比特送到了柏林地方检察厅。从预审时的警戒森严的气氛中，季米特洛夫感觉到了不祥之兆，事情并不会像他预先想到的那样简单结束。
不出季米特洛夫所料，在第二天的审讯中，预审员申明了拘留他们三人的理由是：
“一、企图以暴力颠覆德意志共和国政府。二、与卢贝共同策划对国会纵火，并企图在这以后发起暴动。”
预审官向季米特洛夫等三位保加利亚人出示逮捕证。
“你们搞错了吧？”季米特洛夫见到逮捕证后，先是目瞪口呆，但马上镇静下来，向预审员反问道。
“‘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一定把奥地利作家雅科布·罗斯纳错当成卢贝了。我常跟罗斯纳在‘巴伐利亚饭馆’见面。”
“罗斯纳住在什么地方？”
“……”季米特洛夫不愿给朋友带来危险。
“2月26日我还在慕尼黑，我是28日早晨才回到柏林的。”
季米特洛夫在慕尼黑会见的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甭说公开他们的名字，就是请他们提供证词都不行。
季米特洛夫虽然坚信自己无辜，但却找不出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他坚信，自己不仅与国会纵火案无关，而且与德国共产党也毫无干系。
季米特洛夫在被捕前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纵火案的消息时，首先得出的第一判断是：“只有疯子才干这种事情！”而其后当共产党的活动家纷纷遭到逮捕，他自己也被当作国会纵火案的嫌疑犯而被捕时，他不得不重新作出了这样的推理：
“也许是共产主义的仇敌搞的，他们企图以纵火来制造有利于破坏工人运动和德国共产党的空气。”
“这些家伙，明知我与纵火案无关，却硬要把我搞成同犯，这是一个圈套！”季米特洛夫在作进一步的推理。
“***政府为使其对共产党的镇压合法化，必须从共产主义者阵营中制造出‘犯人’来，于是，我被他们选中了。”季米特洛夫这样想到。
“国会纵火案与其说它是共产党要暴动的信号，还不如说它是**制造的阴谋！未来的法庭审判目的并不是辨清真相，而是一场向世界表明共产党有罪的政治表演！”
“这样表演的结果，将是十分拙劣的，但它表演的脚本现在却已经写好了。”季米特洛夫想到这里，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1933年9月21日上午九时十五分，德国莱比锡市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宣布：开庭审判国会纵火案犯。
担任这次刑事审判的法庭庭长。是魏玛共和国时代就曾审判过许多政治案件的老手威廉·宾格尔。
早在莱比锡法庭审判前半年的3月3日对卢贝的预审中，谈到关于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动机时，卢贝当时曾有这样的供词：
“我认为，为了表示对现行体制的抗议，必须得做点什么。如果工人阶级按兵不动，我一个人也应采取行动。考虑的结果，认为纵火是最好的办法。但因我不想伤害普通的人。所以就选择了象征体制本身的国会大厦。”
当时，不管怎样审讯，卢贝都矢口否认有同伙存在。3月3日预审记录中写道：
“关于是不是我一个人犯罪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地说：是的！我未曾借助于任何人的帮助，在国会大厦里纵火是我一个人于的。”
事过半年，卢贝在审判庭上的表现和言词又是如何呢？
9月24日至26日三天内。莱比锡法庭对卢贝离开荷兰莱登到柏林来的过程及其在柏林的活动重新作了审议。
当庭长按照卢贝预审时的自供书对卢贝进行提问时，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卢贝一律不再作出肯定的答复，只是作了“记不清”或“也许是那样”的模棱两可的回答。
从回答的方式和卢贝的痴呆状，使人们不由得产生了“所谓卢贝的自供是检察方面所捏造”的印象。
为此，法院决定于27日对卢贝进行公审，就卢贝的作证能力进行审议。
27日下午，法庭审议卢贝在国会大厦里纵火过程时，卢贝对此的陈述含混不清。
庭长问卢贝：“你往会议厅西口放了三处火，准备干什么？”
卢贝：“不知道。什么没有想就放了火。”
庭长：“不说放火是‘信号’、‘是革命的烽火’，是为了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吗？”
卢贝沉默不语。
季米特洛夫未经许可。突然站起来说：
“据说卢贝在预审时作了详细供述。可是他在这里却保持沉默。这实在令人费解。”
庭长举起手制止季米特洛夫再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不理会庭长的制止。转身质问卢贝：
“你以前是否听说过我的名字？”
卢贝沉默不语。
宾格尔庭长喝斥道：“不许提这个问题！”
季米特洛夫无视庭长的警告，提高嗓门向卢贝喊道：
“哪怕是听到过一次也好，你说！纵火案的真情如何？你说！！”
卢贝仍不作声。
庭长再一次制止季米特洛夫：“你没有提问的权利！”
季米特洛夫并未收敛：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范·德·卢贝。”
庭长问：“什么问题？”
季米特洛夫：“卢贝为什么在这里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他先是肯定，接着又否定，后来又是肯定了再否定，然后，又沉默起来。这是为什么？卢贝对所提的问题到底理不理解？！”
庭长：“季米特洛夫，不许你对审讯插嘴！审判必须按规则进行！你无视规则，并肆意扰乱审议程序，我驳回你所提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仍然无视这一警告说：
“第三个问题，关于纵火一事，卢贝事前与什么人商量过吗？”
庭长：“你提这样的问题，想干什么？”
季米特洛夫：“我想问的是卢贝事前是否跟人策划过。”
庭长：“这个问题也驳回。”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个问题，卢贝为什么采取这样大的活动？又是跟谁干的？”
庭长：“这个问题也驳回。关于这个问题，卢贝的自述你应该已听说过，他说是单独放火。”
卢贝的沉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始终是最大的谜。
卢贝为什么沉默寡言？是觉得自己了不得，是个英雄？还是有人从中指使，或者利用特殊手段使他不能开口？这一切都是尚待揭开的谜。
10月10日。法庭移至柏林，开始了证据审理的第一次公审。
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就当晚的警备情况作了证说：国会大厦二号门六点上锁，五号门在托格勒和凯念两位议员离开国会大厦之后，于晚八点四十分已经锁上。
这个证言十分重要。因为在九点十八分五号门重新打开之前，国会大厦的进出口全都锁上了，除非有万能钥匙，否则是不能从国会大厦里出去的。
拉泰特巡查部长说：当他接到警察布柏特委托从现场经过的国防军战士的报警之前。就从一个民间人士那里接到了火警报告。
庭长：“那个民间人士叫什么名字？”
拉泰特：“……”
庭长：“你接到民间人士的报告马上赶到现场了吗？”
拉泰特：“是的。”
法庭庭长关于第一个报警的“民间人士”是谁的问题，只是蜻蜒点水似的一问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也是一个揭不开的谜。
一直专心静听审讯的季米特洛夫发现当拉泰特提到不明姓名的民间人士时，却没有任何一个律师对此提出疑问。这是疏忽，还是默契？报警人为什么不出来作证？这难道不是当局有意隐瞒吗？
“庭长，我要提个问题。”把柄终于被季米特洛夫抓住了！季米特洛夫指出：“假设是不知姓名的‘民间人士’唆使卢贝纵火后并向警方报告的话，那么欲嫁祸于共产党，就不必非要将国会烧光，而只要轻轻地放上一把火后，便立即将卢贝抓捕起来就行了。因为一去报告。卢贝不是很容易跑掉了吗？”
庭长听了季米特洛夫的推论立即制止：
“不要再讲下去！我已说过多次，此时你没有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还要辩论：“可是庭长……”
“不准你再浪费时间了！”
“请让我把话讲完……”
“不行，禁止你再讲，再不听就要惩处！”
季米特洛夫：“我不是作为被告季米特洛夫讲话，我是要作为律师季米特洛夫讲话。”
庭长宾格尔和其他法官商量后，宣布了惩处季米特洛夫的决定：
“现令其退庭，并加以监禁。”
“这是剥夺我的辩护权！”季米特洛夫在两个警察的押送下走出了法庭。
季米特洛夫终于第一次得出最圆满的结论：卢贝背后还有后台！而这人就是最早报警的“民间人士”！范·德·卢贝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浮士德，而唆使浮士德纵火的靡菲斯特一“民间人士”却溜掉了。靡菲斯特的目的并不在于烧掉国会大厦，而是要把卢贝作为纵火狂逮捕起来。
“民间人士”的任务只是在确认卢贝纵火后。向警方及时作出报告。为了嫁祸于共产党，必须要有“证据”——逮捕卢贝。而假如那个不明姓名的报警者的任务是要确认卢贝已经带着火种钻进国会大厦并开始放火的话，那么他就应当置身于国会大厦的附近。这样，他就有可能被人看见。但是，为什么所有的目击国会大厦起火者都没有见到这个最先跑去报警的“民间人士”？
“这完全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季米特洛夫几乎惊叫起来。道理很简单：“民间人士”之所以在现场而又没有人看见过他，是因为国会大厦失火时，他已经离开了现场。
而一个没有在现场看见失火的人所报的火情又是如此的准确，不就因为是事先他已得到了纵火的准确信息吗？而这位第一报警者，不正是唆使卢贝纵火的恶魔靡菲斯特吗？
季米特洛夫兴奋得用两只拳头使劲地敲打囚牢的墙壁。
案情的轮廓终于清楚了！
可是清楚了又怎么样，希特勒早已先声夺人，把他要做的事全部干了。不管是谁放的火，希特勒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审判庭于10月12日晚问对国会大厦进行了现场检证。
10月13日，法庭传唤纵火的当晚负责守卫五号便门的阿尔贝特·温特出庭作证。
庭长：“被告托格勒和凯念是2月27日晚八点半走出五号便门的吗？”
温特：“是的。”
庭长：“他俩当时是什么样子？”
温特：“两人手里都提着沉甸甸的包，神情十分紧张。”
庭长：“他俩是最后离开大厦的吗？”
温特：“不，庭长。”
法庭顿时哗然！因为在这以前的所有审讯的证词中，都是说托格勒和凯念两人最后离开大厦。
季米特洛夫集中精力听着。
庭长：“就是说，还有另外的人在最后离开？”
温特：“是的！晚上十点多，一个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围围巾的人走来，要求放他过去。我一问，知道他是议员，就让他通过了。”
庭长：“记得那个议员是谁吗？”
温特：“不知名字，只知他是******党（**）的议员。”
法庭内又是一片哗然……这个证词说明怀疑托格勒和凯念是纵火犯的一部分根据已不成立了。
检察官问温特：“你不是对侦察员玛劳斯基说过，托格勒和凯念是晚上十点离开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