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入门——学术辩论、研究方法和政治含义
有关考古的神话传说、著名人物与研究方法
好莱坞将人们对于考古探险的各种神奇想象大加艺术渲染：有时是头戴软木遮阳盔、身着卡其色便装、手握毛刷、鼻梁上架着镍边眼镜的学者，有时是头戴宽边软呢帽、身穿皮夹克、手持马鞭、腿脚健壮的探险家。他们在探寻失踪的金银财宝，揭示古代神秘事件。近些年来，这些人物出现时，他们的膝盖上还总是想当然地托着笔记本电脑。在当代媒体中，印第安纳·琼斯的身影似乎随处可见。自从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以来，有人甚至误认为恐龙的发掘研究也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职业工作范畴。而实际上，这是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早期人类起源问题主要是古人类学家从事的工作。稍了解情况的人则认为，考古就是破解古埃及秘密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早已过时的说辞，当然与今天的现实相去甚远。
考古学在当今众多的科研领域中，可以说是属于那种最具魅力的、最引人入胜的学科之一。很少有其他专业能像考古学这样活跃在国际上、涉猎多种学科并对各个民族发挥着凝聚作用。公众对某种话题的浓厚兴趣往往会引发很多添枝加叶的不实之词。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渴望知道，他和他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当今五花八门的文化生活，又是怎样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呢？考古学的学科吸引力在于它能见微知著，通过一些不被常人留意的迹象来回答上述这些问题。考古学甚至能够根据古代废弃的垃圾堆，破解人类最早的、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奥秘。当然，今天我们对人类早期历史的认识远未达到终点：我们时常从广播中听到或在报刊上读到有关考古新发现和出土文物引起广泛轰动的消息。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更新和填补我们所复原的远古时代的画卷，因为这幅画卷迄今为止仍然建立在各种支离破碎的残留遗迹和一些偶然发现之上，还不够完整。还有其他比考古学更引人入胜的学科吗？我本人对此深信不疑：考古之所以有着强大的魅力，是因为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和任何一次默默无闻的发掘工作都完全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甚至彻底颠覆我们对历史的一些看法。比方说，在内布拉的星象铜盘（Himmelsscheibe von Nebra）被发现之前，我们何曾想过，生活在今天德国中部地区的先民能比古代埃及人更早地将观察到的天象用图形记录下来呢？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结晶！
但这一切又是怎样开始的呢？考古学是怎样逐步发展成一门现代科学的呢？考古学（Archologie）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研究古物的学问。“古物”，即古代物质文化的遗物和遗迹，必须从文化、历史、地理或人文地理等各种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德国各大学没有设立考古学这个专业或考古系，但设有古典考古学 [1]、西南亚考古学、圣经考古学、基督教考古学、拜占庭考古学、古罗马行省考古学、伊斯兰教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古代美洲考古学以及自然科学考古学，还有新近出现的中世纪和近代考古学等。这些考古学分支的专业科研人员作为各个学科领域的代表，一直致力于研究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文化区域或特殊的原始资料。
最具普遍意义的是史前考古学（Prhistorische Archologie），或称史前史（Ur-und Fr ühgeschichte [2]）。尽管这个专业主要从事研究欧洲早期历史，但它不受空间的限制。史前史学者在全球范围内研究自人类最早制造工具以来，大约始于迄今270万年的历史。对原始时代的研究，主要涉及人类早期还没有发明文字，因而其各种活动尚且沉默在黑暗的、成千上万年的历史岁月中的漫长历史时期。当考古工作有了最早的文字资料作为参考时，人类原始时代就过渡到了历史时期的早期。与此相关的两个方面的思考在此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第一，这个时期的文字资料还非常零散稀少，尚不能以此恢复当时历史的全貌，因而这个时期的研究仍需要考古工作。第二，一些文化的早期历史时期特征是，有关其历史记载往往都是其他外族人撰写的，如希腊人记载了凯尔特人，或罗马人记载了日耳曼人，而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这个时期还未能写下有关自己的文字资料。这些民族只有开始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时，他们的早期历史时期才真正结束。在地中海地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文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脱离了早期历史阶段。而在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历史记载不早于中世纪早期，而北欧和东欧甚至还要推迟到中世纪盛期。
当初主要从艺术史研究起源的考古科学，其奠基人是德国学者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在大学读完神学、历史、医学、语言学以及哲学以后，温克尔曼去意大利各地漫游，并开始在罗马和庞贝城收集古典时期的遗物。最终，教皇克雷芒十三世（Clemens XIII）于1763年任命他为梵蒂冈教皇国的古物监管人。温克尔曼认为艺术最崇高的使命是对美的表现。他创造了非常著名的“尊贵的简朴和宁静的伟大”的审美公式。他对古代男性英雄和诸神雕塑的高度热情也是对他本人同性恋的一种反映，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往来书信中清楚地看到。在他看来，希腊各项艺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他认为罗马艺术只扮演了一个模仿希腊艺术的角色。这就同他认为希腊的民主优胜于罗马的专制一样。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他很早就看到通过系统的考古发掘来接近古代遗物这条路的重要性。故而，举例而言，他当时要求用这种方法对希腊重要的古代遗址奥林匹亚进行研究。在那里，德国考古工作者确实从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的田野工作，而这项工作迄今一直在持续进行。
温克尔曼之后不到几年的时间，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馆长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开创性地将当地的古物分别划分到石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这就是所谓的“三期论”。因为在汤姆森的故乡没有能同希腊和罗马相媲美的“伟大”艺术，所以当时他的着眼点首先落在古代遗留至今的全部物质文化遗存上，诸如一些因不显眼而未能引人注意的日常器具和首饰。
几乎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自1858年起）逐渐广泛传播的同时，人们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特峡谷（Neandertal）发现了奇特的、“头骨扁平人种”的人骨化石（1856年）。然而，就连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21—1902）这样一位德国著名的、受到普遍公认的人类学家，当时却肯定这些遗骨的年代不会十分久远，并认为这些异常的骨骼是一个现代人由于疾病而造成的畸形。仅仅由于菲尔绍有崇高的声誉，所以在学术界几乎半个世纪没人敢站出来纠正他的错误推断，而事实上这一错误在不久之后就非常明显了。
重大考古发现和激烈的学术辩论
许多学科在其发展初期都存在很多谬论和错误。值得庆幸的是，考古学很快就能将它们其中的一些摆脱掉，但最终往往还是刚纠正了旧的谬误，接着又犯下了新的谬误。受荷马史诗的启迪，自学成才的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就曾经步入过一个不小的误区。1872年，他在特洛伊从事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珍宝，并以为可以确认这批宝藏属于传说中的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os）。诚然，我们在这里必须公正地指出，以当时的考古研究水平，施利曼不可能知道这批宝藏的年代比他的推论实际上还要早近2000年。尽管如此，施利曼在发展考古地层学方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特洛伊，他首次揭开了各个不同时期相互叠压的文化层。而且，施利曼使作为“铁锹科学”的考古学最终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他在考古研究中，追求从整体出发，将发现的所有遗物和遗迹用来恢复古代历史原貌——这是一种特别摩登的观念。
一直以来，考古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学科内不断激烈展开的学术辩论，有些甚至还大大牵动了公众的情感。施利曼在特洛伊发掘的继承人之一，一位过早去世的德国学者曼弗雷德·科夫曼（Manfred Korfmann，1942—2005）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科夫曼对他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和判断，认为这是证明特洛伊在青铜时代就拥有一座占地面积广阔的下城的依据。而从施利曼就开始调查发掘的希沙利克（Hissarlik）山丘，实际上不是特洛伊古城的全部，那只是建在高处的卫城或城中心部分。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特洛伊的看法。尽管有关下城建筑格局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科夫曼却像着了迷一样，立即将一座青铜时代建筑稠密的大型城市的复原图四处传扬。像法兰克·科尔布（Frank Kolb）这样一些古代史学者，由于他们习惯于考证古史资料，并受过在理论基础上建立学术概念的严格训练，所以不能认同科夫曼的大胆判断。科夫曼不久就觉得自己被打上了“考古学的德尼肯 [3]”的烙印。当然，在特洛伊卫城土丘脚下曾经有居民住过，这一点从考古遗迹上看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但是，科夫曼未能为他所判定的大型城址及时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所以学术界和公众就不清楚，卫城以外的居住区究竟有多大的面积，房屋建筑是否稠密，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城市”，或者只是零星散布着一些宅院、建筑稀疏的村落式的市郊。从这件事上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经验，即在使用考古发掘结果给遗址定性时，对所使用的概念总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自然科学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很多学术观点一旦被动摇，我们对它越是熟知和喜爱，考古学的学术争论就会越加激烈。然而，任何学科的生存都依赖科学的进步和不断地反省其学科成果。考古学引入新技术方法，有时也会给人带来烦恼，比如放射性碳元素断代方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者都是通过将史前文化与（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历史时期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希腊等同时期遗物的比对来进行绝对断代的，因为这些文明国家已经拥有计算年代的历法。这种遗物之间的联系，有时要跨越几千千米，因而并不总是十分可靠的。当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1960年因发明了放射性碳元素断代法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还没有人能够预想到，史前考古学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碳十四属于碳元素中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经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并经过食物链被吸收到动物和人体中。因此，任何有机物质都可以通过其中碳十四的衰变换算成历年而进行绝对断代。这种方法的断代结果将很多早期文化当时用传统方法确定的年代提前了几百年，由此彻底摧毁了学术界多年来辛辛苦苦勾画出的一幅非常完整的“世界图”。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碳十四方法几十年来受到一些学者的坚决抵制，并由此掀起了学者之间的各种“学派”之争。今天，这一切都早已过去了，大家在回顾这段往事时，都觉得当时的做法既奇怪又可笑。尽管碳十四方法断代数值最终还需要进一步的纠正，但是这个方法的拥护者们实际上是正确的。然而，多年来有关方面的那些不幸的、非建设性的争论，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考古学的进步。
值得庆幸的是，考古界接受新技术方法并不总是这样艰难的。特别是以往的二十年，自然科学彻底改变了考古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考古学是人文科学中最能始终如一地将自然科学方法消化并融入其自身方法中的学科。考古获取的知识不断飞跃增长，从而使得我们今天能越来越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古代历史画卷。在标本保存良好的前提条件下，利用树轮法通过辨认树木年轮可以精确地判定1.2万年前远古时期的木质遗物的具体年代。20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了航空摄影考古学，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军事侦察的产物，借助这种方法可以看到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迹。在地面上，步行者即便在这样的遗址上走过，通常也不会发现遗址的任何蛛丝马迹。同样在考古中应用很广的卫星影像，其实是冷战的结果。苏联和美国一开始是利用卫星相互拍摄对方，后来渐渐地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都拍摄下来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图片同时也记录了大量古代遗址。今天，人们可以从网上下载析像率极高的卫星影像，从中能够准确地辨别出各种遗迹，其析像分辨率可达到半米。
各种地球物理勘探方法运用到考古中，可以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建筑墙基、灰坑或墓葬。今天，几乎所有考古发掘都不会放弃这种前期勘察。土壤磷酸盐分析可以界定人，特别是牲畜的排泄物（即粪便、尿）高度超常的地方，由此可以确定从前牲畜圈棚所在地和其他农村聚落遗址中各部位的功用。
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格发展的。同样，形体学（有关外表体态）和古病理学（古人健康状况）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早期人类的疾病、伤痛、食物营养特征、营养不良和生活习性等诸方面的信息。借助同位素分析可以研究有机体内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程度，从而得出人和动物在其一生中都在哪些地区活动过。古遗传学则不仅提供人与人之间亲属关系的依据以及族群的同种化程度，而且在此期间，随着采样数目的不断增加，甚至可以谱写人口发展史。公元前6000年代，中欧的第一批农民不是由当地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0000—前7000）的土著居民形成的，而很可能是从东南欧迁徙来的移民。这方面考古界虽然以前就有过猜测，但是古遗传学研究的进步才使这一推测得到科学的证实。
考古动物学和考古植物学的学者研究考古发掘出来的动物和植物的残骸。这两个学科不仅对研究古代经济史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可以推测出古代各个时期的植被和气候环境。而自然科学考古主要为材料和金属的分析提供方法，这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矿山考古和与此相关的原材料的供给研究尤为重要。读者可以自己评判一下，还有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如此大量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吗！
其实，考古学也时常为其他学科提供帮助，如地貌（即地球表面）的变化经常是根据考古遗迹来推算年代的。举例来说，中亚的咸海（Aralsee）逐步干涸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借助考古遗址来相当准确地确定其时间。出乎意料的是，咸海的极端干涸不是一个当代才出现的情况，这种现象在中世纪就曾出现。不久前，由于湖水水位下降而使中世纪的遗址在曾经露出水面的地带重新出现，而这些地带被淹没在水下已经有几个世纪了。
处于各种世界观辩论中的考古学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考古总是同政治脱不了干系。然而，一旦极权主义政权利用考古，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粉饰其表面上看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的时候，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和深思了。在德国，特别臭名昭著的是，20世纪初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f Kossinna，1858—1931）作为一名民族主义科学观的先驱者所扮演的角色。他立论的出发点是，国家、民族、语言和物质文化之间是存在一致性的，而反过来便可以推导出，在一个清楚界定的地区之内，相同的物质文化就代表了一个民族。因此，科辛纳以日耳曼民族曾经居住过的地区为依据，将德国领土的界定远远向东扩展到今俄罗斯南部，为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为后来纳粹政权罪恶的侵略战争提供了一个臆想出来的历史缘由。和其他德国人一样，那时古史学的学科代表，具体到这一实例也包括考古学的学科代表在内，都担负起不可推卸的罪责。只有少数独立意识强、有头脑的人不追随邪恶，不推波助澜。他们或是在国内弃职而去，过隐居生活；或是移民出走，逃亡他国。
诚然，把考古变成政治工具，这种现象不仅只在德国存在。科辛纳的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学生，波兰人约瑟夫·科斯切夫斯基（Józef Kostrzewski），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用同样的方法来证明德国战败后割让给波兰的领土从石器时代起就是波兰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1990年出兵科威特时，就是从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ar）的光荣历史来寻找理由和借口的。他本人总喜欢同这位使古巴比伦摆脱亚述控制而求得独立的国王相比。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把历史变成独裁政权所使用的政治工具的契机，总是一脉相承、不会改变的。
今天，处在分崩离析中的伊拉克，只能回顾和反思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历史，这几乎是唯一能维系这个国家的纽带，因为今天的伊拉克人无论是种族还是宗教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时常发现，在国际上，尤其是那些偏僻和危机丛生地区的人们，都为他们古代文明的成就而自豪。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即便是在偏远地区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考古可以凭借其获取的悠久历史经验，服务于今天和未来的改造和建设，特别是在同伊斯兰世界对话中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同政治和经济在结构上的结合可以为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做出非常具体的贡献。
比如在也门，德国考古工作者几年前在一些地区从事考古发掘。那里的居民几乎没有任何生活保障，而且对未来的生活也不抱任何希望，也门从而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温床。德国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发掘工作大大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并由此重新给当地人带来了发展的前景。旅游基础设施出现了，由此骤然间在各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文物的保护及维修、旅游纪念品商店以及宾馆和饭店等。之后不久，又建起了学校和医院。在近东（Nahen Osten）这一最穷困、最落后的地区终于出现了一些有前途的苗头。但这些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今天，如果有人作为外国考古工作者在那些地方逗留，就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
尽管如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考古学不仅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科学，具有国际性和跨学科等特点，它时常以令人激动和振奋的方式来揭示古代的秘密。而且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能促使社会结构的改变。另外，当国际关系在政治上陷于僵持的时候，它可以作为国家之间对话的敲门砖。有时由于国家的政治主张，再加上某些社会群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有意制造对外来文化代表的恐惧，而使情况复杂，这些都会加大考古领域国际合作的难度。例如，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宗教革命后，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直到2000年德国考古学者才可以重新与他们的伊朗同事一起开展合作项目。我们所作的多方面努力、外交活动以及在各种接触中对分寸的把握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因为双方最终都确信，我们所走的路是正确的。考古是增强双方相互理解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合作研究早期历史的各个时期，了解人类的古代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时期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或几乎没有历史负担。况且如果大家一起来做，可以超乎想象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无论以前还是现在，考古研究的中心都是人。考古要探索并重新复原几千年前的人，努力理解其作为。考古正是要向今天的人传达这些有关自己祖先过去的知识——考古工作者深信，对其他文化的认知，可以促进对它们的尊重和宽容。这才是真正要达到的人际关系目的，同时也是考古学今天的使命。考古不再是坐在象牙塔里做学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