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共产党宣言》，1848
可怕的机器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如果梭子自动编织，如果乐器自动演奏，工头将不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再需要奴隶了。亚里士多德认为，那将是一个美满的局面——人不再被奴役。
然而事实却是如此吊诡，对很多人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想象只是一场灾难。
棉花革命始终伴随着一系列发明，这些伟大的发明将手工生产带入机器大生产，人们的工作效率因为机器而被无数倍地放大，一场轰轰烈烈的棉纺工业启动了工业革命的引擎。这场革命是人类第一次遭遇到如此“可怕”的机器。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资本家为这些高效机器而欣喜若狂时，传统的手工业者却因为这些机器而陷入困境。恩格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繁荣的代价：
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着一个地让给了机器。[708]
事实确实就是如此，飞梭使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但同时也使无数棉纺工人失业。1829年，批评家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上撰文指出：“在各个方面，有血有肉的工匠都被赶出他的作坊，让位给一个速度更快的、没有生命的工匠。梭子从织工的手指间掉落，落入到穿梭更快的铁指当中。”
在焦虑与愤怒中，这些机器的始作俑者成为众矢之的。发明飞梭的约翰·凯伊成为全民公敌，遭到全社会的疯狂追杀；他只好藏在一个羊毛袋子里，从曼彻斯特逃亡海外，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在法国。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同样遭到了人们的攻击。纺织工们控告他剥夺了他们的生计：“如果这种机械多了，我们就都得失业。”他们愤怒地冲进哈格里夫斯的家里，捣毁机器，进行报复。发明织袜机的威廉·李同样被迫离开英国，最后默默无闻地死在法国。
进入手工工场时代以后，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劳动力和职业技能。“在手工业生产中以及甚至在工场手工业中，工具的动作决定于人的动作。相反，在机械工厂中，人的动作决定于机器的动作。”[709]可想而知，对于工人，凡是降低工人劳动价值和技能价值的东西，就是对他财产的剥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酿酒师终其一生的经验积累，才可以区分65℃与67℃之间的细微差别，温度计的出现却使他这一技能瞬间变得毫无价值。
机器不仅实现了用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代替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而且更加危险之处在于，它能节约劳动力；一台机器可以实现数人乃至数十人的工作效率。对工场主来说，添置机器与增加人手没有太大区别。既然机器比工人的代价低，那他就不需要去增加工人，甚至用更少的工人；只要有机器，同样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对工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机器对工场主的“节约”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新发明的机器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最著名的案例如罗伯兹发明的自动骡机，它明确地消除了曼彻斯特工厂主的困扰——他们深受普通骡机的熟练操作工罢工的折磨。自动骡机对操作者没有任何技术要求。类似的发明还有滚筒印花机、精梳毛纺机和自动冲床。
从人与工具的传统关系来说，机器的出现并不是取代了人，而是赋予工具以人才有的技能，工具变成机器的一部分；虽然机器还需要人来操作，但却不再需要人的技能，工人的技能已经转移到了机器身上；工人与工具从此被彻底隔离，离开机器，工人将一无是处。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发现，机器何以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
一般而言，对于机器革命的传统答案是，机器增加了效率，降低了产品价格，低价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要求更大的产量，从而促进工业的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机器仍然需要人来操作，劳动力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增加了就业机会。事实上，这种推论即使在现在，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更不用说当人类第一次遭遇到机器的时候，工人对机器的愤怒和恐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机械发明就遭到传统工匠和行会的抵制。行会类似现代工会，它为了保护手工业者的利益，非常反对技术创新。
1518年，荷兰手工业协会对机械竞争带来的失业提出抗议；1555年，英国行会通过议会发布了禁令，禁止使用起绒机；1598年，工人激烈反对织袜机，这与两个世纪之后人们反对选矿机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著名的案例是，1707年，德国的船夫行会袭击了发明蒸汽船的法国人丹尼斯·帕斯，将他制造的蒸汽船捣毁；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因此夭折，蒸汽船的出现被推后了整整100年。[710]
如果说机器对纺织工人的影响仅仅是间接的，那它对剪羊毛工人和梳羊毛工人的影响就是非常直接的。
梳羊毛工人很早就成为一种高傲的技术职业，卡特莱特的发明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工资不久前还比纺织工高出一半以上，现在却降到相同的水平。可笑的是，梳毛机的普遍使用其实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仅仅威吓要使用这种可怕的机器，就成为老板手中的一种战无不胜的武器。剪毛机的发明对于剪呢绒上长毛的技工产生了同样立竿见影的结果。
对处于生存底线的工人们来说，既然机器有剥夺他们生计的危险，他们就认定必须破坏机器。
剪羊毛机出现以后，英格兰北部的剪羊毛工人马上坐卧不安，担心自己会沦落到那些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的悲惨境地，成为机器的奴隶和助手，因此将所有的愤怒都撒向可怕的机器。他们不仅破坏机器，极度的焦虑还促使他们参加了1811年至1812年的流血暴动。
在哈格里夫斯之前十年，劳伦斯·厄恩肖就制造了一架纺纱机，但一造好他就把它毁掉了；他说他只是不忍心剥夺穷人的谋生手段。遗憾的是，这种高尚无私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
向机器宣战
按照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无论工具还是机器，其实都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和拓展。比如，轮子是人双脚的延伸，弓箭是人双臂的延伸，而弩则是人目光的延伸。按照芒福德的说法，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部精妙绝伦的机器：手臂是杠杆，肺是风箱，眼睛是透镜，心是泵，拳头是锤子，神经则是通信系统。机器及其逻辑导致传统的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发生混乱。工具一直象征着人类个体的外部化和延伸，由人类的节奏、技能和智慧来激活和控制，但机器突然侵入了传统的手工作坊，使工具失去价值。精湛的手艺失去用武之地，机器逻辑和大工厂构成资本家“权力的化身”[711]，彻底征服了身无长物的工人。
但从根源上说，不平等才是人类最大的愤怒。
在机械化出现的很久以前，工人们就常常以破坏工具来进行罢工。在英格兰中部，织袜工人为反抗工场主而砸碎织袜机。他们并不是恨织袜机本身，而是恨拥有织袜机的人。对愤怒的织袜工来说，织袜机是资本家的私人财产，贪婪的资本家用织袜机向这些家庭织工收取极其高昂的机器租金。除了机器，工人们也破坏生产的货物。有些织布工人曾因故意毁坏工场的织物而被多次定罪。
如果说这些行为的破坏对象不止是机器的话，那么从18世纪后半叶的棉花革命时代开始，机器几乎成为所有破坏行动的唯一目标。当时纺织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劳动者的地位却不断下滑，因为机器的使用大量地代替了工人的手艺。甚至有些机器是专门为没有技术特长的人设计的，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取代那些工资较高，且不听摆布的专业工匠。
虽然所有的机器都有一定的操作规程，但这些东西不是秘密，谁都可以从说明书上学到，而不会像技艺一样被个人独家私藏。机器的广泛使用，使技术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以前只有那些没有技术专长的工人才是辅助工，如今有技术专长的工人也成了辅助工，甚至因为自尊而失去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工业使工人成为资本与机器的奴隶。机器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但也降低了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从而降低了工人的劳动价值。蒸汽锻锤使铁匠失业，锯木机使锯木工失业。可以说，在机器越来越受欢迎时，工人们却陷入失业、贫困和绝望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此，在工业革命早期，机器被普遍地视为工人的天敌，而对失业的恐惧也使工人运动常常以反机器运动的面目出现。当社会精英和资本家们对机器充满无限崇拜和狂热的时候，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和大量手工业者为了自己的生存，被迫发起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圣战——向机器宣战。
对吊诡的历史来说，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向风车宣战的现实版。
1769年，愤怒的人群冲进莱姆斯豪斯的机器锯木厂，将所有的锯木机捣毁。几乎与此同时，布莱克本的纺织工人把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砸烂，并将他赶到诺丁汉。罗伯特·皮尔在阿尔萨姆开设的印花织品厂遭到了猛攻，机器被打碎并被扔到河里。
随着类似事件的迅速蔓延，英国政府立即出台了禁止破坏机器的法案：不论是个人还是“不法的叛乱的”群体，故意毁坏机器和厂房者，均将按重罪惩处。这项法律与其说是承认了工人是危险的，不如说是承认了“机器是危险的”。
人与机器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1779年兰开夏的反机器运动几乎成为一场真正的战争。当时英国最大的工厂——阿克莱特的伯卡克尔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估计损失高达到4400英镑。阿克莱特从伊诺克和泰勒的工厂订购了一批剪布机，在运输途中遭到拦截，卢德派分子用铁锤将剪布机砸成一堆废铁。颇为讽刺的是，伊诺克和泰勒的机器制造厂不仅生产剪布机，也生产了大量的铁锤。尽管阿克莱特将工厂修建得如同要塞般固若金汤，甚至还设有一座榴弹炮，但结果仍未幸免于难。
持续的骚乱使政府、资本家与艰难求生的劳动大军都陷入一种无法遏制的暴怒之中，技术催生了莫名的暴力情绪，整个社会都被焦虑控制。
传统手工业者和崭露头角的工人群体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贫困、失业、破产和沦落归咎于机器的发明和应用。这并不是迁怒，而是真正的愤怒——人类前所未有地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愤怒。虽然这些发明是那么有力和聪明，但它们根本不懂得人类的劳累、厌倦和失落。机器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没有任何情感，它们只会干活。动力代替了人力，机器代替了技术，细致的生产分工使工作越来越失去乐趣，工作唯一的动力只剩下金钱。对工作的厌倦和对身份的焦虑成为机器工业带给人类最大的噩梦。“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生活的活动之后，但它同时也启发了意识的运动。”在传统手工业时代，大多数人子承父业，很小就确定了职业道路，人们的身份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而工业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一切。“现代的工业已经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编制起来。”[712]工人们对机器的不满也混杂着对工厂制度的怨恨，这种怨恨所引起的憎恶其实是易于理解的。
常言说，法不责众。在层出不穷的群体性破坏事件后，大多数人均免于任何惩罚。社会舆论对于他们虽然不能说是同情，但至少也是宽容的。中产阶级或者由于思想守旧，或者由于害怕工资降低而要以救贫税的相应增加来弥补，所以对于机器几乎和工人阶级表示同样的敌视。
1779年的骚乱之后，为了平息众怒和社会危机，英国政府一度打算改变对机器的保护，试图通过立法来禁止机器的使用，釜底抽薪，以此来杜绝破坏行为。这其实是有先例可循的。1552年的一项法律，就禁止使用“刺果起绒机”；1623年，查理一世也曾颁布法令，禁止使用造针的机器；1684年，法国政府为了使手工编织者免于失业，织袜机被禁止使用。但在实际效果上，这些禁令如同12世纪教皇对十字弓的禁令一样，在现实中常常没有太大效果。
在城市陷于一片混乱之际，新式打谷机又将反机器的烈火引向传统的乡村。廉价而高效的打谷机使依靠连枷谋生的农民失业。在肯特郡的哈德累斯，愤怒的人们拥进农场，捣毁打谷机。这场针对打谷机的“温斯暴动”席卷英格兰南部16个郡，军队疲于奔命，无数农民被捕。[713]
很多年后，深陷现代化漩涡的东南亚农民也发起一场抵制联合收割机的浪潮。农民愤怒地抗议：“机器掳走了全部钱财！”“机器把工作吃了！”乡村里的农民，尤其是穷人，强烈地感觉到，传统经济关系和自然秩序被联合收割机搞得乱七八糟。工资的发放方向被逆转了；如同人们期望的那样，工资通常是从富人流向穷人。现在工资向相反方向流动了，因为种田人得给联合收割机的主人支付工资，而后者要比前者富得多。更严重的是，富人更愿意把地租给有机器的富人，而不是没有机器的穷人。机器代表效率和速度，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机器，无所事事的穷人日渐边缘化了。[714]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即137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梳羊毛工人就举行过武装暴动。1786年，英国利兹毛纺厂的梳羊毛工人提出反对使用卡特莱特梳毛机的请愿书，其中很多语句不免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撰写的一些“宣言”：
……
梳毛机已经剥夺了数千名请愿者的工作，使他们陷入了极度贫困当中，无法获得维持家庭的收入来源，并且剥夺了他们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的机会。因此，我们要求先放下偏见和自私，关注以下事实：
在利兹西南方17英里的土地上，至少有170台梳毛机，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一台机器在12小时内完成的工作量，与10名工人全天夜以继日手工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一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雇用20名工人。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一台机器需要雇用4名工人操作，每天运行12小时，所完成的工作量需要8名工人24小时昼夜不停地工作才能完成。据此计算，每一台梳毛机器将导致12名工人失业。如果将所有其他地区的机器数量都计算在内，每个地区的机器数量都与利兹西南部相等，那么就有4000名工人被迫改行。
……我们希望出于人性考虑，当权者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机器的使用，遏制有损于同胞利益趋势的蔓延。机器的危害不止于此。它对衣料本身的危害更为严重，在正面起绒工序中，衣料上的绒毛几乎被机器磨损殆尽，只留下光秃秃的衬底。机器产生的罪恶不胜枚举。我们真诚希望人类的判断力不受狭隘利益的左右，发现继续使用机器将产生的危害，例如后代人口减少，贸易消失，地产利益得不到满足，以致最后被吞没等恶果……[715]
面对工人们的抗议和职责，老板们马上针锋相对地提出，工业最高利益与国家利益本身是一致的。在纺织业逐渐成为英国支柱产业的情况下，禁止机器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反动，因而遭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机器的发明是国家的幸福。在一个郡里消灭机器，仅仅是使机器转移到另一个郡里去。如在大不列颠全境内颁布一项反对机器的一般禁令，那就只会有利于加速它在外国被人采用，而大大损害英国的工业。”一些工厂主在议会展开游说：“机器所造成的任何工业进步，刚开始都会给一些人带来一些麻烦。十年前，多轴纺纱机刚出现，老人、儿童和所有不易学会操纵新机器的人都痛苦了一段时间。印刷机发明后，最初不也破坏抄写者的职业吗？这些向议会请求取消机器或对机器课税的请愿无疑是请人把我们的手砍掉，把我们的咽喉割断。”
毫无疑问，在这场机器运动中，以广大工人为主的反对派失败了，老板们大获全胜。1780年，兰开夏地方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叛决，支持新机器的使用——
用于梳棉、粗纺、精纺和捻纱的机器的发明和推广是对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事情，它扩大和改善了棉纺工业，并且给从事工业的穷人提供了工作和收入……要限制这些从事工业进步的天才的力量是不可能的。[716]
反机器主义
工具与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要适应人，而后者却要人去适应它。“机器要求劳动者为它们服务，劳动者被迫改变他身体的自然节律来适应机器的运动”，“即使最精巧的工具也始终是人手的奴仆，不能指挥或代替人手；即使最原始的机器也指挥着身体的劳动并最终取而代之”。[717]
正如兰德斯所说：“工厂是一种新的监狱，而时钟则成为新的狱卒。”[718]机器大工厂与传统手工作坊最大的区别，是以非人力的动力驱动，无论是水车还是蒸汽机，对动力的依赖使得生产和生产者必须集中在一起。工厂的生产需要严格的秩序；对习惯于家庭劳动，或者习惯于小作坊工作的传统手工业工匠来说，工厂的纪律是不能忍受的。在自己家里工作，虽然工资很微薄，他不得不付出整天的劳动，但他可以随意地工作或休息，甚至高兴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工作，没有一定的时间地点限制。与严格的工厂相比，家庭劳动是自由的。从家庭作坊到大工厂，自由快乐的劳动没有了，枯燥乏味刻板的工作开始了。
早期的欧洲城市虽然不同于乡村，但它完全是手工业者的天下，这种基于家庭和行会的组织模式具有浓厚的传统和地域特色。
在曼彻斯特的机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巴塞罗那依然保持着传统之美。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手工完成，并且所有的工作场所都很小。有时他们甚至会在街上工作。工人之间和谐一致的工作态度，形成了复杂而持久的巴塞罗那地方特色，正如中世纪的其他城市一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工具需要共用。如果你需要购买木板或丝带，那你最好和装饰商住得近一些。染坊设在水边，鞋匠就在皮革店隔壁。顾客都喜欢在一个地方找不同的店铺来比较同样的商品，这样就不用东奔西跑。甚至一个盲人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味和声音在哥特区来去自如，木匠拉锯的声音、箍桶匠的敲打声、皮革的味道、铁匠的烟熏气息……[719]
但到了1835年，巴塞罗那也有了纺织厂，同样也有了反机器运动；人们谴责机器是“魔鬼的发明”，纺织厂很快便化为灰烬。1844年在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爆发的织工抗议，最终演变成一场武装起义，工人们不仅捣毁工厂里的机器，还焚烧了仓库和工厂主的财物与账簿。诗人海涅为此写作了一首《西里西亚织工之歌》——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
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
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
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
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
他榨取我们的最后一个钱币，
还把我们像狗一样枪毙——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
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
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
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
我们织，我们织！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机器时代将人聚集在一起，人因机器的巨大有力而显得渺小无力。相比之下，手工时代是悠远的、缓慢的、温情的、确定的，而它的历史更是那么古老。
在中国远古的传说时代，有“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和“愚公移山”的想象。遗憾的是，这些想象都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在农业时代兴起以后，理性化的反机器思潮成为一种主流力量。“器”为用具或工具之意。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是崇拜“器”而反对“机”的，“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语）。对人的重视叫作“器重”，“玉不琢，不成器”，人最大的意义在于成为有用的“器”，也就是工具。在器用文化下，反机器思想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一种主流文化。“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720]机器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对机器的反对不仅是对效率的拒绝，也是对进步的抗拒。这与中国道家传统的“守雌”、“守拙”等核心思想一脉相承。
“抱瓮灌畦”常常被视为典型的东方式智慧。这一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作为一种典型的“器”，瓮是一种最简陋低效的汲水工具。桔槔作为农耕时代的典型机器，虽然功效甚高，“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却在此遭到了严厉批判，“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721]，所以老子崇尚复古，“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722]；“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723]。在农耕文化非常发达的中国，人口过剩常常构成对效率的挤压效应，勤劳比机智更接近于中国美德。“铁棒磨成针”从来都是一种美谈，甚至很少有人对此提出丝毫质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懒惰是比愚蠢更不可饶恕的罪过。
如果对比英国18世纪纺织工人的处境，或许人们更有理由重新看待东方“守拙”的智慧。但这种智慧即使在古典时代也并不见得为人所接受，老子不由发出如此感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724]如果老子活到现代，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媒介学先驱麦克卢汉曾说：“所谓‘神生不定’也许正是我们现代危机中人们的精神状态，而技术和机器在全世界广泛的程度，却是中国圣贤远远无法想象的。”[725]
首先产生于欧洲的先进的工业革命文化，必然要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但不可思议的是，距离较近的西亚令人意外地反应迟钝，而距离较远的东亚受到的影响却很深刻。而新文化侵略的目标不用说是中国。[726]
正像那些英国老板们所说，机器的发明确实是国家的福音；但另一方面，机器也成为工人们不幸的源泉。在资本的奴役下，工人沦为机器的奴隶。由于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分工，工人的劳动成为枯燥的机器操作。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整个社会都受到彻底的冲击和改造。人类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动摇一步步走向崩溃，人类根本的生存方式完全被改变了。机器的采用成为工厂主阻止工人反抗和粉碎工人反抗的杀手锏。几乎每一次机器发明和使用都使大批工人失业，从而遭到工人反抗。反过来，每一次工人反抗都促使工厂主采用更多、更先进的机器，因为只有机器才不会罢工和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罢工推动了机器的发展。“除非迫于罢工的压力，制造商一般不会主动采用最具有潜力的、自动化的工具和机器。自动走锭精纺机、梳毛机、龙门刨床、插床、纳思密斯的蒸汽锤等无不如此，概莫能外。”[727]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把工人彻底变为资本和机器的奴隶，那些旨在减轻人类劳动重担的机器，却日益使劳动者陷入贫困和绝望的境地。
意大利自由主义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认为，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如果说政治自由诞生于英国的话，那么社会平等则起源于法国。当英国的反机器运动风起云涌时，法国正酝酿着一场工人革命。
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大型印刷厂淘汰了许多小印刷作坊，印刷厂师父形成寡头团体，攫取了这个行业的控制权。一方面，师父数量骤减；一方面，印刷厂的职工与机器剧增。普通工人的处境开始恶化。从前都是职工和师父在一起生活，充满温情，像是一家人；如今师父和职工成为两个不同的阶级。对一无所有的普通工人来说，师父属于资产阶级。“显然，资产阶级属于不一样的次文化，那个文化最重要的特性是不工作”，这种差别导致工人仇视师父。因为“有个资产阶级养了25只猫，他请来画家为他的爱猫画肖像，并喂它们吃烤禽肉”，结果引发了一场屠猫狂欢。[728]
1744年，沃康松的机器被引入里昂，在当地激起极大的愤怒，结果他不得不化装出逃。1789年，里昂纺织工人反对从英国引进机器：“这些机器只雇佣1/10的工人，剥夺了9/10的工人的生计。穷人仅有的财产是当前的工作，剥夺它们而不保障性地每天给予补偿是野蛮的。”[729]作为最早的工人阶级报纸，《手工业者》一直呼吁：“高贵的资产者们，不要再在内心当中拒斥我们吧，因为我们是人，并不是机器。”《无产阶级手册》中写道：“权贵与富人难道就比我们更有价值吗？”[730]应当承认，在相当长时间内，除美国外，工业革命为现存的贵族阶级增加了更多的财富，不仅没有革掉社会等级的命，甚至加强了这种阶级不平等。
宪章运动
1779年，在莱斯特地方的一个工厂里，工人卢德一怒之下用铁锤砸碎了机器。这成为反机器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虽然英国政府从1799年就颁布了《禁止结社法》，直到1825年才废止，但即使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英国工人依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化。1811年，英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反机器运动，诺丁汉、兰开夏和约克等数郡，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反机器浪潮中首当其冲，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特别是诺丁汉郡的工人运动，引起当局极大震动，导致大规模的军事镇压。次年，英国通过更为严厉的保护机器法令，宣称任何破坏机器的行为都将以死刑论处。拜伦勋爵在英国议会抨击该法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812年1月1日，卢德派分子发表了《台机织工宣言》：
根据查理二世颁布的特许状，台机织工有权打碎和破坏用欺诈和作伪的方法假造各种物品的一切台机与蒸汽机，并有权破坏这样制造的任何台机编织物品。
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下，工人与机器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堂吉诃德式的悲怆结局。英国政府对工人的镇压在1813年达到顶峰，17名工人被指控为卢德派分子而被审讯后处死。这场持续数十年、蔓延到整个西欧新兴工业国家的反机器运动，不仅没有摧毁机器，反而使机器最终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统治者。应当说，机器并没有统治人类，统治人类的永远只能是人类。机器是人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与其说工人们被机器奴役，不如说是被资本家奴役，因为机器是物而不是人，它只是资本家的财产。
历史常常是一种纠正。相对于拥有财富和权力的资产阶级，一个勤劳而不富有的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一种社会主流力量。思想家托马斯·希尔·格林发自良心地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反机器运动最终使工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对手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主人。经历理性启蒙的工人群体提出一条走出困境的新途径：政治权利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没有普选权，便是死路一条”。
在工人争取政治权利的同时，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也要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在社会压力下，英国议会终于于1832年通过了《改革法案》。下议院从此上升为有决定权的立法机构，国会席位结合北方工业城市的兴起得到重新分配。“1832年《改革法案》的结果之一，是选民人数增加了50%。城里舒服安逸的工业资产阶级和乡下殷实的中小地主成为选举对象。这样，英国国内的紧张局面成功地得到了缓和，虽然这种缓和只是暂时的。英国人依靠和平手段完成了一项重大改革，没有革命，没有内战。”[731]
在资产阶级取得选举权之后，工人群体大受鼓舞。1836年6月9日，在木工威廉·洛维特的领导下，伦敦工人协会发布了《人民宪章》：
我们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
洛维特反对暴力革命，工人们“需要的不是枪炮，而是教育”，他说：“凡提出革命斗争，号召诉诸武力的人，都是我们首先要反对的人；必须说服全体人民用和平方法来争取宪章。”在风起云涌的宪章运动中，“全国请愿书”签名活动迅速展开。在1839年5月之前，签名人数已超过129万，签名册重达100公斤，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就是国家的主人。但不久之后，国会以235票对46票坚决否决了请愿书。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成为英国实行变革的信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公民权利从来不是廉价的施舍品，它是上天送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这件礼物需要每个人自己用血去努力争取。和平请愿失败后，流血起义与恐怖镇压一直持续了12年。
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在1850年前后跌入谷底，此后，一个“新模式工会”——工程师（机械师和技工）联合会宣布成立。这个工会代表劳动阶层中的“贵族”群体，以手工艺者为基础，只接纳和组织收入较高的技术工人，从而与非技术工人的一盘散沙截然不同。刚开始，这个新模式工会谨慎地回避政治运动，仅以和平谈判和互帮互助来改善其成员的工作条件；后来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非技术工人也大量加入，到1900年，工会人数已经超过两百万。劳工阶层最终获得了政治话语权，“我们竭尽自由人之义务，就应当享受自由人之权利”。领导工人斗争的工会逐渐转化为一种新兴政治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工党，促使英国社会最终摆脱了暴力轮回的囚徒困境。“英国人一步一步，通过议会政治的途径，没有采用暴力革命，而是经由立法创设了许多社会福利条款。”[732]
“文明是什么？”贵族出身的温斯顿·丘吉尔这样回答：
文明意味着基于民众舆论的社会。它意味着，暴力、武士和专制首领的统治，军营和战争，暴动和专制统治，所有这些都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和长期维持这些法律独立的法庭。这就是文明——在文明的土地上，自由和文化会逐渐形成，生活日益改善。当文明在任何一个国家盛行时，广大人民的烦劳就会日益减少，并过上更丰富的生活。昔日的传统被珍视；往日英明、骁勇的人民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将成为最重要的财产，为我们所共同利用、享受。[733]
对话、和解，一个文明理性的新社会制度，使全体民众共同分享了这一机器革命所带来的丰硕果实，而这却是马克思所没有想到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是天意所向，不可阻挡。占英国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以不屈不挠的决心，积极参与到议会民主政治中；1924年，麦克唐纳成为英国第一个工党执政的政府首相。
“绝对的非暴力消极地造成了奴役与它的暴力行为，而一贯的暴力又积极地毁灭了人类大家庭以及我们由它而获得的存在。这两个概念若要收到效果，应该找到它们的界限。”[734]同样面对旧制度和大革命，热衷于实地考察的托克维尔要比书斋中的马克思更加温和和理性。在马克思用《资本论》展开对现代的批判时，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用一部《美国的民主》来寻找关于人类未来的普世价值。
美国耶鲁大学的平克斯教授重温了所谓“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他认为，现代革命并非由政府的压迫而产生，不是“义民反抗昏君，推翻暴政”的故事，而是由于改革本身所触发的冲突所造成。现代化改革并不一定就导致革命，其关键在于政府本身的健全程度和控制能力与社会自发性力量的强弱对比。像瑞典、丹麦、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或明治时代的日本，它们都经历了现代化转型，但并没有发生革命。可以说，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会有不同模式的冲突、竞争，革命却并不是必然的。[735]
英国的民主历程是渐进的，并没有发生剧烈的革命，这与血流成河的法国革命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学家曼恩曾指出了现代民主制度中可能出现的黑暗一面，即不以财产付出作为成本的政治决策是有可能不负责任的，甚至有可能出现多数人暴政的局面。
公民梭罗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去世。一年后，恩格斯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中写道：“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
1800年时，英国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3.1%，选举权本质上是一种拥有财富的资格象征，而且仅限于男性。1867年的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增加到成年居民15%，而男子普选权要等到1885年。1929年，女权运动推动了妇女选举权进步。[736]英国以象征公平正义和文明的选举权，彻底摆脱了革命和罪恶的历史诅咒。
从某种程度上说，普选权已经成为民主的代名词。民主的原则是指全体人民，而不是一个统治者或一个权力集团，去决定他们的命运和公共事务。宪章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欧康纳在1838年说：“全民选举权会立刻改变社会的整个特征，把社会从一种充满警觉和怀疑的状态改变为一种充满友爱、互利和普遍信任的状态。”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在几乎所有文明伟大的民主国家里，男人和女人都获得了选举权。这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显著标志。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康德认为，虽然工作是使生活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但每个人都应该是目标而不是工具。事实上，兴起于康德时代的机械工业，正是依靠将工人当作工具来提高生产效率的。资本家对工人生活和健康的责任，仅限于支付当天的工资。工厂体系用细致的分工阉割了人的能力，然后用饥饿威胁来维持这种秩序；工人沦为机器体系的一个齿轮或者螺丝钉，工人一旦离开机器，就变得一无是处。机器的发展越来越先进，工人只是机器的服务员。从更大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是一场反机器反奴役的人文思潮。卢梭宣扬农民的自由智慧与朴素健康的田园生活，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先河。他在《爱弥儿》（1762）中写道：“出自自然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737]勇敢的新教分子从机器时代的欧洲拥向蛮荒时代的美洲，刀耕火种，砍柴牧马读书。
很多年以后，机器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土地，一个叫梭罗的青年逃到了瓦尔登湖，他在那里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劳动、思考、晒太阳。
“许多人钓了一辈子的鱼，却不知道他们钓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鱼。”梭罗在尝试一种简单的、没有机器的新生活方式。他相信自己既不懒惰，也不任性，应当做些与他性情相近的体力劳动来谋生，比如造一只小船，或是一道篱笆，种植、测量，或是其他短期工作，而不必忍受长期枯燥的机器奴役。梭罗认为，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因为他需要的并不多。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劳动，以供养自己的生活，然后留下大量的闲暇时间来读书、思考、旅行、享受自然。“最富有的人并不是拥有最多物质财富的人，而是拥有最多自由时间的人。”
梭罗将自己在瓦登湖森林中的生活和思考，写成了著名的《瓦尔登湖》：
1845年3月末，我借来一柄斧子，走进瓦尔登湖的森林里，开始砍伐一些箭似的白松，准备造一所房子。那是愉快的春月，人们感到难挨的冬日正跟冻土一般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展起来……
梭罗指出，舒适和奢侈正成为现代人的负担，机器正在使“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会导致生命的衰落”。“我们接通了越洋的电缆，却用它询问阿德莱德王妃是否得了咳喘，并未用它交流人类的思想；我们建成了铁路，却坐着它去城里消磨时光。”
梭罗在少年时就曾说，他要将圣经中关于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教义，改为工作一天、休息六天。他在瓦尔登湖实践了这种生活方式：仅花了28美元就建起栖身的小木屋；花27美分就足以维持一个星期的生活；只须工作6个星期，就足以维持一年这样简朴的生活；一年中，他可以用46个星期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梭罗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国家机器”的批判，如同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他以《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提醒人们警惕国家主义的扩张和政府权力的机器化，“当镇压和抢劫成为它的内容时，我说，让我们再也不要这样的机器了”。梭罗希望美国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公民，“除非国家能够承认个人是独立于它的，比它拥有更高的权力，承认它的权力与权威都来自个人，并因此以相应的态度对待他们”，梭罗认为每个公民都有反抗的权利，但他与潘恩不同，他反对一切暴力。后来的甘地和路德·金都证明了梭罗标榜的“非暴力反抗”是可行和有效的。
虽然远隔2000多年，梭罗的思想与孟子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孟子尝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孟子也崇尚节制、简朴，甚至苦修的生活。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738]
在反机器浪潮中，革命家付诸暴力，思想家成为隐士，艺术家则掀起一场艺术复古运动。工业化机器产品的粗制滥造引发了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激烈批判。一大批艺术家和思想家以一种天然的道德力量和想象美学来抗衡当时的机器物质社会。
1851年，建筑师帕克斯顿设计的水晶宫开创了预制装配的先河。工艺美术运动先驱拉斯金对此批评道：“这些喧嚣的东西（指机器），无论其制作多么精良，只能以一种鲁莽的方式干些粗活……人类并不倾向于用工具的准确性来工作，也不倾向于在其所有的活动中做到精确与完美，如果使用那种精确性来要求他们，并使他们的指头像齿轮一样去度量角度，使他们的手臂像圆规一样去画弧，那你就没有赋予他们以人的属性。”[739]批判者们认为，只有幸福和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制造出真正美的东西，而工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剥夺了人的创造性；因此，不仅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而且还会制造众多的社会问题。只有回归到中世纪的社会生活和手工业劳动，才能重构美与道德的平衡。
吊诡的历史是，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工艺美术运动完全被资本主义“商业暴虐机器”所吞噬，最终衍变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流行文化，从此风靡整个世界，将人类带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帝国的崛起
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以绘画名垂千古，其实他作为机械工程师的才华远远胜过他在美术上的完美。他最早设计出了减少摩擦的滚柱轴承、万向节、皮带传动、扁节链、伞齿轮、螺旋齿轮、飞轮、连续运动车床等；他甚至还设计了直升机、降落伞、潜水艇和坦克等。他在1496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明天一早我就制造皮带传送带，并开始试运行。……每次运行能够生产400枚缝衣针，一小时运行100次就能够生产40000枚缝衣针，12小时就能够生产480000枚。如果按照1000枚卖5个金币的话，那么40万枚就可以卖2000个金币。一天的工资是1000里拉；如果每个月工作20天，那么一年就可以挣到6万达克特。[740]
达·芬奇的这段话足可以证明，一个成功的机器怎样成为一个可怕的经济倍增器。从这里也可以理解，美国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何以将技术革新称为“富裕的杠杆”，他认为西方崛起的真正根源就是技术革新——“像所有的革新一样，技术革新也是一种反抗行为，如果没有技术革新，我们人类仍将过着恶劣而短暂的一生，累死累活，却生活得极不舒服”。[741]
达·芬奇为后人留下了5000多页未出版的笔记，其中许多都与机械有关。不过在当时的手工技术条件下，这些发明大都无法变成现实。达·芬奇的很多发明仅仅停留在构想层面，并没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多大影响。相对而言，18世纪的发明家们知行合一，他们将自己的构想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力。
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涌现出一大批影响世界历史的发明家：哈里森、纽科门、瓦特、阿克莱特、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卡特赖特、达比、科特、韦奇伍德和斯密顿，等等，这些发明家大多都是工匠出身，没有上过大学。这些天才般的“巨匠”分别在钟表、蒸汽机、棉纺织机械、冶铁技术、陶瓷烧制和民用工程等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技术突破，英国经济正是凭借这些革命性的技术优势，而成为现代世界的领导者。
欧洲人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创新正为人类的福祉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经济思路从传统的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这是英国得以超越西班牙和荷兰等老牌帝国主义的重要原因。
作为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托马斯·孟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742]1825年，英国废除了禁止机器出口的法令；依靠生产机器的机器，英国开始走向世界工厂。1846年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英国工业界已经取得支配地位。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自由贸易”原则——贸易导致国家财富的增长。1849年，英国废除《航海条例》。自由贸易正式取代重商主义，成为大英帝国新的“意识形态咒语”。世界由此进入自由贸易时代。
对很多西方思想家来说，自由贸易是一种文明力量，正是自由贸易将西方文明的甘露撒向全世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鲍林有句名言：耶稣基督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就是耶稣基督。“200多年来，维护和完善个人自由，成了英国占主导地位的理想，它的制度和传统成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典范。”[74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人类历史来说，200年弹指一挥间，但它常常带来沧海桑田的巨变。作为一个传统的世界纺织大国，印度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受害者。“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744]。17世纪的英国还是印度纺织品的净进口国；到19世纪中期，曾经向英国出口棉纺织品的印度，已经变成了兰开夏郡工厂的棉花原材料供应者；英国反过来将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去工业化。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
1851年，英国人口2100万，纺织工人就达210万。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英国工业资本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经济的旗舰。法国、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西欧为世界经济装上了发动机。1790年的法国只有900架珍妮纺织机，15年后就发展到12500架；拿破仑的第一帝国一时独步欧陆，直到1815年在滑铁卢被英国制服。到1830年，英国实际上垄断了世界钢铁、蒸汽机及纺织机的工业生产，并用武力将自己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建立起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从英伦三岛到冈比亚、纽芬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马耳他以及无数岛屿，地球上的24个时区均有大英帝国的领土。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驶遍了五大洋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商船挂着英国的“米”字旗帜。
从哥伦布时代开始，直到瓦特时代，全球化走过了一个筚路蓝缕的历史过程，工业革命将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大工业的出现，使商品交换迅速扩大；当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时，就形成一个世界市场。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这种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剧烈碰撞，形成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8世纪称为“革命的年代”，将19世纪称为“帝国的年代”。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市场垄断化、政治寡头化；帝国政府的目的是维持自身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公民的自由；少数富人剥削多数穷人。1688年到1815年间，英国政府实际收入增长了14倍，而英国国民收入只增长了3倍。进入19世纪以后，先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而大英帝国则是19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大英帝国的建立，既是殖民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化的过程。在《帝国》一书中，弗格森把由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概括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文化、政体、资本市场和战争的全球化；或者说，武力、经济和文化是大英帝国建立并维持的三大支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与大英帝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对帝国臣民并没有多少关爱，自然也没有太多的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经济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同情和怜悯了。
欧文与斯密一样，始终将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归咎于人的贪婪与道德败坏，另一方面，他也如同后来的马克思一样，认为私有制乃罪恶之源。“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唯利是图的资本家都是“衣冠禽兽”，“在现存的制度下，财富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角逐的对象”，工人成了“工资制的奴隶”，“国家的财富和民族的威力天天在增长，而民众的贫困、屈辱和痛苦也日益深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革命必然会有代价。技术变革导致社会动乱，工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乡村的崩溃和城市失控，英国社会经过了一系列社会剧变、失序和重新整合，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比之下，中国历代王朝重视秩序胜过一切。正是出于对稳定的过分追求，对许多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都采取压制和抵制的态度，从而导致相对的“停滞”和“落后”。
资本主义的起源
跟“工业革命”一样，“资本主义”的出现也是很晚的事情。1821年，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将这种新兴的工业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历史学家黄仁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745]按照一些经济史学家的说法，资本主义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犹太共同体或意大利天主教共同体中就已经有资本主义了。
“资本主义”这个词尽管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但却是他让这个词广泛传播。从很大程度上说，马克思算得上是资本主义的最著名吹鼓手。正如阿伦特所说，《共产党宣言》可谓是“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褒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使用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谓“现代”，就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己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74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不吝赞美，另一方面又大加挞伐。他认为“原始聚积资本的秘密”即“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简单地说，就是以武力获得”。思想家贝洛克将其称为集体主义“奴隶国家”，如同一台平稳运行的“机器”，完全没有“人类和有机体的复杂性”。
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平等的历史。事实上，少数人的富有与多数人的贫困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明。就资本主义本身而言，它虽有冷酷的一面，但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强制和剥削，而是自由和交换。“资本主义的关键之处，不仅仅在于人们是否从事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且在于这种交换行为是否符合严格的市场交换逻辑。换言之，交换行为是否像机器一样运行。”[747]如果抛开道德因素，那么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只是一种现代的经济生活方式。经济目的是最大规则，积累资本是最大目标。每个人都为获得利润而工作，赚钱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和消费，而是为了作为资本进行投资，用资本获得更大的利润，周而复始，使资本不断增加。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勤俭，而不是消费，积累资本的原则是现代工业制度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让人们为一种自身需求之外的目的去殚精竭虑，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秘密。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商人一般将获得的利润用来挥霍。马克斯·韦伯因此将资本主义与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联系起来。
田园牧歌的场景，在激烈的竞争苦斗展开下全面崩解；巨额的财富赚了来，但并不放贷取息，而是不断投资到事业上；昔日安逸舒适的生活态度，让位给刻苦的清醒冷静；迎头跟进的人就出人头地，因为他们不愿消费，只想赚钱。[748]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社会就充满活力，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自由。如果仔细研究这些早期的资本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来自社会普通阶层，特别是“非国教徒”（如贵格教徒和清教徒）。非国教徒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因为他们受到政府和大学的排斥，便自发建校，使大量的非国教徒“构成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独特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到1750年，英国已经拥有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营养充足，具有商业或技工背景。这个阶层为英国提供了许多工业创始人，而很多有创造性的发明家也往往来自这个阶层。
虽然很多企业家出身贫贱，比如阿克莱特只是个理发师，而韦奇伍德是个陶工，但这些人往往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践主义者，勇于创造。[749]韦奇伍德还发明了测温计，可以测量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随着科学发展和以商业盈利为动机的发明激增，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被拉近。”[750]
“工业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产业组织革命，企业家日益成为工厂中组织生产活动的核心人物，他需要处理工厂的管理、财会、融资、销售和劳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同样，让具有不同技能、不同的工作节奏、不同动机、不同态度、不同生活方式的工匠和农业劳动者转化为工厂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751]在资本家群体崛起的同时，一个近代化的专业官僚组织诞生了，他们共同构成西方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石。在传统皇权时代，也不乏官吏这种古老的统治工具，但现代官僚——公务员——的专业性与职业性决定了他们已经不同于传统官吏。正如韦伯所宣称的：“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如近代西方那样，让生活上的政治、技术与经济等基础条件，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存，如此绝对而无可避免地落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构成的官僚组织的网络下：技术性的、工商业的，尤其是法律上具有专业训练的国家公务员，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机能的担纲者。”[752]
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它们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背后有着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前现代西方社会各个精英群体长期斗争而产生的非期然性结果。除了西欧，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在近代完全没有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可能性。[753]
自由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另一前提，但英国的工业化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英国很早便解除了人口流动的限制，这导致城镇开始兴起，以雇佣和工资为主的劳资关系随之普遍起来。在棉花革命之前，圈地运动产生的英国毛纺工业孕育了近代工业。当时仍然是家庭手工业时期，织工身兼工匠和老板，一架祖传的破旧织机就是作坊。“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父亲织布，还把纱卖掉。他们虽然是不太富裕的农民，但至少还不是无产者。”随着“布业家”包买商人的出现，从事生产的织工变成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商业资本家转变成工业资本家，这样工厂时代就开始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获利方式不同于商业资本主义，前者无法通过后者的贱买贵卖方式获利，而是通过低廉生产、高价出售获利。特别是巨额投资于生产资料时，雇主往往喜欢雇用完全听话的劳动力。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最大限度的变革生产方式，实现最富效率的劳动力分工。”[754]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头写道：“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由于蒸汽机和纺织机器的广泛使用，纱厂工作不仅很容易学会，而且只需要很少的体力，于是工场主大批雇用妇女，尤其是儿童。根据1788年的一份统计，当时英国142个纱厂使用童工共计25000人，女工31000人，而男工只有26000人。18世纪中后期，由妇女和儿童构成的纺纱工的工资只有每天4—6便士，不及短工工资的三分之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资本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工人阶级是在使用机器之后才出现的”。
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失业，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755]
1805年，煤气灯被装进英国的工厂。这种远比蜡烛更加明亮和廉价的照明方式的出现，意味着工作时间的长短从此完全由人控制，而不再受日出日落的限制。这场人工照明的革命使得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延伸到极限。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当机器转动时，童工、男女劳工——这些被铁和蒸汽拴在一起的人，也不得不马上运转。动物机器被锁链锁在铁的机器上，这些动物机器没有知觉，也不知道痛苦和疲倦。”[756]
“在工业体系出现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在英国出现了。……在一连串重大发现之前，英国这个工业制度的发源地就已经被置于一种富人的寡头政治掌控之下了。……大众群体将在法律强制措施下，为少数群体的利益进行劳作，而给予他们的回报便是，他们将享受到旧资本主义无法提供的安全保障。”面对“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嘲讽道：“国家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可以想象，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有投票权，那么工业革命就一定不会发生。一个吊诡的历史事实就是，正因为民主的缺失，才有了资本主义。假如18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实现了民主和普选，那么工业革命多半是不可能的。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绝对会禁止一切技术革新和机器。资本主义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反之亦然；无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后来的苏联，所有的工业革命都离不开一个专制的政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悖论。
并没有证据表明哪个国家的民众真的想要一个工业化的社会；相反，倒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压根就不想要一个这样的社会。归根结底，迄今为止，所有形式的工业化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冷酷无情的少数人的把戏。[757]
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三分之一以上；成千上万不幸的流浪者身无分文，只能病饿而死。马尔萨斯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的《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1843年，英国有200万名技术工人沦为“济贫法”的囚犯。乞丐安置方案被称作“恐怖之家”：乞丐在那里被迫每天劳动14个小时，而饮食仅够果腹。
在小说《艰难时世》（1854）中，狄更斯这样描写当时的工业城镇：
……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上面冒着长长的黑烟；运河被染得又黑又臭，密集的厂房里整日轰鸣，蒸汽机的活塞来回运动，如同暴怒的巨象。大街小巷都一个样子，里面住的人也都差不多，他们在同一个时间上班下班，做同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今天跟昨天、明天没有什么不同，今年也和去年一样。
城市化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当时的城市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建设总是滞后于发展的步伐。城里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城市劳工和机械工的死亡率比乡村地区高出一倍，出生在曼彻斯特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活不到五岁。
从1780到1830的半个世纪中，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1400万，新增加的人口几乎都流入城市，进入工厂。在这50年中，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增加了25%，而工资仅仅上涨了5%。在“饥饿的40年代”，英国经济大幅下跌，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一度高达18.6%。“无论在哪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匮乏，长期或短期的生病，不人道的工作环境；无论身在何处，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都缓慢地走向崩溃，终至完全毁灭。”
正是在这种悲惨背景下，20多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工资还会继续下降。1848年，这一思想构成了《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西西弗斯神话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普洛克路斯忒斯的传说，这个开设黑店的强盗有一架大铁床，每次有人来投宿，总要被他绑在铁床上。如果这个人的身体比铁床长，就要被剁掉超出的部分，比如双脚和双腿；如果这个人比铁床短，就要被活活地拉伸到与铁床一般长。
对工人来说，工厂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大铁床。工厂主完全把工人们改变成为血肉机器，这种机器要同那些木制和铁制的机器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在动作上一样准确，在功能上精确配合。正如马克思所说：“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758]
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传统的自由放任被极其严格的规则所代替：工人进厂、出厂和饮食都按照钟表的安排，有条不紊地进行；每个人在工厂都有严格的位置限定和任务指标；工头通过监视、罚款或解雇，甚至更残酷的强制措施管理工人。虽然在之前的一些手工工场也有这种纪律，但只有到了机器时代才使之普遍化。
在18世纪的英国大工业家中，阿克莱特无疑是一个榜样。在工厂制度方面，他有许多独特的发明。这个理发匠出身的老板冷酷而又勤奋，他唯一的仁慈之处，就是将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定为12小时；而在他以后的工厂里，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4小时以上。韦奇伍德的座右铭是“不能闲下来”，他最爱说的话是“一切都让位于实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将他的工人训练成完完全全的“不犯错误的机器”，而将工人们集中在工厂非常有助于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早在西方世界进入机器时代之前，军团体制就已经将人转化为一种杀戮机器——马其顿方阵使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进入机器时代以后，西方世界终于彻底地军团化，会计、律师、军人和官僚们都将按部就班、争分夺秒视为最重要的美德。从炮兵学校毕业的拿破仑将他的军队予以严格的训练，使其成为一部运行准确、所向无敌的战争机器。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大机器打破了工人技能所搭建的劳动过程壁垒，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技术和人工。大量生产的工厂体制消灭了传统的家庭作坊，工业如同军事，工厂如同营房。无情的机械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征服工人，保证工厂车间里的纪律。家庭手工业者沦为机器的俘虏和奴隶，他们的技术被剥夺。因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是不需要技巧的，他需要的只是对机器的绝对服从。资本家只需要占有机器，即可获得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而工人则成为机器手臂的延伸，成为资本家控制的劳动过程中的奴隶。
工业革命彻底颠覆了人类传统的劳动模式，劳动者被赶出他们的家庭和村庄，被编入工厂，然后在机器的统治下成为国家财富的源泉。
欧文在《论工业体系的影响》一书中不无忧虑地批评道：
工业体系对不列颠帝国的影响已经广泛到使人民群众的一般性格发生根本变化的程度。这种变化目前还在迅速发展中。不久以后，农民那种比较可喜的纯朴性格就将从我们当中完全消失。……直到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弄得支离破碎、只考虑个人眼前直接能从对方取得哪些利益为止。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而雇工的性格则变得非常凶暴。[759]
工业时代的人类无异是从西西弗斯惩罚开始的。任何人一进入机器化的工厂，就如同进入了兵营或监狱。在唯利润是图的资本家眼中，你只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人。他付给你工资，你就必须干活；如同他购买机器，机器就必须运转一样。机器的出现创造了资本家，也创造了“国家”——这个更为巨大的机器。机器使人类踏上一条永远没有归途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资本和权力面前，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和奴仆。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使人类的智力越来越遭到压制，人的劳动越来越枯燥和无趣。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却越来越像机器。机器从事着复杂的工作，而人的工作却越来越机械和单调。这种精神上的奴役使劳动成为一种西西弗斯的惩罚。
在古希腊神话中，科林斯之王西西弗斯（Sisyphus）因为触怒了天神，被惩罚将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当石头好不容易推到山顶时，石头又从山的另一边滚落下去；西西弗斯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向山上推石头，推上去，然后滚下去，再推上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尽头。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成年男性劳动力中有47.3%在各种大小工厂中工作。人们将工厂（Factory）定义为“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人们借助于由水力、蒸汽力或任何其他机械动力发动的机器来工作；把棉花、羊毛、鬃、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屑等进行准备、制造、加工或改变为某种形状”。机器的使用是区别现代机器工厂和传统手工工场的主要标志。机器奠定了资本主义崛起的基础。复杂的机器代替了比较简单的工具之后，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由于促使生产大大加速，机器便使流动资本进一步增大。机器使没有资本的工人更加不能经营工业，因而造就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最不平等的一面；甚至说，这也成为其他所有不平等的根源。
这一时期的工厂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传统的修道院、军事要塞或中世纪城堡。工厂的出现，构成一个单一专制的权力社会；管理一个工厂，实际上就是行使统治权，资本家如同一个暴君或者一个明君，甚至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阿克莱特曾经抱怨说：“训练人类放弃散漫的工作习惯，让他们与复杂机器的固定节奏协调起来很困难。要让机器有效地运转，就必须有人看管。但这些农民都不愿意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看管机器。”[760]虽然博尔顿看不惯“暴发户”阿克莱特，“在这个国家里，光是凭借着专制独裁和滥权是行不通的”，但在伯明翰的索霍工厂，博尔顿同样将他的工人们训练得整齐划一，以致当齿轮和铁锤的声音不一致时，他马上命令停工检修。有人将博尔顿称作“一个在自己队伍中间的铁将军”。另一位“将军”——陶器制造商韦奇伍德则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工人们的反抗，然后按照自己的计划实行了严格精确的分工；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使人成为不犯错误的机器”，他在工厂建立了一整套惩罚体系，用来维持纪律和保证工作时间。[761]
在某种程度上，机器时代的成功者大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他们重视机器更胜过尊重人，他们支配别人就像使用一件工具或者机器。这类人都是反社会的精英，具有冷血、野蛮、顽强、自私等特点，他们既缺乏智力和道德，也丧失了想象力和同情心，但唯有一点，他们都是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在资本主义时代，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物质上的成功可以弥补智识与情感的不足，这对传统道德来说，完全是颠覆性的。凡勃伦认为，企业家这种进取精神只不过是人类掠夺本能的体现。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马修·阿诺德强调道：“当我说英国最大的祸害是贫富对立时，我想说的是，这种祸害不仅是指外部条件上的贫富对立，而且也指（或者说更多是指）情感上的对立。”新保守主义思想家骚塞积极支持欧文的行动，他严肃地指出，工业革命最大的弊端是穷人的处境，“这种处境使我们不断面临奴隶战争的恐惧，如果不及早改善，迟早会爆发战争”；“大资本家变成了池塘里的狗鱼一样，吞噬掉那些弱鱼小虾。确定无疑的是，一部分人的贫困随着另一部分人财富的增幅而随之恶化”；工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诞生着身体和道德上的邪恶，两者之间成正比”。
“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762]实际上，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包括童工）相比，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处境更加悲惨。作为一种工业化的早熟案例，种植园经济模式下，仅仅166平方英里的巴巴多斯岛就有25万黑奴，牙买加的黑奴达66万。“这些身处异乡并遭受奴役的非洲人，既无法拥有自己的身体，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劳动。……奴隶与强制劳工不像自由工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出卖，即使他们的劳动力；相反，他们本身是买卖和交易的对象。”[763]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种植园体系“混合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却没有两者任何美德”。[764]
一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熊彼特将资本主义引发的这一历史变局称为“创造性破坏”；他继而指出，这一“破坏”的最大受益者正是最大范围的公众，或者说是“穷人”：
无疑有一些现代工厂可以得到的物品是路易十四本人极欲得到但无法得到的东西——比如现代牙科技术。从总体上说，那种高收入水平的人从资本主义成就中得到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极少的，甚至快速旅行对于一个高贵的绅士来说也不是很值得重视的事情。电灯对于有钱买足够蜡烛和雇人照料蜡烛的任何人来说，不是巨大的恩惠。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和人造丝织品、皮靴、汽车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对富人生活有多么了不起的改进。伊丽莎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的典型成就，并不在于为女王们提供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的价格低到工厂女工也买得起，作为稳步减少劳动量的回报。[765]
马克思的失落
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将“资本主义的历史”称为“无情的革命”[766]，无疑是比较贴切的。菲利普·艾里斯则将这一时期称为“童年的世纪”，他认为所谓“童年”，其实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现代早期的人们习惯于将儿童视为“年幼的成年人”，这至少代表了很多工厂主对待“童工”的态度。儿童之所以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这与极其低廉的薪酬有关；与那些需要养家的成年人相比，童工所需的只是一点儿食品。“在早期工业革命时期，无论是当时的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实践，都听命于劳动者的购买力。通常认为，当时劳动者的薪酬仅够维持基本生存。”霍布斯鲍姆指出——
高薪酬对经济的好处，无论是作为带来更高生产率的动机，或作为对购买力的增加，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都才被发现，而且只是被少数有进步和启蒙思想的雇主所发现。[767]
1812年，作为成功的工厂主和实业家，欧文以他的工厂改革成就引起社会关注。此后欧文多次呼吁通过立法来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数年之后，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限制女工和童工的法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欧文致力于改善劳工的“新工业社会”实践。1833年，他亲自主持成立了英国工运史上第一个全国总工会——全国大统一工会，并担任联盟主席。欧文虽然对资本主义多有批判，但他反对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因此，他被马克思批为“空想社会主义”。
所谓“空想社会主义”，一般认为始于托马斯·莫尔的拉丁文作品《乌托邦》[768]，而“乌托邦”明显受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影响。莫尔写作背景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代，正如柏拉图杜撰了“亚特兰蒂斯”，莫尔杜撰了“乌有之乡”；实际上，这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和孔子的“大同世界”并没有太大不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769]
德国思想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马克思是乌托邦的敌人，但他最终的目的恰恰是乌托邦的实现。用哈特威尔的话说，马克思体现的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精神”，这其实只是一种道德批判，或者说意识形态。此外应当注意的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于“饥饿的40年代”。但这种历史叙述明显低估了工厂时代之前人们生活的艰辛程度，或者说过于将传统的贫穷时代“浪漫化”了。就连恩格斯，也在1848年的文章中承认，最糟糕的情形发生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在富人眼中，城市似乎又脏又挤，但在劳动者眼中，城市却是自由和财富的天堂。[770]
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收入了许多当代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文章，以翔实的史料证明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活更悲惨不符合历史事实。“工业革命的成就就是，让不断增长的人口过上了水平不断提高的生活。”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急剧增长，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的寿命和生活舒适程度也大大提高。虽然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但运输革命使得食品价格和大多数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对工人们来说，“如果精打细算，能使他们生活得相当舒适，不，简直可以说能过相当奢侈的生活”。随着工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19世纪中期，英国羊主要用来吃肉，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用来割羊毛。最能证明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莫过于工资收入和储蓄统计。1817年，英国储蓄银行创办，到1829年，存款已达1430万镑，1847年达3000万镑，储户数量达到1112999名，“3000万存款中，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储蓄”。
1848年之后，以首届世博会为标志，英国进入繁荣的“维多利亚时期”。1850年到1860年的10年间，英国棉纺业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此前30年的增长。铁路的迅速发展也为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大量投资带动了钢铁、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等诸多产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恩格斯评论道：“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年这二十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771]在工业化的德国，这一时期颁布了涵盖劳工阶层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法”，拉开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序幕。
与此同时，火车和蒸汽船的迅速发展，使6100多万欧洲人成为新移民，其中大多数去了美国。[772]因劳动力的紧缺，工人工资随着这场“大跃进”而大幅增长，生活水准逐步提高。[773]在1815年至1850年之间，英国的平均工资提高了15%到20%，而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暴涨了80%。[774]
随着英国经济发展，工人们自发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以保障工人群体的福利，而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这种愿望落空了，共产主义在英国彻底成为一个孤魂野鬼。1858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承认，“英国的无产阶级确是愈加资产阶级化了”，“节约、谨慎、合作和勤奋的观念取代了挥霍、暴力、冲动和享乐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工人生活安定之后，特别是获得政治权利（公民选举权）以后，对暴力运动随即失去了兴趣，从而使《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革命无以发生。[775]
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比，分工化的工业社会发展出更多的工作和工种，社会变得更加多元而复杂，中产阶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社会绝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分裂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对立的阶级”。[776]马克思或许说对了一半，资本家垄断的企业确实越来越大，但工人阶级的境况并没有变得更糟。现代经济学的秘密在于，后一个时代总能继承和借用前一个时代积累下来的智慧和财富，包括各种工厂、设备、知识和技术，因此现代生产力以加速度在惊人地增长。与上一代人相比，下一代人的生活总要好得多。
在某种程度上，公民权与财产权是一致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在《百科全书》中写道：
正是财产权造就了公民；凡在国家中拥有财产者，不管特定的公约赋予他何种身份，皆会关注国家的利益。正是始终作为有产者，正是因为他的占有，他才要求有发言权，或要求有选出自己的代表的权利。[777]
“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不可逆转的，并能最终将自身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思想运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识字人口显著增加。从19世纪开始，英国传统的斗鸡斗牛、游街示众、公开认罪、公开处决和暴尸的野蛮暴行都从法律上遭到禁绝。[778]“在人们看来，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它经常地向人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公开处决此时已被视为一个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炉。”[779]暴力作为一种革命的前提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文明伴随着现代社会粉墨登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780]“与残忍和镇压相对立的，是通过制度推进的积极的文明化过程。……残忍和镇压是用来应付危机的备用手段，但（40年代）与20年代和30年代相比，它们正在稳定地被积极的立法所抛弃。”[781]在物质层面，工业生产稳步提升着城市生活的质量；房屋、照明、自来水、服装和食物等，这些物质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西方社会这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已经不可逆转。不仅城市人口呈现出井喷式增长，各国总人口也进入快速增长期。[782]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纺织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783]
“公共耕地的被圈占、行会的消亡和农奴制的废除，似乎全都体现了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就在同一时期，政府逐渐担负起了对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784]对18—19世纪的英国来说，这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人，也改变了社会和国家；在从上到下所有人的推动下，不断地扩大和深化。这不仅是一场工业革命，也包括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如何将工业大众作为选民、公民和参与者引入社区，从而避免社会动荡和引发革命？美国思想家托尼·朱特指出：
事实证明，西方的反应是非常成功的：不仅避免了革命，还在很大程度上同化吸收了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在极权统治者阻止了任何自由改革的国家，重组社会问题本身才成为一种政治挑战，一般都以暴力冲突而告终。19世纪中叶，像马克思这样眼光敏锐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克服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唯一方式是革命。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这样问题可以和平地演变为新政、伟大社会和福利国家。[785]
“史学家毫无疑问会把19世纪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当作一个充斥着奇异经验的时代，任何时代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最宏伟的试验就是法国大革命。”[786]社会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始于法国大革命，巴贝夫试图通过密谋和暴力，创建一个没有私人财产、人人平等的农业共产主义，他最后因为暴动而被处决。他的一句名言是：“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被称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的《人权宣言》提供了另一个走出革命困境的文本。
两千多年前，中国智者墨子就提出“尚贤”精神，“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法国革命的口号就是建立一个“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社会，而这样的多元开放型社会早已在英国落地扎根。法国步英国后尘，很快也摆脱了自由与贫困之间的困扰。威克利在《词语古今》中说：“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才不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社会的发展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传统的乡村时代就像是人的童年，幼稚天真，人们仅满足于温饱。从传统到现代的历程就像一个人从儿童到成人的嬗变，必然要经过青春期的阵痛。无论是理性温和的改革，还是暴烈毁灭的革命，这种文化层面的整合与变革都是无法避免的；否则，无论物质多么丰裕，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身体硕大的婴儿罢了，心智、品德和尊严都无从谈起。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或者说是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从英国的《大宪章》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法律成为一个理性社会的根本。每个公民都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
18世纪末的《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到来。[787]
这一历史细节告诉人们：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经济就是政治。从此以后，“拼经济”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思想，而政治和战争实际也是经济的延伸。从经济上来说，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不是剥削，而是创造（财富）。回首这段往事，马克思显然没有意识到，机器时代已经将人贬落凡尘，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劳动沦为一种普通的商品。资本家购买的是一个人的劳动，而不是这个人本身；对资本家来说，机器远比人更重要。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种依赖于交换机制以谋取利润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依赖于形式上的公平交易的行为”[788]。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是缺乏道德观念和良知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又是完全一致的，如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马克思仅以一个较短的时间段，通过对曼彻斯特的棉纺产业现状分析，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和悲观的革命预言，他显然忽略了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的力量。“早期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被先进工业主义本身的逻辑挫败了，或者换句话说，是被转向民主目的的资本主义挫败了。这并不是被信仰所挫败。”[789]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将1660—1760年称为“最幸福、最幸运的时期”，七场战争、三次叛乱以及伦敦的大火灾和鼠疫，都没有阻止“英国走向富裕”。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个伦理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从人类的天性利己主义，推断出市场的道德性和有效性：利己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私自利的自由，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以及资源的最有效利用。150年后再回首，人们看到的是一段不可预言的沧海桑田：“《共产党宣言》虽然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方式，使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必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相互依赖、进行合作。”[790]
欧文的实验
很多年后，管理学专家将欧文称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先驱”，因为欧文坚信，关注员工本身，与维护厂房、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同样重要。“很多人都有丰富的生产操控经验，我们都知道，机器若是设计精良、操控得当，就能发挥很大的效用。这些无生命的机器尚且如此，如果我们花同样的心思，照顾好最重要的，也是设计最精良的‘机器’——人，岂非效果更好？”[791]
1799年，资本家欧文在他的新拉纳克纱厂，进行了一些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社会实验，并取得了成功。他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禁止不满12岁的童工劳动，提高工人工资。欧文发现，他的2500名工人每天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如果在仅仅50年前，就需要60万名劳动者才能生产出来。欧文的质疑是，如果2500名工人与50年前那60万名工人生活水平相同，或者提高不多，那么生产力提高所产生的巨大社会财富有何价值？资本家不仅应懂得创造利润，也应懂得分享财富。
1824年，欧文用15万美元买下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三万英亩土地，建设了一个共产主义色彩的“和谐新村”。在《新和谐公社组织法》中，他设想了一个财产公有、平等、自由的新王国；这里的一切都实行按需供应的配给制，教育和医疗都实行免费。“和谐新村”制定的生活标准超过当时美国的大多数社区，因此一度被称为“西方的奇迹”。最终，因为无法从制度层面解决私有制与人的道德问题，欧文和他的和谐公社一起破产。
对欧文来说，发财致富并不是他的最高理想，谋求全社会的幸福才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追求。欧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是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在“和谐新村”这个美丽新世界，他其实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与其说他关心人们的幸福，不如他更关心人们对他的驯服；不愿意成为“小白鼠”的人只能选择离开。
在人类现代史上，欧文和他的“和谐新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100多年后，一种多少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思想，终于在几乎所有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提倡人权，保护和扶持弱者，维护国际道义，所有公民都享有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教育、医疗等免费福利。从这里或许可以说明，所谓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其实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18世纪的空虚理性的产物，其目的不过是对经济的外表进行一种物质的分析，随后再加以综合而已。[792]
“工业化引起了一个庞大的、同质的、自觉的工人阶级的诞生。”对于马克思来说，和西方资产阶级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选民”一样，西方无产阶级是人类的“选民”。“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793]在马克思理论中，工人与资本家是完全对立的，贫穷的工人因为不充足的工资而造成不充足的购买力，他不能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最终将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结果导致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继续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进行革命，以取消财产权的共产主义，取代贫富不均的资本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欧文的和谐公社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试验，但最终证明此路不通。欧文悲悯而大度，马克思睿智而深刻；无论欧文还是马克思，他们都无法使每个人都变成天使，反而使所有人都变成了贪婪腐败、自私残忍的魔鬼。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承诺要战胜资本主义下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再通过无产阶级社会实现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原因，也导致了它的没落。[794]
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中产阶级将成为一个少数特权群体。事实上，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十分肯定地指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主义。”如果说亚当·斯密试图以经济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那么马克思则试图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人们常常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的历史证明，亚当·斯密虽然去世很早，但他笑到了最后。马克思逝于1883年，在此之前，历史的车轮就已经偏出他划出的轨道。
19世纪的剥削和囤积被20世纪的接受和市场倾向所取代。一种不断增长的“协作”趋势取代了竞争性，一种获得稳定和可靠的收入的愿望取代了追求无止境的利润；一种共享并扩大财富，控制他人和自身的倾向取代了一味地剥削。[795]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们并没有越来越穷，而是愈来愈富，愈来愈满足于现状。人们逐渐认识到：“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如果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796]在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欧各国，理性与信念战胜了狂热与偏见，民主的阳光洒向每一个角落，公民权和选举权逐渐扩大，这意味着工人完全可以用选票——而不是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马克思去世后的25年里，欧洲工人阶级以他的名义成立或者接受其思想的政党在本国的民主选举中获得了15%—47%的选票——英国是唯一的例外。[797]
虽然人类在现代的历程上发明无数，但选票无疑是最伟大的发明，就其文明性而言，似乎还没有任何一种发明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选票也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进入现代的标志。作为政治对人的典型具象，选票赋予人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权利永远是比暴力更高尚的途径，这就是文明的进步。对未经启蒙的野蛮人来说，这是永远无法理解的。革命是赤贫者的玩具和鸦片。在启蒙之前，暴力革命和权力专制是人们唯一可以理解的“政治”。富人之所以可恶，只是因为自己不是富人。社会批评家阿诺德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三种：野蛮人（贵族）、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平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满、庸俗和拜金。阿诺德指出，革命就是教育，“教育的普遍意义是指人们的一种需要：在贫穷毁灭他们的生活之前、在文明将初次爆发并伴随着大量商业活动来临的关键时刻，人们都需要教育”。他对“现代世界”充满警惕，“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798]
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巧合是，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域；从物质到精神，所谓现代文明就这样诞生了，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从此成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大势”和“世界文化”。“今天，欧洲三个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面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799]
“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800]虽与托克维尔同时代，马克思并没有从美国发现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革命正在发生，更没有预见到这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根据马克思理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无疑应当最早进入社会主义，但事实恰好相反。桑巴特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后发现，一个美国公民平均每年要参加22次选举，再加上成熟完善的公民权利和司法体系，基本消除了阶级冲突；同时，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欧洲[801]，通过投资股票，工人与资本家实现利益分享。整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化无疑是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标志。
法国历史学家达恩顿说：“对于现实的认识，塑造了现实本身，而且即将形塑随后百年的法国历史，那一百年不只是马克思，而且也是巴尔扎克的世纪。”[802]马克思的《资本论》堪称对资本主义的控诉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一个世纪之后，拥有1000万读者的美国《本周》杂志发起一场“征集‘资本主义’新名称”的活动。在15000份应征信中，有“分产主义”“互助主义”“生产主义”等。活动发起人威廉·尼古拉斯认为还是“资本主义”才是最好的——
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显然它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但它有能力并且一直在改进这种制度的缺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共同走向明天，一起努力工作，共同构建这个制度，并生产越发丰富的物质产品，彼此分享这个制度带来的回报。[803]
公司的战争
历史只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而不记录未发生的事情，过去没有的并不意味着将来没有，未来不是历史的再现，技术进步的本质正在于其不可预知性。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革命来自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发明，也包括制度创造。如果没有专利法，就不会有那么多发明；如果没有公司制度，这些发明也不会创造那么大的价值，当然工业也就无法诞生。工业革命无疑是由个人技术创新引发的，但是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并影响社会的却是公司。
公司是一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创造物；或者说，除了国家，公司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公司的出现丝毫不逊色于文字、火药、蒸汽机的发明。中国人发明了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但使其改变世界的却是公司。作为一种最特别的“机器”，公司制度是技术的放大器，使技术创新变成真正的财富。
公司这种现代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后期的教会企业可以视为独立法人有限公司的原始雏形。中世纪之后，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地中海地区，商业极其繁荣，巨额国际贸易催生了一些民间性的企业组织，这种独立经营的商业组织构成公司的雏形。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两年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或许是现代公司最早的起源。作为帝国时代的殖民工具，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它们都拥有国家特别授权，除了一般生产和贸易，还可以对外征服、统治、宣战、媾和，包括组建军队和发行货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名为公司，实则与国家无异。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英国与荷兰的竞争其实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
从商业结构来说，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作为股份制法人公司，已经与传统的合伙企业大相径庭：它们都实行无记名制，也就是合伙人以陌生人为主；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决策权交给董事会，如果投资人不同意，可以转让或出卖自己持有的股份；与传统经营者不同，股份公司经营者即使失败，他也不需要承担债务，更不会倾家荡产，他唯一的“资本”就是创造力和才干。另外，公司是永久存在的实体，具有独立于股东之外的法律地位。
股份公司是建立在章程之上的，体现的是一种民主精神和契约精神。作为公司投资者，股东虽然不参与公司经营，但公司的所有权仍属于全体股东，股东大会拥有公司最高权力；在股东大会上，每个股东都有自己的席位和投票权（表决权）；每个股份都代表等量（平等）的权力，拥有股份越多，话语权越大。管理和监督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都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其董事会成员有70多人，一个由17人组成的代表机构掌握决策权；这17人分别来自阿姆斯特丹、泽兰省和其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与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基本发生在同一时期；一个是公司，一个是国家，二者从组织、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相似的同构性。从这一点上，也就不难理解，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行政管理后来何以成为英国公务员制度的原型——公司职员对全体股东向来以“公仆”自称。
亚当·斯密曾说：“法律和政府的形成是人类的审慎与智慧的最高成就。”其实公司也是如此。公司构建过程中的章程、权力制衡、风险评估等环节，足以说明现代公司的基础，必然包括民主、共和以及契约等现代精神。现代公司与现代国家一样，都属于由陌生人自愿组建的社会公共机构，而不是基于血缘的一人一家的私产。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这里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804]资本主义有一个伟大之处，就是道德和正义在权力之上。[805]事实上，股份制这种民主管理模式不仅仅限于公司，大量的银行、协会、社团等社会组织往往也采用股份制。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一个拥有地产的人必然是国家公民，但一个拥有股票的人就可以是世界公民；因为他的财产是无形的，不需要依附于国家。
荷兰东印度公司初始资金为650万荷兰盾，英国东印度公司仅为7.2万英镑，几乎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对投资人来说，资本属于永久性投入；虽然可能会获得分红，但却不能指望这笔投入会被很快返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最初80年间，分出去的红利共达到原有资本的1482%，“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投资啊”[806]。到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五万名员工和一万人的军队，股息高达40%。值得一提的是，1624年（明天启四年），东印度公司占领台湾；1740年（清乾隆五年），东印度公司在雅加达屠杀华侨万余，史称“红溪惨案”。可以说，荷兰的兴衰与东印度公司有很大关系。
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者居上，远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功”得多，甚至征服和统治了比英国大好几倍的印度。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0年到1800年间，就从印度掠夺了1—1.5亿。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是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807]工业史学家克宁汉嘲讽道：“如果瓦特早生50年，他和他的发明一定都同时死了。自有世界以来，可能没有一个投资的收获超过像掠夺印度一样的利润。”[808]
“资本主义能在英国成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而且在17世纪末叶落地生根，是世界史里的一桩大事。”[809]跟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深深地介入到中国历史中，中国史因此而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粤海关设立商馆。东印度公司不仅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还在1792年促成了英国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马戛尔尼一行的全部费用8万英镑都由东印度公司承担。从1760年到1800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10倍以上；在中国与西方贸易总量中，英国占78%。[810]“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811]从1775年到1799年，东印度公司每年进口的中国茶叶从22574担猛增到157526担。[812]1773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专卖权引发美国独立运动。1834年，英国的茶叶消费量达到5300万磅。
进口中国茶叶造成巨大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遂以鸦片取代棉花，从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在19世纪的前40年，鸦片贸易量增长了10倍。1839年达到三万多箱，英国占300万英镑交易额的80%。[813]鸦片远比茶叶更易成瘾，而且中国市场比英国更大，鸦片贸易的利润高达900%，这比贩奴贸易更加暴利，东印度公司获得极大贸易出超。东印度的“成功”引发了中国的不安，一是持续贸易入超，二是鸦片走私造成大量关税损失。这场贸易争端最后以一场战争结束。虽然战争之前，东印度公司就已经被取消了贸易垄断权，但其实这仍是一场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战争，它为此投入了44艘战舰。此前发生的洪仁辉事件和胡夏礼事件，始作俑者也是东印度公司。
1757年，由东印度公司发动的普拉西战役导致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之后印度便沦为英国棉纺工业这个新生儿的“奶妈”，不仅提供原料，也提供市场。接下来，英国用印度的茶叶取代了中国的茶叶，还用印度的鸦片从中国抽取大量的白银，《南京条约》标志着这种帝国战略的成功。[814]英国就这样崛起了，而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国家先后沦为大英帝国的奴仆。“1694年，英格兰银行得到特许状，创办了中央银行。在1688—1695年间，股份公司的数量已经从22个增加到150个。”[815]东印度公司存在了274年，而成立于1670年的哈德逊海湾公司至今依然存在。马萨诸塞公司和弗吉尼亚公司作为北美殖民地的开拓者，孕育了后来的美国。
英国人构建了大纳税人参与决策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的本质就是商人出钱，政府打仗。在商人和政府之间有一个共赢机制，这个机制叫议会，议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预算，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事实上，正是这个公共财政体制，导致英国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在全世界战无不胜，并最终获得了产业革命的成功。[816]
“南海公司”事件[817]使英国议会通过了《泡沫法案》，规定未经议会直接授权不得成立股份制公司；这使得工业革命时期的创业者只能采取合伙制或单一业主制，直到该法案于1825年被废止。“所有权结构在荷兰和英国的发展，刺激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包括鼓励创新和其他各种有利因素。因此说，工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提高私人收益率的结果，从而导致人们致力于发展新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818]有限责任公司堪称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蒸汽机和电力的重要性必然会大打折扣。陈志武因此指出：没有工业革命，就可能没有现代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现代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工业革命的快速进程也可能不容易出现。[819]
工业革命固然离不开许多天才的工匠和科学家，但真正的缔造者无疑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眼睛紧盯着利润的企业家。1769年，瓦特获得了蒸汽机的第一个专利；到1800年专利期满，已经有500台瓦特蒸汽机在工作。瓦特的成功不仅在于他个人成为富翁，更重要的是为现代工业奠定了长远的基础。要是没有与博尔顿的合伙公司，瓦特可能与发明飞梭和骡机的那些发明家一样陷入困境。1776年，博尔顿—瓦特公司开始蒸汽机的商业化生产。博尔顿承认，如果只为三个国家去进行生产是不值得的，但如果为全世界去生产就非常值得。
尽管瓦特时代的公司规模都不大，但已经不同于传统重商主义时代，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公司逐步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公司，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者。但工业革命早期，因为工厂投资较低，所以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合伙或家族性质。随着运河和铁路建设的兴起，公司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早在古埃及法老时代，就有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梦想，但只有到了“公司”时代才将其变成现实。苏伊士运河完全是靠商民合凑股份的运河公司而开凿成功的。公司创办时发行股份40万股，每股500法郎，合20英镑，共筹集资金800万英镑。到1890年，股价已经涨到3000法郎。苏伊士运河的利润取自过往船只交纳的过境费。每吨货物或每名旅客收费20法郎，合8先令。各股主均分其利，每年不下数百万镑。更为神奇的是，开凿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发起者都是法国人莱赛普斯。没有什么比这两个运河更能体现现代文明的精髓，它依靠蒸汽挖泥船和国际资本，天堑变通途，让世界转眼间缩小了上万千米。
铁路不只是现代化企业的催生者，也是最早的现代化企业。“在1824—1825年创办铁路公司的高潮时期，英国先后成立了20家铁路公司，其资本总额高达1350万英镑。……仅1846年一年，投机者和投资者就拿出了1.32亿英镑来购买铁路股票和铁路债券。为了开辟一条新的铁路线，一个精明的企业创办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几百万英镑。”[820]铁路热潮使股票市场呈井喷状态；利兹的三家竞争性证券交易所，共有3000名股票经纪人，每天的交易额近50万英镑。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仅纽约州就新成立了60多家铁路公司；整个19世纪，华尔街几乎一直围着铁路公司转。
铁路公司也是最早大量雇佣职业经理人的公司。经济学家钱德勒发现，铁路引发了技术和组织的重大变革，铁路企业组织代表了现代企业的最佳行为边界。从1840年开始，铁路建设成为西欧工业增长独一无二的刺激因素。到了1890年，铁路累计投资比所有非农产业投资总额还要大，超过当时非居民资本形成的40%。那时建成的新运输和通讯系统，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铁路的引入开创了机械化、销售与生产规模扩张的新时代，创造了资本、信贷市场和新的职能形式，发展了国民经济一体化的新区域模式。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新世界诞生了”[821]。
1903年11月，清廷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筹股本建造铁路，设立铁路公司。此后，全国很快掀起铁路公司热潮，三年间成立了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为民间商办。随着1904年《公司律》的颁布，全国再次掀起股票热潮，“倡优乞丐亦相率入股”。1911年，刚刚担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推动铁路国有化，引发股民抗议。权力总是傲慢的，在镇压与暴动中，大清帝国覆灭了。
银行与权力
在近代初期，也就是在英国崛起之前，荷兰才是欧洲经济的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荷兰共和国算得上是第一个“现代经济体”，交易所、联合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银行构成了现代商业制度的雏形，西方工业家通过股份制资本，推动了最早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或者说，银行就是公司的一种。
17世纪后半叶，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已经建立了一个利率只有4%的长期资本市场，资本成本被大大降低；相比之下，当时英国的借贷利息最低也要10%。按照经济学原理，“国家变得更穷或更富，完全与他们支付的利息程度一致”；一家支付4%利息的荷兰公司，可以借到比一家支付10%利息的英国公司多两倍半的钱。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英国东印度公司初始融资只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分之一。
在整个17世纪，荷兰先是击败西班牙获得独立，之后击败法国和英国，联合省执政威廉三世在1688年登上英国王位。颇为讽刺的是，威廉三世的成功，为以后英国最终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大国铺平了道路。对英国来说，荷兰虽然只是个弹丸小国，但却因其富庶而令其他国家羡慕；威廉的到来“象征着英国在本质上变成一个现代国家”[822]。
1694年，为了发动对法国的战争，威廉国王与苏格兰富豪威廉·佩特森合伙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在发行纸币英镑的同时，还创立了国债的概念。英格兰银行成立时有股东1267人，除了威廉国王，其余都是伦敦商人，而且他们都是新教徒。英格兰银行初始资本只有120万英镑，但在未来的日子里迅速扩充。值得一提的是，担任英国商业督办的洛克也是原始股东之一，他在《政府论》中提出三权分立。
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对于资本原始积累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巨额财产像雨后春笋般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823]六年之后，威廉国王借贷的120万英镑已经翻了10番，变成了1200万英镑。一个多世纪后的拿破仑战争中，这笔钱膨胀到不可思议的8.5亿英镑，这相当于今天的1000亿英镑或者2000亿美元。
对于英国在18世纪的经济奇迹，伏尔泰感到匪夷所思：“子孙后代很可能会惊奇地听说，一个岛屿，仅有的出产物是一点点铅、锡、漂白土和粗羊毛，由于其商业发展得非常强大，1723年，它能同时派遣三支舰队到世界上三个遥远的不同地方。”在当时的法国，法律不保护私人财产，特权随时可以剥夺个人一切，任何不满之声都会被认为是谋反。虽然法王承诺的贷款利率比英国高一倍，可在战争最关键时，权贵们依然偷偷将资本投向英国；因为他们也知道，经过宪章运动等，英国人民意志足以约束国王的权力，钱交给他们至少是安全的。路易十八曾派著名经济学家萨伊去英国考察，以探寻英国优势的根本；萨伊在后来的报告中直言不讳：“英国的优势，主要不是因为军事力量，而是在于其财富和信用。”[824]
从这段历史来说，银行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金钱不会推动世界运转，“相反，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战争——塑造了现代经济生活的体制：税收官僚机构、中央银行、证券市场和股票交易所。”[825]银行对国家是如此重要，1781年的英国首相诺斯甚至认为，银行已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1750年，伦敦有20家银行，20年后发展到50家，1793年英国的银行数量已经超过400家；到1810年，伦敦以外开设的“乡村银行”也发展到将近八百家。与此同时，新出现的纸币更助长了经济的繁荣。[826]
英格兰银行成立后，英国的贷款利率从之前的12%迅速下降到8%；到1752年，又下降到3%，从而使英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得优势。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大开“赤字财政”之门；资本家通过国债成为国家的债权人，从而掌控了国家权力。因此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就是因为它与国家是一回事。”
19世纪初，犹太人内森·罗斯柴尔德在英国创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从此就借助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大发战争财，甚至一度将全世界将近一半的财富收入囊中。他曾说：“我不管坐在日不落帝国宝座上的傀儡是谁，控制英国货币流通的人才是实际控制英国的人，而我控制着英国的货币流通。”一位普鲁士驻英国的外交官毫不夸张地说：“当内森发怒时，英格兰银行都在颤抖。”
具有存款、贷款、汇兑、储蓄及信用中介功能的现代银行，是随着资本主义一起出现的。银行拉丁文Banca的原意为长凳，代指早期意大利的货币兑换商。美第奇银行成立于1397年，威尼斯银行成立于1580年，这些早期的银行都服务于罗马教廷。西欧应被视为现代银行的发源地。工业革命之后，银行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遍布全世界，成为现代商业文化的典型象征。
现代银行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复式记账、支票和纸币的发明。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关于“欧洲的商业如何从原始落后状态产生出来”，他给出的答案是——不断遭受国王和贵族们敲诈勒索的犹太人发明了汇票。就商业史而言，汇票的发明确实是“一个堪与罗盘和美洲的发现相媲美的事件”，资本从此能够自由地流动。复式记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极其重要。这种数字图表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赢利情况，从而使追求利润的公司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单位；公司的财产不再与家庭、庄园和其他财产混杂在一起。黄仁宇常说，没有“数目字管理”，是中国无法进入现代的根本原因。
银行的出现使“钱能生钱”，这在传统时代被视为剥削和罪恶；因为人们认为只有努力耕作才是正当的财富之路。货币本身所具有的自我增值法则一旦被利用，财富不再仅仅以实物的形式存在，而开始以几何级数膨胀起来。银行借钱给人们，并收取利息，不仅改变了财富积累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欲望的态度。大部分宗教教义都是禁欲的，而银行的出现则将欲望这只魔鬼放出潘多拉魔盒。从此以后，金钱摆脱时间的限制，债务成为理所应当；人们不仅拥有今天，也获得了明天。欲望的洪水一旦泛滥，被淹没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古老的生活方式。借贷这个幽灵，不仅仅改变了整个欧洲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甚至还有整个文化信仰。对于银行时代的新人类来说，现代社会的一切规则都由此演化而来。
在15、16世纪，为了支持远程贸易，一种新的金融经济出现了。银行与交易机构的完善，使越来越复杂的交换方式成为可能。英国保险业略晚于银行。1710年，太阳火险公司开始营业；十年之后，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换保险公司成立。英国的金融财政体系至此基本完善。[827]
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828]
牛顿不仅确立了宇宙万有引力定律，还为英国率先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体系。他将黄金的价格定为每盎司（纯度90%）三英镑十七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这个基准如同格林尼治时间一样，成为货币的价值标准。在此后200年中，英镑在世界范围内维持了不可思议的稳定和信誉。传统上，一磅白银等于20先令等于240便士；1774年，英国以黄金取代白银的流通货币地位，“英磅”变成了“英镑”。货币本位是一种政府认定的货币标准，这是进入现代经济的基本前提。[829]1821年，英国首先采用金本位，随着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商业帝国，以黄金为基准的英镑也成为世界最强势的货币。
“货币和信用制度的运行，同语言和道德规则一样”[830]，如果说语言和文字的发明是为了表达感情和思想，那么货币和银行的发明则是为了体现欲望和权力。对于这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货币时代的来临，马克思充满忧虑，“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思想，最想消灭的大概就是货币；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则对金钱化的现代社会给予热情的欢呼：
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通过货币收入的限制，才感到那种由于相对的贫困而仍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许多人因此憎恨作为束缚象征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人们感到一种力量存在的媒介当作原因了。更正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831]
白银帝国
在道德家看来，“金钱是人类所有发明中最近似恶魔的一种发明”[832]。但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来说，金钱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可以缩短人与人的差距。金钱意味着自由，它让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创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用去抢劫和偷盗。“钱不是金属，而是信任的结晶。”[833]用历史学家赫拉利的说法，金钱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在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钱是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加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使陌生人之间可以携手合作。[834]
金钱几乎与文字出现在同一时期，它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835]
当人们愿意用一种可以长期保存，而不是即时使用的东西来做支付工具时，货币就诞生了。货币的使用会强化其货币功能，同时会促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货币作为一种公共媒介，它只有被人们普遍接受，才能成为法定货币。一种物品要成为货币，必须具有易保存、不变质、易识别、可携带，以及必不可少的珍稀性，这是其价值的根本。纸币的珍稀性是由国家对印钞权的垄断人为造成的。相对而言，在前现代社会，金属天然就具有珍稀性。在世界货币史中，普遍采用金属作为货币，而且几乎都是圆形。铸币体系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体系，起源于希腊；一种是东方体系，起源于中国。西方货币大多都采用金银类的贵金属，铸币为实心，币面以人物或鸟兽植物为主；东方货币大都选用铜铁锡等贱金属，中央有方孔，币面为文字。
“中国数千年上下通行之宝，惟钱耳。”[836]青铜时代之后，中国长期以铜钱作为主要货币；从秦代的“半两”、汉代的“五铢”直到清代的“光绪通宝”。铜钱这种低值货币比较吻合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导致的小规模商业交易。对中国这个农业帝国来说，始终没有稳定的货币制度。铜钱既没有总量限额，也没有时间限制，官铸、私铸、地方铸都有，各朝的铜钱都可以用，而且在名称、形状、成色和重量上差异很大，有古钱、今钱、大钱、小钱之别。一般都将铜钱穿起来用，500到1000枚为一串，也叫一吊、一贯或一缗，其购买力接近一两白银。
从现代观点来看，铜钱并不是纯粹的货币，它本身不仅具有货币功能，也具有金属功能，而且其购买力也常常跟其金属价值等同。当货币功能低于金属功能时，人们会将铜钱熔铸成铜器；反之，则熔铜器铸成铜钱，故此铜钱波动很大。无论是战乱时期，还是商业繁荣时期，货币供应都极为紧张。特别是宋朝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一亿，工商业和城市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弥补货币的短缺，先是铸造价值极低的铁钱，后来发展到纸币。由宋朝官方发行的“交子”、“关子”和“会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是现代纸币的最早起源。
作为纸和印刷术的发源地，中国发明纸币并不奇怪。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完全丧失了其本身价值，而成为一种信用货币。从北宋起，纸币已经与铜钱并列成为官方的法定货币。这种颇具现代性的货币体系一直延续到元朝和明朝，通货膨胀总是周期性地爆发。每一次王朝崩溃的背后，都离不开滥发纸币的阴影。虽然白银从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当作货币使用，但直到明中叶以后，来自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银大量流入，白银才成为中国主流货币。这与当时的纸币体系崩溃有很大关系。[837]
为了寻找黄金，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欧洲从此走上历史的中央舞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欧各国群雄争霸，轮番登场，除了传统的奴隶贸易，来自美洲的金银成为欧洲兴起最大的原始资本。“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至少从1500年到1800年这3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实际上是唯一的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这一点的。”[838]自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之后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839]据东印度公司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到道光十年（1700—1830），流入中国至少有五亿元白银，这些外国银元价值合一亿英镑。明清时代的中国出口高附加值的商品，换取了大量贵重金属，这种“白银坟墓”难免引起欧洲重商主义政府的不满和愤怒。1811—1826年，作为最大白银产地的西属美洲爆发独立运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白银短缺，英国不得不以鸦片来支付巨额茶叶贸易，输华的白银随之骤减，乃至白银倒流。鸦片战争其实是白银战争，与其说是因为鸦片，不如说是因为白银。鸦片贸易使清政府国库储备的白银从1793年的七千万两减少到1820年的一千万两。[840]当初大量白银的流入使中国货币体系得以完善，而后来的白银流出则使之濒临崩溃，从而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导言中说：中国人用大量的白银购买鸦片造成白银外流，实际上这只是“还债”，因为在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之前，英国“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是用西班牙白银换来的”。[841]
鸦片战争之后，价值低、重量大、品种杂的铜钱作为货币已经被边缘化。“番银自嘉庆时入中国，其初每钱直六七百文，道光间盛行，公私出入，非此不济，直亦渐长至千二三百文。”[842]晚清时期的鸦片贸易和对外赔款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钱贱银昂，商民交困”。1782—1832年间，人均税赋翻了一番。1851年，南方爆发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
早在后母戊鼎时代，中国在铸造技术上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此后的三千年间，大量生产的铸钱一直是中国铸造业的代表作，据《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五年就铸五铢钱280多亿；清顺治时每年的铸钱量200万缗，即将近20亿枚。铸币过程从生产组织到分工协作都极其严密，但始终停留在手工工场的水平，铸币质量也参差不齐。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币制的紊乱情形，实为西方各国所未有”[843]。中国的金属货币基本都是以重量代表其价值，特别是金银类贵金属，块状、饼状，还是条状并不重要。中国古代铸币主要采用钱范或母钱翻砂铸造，是浇铸的而不是冲压的，所以每一枚都需要以手工修边。西方传统上采用机械冲压，可以压铸出非常精细标准的钱币，后来发明了辊轧机和螺旋式冲床，基本实现了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法令：“所有铸币应当尽可能地以机器铸造，其边缘应饰以纹理和文字。”牛顿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期间，对铸币的标准化进行了多项改进，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八倍。一个世纪后，瓦特为伯明翰的皇家造币厂专门设计了蒸汽动力冲床，可直接用新图案替换原图案。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新式铸币机所到之处，便会迅速改写其货币体系。
机器压铸的外国银币无论成色还是重量都非常统一，而中国银锭每次交易都需要称重和鉴定成色，因此后者逐渐被前者淘汰。特别是墨西哥制造的西班牙银元（“鹰洋”）最受欢迎。道光时期，西方银元已经成为中国的法定货币，被各省用来缴纳赋税。“清政府虽然提供地方使用的通货，也规定了银锭的形式和重量，但是它对前朝货币的放任流通，对国内或国外私币以及私人发行的银、钱票未予管制，这都说明中国不存在货币主权的概念。”[844]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伯明翰引进冲床和技术人员，设立广东造币厂，1889年建成投产后即开始铸造法定银元“龙洋”。1893年，张之洞又开办湖北银元局。在铸造银币的同时，他还发行了与银两等价的纸币；考虑到印刷质量和防伪，这100万元纸币全部委托日本大藏省印制。[845]
对中国现代史来说，张之洞无疑是最具有开创精神的政治家。“机器铸钱，制精工速”，各省纷纷效仿，引进制币机器；一时银元供应过剩，且品种杂乱，导致“龙洋”反不如“鹰洋”通用。1911年时，在中国流通的“鹰洋”将近五亿元。这种混乱直到民国三年（1914）才被标准的“袁头币”统一。根据《国币条例》，“一元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与此同时，标准化的机铸铜元也取代了古老的铜钱。随着西方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推行，国际市场白银价格大跌。从1890年到1911年，中国白银兑美元的比价下跌了一半，白银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成为压垮天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末日的商帮
马克思说过：“商品没有腿，不会自己跑到市场上去。”明朝初期，为了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供应难题，不得不借助商人势力，出台了开中制度。商人用粮食物资从官府换取盐引，凭盐引获得食盐运销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明朝的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的山西和陕甘，陕商和晋商因此崛起，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商帮文化的产物。梁漱溟先生指出，在西方，商业一般依靠海上交通，以国际互市为大宗；但中国因为长期海禁，闭塞的西北内陆反倒领导东南沿海。[846]
从18世纪初开始，来自西方的银元逐渐改变了中国的货币格局。白银随之取代传统的盐茶马布，成为这些商帮的主要商品。与传统商品相比，白银价值更大，需求更广，因其成色来源不一、规格和品种繁多，再加上不同地区和时间的价格波动，白银贸易利润高，交易量大；当然也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一个学徒需要多年才可以掌握白银的鉴别技能。18世纪末，从事银钱交换、收受存款、出放贷款的私人钱庄大量涌现，这反过来也促进了银元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
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以跨省为主，钱庄则逐渐本地化。钱庄根据客户的存款额度，发行不记名可流通转让的银票，这实际就是准货币。票号以连锁形式构成强大的金融网络，推动了民间资本的聚积和手工业的发展。以票号著称的晋商在鼎盛期其资产约有一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庚子年间，山西票号成为清朝户部临时金库，之后又承担了庚子赔款的存汇业务，400多个分号遍及国内外100多个城市。[847]以日升昌和胡雪岩为代表，这些票号和钱庄的生存基础是地区阻隔和白银的非标准化，随着铁路、电报、银元、纸币和银行的兴起，便迅速衰落。
亚当·斯密指出，大凡一个新式的经济机构，与一个落后的经济机构相抗衡的时候，前者必有利用其组织上之优厚条件凌驾后者的趋向。1900年，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代替传统白银的流通，这对票号和钱庄构成致命的一击。“山西钱庄实为票行，偏重于中国传统之汇兑业务，而不能发展为现代性银行。巨商大贾在这种落后的商业组织中，能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短期内获得暴利。”[848]山西票号曾依靠战乱而崛起，最后也在时局动荡中损失惨重，特别是清朝的覆灭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作为偏居内陆的家族企业，山西票号的保守也阻碍了其向现代股份银行的转型。很多年后，这些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只留下一些青砖灰瓦的院落，供后人流连忘返。
与票号和钱庄相比，历史悠久的典当行无疑更具中国特色。作为存贷款的商业金融机构，票号和钱庄的服务对象以大客户和官府为主。对一般普通民众而言，可提供日常性的存款与贷款服务的银行其实是典当行。明清时期典当业的发展远在钱庄之上。特别是徽商和晋商，有“无当不徽”和“无西不成当”之说。乾隆年间，全国典当铺多达两万余户，北京四九城就有300余户。和珅被参奏大罪之一就是“通蓟地方当铺、钱铺资十余万，与民争利”；其开办的典当行总共有75处，资本金高达白银3000万两。
就中国历史而言，在钱庄和银行未出现前，典当业一直扮演着城乡平民融通资金的民间准金融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当行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经济史和生活史。对一个古代的中国人来说，为了维持农业、手工业的再生产和解决生活急需，典当行是以抵押物品形式贷得资金的唯一去处。对贫穷时代的人们来说，典当行的意义远非今天的银行可比，因为那时人们的财富基本没有多少富余的，身无余钱，家无余粮者，比比皆是。因此典当行有“穷人的后门”之谓。即使到19世纪晚期，仍在经营的当铺还有7000家左右。
典当业和银行业具有同构性，只是金融业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两种不同业态。传统典当行以富人的大额存款和穷人的小额贷款为主，现代银行则以穷人的小额存款和富人的大额贷款为主；或者说，前者是把富人的钱借给穷人，后者是把穷人的钱借给富人。典当业侧重救助穷人的生活，银行业偏重支持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中国传统商帮的核心产业，典当也和票号钱庄一样，最终被现代银行取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廷户部以典当为厚利行业而收税反轻，从当年起，每家典当行的年纳税额从5两增至50两。这一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现代银行。在此之前，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汇丰银行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商人，但是他们不能被看作大资本家。”[849]无论从组织架构、资本来源、运营管理还是商业环境看，明清商帮都与现代企业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都已成明日黄花。[850]口岸开放后，显赫一时的“十三行”便日落西山；当中国茶叶失去国际市场后，徽商也黯然退场。黄仁宇指出，商帮“这种商业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法人地位之趋向”[851]。
事实上，作为资本密集与人才密集的金融业，山西票号在管理上不乏创新。比如创办日升昌的雷履泰发明了汉字密码，此外还有“以股分俸”的股份制。山西票号的股本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财股）是东家的本钱，身股则是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股；有的票号甚至身股数量大于银股。大德票号银股占20股，身股占24股；1908年每股分红两万两，这是一个极其可观的数字。与晋商类似，陕商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东西体制”，资本所有者为“财东”，实际经营者为“掌柜”。商号成立时制定“万金帐”，包括序言、各项权利义务条款和股份资本数额。掌柜由东家聘用，可按“财六人四”参加分红。[852]
除了票号，投资较大的煤矿和盐矿开采也普遍采用了股份制，虽然这与现代股份公司仍不可同日而语。以北京门头沟煤窑为例，当时开一座中等规模的煤窑，需一千多两官银作为本金；虽然这些煤矿不需要蒸汽机，但购置各种开采工具仍需数百两银子；在出煤之前的人工开资也需800两银子左右。这些加起来至少一次性要投资两三千两；如果同时开数座窑，投资则更大，因此一般都是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
自贡自古就有盐井开采。采盐是系统工程，它涉及土地租赁、卤水开采、卤水运送、成品加工、食盐销售等诸多方面。一口盐井钻探几年后方能“见功”，如资金链断裂，势必前功尽弃。而出卤后能否盈利，也还要靠老天保佑，毕竟有的井高产，有的井贫瘠。陕商为防范风险，设计出复杂的金融工具，既平衡了各方利益，又保证了持续投入。这与美国资本家进行早期石油开采时的做法类似。而且这些盐业大亨大都是白手起家，依靠高度成熟的专业经理人制度。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在清末，自贡完全自发地实现了产业升级：自贡初期靠吸卤炼盐，随着卤水井越来越少，人们找到了储量更丰富的岩盐资源。将水打入地下，充分溶解矿盐后再吸出来，自贡商人迅速完成了从发现，到实验，再到量产的全部环节，在不经意间，他们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盐方式，将产能提升至现代企业的水准。[853]
经济学家梁小民分析晋商成败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治、保守和排外是最大病根，“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在这种企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人。财股与身股并不是现代意义的股份制，而是协调内部关系、激励员工的一种手段。”[854]在一定程度上，公司这种现代机构完全是法治的产物。晚清时期出使英伦的刘锡鸿在考察报告中写道：
洋人每有创建，皆商民合凑股份，谓之曰公司。虽数千万金，不难克期而办。凡凿山开河，穷天究地，制造奇器，创置新埠，罔不恃此，所谓众擎易举也。中朝兴建大事，辄须动用国帑，夫安得不自阻？然使欲效其公司所为，则又有不可强致者。欺诈之风，流行日甚矣。数人合伴，以业商贾，资本或仅千百缗。苟非身亲注睇其间，犹辄为同伙攘窃以去。况数千万金之重，谁则信之，而肯通力以合作哉？[855]
“公司”二字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但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组织则是晚近的事情。孔子曰：“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庄子曰：“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大清十三行的垄断专营权均被废止，各种各样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交易等现代公司制度和金融制度纷纷进入中国。1872年，中国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正式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轮船招商局的章程中称：“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之有公司也，原系仿照西商贸易章程，集股办理。”十年之后，轮船招商局分支机构已遍及海内外，年利润达160万两白银，股票从原值100两升至253两。
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856]
梁启超指出，法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考验，“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857]。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行民营，但最终被迫撤股的却是私人股东。盛宣怀以官方督办兼商方总办身份入主公司。这成为十多年后“铁路风潮”的预演。
组织的革命
“西方真正意义上转型的关键时期是19世纪，当时权利开放是以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权利开放以及西方社会转型的结构在进行。”[858]进入19世纪后，英国走向现代和自由的步伐明显加快。1824年放宽《劳工结社法》，1846年废除《谷物法》，1862年通过了《公司法》。创立股份公司从一项精英特权变成一种公民权利，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而只需要七个人共同签一份组织章程。《公司法》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允许人们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自由自愿地组建一家企业，支持着现代公司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使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现代性的信任关系，这使公司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家族企业。
作为《公司法》的幕后推手，罗伯特·洛虽是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却反对赋予下层民众以选举权，他认为这些人“心目中完美的股份公司就是人人都是董事”，而英国实现民主的前提是“教育我们的主人翁”。在他心目中，股份公司就是“共和国”，股票就是选票，股民就是选民。罗伯特无疑将《公司法》的颁布视为一场现代公民运动的预演。
就这样，股份有限公司终于作为一项制度被法律固定下来，其典型特征是有限责任、投资权益的自由转让和公司的法人地位。所谓法人，就是由一些人联合建立的这个组织有它独立的生命，而之前的私人企业、家庭企业及合伙企业，基本都建立在家庭财产基础之上，以个人和家庭做担保。这个虚构的实体拥有永久时限、有限责任以及类似过去封建主一般近乎完整的主权；其享有的权益可以分割为更小的股份用来交易，而这部分股份也构成资产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公司在内化市场交易过程中节省了交易费用。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的注册，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英国因此真正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在这场以西方殖民运动开局的现代化进程中，很多人只看到了船坚炮利，而忽略了背后的法治精神——
西方国家征服世界凭的是两手，一手是武器，一手是法律（道理）。如此，野蛮的军事实力就能借助于国际法的道义和法律权威，把征服世界变成为某种殖民教化工程。有了合法性话语，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展开的所有杀戮和掠夺行为，就都变成了高尚的事业。[859]
“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他居然能找到一群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他。”[860]卢梭的这段话用来解释公司的诞生是颇为形象的。在公司体制下，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个人的努力或工作无关的，资产所有者可以不劳而获。在一种无形的力量操纵下，他人的劳动可以使资产持续升值。允许人们不亲自参加工作和从事生产而获得利润，这或许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
企业比公司的历史悠久得多。中世纪欧洲其实也有很多企业家，比如各种店铺和手工场。进入工业时代后，拥有技术专利和巨大资金的现代企业依靠公司制度，控制了越来越多的人员，以及越来越大的市场，直至实现彻底垄断。19世纪之后，为股东共有而且雇用职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的现代公司，逐渐取代了自己拥有和管理的传统家族公司。一个典型的家族公司是德国克虏伯。到1903年，它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私人工业企业；经营范围包括西班牙的铁矿、德国的煤矿、埃森的钢厂和兵工厂，以及德美尼亚造船厂。无论钢铁、通讯、电力还是其他重工业，庞大的公司规模远远超出了单个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因此必须进行一场公司革命。在全新的管理结构中，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新兴阶层。
在公司体制下，机构的理性总是要高于个人的理性。正如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说，合作和自利两者结合得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公司。19世纪的兰开夏纺织企业根本无法利用规模经济，进入20世纪，世界范围交通和通讯网络的建立，意味着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美国许多新兴工业企业通过不断兼并购买，走向扩张与垄断，向巨型公司迈进。1870年，31岁的约翰·洛克菲勒创建了美孚石油公司，之后他以软硬兼施的手段一口气吞并了22个竞争对手，甚至在48小时内连续买下6家炼油厂。
公司诞生于欧洲，成熟于英国，发展壮大则是在美国。在美国这个新兴国家，平等主义和反特权的态度比欧洲更强烈。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就像一个股份公司。美国实际是50个“state”组成的联盟（合众国）。“state”的意思更接近于“国家”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州、县”。每个独立自治的“州”（state）都有自己的“国名”、“国旗”和法律，如加州全称“加州共和国”，而夏威夷“国旗”则继承了英国米字旗。美国真正的政权实体是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按照美国宪政体制，人民向“州政府”授权，“州”向“联邦”授权，国会类似董事会，国会议员由各州公民选举的代表出任。[861]如果说“州”是股东，那么“总统”和“联邦”则是职业经理人团队。
美国建国伊始，最高法院就颁布法令，允许自由开展跨州商业活动，并颁布了联邦专利法，确立了公司这一商业组织形式。这些法规减少了公司责任，成立公司不需要特别许可，为项目融资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铁路和运河这一类大型工程中，往往需要大量资金，股份公司无疑提供了一种最理想的融资方式。1800年，美国已经有335家商业公司。到19世纪中期，有8个州颁布了普通股份公司法。
普通股份公司法律的实施是政治问题的一个经济解决方案。普通股份公司允许任何人有权利成立这种有价值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为一部分群体创建股份公司的特权。权利开放消除了与股份公司有关的腐败和租金创造。19世纪50年代初期以前，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权利开放已经制度化了。[862]
从1810年开始，被拿破仑打败的普鲁士以国家取代教会成为大学的资助者。柏林大学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大学的滥觞。大学成为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的中心，人文科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新体系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地位。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体，研究新事物，发现新规律，增长新知识成为大学的最高使命。教育与科学推动了现代德国的崛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赢得1870年普法战争的胜利。
法国政治家米拉波说：“从有世界以来，有三个大发明在极大程度上给政治社会带来安定；这些发明，与其他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许多发明无关。第一，是文字的发明，只有它使人类能把其法律、契约、历史和发明照原样传达下去。第二，是货币的发明，它使各文明社会联结起来。第三，是经济表，它是前二者的结果，并使它们更完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发现，而我们的子孙将从此获得利益。”实际上，在这三个发明之外，应当再加上大学和公司。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500年前发明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与其相配的股票这一金融技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式资本主义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换言之，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也就不会产生多大的价值。
工业革命的辉煌历史证明，只要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呈现出几何级数。公司出现之后，创新不再是特例，而变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从此以后的很多新知识、新发明和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有80%以上都是由公司主持完成的。
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通常都是从家庭和家族开始的。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传统帝国分崩离析，跨国公司如鱼得水。一方面国家在不停地独立和分裂，另一方面公司在不停地兼并和合作。1800年，著名合伙人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一起退休，将博尔顿-瓦特公司交给他们的儿子马修·罗宾逊和小詹姆斯·瓦特。时至今日，美国90%的注册公司仍然都是家族企业，尽管其余的10%在经营活动中占有更大比例。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家族企业很少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在美国，拥有100名以上雇员的公司在所有注册公司中只占0.5%，但他们却雇佣了60%以上的劳动力，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就经济和影响力而言，公司与国家这两种现代组织难分伯仲。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了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
如果说没有公司就没有美国，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是美国的综合实力显然离不开它所拥有的550万家公司。200多年间，勇于冒险、创新和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美国精神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那些灿若群星的公司领袖一点儿也不比政治领袖逊色，甚至说更加伟大。
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快速财富兑现机器，激发更多人投身于科学研究，并催生了创新文化。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交易量最大的股票市场。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铁路、电话、汽车、电脑等股票高潮。要是没有美国的股票市场，一个创业者想要获得成功，可能需要付出更长时间的努力；股票将可预期的财富提前实现，使创业周期大大缩短。1947年，乔治·多里奥特创立了世界第一家风险资本投资公司——美国研究和发展公司（ARD），并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上市；ARD为许多“纸飞机”装上了“引擎”，它们包括苹果电脑、联邦快递、宝丽来、康柏电脑、基因工程技术公司等。作为全球首家电子化的股票市场，建立于1971年的“纳斯达克（NASDAQ）”，几乎涵盖了所有高新技术行业，使很多年轻创业者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亿万富翁——这在传统经济市场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与早期公司不同，现代股份企业实现了财富的社会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判断，即通过大量的股份化，财富已经从少数资本家的手中转移到广大中产阶级手中。
公司的出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革命之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与其说政党、国家、宗教是现代社会的缔造者，不如说是股份有限公司缔造了现代社会。西方文明的成功多半应归功于科技上的强势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最好指标。
公司深深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秩序和文明观念——
公司的一个影响是带来了某种平等，它打破了某些观念，比如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贵族或富人才有权享有，比如有些人生来就高人一等。[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