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
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不属于我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
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不知是几分钟过后，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棚顶是斜坡的棚顶，除了一张床，地下有一张桌子，一张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我好像住在幔帐中一般。
我口渴，我说：“我应该喝一点水吧！”
他要为我倒水时，他非常着慌，两条眉毛好像要连接起来，在鼻子的上端扭动了好几下：“怎样喝呢？用什么喝？”
桌子上除了一块洁白的桌布，干净得连灰尘都不存在。
我有点昏迷，躺在床上听他和茶房在过道说了些时，又听到门响，他来到床边。我想他一定举着杯子在床边，却不，他的手两面却分张着：
“用什么喝？可以吧？用脸盆来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带来的脸盆时，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发现，于是拿着刷牙缸走去。
旅馆的过道是那样寂静，我听他踏着地板来了。
正在喝着水，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单上，我用发颤的手指抚来抚去。他说：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床单有突起的花纹，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心想：不错的，自己正是没有床单。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
“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现在连枕头都有。”说着，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
“咯咯——”有人打门，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
“也租铺盖吗？”
“租的。”
“五角钱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说不租，郎华也说不租。
那女人动手去收拾：软枕，床单，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床单夹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夹在她的腋下。一秒钟，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
我虽然是腿颤，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我也要站起来，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
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
晚饭以前，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的。
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黑“列巴”和白盐。
晚饭以后，事件就开始了：
开门进来三四个人，黑衣裳，挂着枪，挂着刀。进来先拿住郎华的两臂，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脸，两手还是湿着。他们那些人，把箱子弄开，翻扬了一阵：
“旅馆报告你带枪，没带吗？”那个挂刀的人问。随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个长纸卷，里面卷的是一支剑。他打开，抖着剑柄的红穗头：
“你那里来的这个？”
停在门口那个去报告的俄国管事，挥着手，急得涨红了脸。
警察要带郎华到局子里去。他也预备跟他们去，嘴里不住的说：“为什么单独用这种方式检查我？妨碍我？”
最后警察温和下来，他的两臂被放开，可是他忘记了穿衣裳，他湿水的手也干了。
原因日间那白俄来取房钱，一日两元，一月六十元。我们只有五元钱。马车钱来时去掉五角。那白俄说：
“你的房钱，给！”他好像知道我们没有钱似的，他好像是很着忙，怕是我们跑走一样。他拿到手中两元票子又说：“六十元一月，明天给！”原来包租一月三十元，为了松花江涨水才有这样的房价。如此，他摇手瞪眼的说：“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华说：“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经理。”
郎华从床下取出剑来，指着白俄：
“你快给我走开，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张着跑出去了，去报告警察，说我们带着凶器，其实剑裹在纸里，那人以为是大枪，而不知是一支剑。
结果警察带剑走了，他说：“日本宪兵若是发现你有剑，那你非吃亏不可，了不得的，说你是大刀会。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来取。”
警察走了以后，闭了灯，锁上门，街灯的光亮从小窗口跑下来，凄凄淡淡的，我们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国人，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
（作于1935年3至5月间，刊于1936年7月1日上海《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署名悄吟）
